《旧金山画记》：富于魅力的中国传统文化书写与传播

郭莉芝

（湖南科技学院 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湖南 永州 425100）

蒋彝（1903—1977），美籍华裔作家，被誉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1933 年，因不满国民党官场的腐败，蒋彝辞去九江县长；同年6 月，他只身前往英国开始了长达44 年的海外生活。1937 年，他的首部英文游记《湖区画记》（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akeland）以哑行者为笔名由乡村生活书局在伦敦出版。蒋彝一生共创作了13 部游记，其中1964 年问世的《旧金山画记》（The Silent Traveller in San Francisco），不仅是作者10次游历旧金山后的体验与感受总结，而且充分表现了其对中国文化的书写特征。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地位的日益提高，国内学界对蒋彝的研究不断增多，代表性成果有任一鸣的《蒋彝游记的跨文化语境》（2008）、王一川的《〈中国之眼〉及其他：蒋彝与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对话》（2012）、范晨的《蒋彝游记书写中的身份建构》（2021）以及陈国兴的《蒋彝<中国书法>的跨符际英译实践研究》（2022）等。这些研究对蒋彝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作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蒋彝的文化传播方式对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目前，学界还没有专门探讨《旧金山画记》的研究成果。鉴于此，笔者试图从多样态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现、诗书画一体的杂糅性书写以及异质文化间共通性的寻求等方面，对《旧金山画记》富于魅力的中国传统文化书写与传播进行探究，以期在丰富国内蒋彝研究的同时，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提供文本策略参照对象。

一、多样态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现

作为一位在中国生活了30 年的华裔作家，蒋彝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其海外生活和创作的文化根基。他以“中国之眼”来审视海外的异质文化，以英语写作展现多样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从1953 年起，他先后10 次来到旧金山，并且每次都会用“粗略的写手生和潦草的字迹记录我在各处留下的足迹”[1]1。与之前游记不同，《旧金山画记》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种样态。

首先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介绍。蒋彝时常在其哑行者系列游记中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古代作家及其作品，其中出现在《旧金山画记》的有屈原、王维、李白、朱淑真和蒲松龄。在《殊途同归》中，作者引用李白《送友人入蜀》中“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两句来描述与同伴驱车前往索萨利托途中的感受。在《攀登危塔》中，当攀登至金门大桥桥塔顶端时，作者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屈原及其《离骚》。“他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相信大自然中万物皆有生命、可依随人意加以塑造的信念。”[1]51《啧啧称奇》开篇就借用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序言引出金门公园令其啧啧称奇的话题。《思乡情苦》在讲述中国元宵佳节灯会时，引用了宋代女诗人朱淑真的《生查子·全年元夜时》全词。“这首诗——更确切地说是一首词——由一位恪守儒家礼教、不敢表达相思之苦的女性写成。从诗中的痛苦之情，我们能够想象数百年前一个元宵灯会上发生的事情。”[1]205-206《中秋月夜》中，作者登上电报山赏月之时，“脑海里浮现出中国伟大诗人写的很多著名诗句，因为月亮是中国诗歌的典型意象之一”[1]231。他先后引用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两行诗句和李白的《月下独酌·其一》全诗，用以描绘此时此刻的心境与感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引用的作品有的是作者本人翻译的。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之作翻译给海外读者，不仅有利于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而且也形成了《旧金山画记》对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书写策略。“其译文不仅是英语文学呈现的中国古典诗词，还是欧美城市景观或山水风光对原作的情景注解。”[2]134蒋彝在《旧金山画记》中以互文文本并置的方式，为海外读者接受中国古典文学创造出了一个阅读语境，使其可以在互文性文本中感受和体会中国传统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其次是对中国民间习俗的介绍。在中国生活了30 年的蒋彝熟知中国的民间习俗，对中国民间习俗的翻译成为其海外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领域。哑行者系列游记中的《旧金山画记》就有多处讲述中国民俗习俗的内容。《思乡情苦》中，作者以细腻的文字描述了1953 年2 月在旧金山欢度春节的经历与感受，这也是他阔别中国20 年后在旧金山度过的首个春节。他说：“这里的春节与我在《儿时琐忆》一书中《过年》里描述的活动有所不同。在这个传统节日上，灯会是最有趣的事情之一，灯会上的龙灯戏珠尤其如此，通常从除夕晚上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按照中国阴历，这是一年中第一个满月之夜。”[1]205接着，他又写道：“灯会是春节的一部分，但没有人知道它在中国产生的确切时间。根据历史记载，我们知道它在公元7 世纪的唐朝就已经非常盛行了。春节期间的每个晚上，大街小巷和公共场合的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人，男女老幼都出来观看城里各种形状的花灯，观看色彩各异的衣装和名闻遐迩的美人。”[1]206随后，作者以近百字的篇幅较为详细地讲述了年幼时观赏龙灯的情景。最后，他说道：“我还对年幼时在故乡小城度过的一个个快乐的春节之夜记忆犹新。”[1]206由此可见，《旧金山画记》不仅记载了作者在故乡九江欢度春节的情景，而且以较为详实的文字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春节和元宵节习俗。《中秋月夜》中，作者开篇就指出，本章节的英文标题“Mooning Non-Mooniacly”中“Mooning”一词并不是他的原创，并认为，既然有“Sunning”（晒太阳）一词，为何不可以有“Mooning”（晒月亮）一词。“我喜欢‘晒月亮'。或许这是我的遗传因子，因为有那么多著名的中国诗歌描绘赏月。”[1]223接下来，为了说明“Mooniacly”是自己杜撰的词语，作者简要对比了自己在英国和法国赏月的不同体验，并由此引出电报山中秋赏月的经历。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秋节的文化内涵，作者综合运用了记述、抒情、议论等多种表达方式。如果说记叙是抒情和议论的基础的话，那么抒情和议论则是记叙的深化。就本章整体而言，描写电报山赏月的情形采取的是叙述的方式，对赏月过程中的体验与感触采用的是议论的方式，无论是叙述还是议论，无不饱含着作者的真情实感。通过记述、抒情与议论有机融合的表达方法，作者在表达对故乡的浓郁思念之情的同时，也向西方读者细说了中秋节的过节习俗、文化精神，具有情真意切、意味隽永、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最后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介绍。作为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耳濡目染的华裔作家，蒋彝在其哑行者系列游记《旧金山画记》里不乏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古代典籍的文字。《漫步沉思》中，作者在漫步市场街的过程中先后想起孔子的儒家思想、司马迁的《史记》和乾隆年间编定的武英殿版《钦定二十四史》。其中对司马迁的《史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例如出生于公元前145年前后的司马迁独立编纂出《史记》。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的历史，起于远古时代，迄于公元前100年左右，凡130 卷，多达526500 字。”[1]24-25在这里，蒋彝对《史记》的内容、成书时间、卷数和字数分别作了说明，为西方读者了解《史记》提供了信息。《盘曲松柏》中，目睹帕西菲克格罗夫黑脉金斑蝶迁徙的奇景时，作者不禁想起了《庄子·齐物论》里庄周梦蝶的故事。“他在一个著名的段落里描述他曾经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快快乐乐地飞来飞去。”[1]333并由此发表感慨“人”与“蝴蝶”仅是一个名词，人们不应过分区分两者，因为一切都是幻象，“我们只能在自己转瞬即逝的人生中尽量享受生活”[1]333。在描述洛博斯角的柏树时,蒋彝认为，古代的中国人早就将柏树视为坚贞的象征，数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将之作为描写的对象，有不少的中国书籍记录了一些伟大的艺术家通过观察虬曲的老松树和柏树从中获取灵感并创造出新的书法风格的故事。《兼爱天下》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除了孔子，中国还有两位重要的哲学家，他们分别是老子和墨子。前者的思想体现在《道德经》里，后者的思想表现在《墨子》中。通过对比孔子、老子和墨子的思想，作者最后认为，“儒家思想强调对人的爱，道家思想强调大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而墨子强调对所有生灵的爱”[1]167。他在《旧金山画记》中多次引用中国的古代典籍文献，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古代名家的思想主张，更重要的是以此作为与画记所叙对象之间的互释，为作者倡导异质文化的求同提供书写策略，以寻求中西文化之间交流与对话的空间。

二、诗书画一体的杂糅性书写

虽然说图像叙事不是中国文学独有的写作方式，但其能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充分融汇在文学创作中，并因此形成一种诗书画一体的杂糅性书写形式。“在英文游记中使用中国绘画的传统方法，不但可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在潜移默化中宣传了中国传统艺术，更是向英语读者昭示自己的中国人身份。”[3]233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蒋彝，善于在其游记中巧妙运用中国的绘画艺术。其诗书画一体的杂糅性书写方式，既形成了他区别于同时期华裔作家文学创作的独有风格，也让游记中的诗书画共同承担起文本的叙述功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径。吴世昌在《蒋彝其人其诗》中认为：“蒋先生书中的插画可独具一格，也是种类不一的：有彩色图版，也有单色素描，还有钢笔线条画。……而且他的插诗与中国古书中的插诗又不同，因为这些诗是用毛笔写的中国旧体诗，而大多数是他自己写的诗，当然也都译成英文。他的书法也颇有功力，甲骨文、金文、小篆、隶、楷、行、草都有，很引人入胜。”[4]蒋彝在哑行者画记中，综合运用诗歌、书法和绘画等多种表现手法，使其相互融合、相得益彰。这样，在其画记文本中，书法和绘画与文字一起担负叙事功能，为西方读者提供了耳目一新的阅读形式。与此同时，这种杂糅性书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文字叙述的不足，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说的意象意境提供了图像叙事，以中国绘画与书法的图画形式，为西方读者再现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景与情境，使其在阅读过程中获得形与意的双重阅读体验，并因此成功地实现了作者与读者的主体间互动。

就《旧金山画记》来说，蒋彝在封面的处理上就鲜明地呈现出诗书画一体的杂糅性书写特征。封面的上边，作者用中国的书法形式书写了书名和作者名的英文，封面的右侧则用中国的书法形式书写了书名和作者名的中文，封面的正中选配了作者亲手绘制的一张题名为《从双子峰上看到的市场和海湾》的彩色图画（如图1）。《旧金山画记》的封面设计精美别致，不仅富有典雅醒目的艺术效果，而且富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能够激发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就该画记正文内容而言，也表现出诗书画一体的杂糅性书写特征。作者在画记中时不时或以水墨水彩画或以铅笔素描图等形式嵌套在相应的行文之中。这样的插画形式，不仅起到了图像叙事的作用，也让西方读者在图文并茂中把握和理解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情感，让西方读者在中国传统画技中感受和体味中国文化。与此同时，作者在相应行文中附上的题诗，或以楷体或以行书等形式手书而成，并搭配上对应的英文。对那些不懂中文的西方读者来说，这些以不同字体撰写出来的中文诗歌虽然缺乏语义上的意义，但却具有书法审美上的趣味。“这便令书法之美在行文中得以多样化呈现，不仅有利于维持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在潜移默化中告知读者中国书法的艺术审美。读者在阅读时可以从英文对照版本中提取诗歌的意思，再与‘书'对照欣赏，从中获得意与形的双重阅读体验。”[3]234-235由此可见，诗书画一体的杂糅性书写让《旧金山画记》充溢着趣味性和可读性，其在给西方读者带来视觉冲击效果的同时，也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行之有效的传统路径。这种诉诸于视觉形象的艺术表现方式，突显了中文的象形特质和中国画技的笔墨特质，使西方读者在诗书画一体的视觉接受的环境之中，体会和感悟中国诗歌与中国绘画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图1 《旧金山画记》封面，1964 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蒋彝画记作品中的诗画内容大多数与所描写的对象有关。《旧金山画记》也是这样，其诗画内容多与旧金山相关。这些诗画或表现旧金山的城市风貌，或描写旧金山的自然风光，或再现旧金山的风土人情。如《漫步沉思》中，先后插入了《市场街》《罗尔斯顿纪念碑》《铸币厂》《洛塔喷泉》《墨水瓶屋与富国银行》《论战街》等插图，行文最后以一首七言诗结束。“旧金山的市场街确实已不复风光，但仍有其独特的习俗。……此前我从未在造访的其他城市遇到这样的习俗，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于是我写下一首小诗以资纪念。”[1]30-31在这里，蒋彝以一位中国人的眼光审视和关照旧金山，其笔下对旧金山书画一体的书写折射出一位华裔作家的文化心态。《旧金山画记》是蒋彝迁居美国后完成的作品，相比之前在英国期间完成的《湖区画记》等系列哑行者画记，这部画记突破了以往那种单纯以中国人眼光看问题的不足，开始采用一种中英混合的眼光看待问题，也就是说此时的蒋彝，是在多种文化的语境中进行他的画记写作的。“这种语境使蒋彝的游记文本越来越淡化单一民族的文化立场，而是呈现出一种欣赏普世文明的倾向。”[2]110因此，我们认为，蒋彝在画记中采取诗画书一体的书写方式，不仅仅是为了以文字以外的媒介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其在异质文化的创作环境下为了摆脱失语状态，以绘画语言和书法语言来表达自我，建立起与西方读者的交流和对话，为寻求异质文化间的共通性寻找有效表现途径的体现。如此一来，诗书画一体的杂糅性书写，既成为了蒋彝画记创作的重要策略，也成为他与西方读者建立关联的有效媒介，成为了异质文化求同的桥梁。

三、异质文化间共通性的寻求

多年的海外生活，让蒋彝深刻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对其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这种跨文化语境的写作，也使他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深思如何实现中西异质文化间的沟通与对话。因而，寻求异质文化间的共通性，以此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共建和谐共生的人类文化家园，成为了蒋彝哑行者系列画记表达的主导思想。

早在1935 年，蒋彝在其第一部著作《中国绘画》中就表达了寻求异质文化间相通性的思想。他说：“关于美和艺术价值，任何世界上两个民族或地区都不会有差别，显然的区别在于技巧和手法。”[5]在随后的哑行者系列游记创作中，他也曾多次谈及自己写作的动机。“我读了很多英文书，主要是有关中国游记一类的书，我发现这些书有欠公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心中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要从各色各样的人当中，寻出他们的共同点——而非他们的差异性或怪癖处——来描写我在伦敦和其他地方的见闻。”[6]“我是在‘性相近，习相远'的儒家思想影响下长大的。……我以求同而非求异为目的开始记录我的游历。”[7]由此可见，蒋彝在其哑行者系列游记的写作过程中，始终贯穿寻求异质文化间的共通性这条创作主线。笔者认为，蒋彝之所以强调这条创作主线与其所处的创作环境有关。“离散状态也是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文化记忆。”[8]刚到英国的蒋彝，因不懂英语无法与他人进行交流，严重的语言障碍使他成为了一位“哑巴”。与此同时，海外的生活经历也让他认识到华人受歧视的事实。有一次，蒋彝向英国警察询问中国银行的位置，却被当成日本人带到了横滨银行。这件事对其触动很深，使他看到了英国人对中国的文化偏见。19 世纪末以来，随着“傅满洲”系列电影的出现，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也越来越深，中国一度被视为落后、愚昧和神秘的国家，中国人被视为吸着鸦片、专门从事坑蒙拐骗和杀人越货的典型。身处这样的创作环境，蒋彝在创作过程中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书写出一个被西方读者接受的中国形象。纵观蒋彝的哑行者系列画记，不难发现，他的画记注重以“中国之眼”来应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自觉维护中国形象，试图通过寻求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共通性来表达人类的普遍情感。可以说，寻求异质文化间的共通性成为了蒋彝跨文化写作应对文化冲突的有力策略。这样做，不仅可以借此来弥合中西文化间的民族差异，也可以在不同文化间建立联系，让中西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存。“深刻的现代文明和文化体验，力求让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和谐共处，形成独特的文化融合视角”[9]构成了蒋彝画记的一大特色。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里程碑。”[10]蒋彝对异质文化间共通性的寻求是从自然景物开始的，因为他认为自然景物是最没有被赋予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物。就《旧金山画记》而言，蒋彝在描写旧金山的各类自然景物时，会时不时穿插中国的自然景物与之相互映衬。《笑逐颜开》中，面对旧金山花市中品种繁多的花卉，蒋彝不禁想起了中国的杜鹃花、山茶花、玉兰、芍药、蔷薇等花卉品种，并且随即引用威尔逊的《中国：花园之母》中的一大段文字来说明中国是花园之母。“我们不妨说，在这个国家乃至欧洲，没有哪个花园里没有来自中国的代表花卉以及各种最优美的树木、灌木、香草和藤本植物。”[1]116在蒋彝看来，无论是旧金山的鲜花还是中国的花卉都能给人带来喜悦和幸福，它们展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共通性，这便是花朵的使命。《鼾声如瀑》中，优胜美地的春天瀑布如同庐山瀑布，给蒋彝留下了深刻印象。春天瀑布如一幅美丽的中国卷轴，仿佛出自宋代的一位大画家笔下，用单色或浅色的朴素颜料描绘。“优胜美地的嶙峋山石有些地方跟中国的很像，实际上，它与我故乡庐山的一个部分有些相似。”[1]315即便是关于旧金山城市的描写，蒋彝也经常会将描叙的笔墨引向自然景物之中，使读者从中发现不同文化间的共通性。《思乡情苦》中，目睹旧金山唐人街的景象，蒋彝联想起了中国的四季景观，并由此认为，“如果不把种族、宗教、信仰、肤色、民族和政治强加给他们，他们是能够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的”，因为“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能作为一个整体而共同生活”[1]213。由此可见，《旧金山画记》向西方读者传达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异质文化之间存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的空间，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相似性和共通性，也正是这些文化属性，使得异质文化之间彼此可以感受和体验。携手共建和谐共生的人类文化家园，成为了蒋彝哑行者系列画记表达的重要观念。

纵观蒋彝的《旧金山画记》，不难发现，作者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民间习俗和中国古代典籍的书写向海外读者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借助诗书画一体的杂糅性书写策略使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进入海外读者的日常阅读之中，更新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们的阅读习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蒋彝，在多年的跨文化旅行中，坚守以“中国之眼”来观照和审视自己所处的创作语境，努力在中外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中寻求异质文化间的共通性。这也构成了蒋彝画记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写价值。旅居多年的蒋彝，在哑行者画记中不断强调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无论书写旧金山的金门大桥，还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他都用一种中国文人旅行的方式去发掘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独特的中国文化联想也构成了蒋彝画记独具特色的西方观察视野。因此，蒋彝身上与传统中国之间无法割舍的血脉关联，使其画记的写作手法和创作主题无不呈现出鲜明的中国书写特质，这也是其海外文学创作能够赢得读者认可的主要原因。总而言之，多样态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现、诗书画一体的杂糅性书写以及异质文化间共通性的寻求，构成了《旧金山画记》富于魅力的中国传统文化书写。蒋彝画记独具特色的中国书写，帮助他在跨文化交际的道路上找到了自己的创作之路，开辟了海外华人写作的新途径。蒋彝的画记，也给我们理解华裔作家的海外文学创作以重要的启示，为我国当下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流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