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德育视角下高校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指标体系的评估与构建

潘蓉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 300384)

隐性德育和显性德育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两种不同教育方式。高校课程中思想政治、思想品德、哲学常识等德育课程为显性道德教育,是赋予个体以科学的价值观、道德原则、行为规范,实现个体社会化的过程。高校课程中的学科教育承载了德育的隐性功能,担负着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的任务。其中,外语课程因其文化及价值体系特点易导致学生价值观向“西洋”文化趋同[1]。因此,在新时代外语人才培养视域下,外语课程已不再囿于知识传授及能力培养,而要聚焦于塑造学生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培养职业操守。

为此,本文聚焦外语课堂中的隐性德育功能要素,思考新时代人才培养目标下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模型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外语教学活动的实际调研与相关考察数据,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筛选隐性德育视角下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指标、完善评价指标量表,为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模型的构建以及外语课程德育功能实现的路径选择提供参考方案。

一、隐性德育与外语人才培养的理论要义

1.隐性德育与隐性德育课程

隐性德育和显性德育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两种不同教育方式[2]15。“隐性德育”作为正式概念于1968年由美国学者杰克逊(P.W.Jackson)提出,他指出,“隐性德育”是指学习者在接受科学文化和技术教育时,同时将自身的观念态度、行为动机、价值取向和心理健康状况等,通过间接和潜在的方式传递给受教育者[3]。

隐性德育的思想在我国古代早已存在,特别是先秦时期儒家、道家思想包含着丰富的隐性德育内容。其中以“身教示范”“熏陶化育”“以乐化民”“笃行隆礼”等与隐性施教相关的一些理论主张最为著名[4]。我国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对隐性德育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集中于隐性德育的内涵、特点、功能等方面。罗剑明提出“隐性教育是相对于显性教育而言的,它是指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对对象客体的思想、行为、情感、心理等形成影响的教育,如寓教于学、寓教于乐、寓教于管等方式都是隐性教育的重要形式”[2]179。王浩将隐性德育功能归纳为三点:第一,潜隐性的价值导向功能;第二,全面性的品德陶冶功能;第三,持久性的行为规范功能[5]。

杜威把道德知识划分为直接与间接道德课程,对于某一学科教学,直接的德育课程是直接道德知识的传授,而各个学科的德育渗透即为间接地进行道德知识的传授[6]。渗透德育源于“隐性德育课程”。周雪梅认为隐性德育课程的特征是:在德育实施中采用的方式是间接的,最终收获的教育效果也是无法预期的[7]。宫照敏认为隐性德育不仅在知识上影响学生,而且更多的是知识以外比如价值观、态度、情感、道德理念等内容,它对学生的影响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统一作用结果[8]。上述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隐性德育课程的实施对学生而言是潜移默化的,它避免了对学生进行正面说教,在具体实施时并非对学生进行强制灌输,而是通过精神文化和物质环境的影响教育学生。由此,本研究聚焦“课堂环境”这一关键词,以外语课程为研究对象界定隐性德育课程中影响课堂环境的相关要素,以期提升课程隐性德育效果。

2.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外语课程隐性德育功能

外语课程隐性德育目标需切合新时代人才培养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9]2018年国家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简称《国标》),并于2020年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国标》为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的准入、建设和评估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指南》进一步明确了全国高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点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使命,以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抓手,主动对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切实提高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和社会满意度。上述两则纲领性文件为建立外语人才培养的教育目标指明了方向。我国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了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纲要》规定了课程思政建设内容的重点与范围,为高校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10]。

教育界学者就高校外语课程中隐性德育功能进行了梳理与总结。罗蔓、王罗将外语课程中的隐性德育功能归纳为导向功能、激励功能、塑造人格功能、情感功能、行为规范功能[11]。英语课程是素质教育的良好载体,承担着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强化文化的传承与比较的重要功能。对标《纲要》中的课程思政要素,王雪梅、霍炜将外语教育中的德育功能进一步总结为借鉴外国经验与坚定中国自信、理解多元立场与传播社会正能量、学习外国文化与弘扬中国文化、贡献中国方案与通晓世界规则、升级中国制造与提升职业素养等五方面[12]。上述德育功能研究为外语课程建设供了理论支撑依据。然而这些研究定性分类归纳居多,实证及调查研究较少。

3.外语人才培养的全新课题与使命

在颁布《国标》、实施《指南》的新时代新形势背景下,反思外语教育发展历程,可进一步深入挖掘本研究的理论要义。追溯近代外语教育培养历程,从培养读“洋书”的人才探索抵御列强的途径,到改革开放以来,为经济建设、对外交往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外语人才,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始终与民族命运、国家发展息息相关[13]。长期以来,外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把外国文化介绍给中国,而进入新时代,外语教育进入了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的全新阶段。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形成的根本,国家的崛起和民族的复兴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第八部分集中论述了中国文化发展问题,其主题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14]

在当代高校外语教育承担了“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的新使命下,我国教育界学者针对外语教学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祝爱华、高凤江指出,外语教育要发挥其文化价值引领作用,在关注目的语承载的文化和思想的同时,更应该关心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与理解以及文化自信的养成。他们提出英语教学中培育文化自信的措施包括:修订突出中国文化价值的外语教材,强化民族文化认知;利用显性课程,加深民族文化理解;发挥教师文化人格的魅力,用榜样的力量感染学生;发挥校园文化的熔炉功能,培育母语文化自信的环境,鼓励学生参与文化实践活动,强化文化自信行为[15]。陈惠也指出要充分聚合外语教学场域的能量,通过丰富课程文化内涵、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创设问题教学情境,传播中国文化符号等方式和途径,建构大学生文化自信[16]。然而,上述关于在外语课程中如何融入文化自信元素的研究仅停留于设计层面,课程实践相关实证数据不足。

2018年以来,各高校围绕新时代人才培养主题纷纷开展金课建设教学改革,教育部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简称《通知》)中首次提到“金课”的概念,为外语金课建设奠定了基础。此后,吴岩提出,金课的根本特征在于“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17]。针对高阶性,丰丙芝认为课程高阶性是指课程要有一定难度[18]。周鑫燚等认为高阶性就是要促进并引导学生进行高阶学习,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让大学生在择业前具备高阶能力[19]。针对“创新性”,刘晶、胡加圣认为学科教育既要有课程内容的前沿性,更应寻求思政课与时代需求的结合点,依据学生的认知特点、思维方式等,注重传授内容的方式创新,加强有新意、有创意的课程设计,让学生成为资源共享者[20]。针对“挑战度”,蔡满园认为,不仅要在课程内容与教学实践上体现难度,还要求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在教学环节中体现挑战性[21]。现有研究对外语金课建设研究成果较少,上述针对“两性一度”等课程建设要求的研究对外语课堂环境指标的确立提供了客观依据。

综上所述,众多学者就隐性德育内涵、特征及功能进行了系统梳理。其中对隐性德育手段及方法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青少年学科教育,针对高校学科教育,尤其是外语课程中德育功能实现路径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结合外语课程中德育功能要素,以“立德树人”人才培养目标、“文化自信”价值观理念为导向,构建符合外语课程及人才培养需求的课堂环境模型及指标体系,为外语课程德育功能实现的路径选择提供参考。

二、外语有效课堂环境设计思路与模型构建

1.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模型理论依据

前文就德育内涵、隐性德育功能及外语人才培养目标等理论进行了梳理,鉴于外语课堂为外语学科教育及德育功能实现的重要场所,如何在原有的课堂环境量表中加入符合新时代外语教学目标的课堂指标,是建立模型过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

林崇德将课堂环境定义为影响课堂生活的外部条件总和。包括物质的(如课堂用品、光线、通风等)、心理的(如班风、纪律、权责、群体目标、舆论、情感生活、人际关系、班级纪律、传统等)、社会的(如教师修养、课堂管理水平、家长的文化素养、社区文化环境以及社会风尚等)。上述因素互相渗透,影响学生的学习习惯和个性形成[22]。

在国外文献中,课堂环境也常被称作课堂气氛或氛围、课堂心理环境或学习环境。国外对课堂环境的结构进行系统分析和测量的学者代表为沃尔伯格和穆斯。沃尔伯格等认为,课堂环境包括情感维度和结构维度。前者指个体的、人格需要的满足方式,如课堂中的满足感、亲密性和摩擦等,后者指学生在课堂内的角色组织、角色期待以及共同的行为规范和约束机制[23]。穆斯设计了课堂环境模型,该模型公式为“B=f(P,E)”,其中B代表教学中师生的行为,f为函数值,是师生(P)和课堂环境(E)互相作用的结果[24]。由于穆斯的分析更为全面,而且三个维度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因而为更多的研究者所接受。

国内诸多学者在穆斯的课堂环境模型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拓展,任庆梅把外语有效课堂环境分为学习行为、人际支持和环境支持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共同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可作为外语教学有效课堂环境构建及教学评价的理论依据[25]。周丽敏等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思政有效课堂环境模型的构建,并认为三个维度共同作用于课程思政效果时,对课程思政的作用力最大、效果最佳[26]。本文选用任庆梅界定的外语课堂环境的三个维度为一级指标,选用周丽敏提出的构建有效课堂环境中的思政元素作为二级指标的参考,同时开展师生及专家座谈,通过访谈打分等方式补充二级指标,完善评价体系。

2.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模型构建思路

本文将隐性德育功能发挥作为外语有效课堂环境设计的主要目标,在原有二级指标“学习行为、人际支持和环境支持”中,加入“文化自信”“德育评价体系”等德育相关课堂要素,并融入了新时代外语人才培养目标中“两性一度”等相关课程改革的意旨诉求。由于教师与学生的课堂行为难以完全运用定量方式权衡,因此在量表构建过程中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环境指标的筛选,并构建了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模型(见图1)。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结合穆斯的有效课堂环境理论并参照任庆梅提出的外语有效课堂环境的三个维度,即学习行为、人际支持和环境支持,作为本文的指标层。第二步,通过对教师与学生的实际访谈,将“学习行为、人际支持、环境支持”三个指标界定为与外语课堂环境相关的“教师教学及组织活动的技能”(简称“教师技能及活动”)、“师生/学生间的人际关系”(简称“师生间人际关系”)、“教学任务情境设计”,并以此作为本研究的二级指标。第三步,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指标选择。将师生访谈中收集的关于影响外语有效课堂环境及德育功能发挥的相关要素信息整合为有效指标,以备三级指标的确定。第四步,剔除无效指标并构建指标体系及评价量表。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上述有效指标进行评估及筛选,依照权重剔除无效指标,并最终构建指标体系及评价量表。第五步,总结结论并提出建议。

三、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估

1.研究方法

模糊理论是在美国加州大学扎德教授于1965年创立的模糊集合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包括模糊集合理论、模糊逻辑、模糊推理和模糊控制等方面的内容。模糊综合评价法是基于模糊理论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利用该方法可将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适用于解决各种非确定性问题。本研究中因课堂环境要素在师生不同角色间的感知难以量化,故而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可实现对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课堂环境做出客观、全面的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的三要素为建立因素集、建立评语集、权重分配。第一步,根据有效课堂环境模型建立因素集。一级指标为外语有效课堂环境;二级指标设定为教师技能及活动、师生/学生间的关系、教学任务情境设计三个维度。围绕上述三个维度提出相应访谈问题作为三级指标,并通过师生座谈的方式收集数据,进行指标的初步筛选。第二步建立评语集,即由专家对指标重要性程度分七个等级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运用模糊评价法中的三角模糊数进行定性指标定量化转换,并最终实现第三步权重分配,即构建带有指标权重的指标体系。

2.确立外语有效课堂环境初步指标

本研究通过与师生座谈及提问的方式确立外语德育有效课堂环境初步指标。首先,外语授课教师的看法和意见在有效课堂环境构建中占主导地位。其次,学习者的直观感受也为教学效果评估提供了有效参考。最后,教学督导专家在教学改革创新上可给予引导与技术支持。为保证样本的相对代表性,本研究选取了6名校级教学评估分数在95分以上的教师进行访谈,随机选取了3名学生进行学生访谈。

如表1所示,访谈问题主要包括:“您认为增强文化自信意识在外语学习中是否重要?哪些教学活动可有效提升文化自信?”“您认为在外语教学/学习过程中哪些教学内容(学习行为指标)可以提升教学效果,促进学生语言学习的主动性?”“您认为何种师生/同学关系影响学习效果?”“您认为哪些教学环境的改进有助于提高学习效果?”。得到的回答包括:“对弘扬中国制造、中国研发以及宣传科学进步等内容更感兴趣”“结对学习很有效果”“学生在进行小组发表时的案例视角新颖、内容有趣”“语言运用环节提升学习效果”“语言课程中针对中外文化差异及对比环节非常有趣”“班风良好及有效的小组讨论增进学习动力”“教师的专业技术能力非常重要”“教师对学生评价的公平与透明性很重要”等。

表1 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指标设计思路

通过对以上回答的初步概念化,得到了组织讨论互动、基础技能训练、弘扬中国文化、正确价值导向、德育素材翻译、学风班风良好、教师权威、师生关系融洽、学生关系融洽、学习合作关系、竞赛竞争关系、文化自信自强系列案例库、德育评价模块、教学手段创新、小组评价机制、个人评价机制、德育报告考核这17个有效的初步指标。

3.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指标评估

为了进一步分析得到课堂环境指标评估体系,本研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各项指标的筛选及指标权重进行确定。此方法可运用于在对若干对象进行评价时,设置若干评价指标,由n个专家对各个指标重要性按照规定等级进行模糊评价,如图2所示的语言测量图展现了 VL、L、ML、M、MH、H、VH 七个评价等级,等级对应横轴坐标为中间值,左侧线对应数字为左扩散值,右侧线对应数字为右扩散值。参照语言度量表对各组评价的左扩散值、中间值以及右扩散值即三角模糊数法,求平均值后得到相对客观准确的准则模糊评价指标。最后对左右扩散值各赋予 1/6 的权重,中间值赋予 4/6 的权重,实现各个有效课堂指标的定量化,便于进行参考与选择。

图2 语言测量图

在评估环节,本研究邀请3位外语教师、3位专家让其按照语言度量表的七个等级,结合教学实际情境、参考“两性一度”课程建设的相关要求,对有效课堂环境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分别记为 G1、G2、G3、G4、G5、G6,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

按照语言度量表将各个有效课堂环境指标重要性程度翻译为包括三位数字的集合,第一位数字为左扩散值,第二位数字为中间值,第三位数字为右扩散值。将 G1、G2、G3、G4、G5、G6 这六组集合的左扩散值、中间值、右扩散值分别求平均数得到一组新的包含三位数字的集合,新的集合左扩散值、中间值、右扩散值权重分别为 1/6、4/6、1/6,得到 G 即为有效课堂环境指标选择的重要性程度。按照模糊评价理论评估准则对各个准则重要性程度进行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指标重要性评估表

表3 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指标重要性程度表

通过表3可以发现,六名专业教师及专家的评估一致认为德育素材翻译、学生关系融洽、竞赛竞争关系、小组评价机制、德育报告考核这五个指标在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指标中的重要性程度分别为0.19、1.28、0.58、0.39、0,数值较小,重要性程度低,故剔除这五个指标。得到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指标按照重要程度排序分别为:价值导向、弘扬文化、技能训练、教师权威、文化自信案例集、讨论互动、师生关系、学习合作、德育评价、个人评价、学风班风、教学创新,如表4所示。

4.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指标体系

在相关指标筛选及权重测量的基础上,结合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模型的二级指标“教师教学及组织活动的技能”“师生、学生间关系”“教学任务情境设计”将相关教学环境指标重新搭建获得以下指标体系图(见图3)。该体系图可为外语教师组织教学活动及掌握教学维度提供参考依据。

表4 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指标重要性程度排序表

图3 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指标体系

四、结论

在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指标体系中,价值导向、弘扬文化、技能训练、讨论互动所指向的“教师教学及组织活动的技能”尤为重要。在“师生、学生间关系”方面,教师权威及其主导作用为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同时也要关注学生间采取合作、分工的形式进行小组讨论与发表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在“教学任务情境设计”环节,文化自信自强相关案例分享对课堂环境的贡献度最高,德育评价模块的设置则有助于发挥外语课程的隐性德育功能,其中师生更青睐基于个人贡献度的评价体系而非以小组为单位的评价体系。

此外,本研究结果表明,“学生间关系融洽”在评价指标量表中权重较低,故而可得出学生间的交际关系是否融洽对课堂效果影响不大。这一结论看似与任庆梅提出的理论矛盾,但笔者认为在学生间的诸多关系中(如竞争、合作、激励关系等),合作和激励的关系可促发团体意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而“融洽”的关系无法有效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动性。如在小组发言中,过于融洽的学生关系会导致个别组员的懈怠,不利于外语学习中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合理分工”与“结对学习”等明晰的合作方式对营造良好外语课堂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

依据隐性德育视角下外语有效课堂环境模型,广大外语教师在组织外语教学活动及外语课程建设中应着重关注以下教学环境指标问题:首先,外语教师应在教学活动中大力弘扬中国文化、宣传中国制造、发扬中国创新精神,营造“文化自信、自强”的教学氛围。其次,教师应鼓励学生通过案例分析、课题总结、小组讨论等方式对比中外文化差异,并与专业技能结合完成教师布置的教学任务。再次,外语教师应实时更新经典案例,关注学生感兴趣的、与文化自信自强相关的话题,并将热门话题有计划地导入课程及教学中。最后,应在外语评价体系中设置德育评价模块,构建德育评价体系,激励学生自主学习、自主了解中国文化,提升其语言学习的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