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抵达的真相：融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困境

郭海涛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用狄更斯的这段话来描述当下的新闻传播环境再适合不过了。受益于融媒体时代背景下的技术进步和媒介融合，新闻报道获得了以往从未有过的技术手段和传播渠道，媒体融合得到快速发展。但是融媒体时代下人人皆是传播者，又让新闻报道的权威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沉浸在新闻资讯的海洋中，但是却发现距离新闻真实越来越远。层出不穷的反转新闻、喧嚣尘上的热点事件，往往最终沦为一地鸡毛，然后媒体又迅速奔向下一个事件。一个又一个热点事件撩动受众脆弱的神经，一个又一个新闻反转引发了受众站队争论，屡禁不止的虚假新闻已经成为腐蚀社会肌体的毒瘤，扭曲了人们的认知。新闻报道丰富的技术手段让我们从未如此接近真相，但纷繁杂乱的舆论声场让我们又从未如此远离真相。要想厘清当下新闻传播困境，或许我们需要从生产端探索虚假新闻的产生逻辑，从接收端了解融媒影响下的受众心理变化，从技术端直面现代科技对媒体秩序重建的挑战。

一、主体之变 众声喧哗下信息累积遮盖新闻真实

何谓新闻真实？李良荣在《新闻学导论》中写到“新闻真实性指的是在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具体事物必须合乎客观实际。”[1]李良荣对于新闻真实的定义，是基于传统媒体模式下新闻报道主体（传统记者）对新闻报道客体（新闻事件）主客二分法的论述，受众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但是在融媒体背景下，如果仅仅以传统媒体的视域来探讨新闻宣传真实性未免有失偏颇。从传播效果来看，大量的自媒体账号以其庞大的用户群体，他们对于事件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传统媒体。因此他们的内容，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采编成果，但其传播效果却和传统媒体的报道内容产生一致性，甚至部分传统媒体会选择普通用户发布的资讯作为自己的新闻报道内容，新闻传播者和新闻接受者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动态流动的过程，这就导致了新闻真实性的判断标准日趋复杂，而虚假新闻也以更加模糊的形式游走在新闻报道中。黄旦教授称当下的媒介世界日趋复杂，各种媒介平台在媒介网络上互相叠加，成为一个又一个网络节点，“节点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自身的属性，而在于其展现的能力。如果节点表现不佳，其任务则会被其他节点接收。作为职业传播者的新闻业也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但它并不天然占据高地，其位置仍然取决于吸收能力、连接能力和处理能力。”[2]换而言之，融媒体时代已经从基于专业化的媒体发声转向基于大众化的群体性发声，不同的主体获得了同台发言的机会。这种众声喧哗的媒体环境，一方面为受众增加了对具体事件的观看维度，但另一方面也为虚假言说大开方便之门，各方主体的连篇累牍言说，其本质是传播了信息，但这无益于真相，正如德国学者韩斌哲所言，“信息是积累的、叠加的，而真相则是排他的、有选择性的。”[3]未经选择的信息只会让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二、局部真实 后真相时代难以完成的真相拼图

在融媒体时代，有一个词被反复提及：碎片化。美国西北大学媒体管理中心负责人约翰·拉文表示，“碎片化”是“遍及所有媒体平台最重要的趋势”。从受众角度来看，用户的时间被切割成无数的碎块，他们很少会用大段的时间观看新闻信息，经常选择在茶余饭后亦或是通勤路上的等待时间刷信息。受众对信息的耐心也越来越有限，在抖音TIkTOK的影响下，全球人类似乎都已经习惯了拇指上下切换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这对新闻生产者来说，为了迎合受众的使用习惯，他们制作一些更适合媒体平台传播特点的新闻，一个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新闻越来越短了。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抓取用户的眼球？耸人听闻的标题和剧烈的冲突似乎是不错的选择，在有限的时间内，只能允许媒体选择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事实进行报道，从而产生了所谓的“竞争性真相”。竞争性真相是赫克托·麦克唐纳在《后真相时代》中提出的概念。“某些事情通常有不止一种真实的表述方式，我们可以建设性地使用竞争性真相，鼓励人们开展行动”[4]。当媒体选择了事件的某个方面进行报道的时候，其实就是选择了一个竞争性的真相，它会放大事件的某个方面，淡化未经选择的事件真相，展现局部的真实。正如理查德伯顿所言：“真相是散落成无数碎片的镜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小片是完整的真相。”而散落的碎片被人一一拾起后，就容易产生我们常见的反转新闻。这在当下大行其道的视频新闻中表现的更为明显。“视频虚假新闻通常以断章取义为主要表现形式，并加以误导性的剪辑，导致读者对真实情况的错误解读”[5]，只是选择竞争性真相的新闻报道，经常会诱导用户根据自己的合理想象补充新闻，或是盲人摸象将部分问题推广到全局上，呈现出部分真实和整体真实的矛盾。当这些碎片化的真实竞相出现时，用户只会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事实并应用事实，事件的本来面目成了一副难以完成的拼图。因为“我们都在通过不同视角看待世界，这些视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听到和读到的不同真相塑造而成的。”[6]

三、深度仿造 真相遁迹网络之中

如果说对一个新闻事件的集体讨论和竞争性真相报道，还闪烁着真相的点点星光的话，那么仿造新闻，就彻底将新闻事件真相拉入黑洞中，所有的探讨都陷入虚无。仿造新闻常见的类型有两种，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虚假杜撰。这在文字新闻和视频新闻上都较为常见，如财经杂志曾以《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丨返乡日记》为题报道“礼崩乐坏”的东北乡村，但事实上时间、人物、地点都是虚构的。近期一段“女子遭陌生男子要求陪酒”的视频报道也冲上热搜，视频中不顾女子意愿不停劝酒的男子遭到不少网友攻讦，一时间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后经警方证实该视频其实是团队摆拍。这些虚假新闻没有摆脱传统新闻的窠臼，用的是传统的手段主观恶意炮制新闻。另一类是技术层面的深度仿造。深度仿造是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一个分支，根据大量的资讯训练，它可以依靠算法生产出以假乱真的新闻，彻底颠覆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如前不久一则新闻称，南京一醉酒女子疑遭男子当街侵犯，据相关视频截图显示，涉事男子衣衫不整伏在一倒地女生身上，后“红星新闻”询问南京警方得知，该新闻是由“专门的AI软件写的”[7]，为不实信息。ChatGPT出现后，这类机器制造的新闻越来越多，如2023年4月有多个网络账号陆续发布“今晨，甘肃一火车撞上修路工人，致9人死亡”的新闻，后经警方调查，该文章为ChatGPT自动生成的。除了文字外，图像和视频的造假也日趋普遍，眼见不再为实。2023年5月美国福布斯新闻网报道称，一张显示五角大楼附近发生爆炸的图片在推特上疯传。该图片在推特上流传的瞬间，美国股市应声下跌。事后这张照片被鉴别为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图片。而视频造假较有影响的新闻有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酒后谈论特朗普的视频，以及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也吹嘘自己“控制着数十亿人被盗的数据，掌握着他们所有的秘密、生活和未来”。这些视频后来被证实是由深度伪造技术生成，视频的深度伪造技术层面上是将照片、声音和视频输入到机器模型中，机器可以将视频中的人脸替换为照片中的人脸，合成极为真实的换脸视频，轻易地实现“面部操作”，随着机器学习算法和移动应用软件的普及，用深度伪造制作虚假视频变得越来越简单，大量的虚假视频循迹网络真迹难辨，这些迎合受众心理的视频一旦出现就会得到广泛传播，很容易使新闻媒体的权威信息“边缘化”。

四、失控的媒介环境 如何抵达真相

融媒体的发展，彻底颠覆了传统媒体场域的力量格局，真相让位于情感，我们进入了“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是2016年牛津词典选的“年度词汇”[8]，其主要指客观事实对于形塑公共舆论的影响力，不如诉诸个人的情感与信念。同时，其具有权威性与影响力倒置、客观性“破产”等特征。那么在这样失控的媒介环境中，我们该如何抵达真相呢？

1.守土有责 强化主流媒体的舆论领航作用

在融媒体的这场舆论主权争夺战中，我们发现主流媒体也凸显出了许多问题，为了追求流量、爆款，迎合受众及时满足的需求，不少新闻工作者会以一种急迫的态度去追逐新闻，多了一些制造“热点”的急切，少了一些求证的谨慎。这在新媒体平台表现的尤为明显，在盲目追求新闻时效性中出现了报道失范。主流媒体的错误报道往往会引起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就要求我们牢固树立守土有责的观念，强化主流媒体的舆论领航作用。具体说来新闻从业人员要坚守新闻职业道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采编实践，严格遵循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媒体单位更应建立严密完善的采编制度体系，规范稿件选取来源，严格落实分级审核制度，规范导向把关，守护新闻净土。

2.科技助力 借助科技处置虚假新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往今来，很多技术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另一方面也可以被一些人用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9]技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虚假新闻的批量制作创造了便利条件，但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对虚假新闻进行限制。在这一方面国外许多新媒体平台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值得我们借鉴。一是主动降级，如国外的主流平台都会将用户反馈的新闻真实性、有意义等指标纳入信息流推荐算法中，降低新闻真实性低的信息曝光率；二是标注来源，Face book 和Google会在新闻添加背景信息显示，用户可以通过这些信息了解新闻的源头信息，从而判断新闻的可信度。三是机构合作，目前国外的一些主流新媒体平台都接入了FactCheck.org等事实核查网站，借助专业机构核查信息的真伪。四是用区块链技术核查信息来源，区块链具有的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和加密算法等特征，可以大幅提升数据加密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媒体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对信息来源进行及时的跟踪和评估，从而确定信息的真实性，同时区块链的所有记录都是不可撤销的，这就意味着任何人为篡改都会被捕捉记录和公示，避免了信息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让所有的虚假新闻有迹可循。

3.举旗定向 加强法律法规监管力度

平台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流量经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平台管理者和内容发布者有着相似的目标：流量。什么样的内容有流量？真实的信息还是迎合人们情绪的内容？答案不言而喻。所以，依赖平台自发的整治，无异于与虎谋皮。流量就是生意，有些平台虽然有辟谣功能，但是其辟谣的滞后性难免让人怀疑其是不是想先跑一波流量再说，毕竟流量多了，连平台真假难辨的资讯都可以卖钱（笔者接触到某些单位为了解行业舆情，为抓取收据不得不向平台缴费）。所以在利益的诱惑下，如果仅仅靠平台自治可能收效甚微。根治虚假新闻，需要主管部门完善相关法规，加强监管力度。2017年，国家网信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制止虚假新闻的通知》，对虚假新闻的生产和发布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未能根本杜绝。2018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确立了账号“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原则；2022年8月，《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发布，要求平台应当在用户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账号的IP地址，且经济、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的账号需要向平台提供相关资料进行资质认证。2023年10月31日晚，微博、抖音、快手、微信等多家平台发布了关于自媒体实名制的公告，各平台均计划分批次引导自媒体账号对外展示实名信息，这个举措背后和主管部门的监管不无关系。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会对虚假新闻的整治产生举旗定向的作用，有助于从顶层设计铲除虚假新闻滋生的土壤。

结语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正从根本上改变新闻报道的呈现形式和传媒的发展业态，原有的传播生态和传播秩序遭遇了极大的冲击。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起点，新的信息传播秩序正在形成并影响深远。对新闻真实性的追寻，其本质是对规范信息流走向，培养信息传播价值观，平衡技术、信息与人文之间关系属性的思考。技术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作为这场变革中的媒体参与者，唯有坚守初心，才能拨开遮挡在事实真相上的层层迷雾，抵达真相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