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非线性效应研究
——基于金融生态环境视角

潘海英，仉 晨，严 翔

（河海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000）

0 引言

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所导致的气候变暖是当前全球面临的大气环境问题之一，已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应对气候变化，碳减排也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且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我国碳排放总量、强度均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面临的碳减排压力尤为严峻。对此，我国政府积极践行碳减排之大国责任，在发展战略及目标设定、政策制定中始终践行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理念，如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等约定的减排任务，在联合国大会上作出在2030年、2060年分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由此，如何有效实现碳减排、如期达成“双碳”目标成为迫切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

低碳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财政资源仅能满足其中的10%～15%。面临如此巨大的降碳资金需求与经济转型压力，绿色金融成为顺应这一趋势的必然选择。绿色金融，又名“环境金融”或“低碳金融”，是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提供的各种制度安排和金融服务。在我国碳排放形势日益严峻的当下，绿色金融已成为“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支撑和有效抓手。那么，绿色金融发展是否真正有助于减少碳排放？这一问题的研究无疑对“双碳”目标实现和经济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和一系列基础条件，其对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健康的金融生态环境意味着拥有丰富的金融资源、完善的金融市场、高效的信息传播环境以及健全的法律制度基础等，能够增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效防范金融市场风险，从而促进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而绿色金融作为金融业发展的新方向，其对碳减排的作用效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金融生态环境的制约。与传统金融业务不同，绿色金融作为环境正外部性的典型代表，突出强调金融服务的绿色属性。从金融生态环境构成要素来看，主要包含经济基础、金融发展、政府治理以及法律制度环境等层面，而这些恰恰是绿色金融功能发挥的重要驱动力量，通过资金融通和资源优化配置等功能的发挥，有助于形成资本洼地，引导社会富余资金流向，助力环保产业发展，使得金融服务的绿色导向更为明显，绿色金融的实施初衷得以遵循，进而推动绿色金融向纵深发展，成为支持碳减排的有效抓手。但回顾已有研究，学者们大多以微观经济主体为研究对象，侧重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研发投资 （郭景先等，2019）、经营绩效 （余珮等，2021）、负债融资（宫汝凯，2023）等的影响效应，鲜有文献从宏观角度出发探究其对国家政策推进效果的影响。因此，在国家大力出台绿色金融政策助推经济低碳转型的背景下，金融生态环境的良好运行是否有助于绿色金融发展碳减排效应的发挥，成为有待深入探究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将探究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同时将金融生态环境引入分析框架，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重点考察绿色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在传统的绿色金融发展—碳减排分析框架中考虑金融运行的整体外部环境因素，将金融生态环境纳入研究体系，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绿色金融发展碳减排效果的非线性特征。现有研究大都着眼于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静态、动态影响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对二者的非线性关系鲜有涉猎。因此，本文拓展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度，为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提供了文献补充，并且从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的角度为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思路。

1 文献综述

自从碳排放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以来，学术界对之展开深入研究并取得丰富的成果。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从经济增长（李在军等，2022）、产业结构（张露等，2020）、能源结构（Yin等，2021）、技术创新（Cheng等，2022）、FDI（尹庆民等，2020）等视角对影响碳排放的因素做出了不同解释。与此同时，基于金融在绿色发展、低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围绕金融发展的碳排放效应开展了大量研究，但研究结论尚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加快技术革新（Shahbaz等，2013）、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吴振信等，2012）等途径对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也有学者认为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Sadorsky，2011）和消费者预算约束 （Sadorsky，2010），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碳排放。另有学者指出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严成樑等，2016）。

当下传统金融发展已经难以满足碳减排的现实需求，日益严峻的碳排放问题迫使金融领域开拓创新，绿色金融应运而生，绿色金融的相关研究也逐渐丰富。前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金融的内涵（Labatt等，2002）、发展的必要性（Scholtens等，2007）和指标体系构建（马骏，2015）等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绿色金融的经济效应。在宏观层面，侧重于以绿色金融工具或政策为研究对象，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王遥等，2016）、产业结构（Wang等，2021）的影响效应。在微观层面，以相关企业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绿色金融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王康仕等，2019a）、融资约束（王康仕等，2019b）、绿色创新（李戎等，2021）的作用效果。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转而关注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何吾洁等（2019）基于动态视角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抑制碳排放，且这一效应具有持续性。郭希宇（2022）从空间维度出发，研究认为绿色金融能够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另有学者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有效性，发现该政策对试点地区具有显著的碳排放治理效果（杜莉等，2019）。刘锋等（2022）进一步挖掘绿色金融影响碳排放的作用渠道，发现绿色金融能够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促进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抑制碳排放，而在策略型绿色技术创新这一路径下并不具有碳减排效应。田嘉莉等（2022）打破现有文献仅关注绿色金融碳减排效应的局限，从碳减排和碳移除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实现碳减排和碳移除，进而能够有效赋能碳中和。范德成等（2022）不同于以往研究侧重绿色金融的宏观效应，从微观角度探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对高排放企业碳减排的影响，识别出绿色金融能够通过倒逼企业加快技术革新和履行社会责任，从而推动高排放企业实现低碳发展。以上研究均得出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的结论。与此同时，绿色金融涵盖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投资等多个领域，故部分学者选取绿色金融的不同维度，尤其是从绿色信贷角度探究其碳减排效应。Xiu等（2015）采用门槛模型，研究认为在产业增长约束下绿色信贷规制措施有利于实现工业节能减排。梁福生等（2022）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财政分权正向调节绿色信贷的碳减排效应，削弱了绿色信贷的碳排放治理效果。Hu等（2022）、李增福等（2022）、邹薇等（2022）研究指出，绿色信贷主要通过能源结构清洁化、绿色技术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要素结构优化等途径抑制碳排放。然而，已有文献并非完全支持绿色信贷有利于减少碳排放的结论，部分研究指出绿色信贷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并不显著，甚至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如张秀生等（2009）运用动态博弈理论分析政府与商业银行的利益冲突，指出受政绩考核机制影响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监管缺位，这会导致绿色信贷开展不力。王金涛等（2022）研究认为囿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当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时绿色信贷导致碳排放不减反增。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绿色债券（田雪等，2018）、绿色风投（江红莉等，2020）、绿色税收中碳关税征收（王军，2010）等角度，发现他们未能显现对碳排放的治理效果。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问题已进行大量研究，但从绿色金融角度考察其对碳排放作用效果的研究较为缺乏，部分文献从绿色信贷视角切入探究其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但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已有研究多关注绿色金融与碳排放的线性关系，未有文献考虑金融生态环境对绿色金融发展碳减排效应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2008—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重点从金融生态环境视角出发，探究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是否存在非线性效应，以期为我国碳减排实践中外部环境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最大限度地发挥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进而为区域环境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机理

金融功能理论认为金融发展表现为金融功能的扩大、增强与提升。而绿色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延伸和具化，更强调金融服务的绿色化，既是对传统金融功能的结构性补充，又是对传统金融功能效率的提升。在金融功能理论框架下，绿色金融能够通过发挥资金融通、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以及信息发现等功能，为实现经济低碳转型提供助力。

首先，绿色金融通过发挥资金融通功能将社会闲散资金转化为再生产资本，切实为碳减排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要求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到绿色低碳领域，充足的资金来源也因此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绿色金融可以有效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通过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金融工具，抑或绿色贴息、免税免息等激励政策，撬动更多民间资本聚集于低碳领域（马骏，2015），为减排降碳提供所需的资本要素，弥补经济低碳转型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其次，绿色金融通过发挥资金导向功能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行业，形成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应。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的导向性更为明显，需要金融机构在进行投融资决策时综合考量环境变化的成本与收益（刘华珂等，2021），通过对产业和项目的取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调整。具体而言，绿色金融致力于为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和风险管理提供金融服务（Ren等，2020），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打破资金壁垒引导资金集聚于绿色低碳行业，形成对该行业的融资激励效应。同时，对于“两高一剩”行业，绿色金融则具有融资惩罚效应，通过减少其有息债务融资和长期负债迫使该行业产能下降。再者，绿色金融通过发挥风险管理功能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多元化的风险补偿和担保机制，驱动企业实现低碳转型。绿色技术创新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手段，通过整合减碳、零碳和负碳技术，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成为可能。但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投资该类项目将面临较高风险，传统资本供给者大多不愿涉足（严金强等，2018）。而绿色金融可以通过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综合考量创新的风险和收益，吸引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进入该领域，在满足绿色技术创新资金需求的同时分散企业进行技术研发所面临的风险，为实现企业低碳转型和碳减排提供技术要素保障。最后，绿色金融通过发挥信息发现功能有利于降低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效甄选绿色低碳项目。新凯恩斯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会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会积极收集企业信息，对相关投资项目进行筛选，识别出最有投资价值的企业和项目。金融机构搜集信息的过程具有单个投资者无法比拟的专业性和规模效益，有效降低相关交易成本（王遥等，2016），可以帮助投资者快速找到优质的投资项目，从而使更多资本精准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2.2 基于金融生态环境的非线性效应

20世纪20年代，Mckenzie首次将生态学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而“生态经济学”则在20世纪60年代被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强调用生态学眼光看待经济运行状况。周小川（2004）最早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引申至金融领域，尝试用生态学的方法考察金融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逐渐将研究视角转向金融生态环境领域（于海桓等，2007）。金融生态环境作为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依托，不仅从外部为金融体系运转创造条件，还能有效规范金融主体的行为，解决金融内部运行存在的矛盾。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绿色金融发展的实施功效，致使在不同的金融生态环境下，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可能存在差异。

具体而言，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的资金融通功能，使得金融机构的储蓄动员能力增强，可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并将其转化为再生产资本，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李竹梅等，2022），从而为碳减排提供更为充足的资金供给。与此同时，健康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提高资本流转速度、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情况，通过提高高能耗项目的融资成本将更多的金融资源匹配到绿色低碳项目中。在金融生态环境作用下，关系机制、银企关联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逐渐弱化，资本市场自我调控能力提升，金融机构业务运作保持较高的独立性（谢盛纹等，2018），能够有效避免因外部干预资源配置所导致的效率损失，有效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因此，优越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增强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以及碳减排实施功效。此外，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在政府的引导下金融市场趋于稳健、规范运行，这将有助于约束金融主体的交易行为，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增强防御和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 （李晓西，2017）。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意味着金融产品体系不断健全，而金融市场中丰富的金融产品为有效分散企业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风险提供可能，这将进一步提高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实施低碳转型的意愿，增强碳减排所需的技术支持。最后，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有助于金融机构搜集真实的企业信息，减少资金供求双方的搜寻和核实成本，有效降低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谢盛纹等，2018），防止企业采取“漂绿”手段获取投资人提供的金融支持，切实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使得绿色金融业务开展面临的道德风险显著降低，从而引导绿色金融资源更多汇聚于绿色低碳项目。综上，在金融生态环境的作用下，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存在非线性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将趋于增强。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为检验绿色金融发展是否能够抑制碳排放，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为

式中：CO2it为碳排放；GFit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Xit为一组影响碳排放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PGDP）、城镇化率（UR）、人口规模（PEO）、能源消费结构（ESTR）、工业化水平（IND）、政府支出（GOV）；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金融生态环境可能会影响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致使在不同金融生态环境下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借鉴Hansen（1999）的做法，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指示函数，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以金融生态环境为门槛变量的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

式中：FEEit为门槛变量，表示金融生态环境；γ1为特定的门槛值；I（·）为指示性函数，即当括号内条件成立时，指示函数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考虑到金融生态环境约束下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多个门槛值，进一步将单一门槛模型（2）扩展为多重门槛模型。

式中：γ1，γ2，…，γn为n个门槛值；α1，α2，…，αn＋1为各个门槛区间下的估计系数。

3.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碳排放（CO2）。目前碳排放的官方数据尚未公布，本文参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方法对碳排放进行估算，同时借鉴朱东波等（2018）的研究，在实际测算中以煤炭、焦炭、煤油、柴油、汽油、燃料油、天然气7种化石燃料的终端实物消费量为准，计算公式为

式中：Ej、CFj、CCj、COFj分别为第j种能源的实物消费量、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以及碳氧化率；44／12为CO2与C的相对分子量的比值。

2）解释变量：绿色金融发展（GF）。本文参考刘华珂等（2021）的研究，选取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发展的代理变量。目前，学术界衡量绿色信贷的指标主要有绿色信贷占比、节能环保项目贷款占比、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包含的银行贷款和高耗能产业利息支出占比。基于对数据可得性和连续性的考虑，本文借鉴江红莉等（2020）的研究，选取非六大高耗能产业利息支出占比来衡量绿色信贷水平。

3）门槛变量：金融生态环境 （FEE）。现有研究对金融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学术界大多采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来测算金融生态环境水平。本文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课题组（2005）提出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同时结合李杨 （2005）的相关研究，选取经济基础（FEEa）、金融发展 （FEEb）、政府治理（FEEc）、制度与信用文化（FEEd）4个维度，并采用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测算各省份的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

4）控制变量。本文借鉴李增福等（2022）、朱东波等（2018）、王元彬等（2022）的研究，选取经济发展水平（PGDP）、城镇化率（UR）、人口规模（PEO）、能源消费结构（ESTR）、工业化水平（IND）以及政府支出（GOV）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控制省份固定效应（Province）和年度固定效应（Year）。

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Table 1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2007年《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的出台是我国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基于对数据可得性的考量，本文选取2008—2020年我国30个省市（未包含西藏）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样本数据来源于我国各省市《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EPS数据库等。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本文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描述性统计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由于F检验和Hausman检验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故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表3为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由列（1）、列（2）可知，绿色金融发展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检验结果支持H1，即绿色金融发展显著抑制碳排放。究其原因，绿色金融可以通过发挥资金融通、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信息发现等功能阻断高能耗行业的融资渠道，使金融资源能够更多更有效率地进入低碳板块，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加快绿色技术研发和创新，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从而使得全社会的碳排放量显著减少。

表3 基准回归结果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标志着绿色金融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为绿色金融的全方位发展作出了总体规划，此后我国绿色金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21年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15.9万亿元，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位；2021年境内绿色债券发行量超过6 000亿元，同比增长180%。据此，我们推测在绿色金融发展不同阶段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可能存在差异与变化。根据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进程，本文选择2016年为界限，将样本分为两组，即正常组（2008—2015年）、快速组（2016—2020年），分别检验绿色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阶段特征。根据表3中列（3）、列（4）给出的不同阶段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无论是正常组还是快速组，绿色金融发展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但快速组的绿色金融发展估计系数绝对值高于正常组，这表明不同演进阶段绿色金融发展始终能够抑制碳排放，但这一效应在快速发展阶段更为显著。综上，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H1，即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抑制效应且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绿色金融起步较晚，2016年之前绿色金融整体规模偏小，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路径方案不明确、目标模糊不清等问题，且相关政策文件大多是原则性和纲领性文件，缺乏具体有效的落实举措，绿色金融供给不能准确地与低碳经济发展需求相对应，导致此阶段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有限；而2016年之后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完善，市场机制、信息披露制度、产品与服务体系也日益健全，加之前期实践积累了大量经验，绿色金融市场得以快速扩容，在这一阶段金融机构能够及时捕捉到碳减排催生的资金需求，并在资金供给的规模和流向上与碳减排需求形成匹配，从而使得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显著提升。

4.2 金融生态环境作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

为检验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是否存在金融生态环境的门槛效应，本文首先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进行绿色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的检验结果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因此，绿色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基于金融生态环境的双重门槛效应，金融生态环境的第一、第二门槛值分别为0.393 1、0.597 2。

表4 门槛效应自抽样检验Table 4 Self-sampling test for threshold effect

为进一步检验门槛估计值的真实性，根据表4门槛值估计结果，绘制如图1所示的似然比函数图。图1显示，金融生态环境的两个门槛值所对应的似然比函数值均小于5%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表明上述门槛估计值是真实有效的。

图1 金融生态环境的双重门槛值和置信区间Fig.1 Dual threshold values and confidence range of financial eco-environment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运用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回归，以检验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非线性效应，估计结果见表5。同时为了方便对比，表5还列示了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根据列（2），当金融生态环境未越过第一个门槛值0.393 1时，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当金融生态环境介于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系数的绝对值逐渐增大，同时显著性水平也有所提升；当金融生态环境大于第二个门槛值0.597 2时，绿色金融发展的估计系数为-0.708 8，且在1%水平上显著，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增强。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系数的绝对值逐步提高，检验结果印证了H2，即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存在非线性效应，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被进一步激发。

表5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reshold effect

对于上述结果，我们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是绿色金融效应发挥的环境依托，它不仅关乎金融体系的良性运作和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还能有效改善金融资源配置状况、避免金融功能错位现象的发生，使得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果能够最大限度地被释放出来。具体来说，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的资金融通功能，形成资本洼地，吸引大量资本流入，从而为碳减排提供充足的资金供给；其次，健康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低廉的融资成本，通过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使得绿色低碳行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和银行贷款，成功解决了其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再者，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得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为减碳、零碳和负碳技术的研发提供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进而为“双碳”愿景达成提供技术要素保障；最后，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金融机构能够有效收集并甄别企业的相关信息，有助于降低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成本和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流向绿色低碳领域。此外，对比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当金融生态环境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更优，这也进一步证实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有助于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碳减排效应的发挥。

4.3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1）遗漏变量问题。虽然在前述分析中加入了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人口规模、能源消费结构、工业化水平和政府支出等控制变量，但仍然可能遗漏了其他变量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借鉴缪陆军等（2022）、李增福等（2022）、王元彬等（2022）的研究，在门槛回归中进一步控制能源消费量、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等变量，实证结果见表6列（1）。

表6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stability test

2）反向因果问题。绿色金融发展与碳排放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致使估计结果可能产生偏误。本文借鉴王金涛等（2022）的研究，采用滞后一期的绿色金融发展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6列（2）。

3）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参考高锦杰等（2021）的方法，分别从绿色投资和政府支持角度选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比、节能环保支出占比来衡量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6列（3）、列（4）所示。

由表6可知，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仍然存在金融生态环境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显著增强，回归结果与前文研究保持一致，印证了本文金融生态环境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5 异质性分析

5.1 基于金融生态环境各维度的异质性分析

前文研究证实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金融生态环境的双重门槛效应，但金融生态环境整体水平可能掩盖了各个子维度对绿色金融发展碳减排效应的影响差异。为进一步识别出制约和影响绿色金融发展碳减排效应的关键环境指标，本文选择金融生态环境的4个子维度，即经济基础（FEEa）、金融发展（FEEb）、政府治理（FEEc）、制度与信用文化（FEEd）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检验在不同维度作用下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门槛异质性，从而为提高碳减排效果提供更为具体可行的政策路径。根据表7金融生态环境不同维度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绿色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基于经济基础、政府治理的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653 8、0.580 7；存在基于金融发展、制度与信用文化的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493 9、0.309 5和0.802 9、0.215 2。

表7 分维度门槛效应自抽样检验Table 7 Self-sampling test of dimensional threshold effect

表8为不同维度金融生态环境约束下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门槛回归结果。列（1）显示，当经济基础小于门槛值0.653 8时，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为负，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针对这一现象的合理解释是，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时，在谋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会制约绿色金融发展碳减排功效的发挥，并且此时金融机构对投资项目的选择较为谨慎，从而催生了金融机构的惜贷现象，致使其无法为碳减排提供充足的资金供给。当经济基础跨越门槛值后，绿色金融发展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这主要是由于在稳固的经济基础之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充裕，产生的投资和理财需求旺盛，倾向于将自有闲置资金存入金融机构，而金融机构通过发挥资金蓄水池的作用能够更好地满足绿色低碳行业的投融资需求。

表8 不同维度金融生态环境门槛模型估计结果Table 8 Estimated results of threshold model at dimensional financial eco-environment

根据表8列（2）、列（3）回归结果，从金融发展和政府治理维度来看，在各个门槛区间内，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均显著为负，且绿色金融发展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均逐步提高，说明随着金融发展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出边际递增特征。这可能是由于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效防范金融错配现象的发生，引导金融资源集聚于绿色低碳行业，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向绿色化调整。同时，市场中丰富的金融产品不仅为企业多元化融资提供便利，而且能够通过市场避险功能的发挥分散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面临的风险，为实现碳减排提供技术要素支撑。而在高效的政府治理水平之下，政府不再过多地干涉金融机构的业务运作，而向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在保证金融系统自身调节机制正常运转的同时，积极出台规范性的政策文件，约束金融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从表8列（4）可以看出：当制度与信用文化小于第一个门槛值时，绿色金融发展的估计系数为-0.422 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当制度与信用文化介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趋于减弱，显著性水平也有所下降，说明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存在类似“中部塌陷”的反常现象。对这一反常现象的现实解释是，当制度与信用文化体系较为健全时，企业的信用状况较好，一方面，金融机构可能会放松对企业的资质审查，使得对绿色项目的识别不精准，导致企业通过包装为非绿色项目骗取了大量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金融机构或政府监管部门可能会放松对实际用款人和资金用途的监管，对后续资金使用过程以及碳减排效果缺乏连续、有效的外部监管措施，使得为绿色项目筹集的资金违规流入非绿色领域，从而弱化了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功效。而当制度与信用文化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果有了大幅度提升。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在高水平的制度与信用文化下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投资人对资金运作的监督能力较强，融资方采取“漂绿”手段骗取金融支持的代价较高，由此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所面临的道德风险较低，而这些都有助于金融资源能够更多更有效率地进入低碳板块，故此时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显著增强。

5.2 基于地区差异视角下的异质性分析

由前文统计数据测算的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可知，中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均值低于东部地区，且大部分中西部省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呈现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可能导致不同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的碳排放效应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从地区差异视角出发，将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进行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非线性效应检验。根据表9分地区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东部和中西部单一门槛效应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绿色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均存在基于金融生态环境的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597 2、0.415 7。

表9 分区域门槛效应自抽样检验Table 9 Self-sampling test of region-based threshold effect

由表10两大地区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门槛回归结果可知，在东部地区，当金融生态环境低于门槛值0.597 2时，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为-0.171 1，且在10%水平上显著；当金融生态环境跨越门槛值后，绿色金融发展有着显著的碳减排效果，且估计系数绝对值明显提高，说明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显著增强。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绿色金融效应发挥的“助推剂”，能够保证金融体系稳健运行，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以较低的融资成本满足绿色低碳行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有效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从而使得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功效得以充分释放。而在中西部地区，随着金融生态环境对门槛值0.415 7的跨越，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由正向转变为负向，但在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伴随中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逐渐显现，但作用效果尚不突出。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经济基础、金融发展层面，还是政府治理、制度与信用文化层面，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均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由这4个方面构成的金融生态环境相较于东部地区而言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致使该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目前为止尚未成为绿色金融发展碳减排效应发挥的“助推器”。

表10 不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门槛模型估计结果Table10 Estimated results of threshold model of dimensional financial eco-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6 结论与建议

在碳排放形势日益严峻的当下，绿色金融作为未来金融业发展的新方向，已经成为“双碳”目标实现和经济低碳转型的关键支撑。金融生态环境作为绿色金融发展的环境依托，会深刻影响其碳减排功效的发挥。基于2008—2020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金融生态环境为门槛变量，检验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非线性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分维度和分区域绿色金融发展碳减排效应的异质性。

1）在不考虑金融外部环境约束的情况下，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抑制碳排放，且具有鲜明的阶段特征。

2）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基于金融生态环境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抑制效应显著增强。

3）分维度来看，绿色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基于经济基础、政府治理的单一门槛效应，以及基于金融发展、制度与信用文化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经济基础、金融发展、政府治理水平逐步跨越门槛值，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边际递增特征；在制度与信用文化层面，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存在类似“中部塌陷”的反常现象。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均存在金融生态环境的单一门槛效应，随着金融外部环境的改善，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显著增强，而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虽已显现，但效果尚不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为减少碳排放提供金融支持。一方面，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加强绿色金融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建立健全绿色金融相关制度安排，尤其是提高绿色金融立法层次，以保障绿色金融政策顺利落地，为绿色金融发展营造良好的秩序和环境。另一方面，加快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不同类型的绿色金融产品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交易选择，以此实现金融产品和资金供给的有效对接，提高金融资源供给效率和配置效率。同时，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实现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需要调动包括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在内的多元主体的积极性。政府要完善绿色金融激励政策和金融监管的顶层设计，金融机构要将环境因素内化于日常经营活动当中，企业要主动履行环境信息披露义务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2）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为绿色金融效应发挥提供环境依托。金融生态环境作为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因此，应当继续加快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高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另外，金融生态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注重整体环境改善的同时，要从其构成要素入手，致力于巩固经济基础、加快金融发展、加强政府治理、健全制度与信用文化体系，以此来减少金融摩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使绿色金融能够更好地发挥碳减排效应。

3）采取差异化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举措，避免“一刀切”。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状况远不及东部地区，这严重制约了绿色金融功效的发挥，致使该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果尚不显著。因此，在保证东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良性运行的同时，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持续改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在资源供给和政策扶持方面都要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以尽早实现绿色金融发展显著抑制碳排放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