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农耕文明的传承研究
——以四川巴中说春习俗为例

杨 梅，高 梧

（绵阳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绵阳师范学院 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四川 绵阳 621000）

中华农耕文明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形成的根基，也是传统社会制度和人伦关系的根源。中华农耕文明形成了与农业社会息息相关的农业生产习俗，春官说春便是农业习俗之一，反映了农耕社会人们对农业生产周而复始的期待和重视，以及对平安富裕的追求。春官说春作为一种古老的、反映农耕生活的说唱艺术，至今流传于四川巴中、阆中、仪陇、广元、宜宾，陕西汉中、南郑，宁夏西吉地区，甘肃平凉、天水、陇南，贵州省石阡县花桥镇坡背村一带，因流传地域不同，唱词、曲调和仪式过程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说春习俗和文学、音乐结合紧密，说唱内容主要与节气、农业生活、劳动生产等密切相关。说春习俗具有提醒人们季节时令交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体现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千年传承。

一、巴中说春与中国农耕文明的关联

四川省巴中市古称巴州，建制始于东汉。巴中相当于四川北部门户，地理位置介于四川与陕西交界地带，农业历来是其主要经济来源，至今仍为该市的第一产业。这片农业沃土不仅孕育了大量丰富的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曲、民间曲艺等，而且至今民间仍保留了从农历十月小阳春开始至次年春分结束的说春习俗。巴中说春主要流传于米仓山南坡、阴灵山一带以及南江县辖区内，在2009 年7 月，被列为四川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说春这一独特习俗的产生，与我国的农耕文明、历代官方劝兴农桑、推行历法有关。”[1]中国农耕文明说春习俗产生于中国农耕社会的实际生产需要，最早是官府每年派专人（春官）向百姓宣讲农业时令，后逐渐权力下放和落入基层，演变为民间自发的春耕宣讲行为，并大量增加了祈福辟邪、勤劳致富、幸福吉祥等内容，体现了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历来对农业生产高度重视的社会传统。关于说春从国家政权的官方行为下放到民间的具体朝代，学术界普遍认为从唐朝开始。如韩华认为：“说春起源主要是在唐朝的初年，皇帝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更好地种地，每年收成增加，就封了一种官，他就是‘春官’。春官的主要职责就是到每家每户去送‘节气表’。”[2]秦渊认为：“春官即《周礼》上记载的六官之一，称宗伯为春官，掌管典礼，距今3000 余年历史。唐朝武则天曾改礼部为春官。”[3]而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长赤镇黑潭乡李家营村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谭永立对说春由来的讲述，也对说春习俗民间化始于唐代作了印证。据谭大爷介绍：典故上说唐朝春官王怀英受朝廷委派外出说春，将变成牛的杨广和骑在牛背上的杨广之胞妹用麻线缠绕，起着消灾降福和昭告百姓春耕时节到了的作用。①民间传说，因为杨广执政暴虐，死后玉帝罚他变成牛，受百姓鞭打。他的妹妹则骑在牛背上，同样得向人间报春，这便是鞭春牛的来历。这一说法在民间代代相传，表明唐朝对农业的重视和推广节令的效果是显著的。巴中春官所穿的说春帽衫也是仿造唐朝官服样式，在走乡串户时肩搭二九（褡裢，二尺九寸长），内装舂牍和春帖，右手大拇指伸入春牛底座凿空处握牢，左手则持十三把（孝春棒）。这身行头显示了春官身份的皇权色彩，具有约定俗成的文化意义。

说春讲究音韵和文采，多为七言四句结构，采用见事起兴、托物言志的即兴表演形式。作为一项古老的综合艺术，对民间艺人的语言组织能力、乡土知识、社会认知、嗓音条件、文学修养、记忆能力、随机应变和察言观色能力、身体体能等要求较高，不是人人都能掌握这项技能。说春艺人通常从小接触说春表演，并对说春这门技艺有着浓厚兴趣，通过耳濡目染和刻苦训练才能较好掌握说春的语言技巧和培养随机应变的语言才能。以巴中市南江县春官谭永立为例，他出生于1946 年，从31 岁起跟随一位解放前当过袍哥和巫师的师父谭德一学习说春，之后在四十余年的说春生涯中参师②不下五人。谭永立广泛学习其他春官的唱本和曲调，集众人之长，在当地有着较高声望，2016 年他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春官有着不在本村和亲戚家说春的惯例，因此，谭永立说春的地点并不局限于巴中，与巴中毗邻的广元市所辖苍溪、旺苍都去过，包括陕西省部分地区也去过。

图1 从左至右依次为：杨梅，谭永立老伴，谭永立，高梧

图2 春牛

春官肩负劝课农桑的使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十分重视迎春送福的仪式。巴中说春仪式通常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春官在出行前，需举行出行仪式。冬至前后选定适宜出行的日期，春官身着官服摆好供桌，请出春牛，为春牛披红、挂上麻线，焚香告天，祈求春官出行顺利，能为百姓祛灾免难，带来吉祥安康。第二，春官每到一个村庄，挨家挨户递送春贴，进门演唱《进屋说》《拜新年开财门》《送财》，祝贺主家五谷丰登、家庭富裕、人丁兴旺，如果主家奉上茶烟糖果、酒水饭菜之类款待，春官还要对主家给予的物品即兴说唱，如《说茶春》等，夸赞主家慷慨大方。第三，在说唱完进门的固定曲目后，春官一般还会根据房主的身份、职业、性别、年龄进行说唱。若主家为耕种庄稼的农民就说唱《二十四节气春》，为农民报送耕种季节;主家行医就说唱《医生春》，石匠家就说唱《石匠春》，铁匠家就说唱《铁匠春》，等等；主家有老人就说唱《老人春》《纺线春》或《织布春》，主家新娶媳妇就说《新人春》，等等。如果是女主人出面接待，就说《大嫂春》，如果遇到主家有几个月、一两岁的小儿，春官就会从春牛背上抽根麻线，缠到小孩的小腿上，边缠边唱《带痘麻》：“一支麻线软如棉呀，拿起棉花缠三黄呀。三黄就是春官牛，左边缠麻生贵子啊，右边缠麻生状元啊。若是两边一起缠喃，荣华富贵万万年。麻也有了线几根啊，顾儿顾女带麻关哪。麻子带到麻神殿呀，痘子自然当灰尘。一岁过了痘麻关哪，两岁翻过铁门槛。三岁四岁光顾玩喃，五六七岁把书念。如果人大做了官呀，再过十年孔圣贤。”意为麻线可以把灾病带走，让小孩健康成长。此外，春官还会说唱一些劝世行善、规范人生礼仪之类的曲目，如《二十四孝》《女儿春》《劝善歌》等。

总之，春官综合考虑主家的需求，即兴编词演唱，调动气氛，具有见物说物的特点，俗称“见人说”。传统唱词辞藻华美、措辞讲究，而新近唱词则贴近时政、语言朴实无华。巴中说春作为民间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之一，不仅起到了传播农业知识的作用，而且丰富了乡村文化，反映了农耕社会民间习俗、劳动生产、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契合百姓喜欢热闹、和气、平安、吉利的心理特点，与中华农耕文明一脉相承。

二、说春习俗对乡村生活的能动反映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中，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但我们从说春文化中能充分观察到从古至今农民对国家治理的高度参与和实践，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和乡村自治双重互动和映照。在说春这一过程中，乡土智慧和识见得以传播和传承。巴中地区的说春能传承上千年，离不开春官与时俱进、用火热的语言赞美农村社会的变化。

春官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践行者和文化使者。春官的职业是农民，养家糊口主要依靠农业生产。辛勤劳作、守望田园、顺天应命不仅是普通农民的四季轮回，也是春官日常生活的缩影。春官的珍贵之处在于这一群体不断吸纳农耕文明的智慧，保留、传承和创造了说春这一反映农耕文明的文化形态，用生动的语言将说春的内涵和价值薪火相传。

春官通过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说春仪式活动，将农业、大自然与人的紧密联系传达出来，形成了说春独特的文化内容和特征，不仅符合农业生产和生活需要，也实现了文化的传承，因此本质上，说春是适应中国农耕文明的产物。“通过春官的口头传递，对村落中的社会个体及群体的文化规范整合、习俗秩序制定、历史文化沉淀和行为准则内化等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4]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生存模式是“耕读传家”，既要有“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又要有“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耕读精神同样在春官身上发扬光大，春官肩负农业生产和文化传承的双重使命。因此，大力发掘说春文化对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更好地服务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文化振兴意义非凡。

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形成了农耕文化体系，基于村落里互帮互助的传统和生存需要，农村更讲究熟人社会，人际关系讲究沾亲带故、好面子。说春之所以深入人心，离不开春官作为局内人对熟人社会的了如指掌。因此，说春是乡村社会对国家管理理念、乡村社会生活的真实折射。有学者认为：“乡村作为一个熟人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彼此熟悉，在春官说春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先进人物的歌颂还是对社会丑恶的批判，每个村民心里都清楚说的是谁，这一活动在无形中形成了强大的道德与舆论压力，春官说春这一民间仪式通过语言及表演、借助农民说诗给农民听的民俗文化，发挥着舆论监督功能，在以国家权力支配逻辑开展的文化治理中紧紧依靠乡村内生性力量，对解决目前乡村治理过程中过度依赖行政化手段产生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5]可见，说春讲究应时、相宜、守正、合礼，不仅蕴含农耕文明的文化品格，而且在时代说春是对尊老爱幼、集体至上、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邻里相帮等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

说春这一艺术形式，还善于运用轻松幽默、寓教于乐的方式，反映农民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个人修养、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即农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觉醒与提升。比如：“我们现在生活多美好喃，无聊现象发生了。有些人啊不像样，低保拿来打麻将。赢了就像牛摆尾啊，输了就像狗跳墙。”这一首说春批评了农村不良社会风气，自觉维护了社会主义新风尚。

谭永立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道：“现在出门说春要到腊月底，因为打工的人才回来。”说春时间的推迟反映了21 世纪农村青壮年集体外出务工现象。随着农村劳作现代化，以及青年一代农民对现代生活的追求，青壮年已不满足于过着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他们纷纷涌入大城市寻找生存机会，尽管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根始终在乡土。乡村青壮年在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传统节日春节返乡过年，带回积攒的财富以及城市社会的资讯和生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乡村的生活轨迹。春官在说春时间上的折中选择，体现了说春这一古老习俗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体现了当代农业社会对小康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传统习俗的遵从。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6]说春的内容也紧跟时政，老少皆宜，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形成的守望相助、乡村人情社会对人际关系的约定俗成，和乡村政治生活的新变化进行了巧妙结合，符合我国新时代对乡村振兴的要求，也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一首《老人春》：“孝顺媳真正好，杀个鸡把汤烧。有弟妹有兄嫂，家里团结要搞好。爱干净来勤扫院，衣服被单勤洗换。要节约来莫浪费，当家要知盐米贵。今天临别竟相逢，遇着在前的众朋友。你看现在变讲究，头发理个梭梭头。穿的全是好衣衫，住的平房变高楼。日子过得多自由，万贯家产必定有。脚穿一双高级鞋，走起路来雄赳赳。生的儿女多清秀，走在人们的前头。有的工作在中央，有的工作省里头。”

此首说春唱出了主户家老太太对家族团结、子孙孝顺又有出息的满足感，由衷歌颂了人们对幸福生活发自内心的赞美，对年青一代具有尊敬、孝顺长辈的教化作用。

传统的中国农耕社会，说春具有农业生产指导和祛邪纳福意义，而新时代的说春除了保存中国农耕文明的传统特色，更反映了我国改革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巴中春官唱道：“改革开放几十年，国家形势大好转。工业农业齐飞跃，人民生活来改善。社会和谐来构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各行各业大发展，人民有吃也有穿。政策体系多完善，引进外资企业办。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城乡经济大好转。飞机航线大增加，东西南北成一片。文化素质大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已实现。少年儿童受教育，培养下一代青少年。国家将来有希望，合作医疗人人参。群众看病无困难，食品卫生身体好，健康水平过了关。文体活动大开展，人民生活多乐观。到了节日搞演出，男女老少来观看。和平外交新路线，世界各国来投资。友好往来共发展，结成战略好伙伴。两岸未来大发展，台湾大陆两相连。你去我来多友好，两岸人民肩并肩。奥运会开得多圆满，中国成了体育大国。世界各国都赞叹，美名远播不虚传。科学技术走尖端，人造飞船几次上天。成功制造航空母舰，敌人不敢来侵犯。我国在东方多安全，人民生活多美满。家家住的新楼房，早晚煮饭不缺电。家家用的自来水管，户户都有彩电看。吃得好来穿得暖，家家户户有存款。国家形势真的好，民生改善人民欢。”

春官生活在农村，拥有农民和艺人的双重身份，平时是务农的农民，在说春的时节则化身为春官。为了得到主家的认可，他们农闲时会操练技艺，琢磨唱词，因此，春官的艺术创作更能够拥抱大地，贴近生活，反映时事和时代的变迁。春官的唱词，反映了我们国家农业政策在乡村的落实情况，以及农民是如何看待国家政策的。高度凝练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体现了春官的智慧，代表了中国农耕文明的乡土语言。如一首反映送文化下乡的《干部春》：“这位同志不相熟，初次见面不清楚。不知他的名和姓，不知他在哪里住。看他是个发财主，衣食无忧很丰富。吃的豆腐煮排骨，身材长得嫩嘟嘟。黑黑头发两边梳，一双眼睛生得鼓。上装穿的是西服，下装穿的料子布。立起下蹲多福气，好像一棵摇钱树。指头大来双手粗，胆量大来干劲足。天不怕来地不怕，敢摸老虎的屁股。对待歪风和邪气，好像武松打猛虎。小嘴会讲会唱歌，两脚走路像跳舞。遇到节日搞演出，演出精彩好节目。观众看了多高兴，个个拍手把掌鼓。人人见了都夸奖，文武双全好干部。”

三、说春习俗是国家农村经济形势的风向标

主家对春官说春内容的认可和喜爱程度决定了说春能否顺利开展，以及春官获得收益的丰厚程度。因此，春官说春的内容和流程也会紧扣时代。通过春官说春获得收入的变化，以及说春唱词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农业社会经济发展和小农经济的活力。

考虑到一人说春不容易打开局面、活跃气氛，加之出门说春路途遥远、人身安全等因素，说春艺人走家串户通常选择结伴而行。一般两人为宜，这样既可以在表演上形成配合，避免单调，并减轻嗓音负担，也就是说春艺人所言“结伴出门要合口”，同时也可以均分所获馈赠，使收益最大化。说春艺人进到每一户人家表演的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主家经济实力；其二，说春艺人的说春水平；其三，主家对说春的喜爱程度。这三个因素互为作用和影响，共同决定了说春表演的顺利程度和完整程度。

说春艺人在主家说春的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主家的要求，时间要求短的，几句话就结尾。时间长的相应说唱内容更为丰富，但报酬随之也要提高。在20 世纪90 年代的四川，说唱艺人在一户人家说春的报酬从两块钱、五块钱到八块钱，甚至二十几块钱不等，说春艺人一人一天能挣八九十块钱到一百余块钱。据谭永立回忆：“我走到蓟门搭车去到旺苍，也就下午两三点了，我们都还要挣四十几块钱（天）才得黑。”当时，在农村里帮人播种谷子一天的收入是一块钱，可见，掌握说春这门技艺所能获得的收益远胜于从事农业生产，因此，说春艺人的高收入引起同村人的羡慕。村民们将说春艺人与乡干部的收入做比较，认为乡干部一天的工资远不如说春一天的收入，当说春艺人更强。

春官能在农村社会里成为被人羡慕的职业，其实反映了20 世纪90 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变化。百姓手头宽裕，更愿意支付说春的开支，将对国泰民安的追求和对家庭兴旺的美好愿望借春官之口表达出来。春官在走乡串户时也会遇到各种情况，比如俩婆媳，儿媳妇要说春，婆婆不愿意；有的婆婆要说春，儿媳妇不愿意。但总体来说，农村经济欣欣向荣，农民愿意花钱听说春。

春官谭永立已年届七十，他见证了人们思想的转变和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并将这种可喜的变化反映在说春的内容里：“各位观众看一下呀，我是一个老人家。如今现在人老了呀，模样长得这么差。立着像个弯腰树啊，坐着像个柴疙瘩。自从中央开了十九大，老人都要发生新变化。生活过得多风光啊，日子过得顶呱呱。我说，虽然现在七十几啊，看起还像五十八。在新思想的指引下，我们黑潭发生了新变化。自来水引进了屋，家里实现了现代化。家家走上了脱贫致富路，扎扎实实不虚夸。有的家户养猪牛，有的家户养鸡鸭。有的家户栽培果树啊，有的家户种植茶。有的土地在流转，有的土地搞开发。勤劳致富门路多啊，有的养鱼种西瓜。户户都有高收入啊，如今户户发了家。家家买起小汽车啊，全国各地到处耍。有的上天坐飞机啊，辽阔天空观天下。有的下海坐轮船啊，周游世界各国耍。以前是个贫困户啊，现在成了万贯家。日子过得多美好啊，好上加好顶呱呱。”

四、结语

农业产出是农耕文明得以延续的物质基础，而顺应农业的节律衍生出农耕文化。说春的本质是建立一年中最长的农闲时间和非农闲时间的秩序，因此，说春包含双重文化属性，一是祈福消灾，肯定人们一年来的辛勤劳作和阖家欢聚、家族繁衍的重要性；二是提醒人们来年及时、准时播种耕作。由此，头年年末和来年年初首尾相接、冬藏春生，既保证了农业社会的财富积累，又规划了农业社会的持续发展。说春所蕴含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哲学精髓不仅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智慧，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重要精神资源，体现了国人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讲究天人合一的农业生产，并将农耕文明的生存逻辑内化为文化传统的内在运行机制。

中国广袤的田野和山川孕育了中国农耕文明，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中国农业的节气时令早已不再依赖于春官说春，但说春对中国农耕文明的记录和推广的功劳不应被遗忘，毕竟农业问题始终是国之生存的根本。而说春正是伴随中国农耕文明而生，每一个时代春官对说春内容的更新，见证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和变迁，具有极为丰富的人文价值和民俗价值。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谭永立，2018 年6 月13 日下午1：30-4：30，杨梅、高梧在巴中市南江县长赤镇黑潭乡李家营村谭永立家中进行访谈。

②参师：拜师的意思，但与拜师有区别。拜师相当于认的爹，师父过世徒弟要披麻戴孝。参师则相当于认的干爹，参师过世，徒弟磕头就行了。前者关系更亲近，但责任和义务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