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跨国企业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的非对称突破机制
——事件路径分析方法

陈其齐，杜义飞，史轩亚，寇亮亮

（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成都 611731）

0 引言

我国边境省份存在着大量在周边东道国开展商业贸易的边境跨国企业，它们是我国“深耕传统出口市场”和“扩大与周边国家贸易规模”的重要主体［1］。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生效，中国同东南亚各国间的关税进一步降低，开放领域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和商业机会赓续涌现。我国边境跨国企业势必需要长时期扎根东南亚周边市场，开展国际化活动［2］。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和东南亚各国都是发展中国家，整体制度环境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进程中，边境跨国企业需要长期面对和适应不稳定的制度环境。现有研究指出，不稳定制度环境会导致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出现空白、摩擦问题，跨国企业需要承担额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其经济活动面临巨大的困扰和危机［3-4］。因此，对于长期深耕于东南亚周边东道国的边境跨国企业来说，应对制度不稳定性挑战成为其实现国际化目标的重要内容。

为了应对不稳定的制度环境，跨国企业可以通过加大资源投入、优化资源组合等方式，减轻不稳定制度环境的影响［5］。部分跨国企业还可以依托全球化布局，减少在不稳定制度环境中的投资和运营来规避风险和成本［6-7］。然而，这些基于“控制力”和“选择权”的线性策略聚焦于跨国企业应对特定的不稳定制度环境，缺乏企业面临不稳定制度环境持续挑战的思考。在母国和东道国制度的共同影响下，制度环境更为复杂多变［8-9］。单一国别的制度波动会对整体经营环境带来连锁影响，导致持续地国际化制度环境不稳定。为此，现有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研究关注到网络连带对于应对不利制度环境的积极作用［10-11］。

网络连带作为企业与外部主体交互的纽带，是企业获取外部支持的重要渠道［12-13］。在国际化过程中，跨国企业能够通过网络连带获取市场信息、信任和资金等外部支持，以克服制度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4，10］。对我国的边境跨国企业而言，它们承受着母国和东道国双边制度的影响，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变的制度环境［8-9］。企业静态地依靠网络连带外部支持的作用会随环境变化而减弱或失效，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边境跨国企业亟须探索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的长效机制和过程。因此，边境跨国企业如何通过网络连带持续地获取外部支持是应对东道国与母国间持续不稳定制度环境的关键所在。

为了探索这个问题，本文采用网络动态（network dynamics）的理论视角。网络动态是指企业不同性质的网络连带之间的联动［14］。在跨国背景下，企业的商业网络会表现出动态性，能够根据环境状况联动不同的网络连带，以促进企业适应环境［14-15］。根据性质的不同，网络连带可以分为经济连带（economic ties）与社会连带（social ties）［14，16］。经济连带帮助企业获取资金、技术、商业机会等可计算性外部支持［13，17］。社会连带能够带来信任、精细化信息等强专有性的外部支持［18］。此外，边境跨国企业位于母国边境地区并深耕周边东道国，能够同时获取母国和东道国的外部支持。我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国际化过程中，母国网络连带的作用体现为提供资金、技术等外部支持［5，19］；东道国网络连带的作用则在于提供商业机会、信息、合法性等外部支持［18，20］。这样的网络连带状况使边境跨国企业形成特有的“非对称”优势［21］。它们能够利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社会、经济连带联动持续地获取外部支持并优化网络结构。由此，网络动态理论视角能够为解读边境跨国企业持续地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提供支持。

综上所述，本文围绕“中国边境跨国企业在深耕东南亚周边东道国市场中如何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的持续影响”这一问题，采用网络动态理论视角，解析应对过程。本文选择云南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Yunnan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mport and Export Corporation，简称YMEC①YMEC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公司名称，从1978—2009年名称为YMEC；2003年由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2009年与云南机械进出口公司（Yunnan Machinery Import and Export Corporation，简称YMC）合并，改名为云南联合外经有限公司（简称联合外经）；2016年联合外经同云南能源投资集团（简称云南能投）进行混改，改名云南能投联合外经有限公司。为免混淆，本文延续最初的名称YMEC。）在缅甸的国际化作为案例研究的样本，梳理YMEC在不稳定制度环境影响下将主营业务从国际贸易到国际工程承包，再到“工程承包+融资”与“投资+工程承包”的过程，并分析其中网络连带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发现：在不稳定制度环境下，边境跨国企业能够跨国别地联动经济、社会连带，以“非对称突破”（asymmetric surmount）的机制实现“克服—承载—转化”环境的不利影响。本文基于中国边境跨国企业深耕东南亚周边东道国情境，推动了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的过程研究，拓展了对网络连带联动范围的理解，对跨国企业如何应对不稳定的制度环境具有启示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国际商务中的不稳定制度环境研究

近年来，随着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研究深入，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不稳定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在不稳定制度环境中，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常常存在空缺、摩擦和无法实施等问题，不仅难以为企业的经济活动提供有效支撑，还导致经营困扰与危机［3，4，22］。有研究指出制度环境不稳定性对跨国企业造成不利影响。例如，CHAN和DU［5］发现不稳定的制度环境会给跨国企业的绩效造成损害；张超敏等［23］则发现了不稳定的制度环境迫使跨国企业改变国际化策略。进一步，学者深入不稳定制度环境的具体情境展开相关研究。例如，SHI等［6］关注中国不同省份制度变化速度不一致的现象，并分别研究了该现象对跨国企业在中国经营和中国跨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黄胜等［8］和FUENTELSAZ等［9］则注意到了跨国企业面临的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化导致的复杂环境影响。可见，不稳定的制度环境会给企业的国际化造成诸多的不利影响，跨国企业需要采取策略进行应对，才能保障国际化业务持续开展。

现有的国际商务研究中，学者们已经发现了多种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的方式。跨国企业可以依托其丰富的内部资源优势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例如，CHAN和DU［5］发现跨国企业跨区域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对不稳定环境市场中的资源投入以应对困境。同时，WITT和LEWIN［7］等认为跨国企业在全球化布局时，可以选择制度环境较好的东道国，以规避不稳定制度环境导致的风险和成本。进一步，学者们基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或国际创业企业的研究发现，网络连带能够帮助跨国企业应对不利制度环境的影响［4，11］，例如，GE等［24］发现跨国企业可以通过家庭连带获取支持，以应对制度空白导致的不稳定环境影响；于晓宇［25］发现跨国企业建立、维系和利用网络连带的能力正向调节制度环境中的国际化绩效，有利于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然而，边境跨国企业面临双边制度变动导致的持续不稳定环境影响。现有研究线性地关注不稳定环境应对的因果关系和策略效果，对于如何应对持续的不稳定环境影响，仍须进一步探究其机制和过程。

1.2 边境跨国企业的网络动态及其“非对称突破”

现有研究认为网络连带作为网络构成的基本要素，是企业获取外部支持的重要渠道［12-13］。依据性质，学者们将网络连带划分为经济连带与社会连带［14，16］。经济连带指能够获取资金、技术、商业机会等可计算性外部支持的网络连带，例如与客户、供应商的市场连带［13，17］。社会连带指能够带来信任、精细化信息等强专有性外部支持的网络连带，例如政治连带、家庭连带等［26-27］。也有研究指出部分网络连带兼容了社会和经济性质，且二者相互赋能形成嵌入性（embeddedness），促进主体间的精细化的信息传递、信任巩固和共同解决问题，能够更稳定、有效地发挥作用［13，28］。社会连带与经济连带的联动是网络动态的主要形式［14］。具体地，社会连带中的精细化信息、信任等要素能够为企业激活更多潜在的商业合作伙伴或者加深同现有合作伙伴的联系［14，29］。长期的经济连带交互中能够产生信任等要素，为企业发展新的社会连带提供契机［30-31］。

在国际商务研究中，学者们依据国别将网络连带区分为母国和东道国网络连带［19，32］。根据母国和东道国的发展情况不同，跨国企业能获得的外部支持内容会有所差异。对中国的边境跨国企业而言，母国网络连带的作用更多体现为提供资金、技术等外部支持［5，19］，东道国网络连带的作用则在于提供商业机会、信息、合法性等外部支持［18，20］。跨国背景下，网络动态表现为网络连带跨国别地联动，促进网络结构与业务模式演化的过程［14-15］。跨国别的经济、社会连带联动能够更大程度地撬动外部支持，为网络结构的优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14］。这是边境跨国企业位于边境地区且深耕周边东道国所具有的“非对称”优势，其他跨国企业难以复制［21］。边境跨国企业能够凭借这一优势持续地撬动外部支持，“非对称”地“突破”国际商务过程中的危机和窘境。可见，从网络动态视角出发，具体分析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经济、社会连带联动过程，能够为解读边境跨国企业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提供支撑。

1.3 研究评述

综合上述文献回顾，不稳定的制度环境给跨国企业的国际化造成危机与困扰[4]。跨国企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全球化布局等方式，降低或规避不稳定制度环境的影响[5,7]。然而，边境跨国企业深耕周边东道国，面临着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共同导致的不稳定制度环境，需要探索持续应对的过程机制。基于边境跨国企业能够联动母国和东道国网络连带的“非对称”优势，网络动态视角为解释这一过程机制提供有效支撑。本文在此理论背景下，开展案例研究以弥补这一研究缺口，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不稳定的制度环境对边境跨国企业的国际化造成不利影响[3-4]。边境跨国企业依托跨国别的网络动态予以应对。为了进一步打开网络动态的过程，本文依据网络连带的文献回顾，从性质维度将连带划分为经济连带和社会连带[14,16]；再依据国际商务中的研究，从国别维度划分为东道国和母国的网络连带[19,32]。本文关注不同性质、国别网络连带间的网络动态，以解析边境跨国企业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的机制与过程。

图1 边境跨国企业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过程分析框架Fig.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process of borde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dealing with unstab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关键事件路径分析是VAN DE VEN［33］和LANGLEY［34］在过程研究中提出的以关键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纵向案例研究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将关键事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在时间次序上形成的事件对组织发展的影响［34］，剖析过程中的主要维度，以发现管理和组织过程规律［35］。本文选择关键事件路径分析方法作为研究方法，依据如下。①事件作为一种表征和记录，是人们描述自己的生活或者组织发展的中心，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受到重视［36-37］。其中，关键事件更是推动组织发展变化的重要途径，解析关键事件能够发现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潜在规律与机制［34，38］。在本文中，样本企业在深耕东南亚周边东道国过程中的关键事件，记录和表征了不稳定制度环境影响下网络连带联动模式变化的起因、过程与结果，是分析、提炼企业应对机制的重要研究依据。②事件构成的路径，能够反映事物发展的过程［33-34］。事件路径分析着眼于事件构成的过程，以动态、纵向的视角看待研究现象，能够发现管理和组织的过程规律［34］。本文研究边境跨国企业在深耕东南亚周边东道国中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导致的不利影响过程，涉及网络连带之间相互联动过程的解析，适用于此类动态、纵向的质性研究方法。

2.2 案例选择

边境跨国企业是指位于边境地区，在母国和邻国之间从事国际商务的企业。这类企业一方面天然地受到母国和东道国制度的共同影响，任何一国的制度变化都会给其经营和发展造成冲击。另一方面，边境跨国企业常年往返于母国与东道国，在两国与许多社会、经济主体建立了联系，能够联动母国和东道国的外部主体。

本文选择YMEC在深耕缅甸市场的过程作为研究样本主要有以下3点原因。①满足研究问题对案例样本的典型性需求。YMEC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始终坚持深耕缅甸市场，面临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调整以及缅甸政权更迭等原因导致的持续不稳定制度环境。在这一情境下，YMEC的东道国与母国经济连带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反复受到环境冲击。YMEC多次利用跨国别的网络连带联动应对冲击，并形成了长效机制。②满足过程研究对案例样本的完整性需求。YMEC在深耕缅甸的过程中先后成功应对了3种类型的制度环境不稳定导致的经营危机，分别是母国制度调整、东道国政策变化以及母国制度调整和东道国政策同时变化导致的不稳定性。3类不稳定性的应对完整地覆盖了边境跨国企业在深耕周边东道国过程可能面临的制度环境。③满足研究视角对丰富分析材料的需求。在深耕缅甸市场过程中，YMEC与东道国、母国的众多主体建立了经济和社会连带并通过连带间的联动，不断撬动、激活外部支持，更新自身在两国间网络动态模式。

2.3 数据收集

本文遵循案例研究对数据的三角验证要求，通过多来源的数据收集，保障案例数据得到相互补充与交叉验证。本文主要以半结构访谈获得一手材料。如表1所示，本文围绕样本企业及其母公司采取了迭代式的半结构化访谈。第一阶段的访谈涉及YMEC的业务范围、发展过程、关键项目等方面内容。然后，结合二手数据收集进行初步分析，决定将关注点放在企业深耕周边东道国的困境克服上。第二阶段的访谈涉及YMEC的国际化背景、困境及其应对方式、海外重大项目、组织变革等事件进行访谈。本文发现YMEC在周边东道国国际化中的困境克服与其国内外网络连带促进组织运营、资源整合息息相关。第三阶段访谈主要就信息遗漏点、模糊点进行了补充性访谈和二手资料收集。除了对YMEC及其母公司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团队还分2个阶段访谈了云南省商务厅、云南省对外投资合作协会、“一带一路”云南研究院等相关组织，从侧面了解YMEC的国际化过程。第一阶段在接触YMEC之前，首先访谈第三方组织，了解YMEC的国际化业务、历程等相关情况，为深入访谈YMEC做足准备，避免直接访谈样本企业带来的“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视角偏差。第二阶段在深入访谈YMEC之后，再次走访了相关组织，验证调研信息，同时从第三方视角全方位地了解与评估YMEC的典型性。此外，研究团队还收集了多样化的二手材料，包括：①从企业直接获得的文本材料，如企业简介、企业大事记等；②政府及相关协会的相关文本资料；③企业官网材料；④不同时期的媒体报道及互联网相关公开数据。

表1 一手数据收集情况Tab.1 First-hand data collection

在完成数据收集后，对数据进行初步整理。依据一手数据来源不同，将源自YMEC的数据标记为YMi，来自YMEC母公司——云南能投的数据标记为YEi，来自其他组织的数据标记为YNi。同时，对二手数据中来自企业官网、文本的数据标记为S1，对相关组织文本数据标记为S2，对新闻及互联网数据标记S3。

2.4 数据处理

2.4.1 阶段划分与关键事件筛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开始进入缅甸等周边东道国市场，并随着母国与东道国政策制度的调整变化，不断调整更新自身业务模式，以适应制度环境的变迁。就母国政策与制度而言，从1978年国门初开，到1992年“十四大”提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再到2001年提出持续加强的“走出去”战略，经历了一个逐步开放化的变迁过程。就缅甸的制度环境而言，从1978年至今，既受到国内政治局势变化及其导致的西方经济制裁影响，又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外生性影响，政策、制度动荡较多。

具体到YMEC深耕缅甸的过程，本文将由母国或东道国制度、政策等调整导致的经营危机以及企业通过业务调整应对作为一个完整的阶段，将研究样本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在母国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政策背景下，国内生产企业能够直接对接东道国客户，YMEC以新开辟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克服了垄断地位丧失导致的业务不可持续危机。第二阶段中，东道国政权更迭进而遭受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并受到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导致国内经济动荡，缅甸缺乏工程项目资金。YMEC通过在工程承包业务基础上延伸融资服务，克服资金危机的同时形成了承载机制。第三阶段中，在母国大力推行“走出去”政策和东道国政策转向的共同影响下，YMEC由于快速扩张面临资金链危机。YMEC通过与云南能投进行混改与合作，建立稳定的资金获取渠道，克服危机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承载机制。

关键事件筛选分为以下3步。①基于原始材料梳理出涉及企业国际化的所有事件66项，并剔除了“越南集装箱船项目”等与缅甸市场没有直接关联的事件，共筛选出事件39项。②将筛选出的事件放入上述3个阶段中，根据阶段发展特征筛选出能够直接反映不稳定制度环境影响和应对的有效事件18项。③根据事件对网络连带联动过程的体现程度，在18项事件中筛选出9项事件作为关键事件，其他事件作为关键事件的前因或后果，当作补充事件。阶段划分和事件筛选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阶段划分与事件选取Tab.2 Stage division and event selection

2.4.2 数据编码与关键构念 本文采用三阶段人工编码方式材料进行整理编码。首先，在数据整理基础上进行第一次编码，剔除与研究无关的数据条目，合并相同与相似的数据条目，使得大量数据材料更加聚焦于本文的研究问题。其次，选派2名研究成员在一级条目数据库的基础上，围绕需要测量的关键构念进行双盲编码，形成二级编码数据库。例如，2名研究成员会分别对材料中的各种“关系”进行判别编码，按国别分为母国与东道国的连带，按照性质分为个人关系、贸易关系、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等。当编码结果不一致时，研究团队进行讨论，以确定条目的编码。最后，本文进一步对接理论，形成完备、厚实的理论构念描述。依据COVIELLO[14]以及MCDERMOTT和CORREDOIRA[30]的观点，本文将载有信任、精细化信息等专属性要素的关系编码为社会连带，并结合跨国情境进一步区分出了“东道国社会连带”与“母国社会连带”。依据UZZI[13]和HOCHBERG等[17]的观点，本文将载有资金、技术等可计算资源要素的关系编码为经济连带，并结合跨国情境区分出了“母国经济连带”与“东道国经济连带”。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也发现一些关系是社会连带与经济连带并存的状态。在多次讨论和反复权衡后，本文并没有硬性归类，而是承认其2种连带的叠加状态，以观察其作用的发挥。

3 案例描述与分析

3.1 第一阶段：应对母国政策变化导致的危机

3.1.1 第一阶段案例描述 1978年改革开放，云南省成立专门从事水电站、铁路、码头和机车等相关设备的进出口贸易公司YMEC。依据当时的进出口贸易制度，云南省所有机械设备类商品的跨境贸易都必须通过YMEC代理。“我们相当于处于一个半垄断、垄断的一个发展阶段（YM1）。”凭借着这一优势，YMEC开始了同缅甸等周边东道国长达十余年的进出口贸易。在这一过程中，YMEC有意识地通过设立东道国办事处等方式，维护和拓展在东道国的社会关系，培育在东道国同客户、政府等主体的信任。1992年，中国“十四大”确定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方针，逐步取消了YMEC这类进出口贸易企业的垄断经营权，让国内产品制造商能够直接对接东道国客户。虽然凭借前期在东道国积累的良好社会关系，YMEC依然获得了一些水电设备出口订单，但是在国内制度调整影响下，进出口贸易业务仍在不断萎缩。其国贸部经理回忆说：“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很多客户资源其实是在逐步流失的。我们如果不再变革，还是围绕这个单纯的贸易来开展，那个肯定就是路越来越窄（YM2）”。

面对母国制度调整带来的经营危机，YMEC并没有固守进出口贸易的业务，而是通过在缅甸建立的社会关系，了解到缅甸水利资源丰富，政府对开发水利项目也持积极态度，但其国内技术能力有限，对水利、能源工程有着巨大需求市场。云南省作为我国的水利资源大省，具有丰富的水利技术与工程供给单位。于是，YMEC一边整合国内工程建设单位，一边借助国内工程建设单位的整合撬动东道国的社会关系，以获取工程项目。就邦朗水电站项目而言，从1994年开始，YMEC一方面整合国电公司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等优质水利设计和施工单位，为承接该项目做准备；另一方面以此撬动同缅甸政府多年交往的信任关系，就邦朗水电站工程项目进行沟通协商。1998年，在母国政府与东道国政府都审批通过后，YMEC承建了邦朗水电站项目，并以出口该项目中的发电机组设备，带动了原来的机械设备出口业务。1996—2002年，YMEC再次以这样的方式撬动并承接了缅甸瑞丽江水电站项目。由此可见，在丧失贸易专营权后，YMEC的贸易业务逐渐流失。凭借在母国整合新的技术资源撬动在东道国积累的社会关系，YMEC获取到了市场机会的信息，开启了海外工程承包业务，克服了贸易业务萎缩的危机。

3.1.2 网络动态视角下第一阶段过程分析 在本阶段中，YMEC遭受和克服了制度环境变化导致的经营危机，其网络连带作用过程如图2中第一阶段所示。①凭借母国制度上的专营地位，YMEC垄断东道国客户，并以此撬动国内供应商。这表现为东道国与母国经济连带相互支持的关系。母国制度调整导致了这一关系出现了断裂危机（见“不稳定制度环境导致的危机一”）。②基于前期与缅甸政府积累的信任，YMEC能够持续地获取一些水电站发电机组出口订单。这表现为东道国社会连带跨性质地激活东道国经济连带的过程（见“关键事件一”）。③YMEC依托在母国新整合的工程建设单位，撬动了与东道国政府的信任关系，获取工程承包业务。这表现为母国经济连带跨国别和跨性质地撬动东道国社会连带，进而激活东道国经济连带的过程（见“关键事件二”）。④瑞丽江水电站项目的撬动和承接，标志着在东道国社会连带的加持下，东道国经济连带能够跨国别地支持母国经济连带，克服断裂危机（见“关键事件三”）。本阶段典型例证如表3所示。

表3 第一阶段典型例证Tab.3 Typical examples of the first stage

图2 YMEC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过程全景过程Fig.2 Panoramic process of YMEC dealing with unstab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3.2 第二阶段：应对东道国政策变化导致的危机

3.2.1 第二阶段案例描述 1988年军政府上台后，缅甸长期遭受着西方的经济制裁。1998年，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缅甸资金紧张。邦朗水电站项目上马后出现了缺乏建设资金的困境。YMEC副总裁回忆道：“因为是西方制裁，它（缅甸）更多希望中国方面给他一些支持（YM4）。”在此背景下，YMEC充分利用邦朗水电站项目是缅甸国内最大的水电项目，涉及了中缅国家关系大局，不断向母国政府报备相关情况，撬动母国政府的支持。该项目在上马阶段便受到中国中央政府和云南省政府的重视，云南省成立了由副省长带头的工作小组，研究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题。

在母国政府的支持下，2000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为邦朗项目提供10亿人民币的卖方信贷，以推进邦朗水电站项目建设。YMEC缅甸办事处主任描述了这一事件：“当时这个项目，它是通过‘卖方信贷’的方式来操作，缅甸政府提供主权担保，由我们公司作为借款方、承建方把钱带给他们（缅甸）来建设（YM1）。”最终，依托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YMEC在原来工程承包模式的基础上，延伸出了融资业务，以“工程承包+融资”模式顺利推进邦朗水电站项目。在邦朗水电站项目顺利实施“卖方贷款”后，YMEC获得了缅甸政府的高度信任，持续以此模式承接或推进工程项目。例如，2003年瑞丽水电站项目由EPC转变为需要提供资金的BOT模式；2006年YMEC再次以“工程承包+融资”模式承建了上邦朗水电站项目。

3.2.2 网络动态视角下第二阶段过程分析 在本阶段中，不稳定制度环境导致的危机及其承载过程如图2中第二阶段所示。①缅甸由于政权更迭遭受经济制裁，并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出现了资金短缺。这使得了邦朗水电站项目面临着缅甸无法提供建设资金的困难，表现为东道国经济连带支持母国经济连带的关系出现断裂危机（见“不稳定制度环境导致的危机二”）。②邦朗水电站项目涉及中缅国家关系，YMEC以此撬动了母国政府成立专门的工作组以解决遇到的困难。这表现为东道国经济连带跨国别和跨性质地撬动母国社会连带的过程。随着母国政府的介入，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该项目提供卖方贷款，表现为母国社会连带跨性质地激活母国经济连带的过程（见“关键事件四”）。③在母国资金的支持下，YMEC顺利完成了邦朗项目，表现为母国经济连带跨国别地支持东道国经济连带的过程。同时，邦朗水电站项目的完成也对东道国社会连带产生了积极反馈，提高了YMEC的信誉度，表现为东道国经济连带加强东道国社会连带的过程（见“关键事件五”）。④“工程承包+融资”模式形成，不仅让YMEC以母国经济连带支持东道国经济连带的方式克服了资金缺乏的危机，也进一步巩固了缅甸政府与YMEC之间的信任。YMEC与缅甸政府之间的经济连带与社会连带叠加，相互赋能，形成嵌入性（见“关键事件六”）。因此，YMEC在东道国的网络连带更加稳定，能够持续地获取工程项目。本阶段典型例证如表4所示。

表4 第二阶段典型例证Tab.4 Typical examples of the second stage

3.3 第三阶段：应对母国和东道国政策同时变化造成的危机

3.3.1 第三阶段案例描述 从2001年“十五”规划中提出的“走出去”战略，到2005年强调“要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政府持续地推动中国企业扩大海外市场。在此背景下，凭借邦朗、瑞丽江等水电站项目的顺利完成而获得的良好市场信誉，YMEC开始快速扩大在东南亚各国的国际化业务，承接了大量电站、电厂等工程项目。2009年，YMEC合并了本省同类型企业云南机械进出口公司，进一步扩展其海外扩张业务范围。然而，YMEC的“工程承包+融资”模式，很大程度上依托企业外部资金，资金链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随着国际化业务的扩张，YMEC面临的资金链压力与日俱增。在东道国方面，2010年缅甸进行民主化改革，西方国家逐步取消了对缅甸的经济制裁。缅甸不再是单一倾向于依靠中国，并引进很多西方企业进行竞争。国际化业务大范围铺开和东道国政策逐步转向，导致了YMEC薄弱的资金链出现问题。2014年，YMEC凭借缅甸的良好信任基础获得了仰光达科他天然气联合循环电厂项目（简称：仰光电厂项目）的承建权。到2016年，完成了项目的前期商务流程和准备工作后，该项目受到YMEC资金链问题影响，陷入了难以启动的窘境。云南能投国际化中心总经理说：“当时他们（YMEC）做了16个电站，基本上都是做工程承包。后来越往后做就项目越来越难做了，资金短缺（YE1）”。

2016年，中国开始推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YMEC的东道国业务吸引了云南省属国企云南能投进行混改。混改尚未完成，仰光电厂项目亟须启动。云南能投考虑到混改后的收益，决定先在该项目上与YMEC进行合作，提供资金投资，以维持YMEC的经营现状与其良好的东道国品牌信誉。YMEC董事会秘书对当时的情境回忆说：“项目是我们拿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投资也不大，1.2亿美金，但是我们当时已经没钱投了……当时也在和能投谈混改，就说管他混改成不成，我们先在这个项目上做一个合作（YM5）。”随着双方合作项目的顺利推进，混改也顺利进行。2016年11月，云南能投集团公司完成了对YMEC的增资扩股。混改后，双方建立了稳定的“投资+工程承包”合作模式，即YMEC依托自身海外资源承接工程项目，云南能投作为母公司评估这一项目，通过便进行投资与YMEC共同完成这一项目。2020年，双方以此模式承接了缅甸明林羌LNG发电项目。由此可见，YMEC不仅解决了困扰多年的资金链问题，还依托云南能投的强大资金实力，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发展出了“投资+工程承包”业务模式。

3.3.2 网络动态视角下第三阶段过程分析 在本阶段中，YMEC遭遇并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的不利影响过程如图2中第三阶段所示。①YMEC在母国“走出去”战略鼓励下，快速地铺开工程项目承建业务，加上缅甸政策的调整，使得其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没有足够资金支持项目持续开展。这表现为原本母国经济连带支持东道国经济连带的关系断裂危机（见“不稳定制度环境导致的危机三”）。②由于YMEC在东道国海外业务，吸引了云南能投进行混改。混改后云南能投成为YMEC的母公司，是其股东或上级单位，作为母国社会连带存在。这一过程表现东道国经济连带跨国别和跨性质地撬动母国社会连带的过程。云南能投由于即将成为YMEC的母公司，便产生了为YMEC提供资金支持的动力，表现为母国社会连带跨性质地激活母国经济连带的过程（见“关键事件七”）。③云南能投考虑维持YMEC现阶段的项目运营与海外良好信誉，在仰光电厂项目上先进行投资入股，开展商业合作。这表现为东道国社会连带跨国别和跨性质地撬动母国经济连带的过程。合作又推动了混改，促使云南能投由单一的经济伙伴关系延伸出上下级关系，表现为母国经济连带跨性质地激活母国社会连带的过程（见“关键事件八”）。④与云南的合作使得母国与东道国经济连带相互支持关系的断裂危机得到解决。在混改和合作共同推进下，YMEC与云南能投的关系同时具备了经济和社会属性形成了嵌入性，且2种属性相互赋能、良性互动（见“关键事件九”），使YMEC具有稳定的母国网络连带提供资金支持。本阶段典型例证如表5所示。

表5 第三阶段典型例证Tab.5 Typical examples of the third stage

4 研究发现

基于上文从网络动态视角对YMEC3个阶段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过程中的关键事件解读，进行纵向跨阶段分析。依据MILLER［21］“非对称”优势的发现、“非对称”优势的内嵌、“非对称”优势与市场对接的思路，本文进行理论发现的归纳和提炼。

4.1 不稳定制度环境的克服过程

根据上文案例分析可知，在不稳定制度环境的影响下，边境跨国企业的东道国与母国经济连带相互支持关系会出现断裂危机。通常而言，跨国企业可以引导不同性质连带之间的作用路径，应对环境变化的影响［14］。基于经济连带在资金与技术上的支撑，跨国企业可以对接信任等专属要素，调动社会连带［17，20］；通过社会连带所带来的信任与青睐，跨国企业得以捕捉潜在机会发展经济连带［18，27］。然而，在受到母国和东道国双边制度影响时，边境跨国企业依靠单一国别或性质的网络连带难以克服危机。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跨阶段过程分析来看，边境跨国企业具有跨国别联动社会、经济连带的“非对称”优势［21］，能够突破单一国别或单性质网络连带作用的局限，克服不稳定制度造成的危机。本文将这一机制抽象为“非对称突破”机制。具体而言，该机制具有以下2条实现路径。

其一，以“跨性质”叠加“跨国别”的网络动态，突破单一国别网络连带的作用局限，克服不稳定制度环境造成的危机。如图3上半部所示，为了修复东道国经济连带支持母国经济连带的关系，边境跨国企业基于母国经济连带在技术、能力上的优势，撬动东道国社会连带；进而企业通过东道国社会连带提供的合作机会，在东道国市场发展经济连带，得以修复东道国经济连带支持母国经济连带的“断裂”关系。由此可见，边境跨国企业在“跨性质”网络连带联动基础上，叠加“跨国别”联动，成功地克服了不稳定制度环境的影响。其二，以“跨国别”叠加“跨性质”的网络动态，突破单一性质网络连带的作用局限，克服不稳定制度环境造成的危机。如图3下半部所示，为了修复母国经济连带支持东道国经济连带的关系，边境跨国企业需要从母国经济连带获取资金支持。基于母国经济连带中所蕴含的中缅国家关系意义，边境跨国企业先撬动了母国社会连带；进而通过母国社会连带的信任背书，获取母国经济连带的支持。在此基础上，边境跨国企业得以修复母国经济连带支持东道国经济连带的“断裂”关系。由此可见，边境跨国企业在“跨国别”网络连带联动的基础上，叠加“跨性质”联动，成功地克服了不稳定制度环境的影响。

图3 不稳定制度环境的克服过程解析Fig.3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overcoming unstab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4.2 不稳定制度环境的承载过程

根据上文案例分析可知，在母国和东道国双边制度影响下，不稳定的制度环境会持续地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要实现在周边东道国的深耕，边境跨国企业需要建立长期机制以承载外部环境的冲击。MILLER［21］认为“非对称”优势能够通过一定形式内嵌入组织的结构，形成持续功能优势。已有研究指出，当具备嵌入性的网络连带兼容了良性互动的社会和经济2种性质，能够更稳定、有效地发挥连带作用［13，28］。结合3个阶段的过程分析，本文发现“非对称突破”促使同一网络连带中的经济和社会属性良性互动，形成嵌入性，长期地承载不稳定制度环境的不利影响。具体而言，边境跨国企业实现“非对称”优势内嵌与危机承载的过程如下。

首先，“非对称”优势在东道国网络中的内嵌。如图4上半部所示，关键事件二中，母国经济连带跨国别、跨性质地撬动东道国社会连带，促使东道国社会连带激活了东道国经济连带。关键事件四、五中，东道国经济连带跨国别、跨性质地撬动母国社会连带，进而激活母国经济连带支持东道国经济连带。这使得东道国经济连带对东道国社会连带产生了正向反馈。综合2次“非对称突破”的效果，东道国社会连带能够提供信任、信息等要素赋能东道国经济连带；东道国经济连带能够加深合作，巩固信任，赋能东道国社会连带。良性互动的东道国经济连带和社会连带存在于同一网络主体，边境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网络连带结构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嵌入性。边境跨国企业因而持续地获取东道国网络连带的稳定支持，承载不稳定制度环境导致的东道国经济连带无法支持母国经济连带的危机。其次，“非对称”优势在母国网络中的内嵌。如图4下半部所示，在关键事件七中，东道国经济连带跨国别、跨性质地撬动母国社会连带，促使母国社会连带激活了母国经济连带。在关键事件八中，东道国社会连带跨国别、跨性质地撬动母国经济连带，促使母国经济连带激活了母国社会连带。综合2次“非对称突破”的效果，母国社会连带能够提供共同解决问题的机制赋能东道国经济连带；母国经济连带能够提供资金要素等促进商业项目的顺利完成，反馈良好的信誉与信任，赋能东道国社会连带。2种性质的母国连带存在于同一网络主体，边境跨国企业在母国的网络结构发生了变化，形成嵌入性。边境跨国企业因而能够持续地获取母国网络连带稳定的支持，承载不稳定制度环境导致的母国经济连带无法支持东道国经济连带的危机。

4.3 不稳定制度环境的转化过程

企业国际化过程也是跨国别发展网络连带并与国际商业网络共同演化的过程［14-15］。MILLER［21］认为“非对称”优势能够与市场进行对接，促进企业的发展。根据上文案例分析，本文发现在“非对称突破”过程中，边境跨国企业将自身“非对称”优势与市场进行对接，通过优化网络动态模式，将不稳定制度环境的冲击转化为国际化业务模式升级的动能。

如图5所示，在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的危机中，边境跨国企业通过“非对称突破”，在两国间的网络动态模式从最初仅有东道国经济连带与母国经济连带的相互支持，依次更新出现“东道国社会连带激活东道国经济连带”“东道国网络连带的嵌入性”和“母国网络连带的嵌入性”。不同的网络连带联动模式，能撬动的资源、机会等具有差异，所支持的国际化业务也不同。国际化业务模式则从最初的“单一贸易”逐步发展为“工程承包”“工程承包+融资”和“投资+工程承包”。不稳定制度环境的冲击持续刺激边境跨国企业进行“非对称突破”应对危机。这一过程促使其网络动态模式不断调整优化，进而实现国际化业务模式突破升级。由此可见，“非对称突破”能够通过网络动态模式的更新，将不稳定制度环境的危机转化为业务模式突破升级的动能。

图5 不稳定制度环境的转化过程解析Fig.5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unstab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事件路径分析方法对YMEC在缅甸的国际化过程进行案例研究，发现边境跨国企业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的过程由3步构成。①“克服”过程。边境跨国企业利用不同国别、性质网络连带的特性，通过“非对称突破”撬动额外的机会、资源，以重建或恢复母国和东道国经济连带相互支持的关系。②“承载”过程。边境跨国企业通过“非对称突破”将“非对称”优势内嵌到网络结构中，在母国、东道国构建具有嵌入性的网络连带。借助具有嵌入性网络连带的内部经济、社会属性良性互动，边境跨国企业获得稳定的外部支持，预防母国和东道国经济连带相互支持的关系断裂，形成抵御危机的能力。③“转化”过程。边境跨国企业在“克服”和“承载”过程中，通过“非对称突破”对网络动态模式的调整优化，并转化为其国际化业务模式的突破升级。综上所述，边境跨国企业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的过程是以“非对称突破”为核心机制的“克服—承载—转化”过程。

5.2 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基于中国边境跨国企业深耕周边东道国情境，丰富了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的研究。制度环境是国际商务研究关注的重要因素［39-40］。随着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不稳定制度环境成为国际商务研究的重要背景［4，23］。长期以来，大量边境跨国企业深耕周边东道国市场，持续受到不稳定制度环境的影响。对于跨国企业如何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的持续影响，鲜有研究进行深入解析。本文从网络动态视角发现中国边境跨国企业能够基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网络连带联动，以“非对称突破”机制，实现“克服—承载—转化”的应对过程。这一发现明晰了边境跨国企业应对母国与东道国双边制度变动的过程，对于探究跨国企业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的长效机制具有推进意义。

第二，本文拓展了关于网络连带联动的范围认知，有助于网络动态理论的发展。现有研究发现跨国企业的国际化并非“单打独斗”，而是借助网络连带不断撬动外部的个人和组织，以集体行动应对环境的挑战［12］。先前的研究较多关注了同一国别或地区中不同性质间的网络连带联动及其作用［14，16］。本文发现由于国家之间的差别，不同国别的网络连带也会发挥不同的作用［18-19］，跨国别的社会、经济连带的联动，能够发挥超出单一国别联动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将网络连带联动的理解从同一地区或国别内经济与社会连带的联动，拓展到了跨国别之间的经济与社会连带的联动，有助于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探索和研究。

5.3 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YMEC在缅甸的国际化过程，发现了不稳定制度环境的应对机制与过程，对于边境跨国企业“深耕传统出口市场”和“扩大与周边国家贸易规模”［1］提出以下3点政策建议。①发掘和利用“非对称”优势。跨国别的经济、社会连带的联动是边境跨国企业“非对称”优势所在。边境跨国企业需要关注自身在母国和东道国的网络连带，并适当地利用它们之间的联动，撬动更加广泛和适用的外部支持，突破不利制度环境造成的困境。②内嵌“非对称”优势。在深耕周边东道国市场过程中，边境跨国企业面临不稳定制度环境的持续影响，需要构建长效的承载机制。为此，边境跨国企业需要将跨国别联动经济、社会连带的优势内嵌到网络结构之中，构建具有嵌入性的网络连带。③对接“非对称”优势与市场。边境跨国企业利用“非对称”优势，不仅是被动地应对制度环境，也是主动对接和开拓市场。边境跨国企业需要敏锐地捕获制度环境变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并基于跨国别联动社会、经济连带的能力及时调整网络动态模式，把握发展机遇，扩大周边东道国市场。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第一，本文以我国企业在周边东道国国际化中作为研究样本，对于在非周边东道国国际化中面临的不稳定制度环境的应对方式，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修正完善本文的过程模型。第二，研究情境是我国的边境跨国企业向经济发展更为落后的东道国的国际化过程。在此情境中，东道国资源匮乏，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于在周边发达国家的国际化，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连带将与案例中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差异，未来可在这方面进一步开展研究。第三，作为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社会连带和经济连带相互作用的落脚点都在经济连带。将社会连带作为落脚点超出了本文关注的研究领域，需要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中更关注社会连带的学者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