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罢何所余：关于《人间词话》和它的光

赵莉莎

摘 要：《人间词话》百年研究史中先后出现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即渊源学方面有中西之间谁主谁次的热切辩难，生成说方面有如何创化和再现辉煌的恳切推敲，价值论方面有现代性转型的深切思考。本文主要针对以上这些问题进行探索，试图厘清争辩之原因与端由，提供创化之路径与方法，证明转型之合法与必然，以此说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只要积极吸取外来学说，并且不忘民族之本位，诗国文论就一定不会是落日，而是那鱼肚白边已经开始冉冉升起的一抹朝阳。

关键词：《人间词话》、渊源之争、创化方法、现代性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23）06-0068-08

一、《人间词话》的喧嚣与孤独

王国维研究已逾百年，百年来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中国港澳台，甚或海外汉学界对王学的论述可谓是积案盈箱、难以计数，而《人间词话》又绝对是这些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各路专家都跃跃欲试不遑多让。这虽使得静安先生越来越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大师，甚至尽显学术明星与热点的态势，但也造成了各种学案层出争讼不停的嘴仗笔仗甚至糊涂账。就像很长时间以来，关于其思想的来源问题究竟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一直被争论不休一样。即对在中国文化传统和域外文明这两大影响源之间究竟是哪一方更具有决定性作用莫衷一是，《人间词话》的诗学归属问题也是如此。而且即便出现了所谓的“中西融合说”，绝大多数的观点也还是认为这个融合是以中为主，以中化西，主次分明的。

实际上，关于学术研究中的各种争鸣本来是无可厚非的话题，也是任何学术研究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和题中应有之义。真理愈辩愈明。每一种觀点取决于每一个时代，当代人的研究自不会和古人相同。每一种观点也取决于不同的学术立场、不同视角、不同方法、不同理论、不同哲学观价值观等，因此也必然会产生差异。加之切入点不同，所联系的实际不同，还有研究者主体的差异性，研究者本身的理想、追求和人格与学术选择及主观偏好等也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或决定着研究的结论和结果。但关于王国维思想来源的争论似乎并不仅仅简单地归结于上述各种原因。不是古今殊途（因为中西之争不是古今之争），亦不是研究主体的分歧，因为每一派都出现了相应的甚至大量的拥趸和支持者，而且也都是看起来完全能自圆其说的论证过程和结论。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有可能都错，但都对就违反逻辑上的排中律了，此间必有端由。那么这种争论的根源何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目前似乎还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进一步的展开。此为问题一。

曹顺庆教授曾在他的论文中接二连三地感叹过：“20世纪近百年的文学理论研究，除了《人间词话》《谈艺录》《管锥编》等少数‘以中融西的论著，以及古代文论的校勘整理，如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杨师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以外，绝大多数文学理论著作都走上了‘以西释中‘以西套中乃至‘以西代中之路。”[1]“这种西式文论话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熟悉西式话语的学生与学者，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再写出如《人间词话》《管锥编》那样‘以中融西的杰出论著来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几乎只能跟在西方后面摹仿，只能操着西方文论话语蹒跚而行。这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原创性，使得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在世界文坛毫无地位可言。这种状况已引起了我国文论界的高度警觉与深刻反思。”[1]其实这种情况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引起了很多学者和有识之士的注意。浦江清曾对朱自清谈及：“今日治中国学问皆用外国模型，此事无所谓优劣，惟如讲中国文学史，必须用中国间架，不然则古人苦心俱抹杀矣。即如比兴一端，无论合乎真实与否，其影响实大，许多诗人之作，皆着眼政治，此以西方间架论之，即当抹杀矣。”[2]陈寅恪也曾批评新派的文化史“失之诬”，因为“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2]。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反观完美地避开了这种危险的《人间词话》就会让我们更加地若有所思和颇有会心。钱钟书老先生曾说“老辈唯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3]如果说《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对叔本华学说的应用还有着生搬硬套以西释中的理论幼稚病即眼里金屑的话，那么到了《人间词话》里这种融汇古今中西而建构起来的文论大厦就可完全算得上进入了水中盐味有影无形的高妙境界了。《人间词话》就像一泓瑰丽的清泉，既有着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含蓄蕴藉之姿，又有着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美丽心灵。那么为什么只有静安先生在清末民初生逢乱世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才能创生出这样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学术精华？又为什么具有这样高水准的文论文评在白驹过隙的百年以后仍然乏善可陈？如何能把学术研究做得像静安先生的水中盐味而非眼里金屑一样，捧出像《人间词话》这一颗如猫眼宝石般晶莹剔透的小书杰作，再生出这样的杰出创获，再造出这样的绕梁之音，其可循之章是什么？可依之法是什么？都是值得我们开始思考和追问的重要课题。此为问题二。

另外还有最关键的，那就是研究以上这些技术性问题的价值与意义究竟何在？其实这才是首要的问题，是其他问题值得探究的根源。此为问题三。

当然，以上这些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贯连而一通百通的。其中的很多问题也不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在一朝一夕一时一地即刻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大量艰苦的积累和工作以及正确的学术态度和文化观。本文旨在澄清其中的学理和本质，找到真正的进路，然后以筚路蓝缕之心，朝着也许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的境界进发。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按照问题的逻辑顺序，我们把上面的三类问题倒叙着说。

二、兹事体大

上承古代下启现代的中国之近代是横跨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百年有余的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而生于1877年殁于1927年的静安先生即是经历了这其中最风云变幻的五十年，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举事、八国联军侵华、经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保皇复辟、五四新文化以及北伐等一系列排山倒海之大事件，其时代性身份特质类似于封建主义中世纪与资本主义文艺复兴之交期的“中国但丁”，身处由古入今的历史大转折时期，脚跨东西方两大文明和众多民族文化。因此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无论哪个领域哪个学科都处处体现出一种既不同于以往古老传统又不同于东方禀赋的异质因素，而这种转型实质上既是主动又是被迫的，既是主体的有意识选择又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当我们重新聚焦于《人间词话》这一部在其文学研究领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研究其得失、转型、创化与再生等方面的问题，就一定可以从中发现探讨事关中国传统词学、中国传统文论、中国传统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究竟是否应该进行现代性转型这些问题的重大意义。

词学最早是指词章之学，明清时比较多的是指填词，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词的创作，只有到了近代，才被理解为一种对词进行研究的专门学问。即“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4]静安先生以他的《人间词话》开启了中国词学从传统向現代过渡和转型的大门，无论在词的本体论、创作论、鉴赏论等诸多方面都和传统词学大异其趣，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在自己的词学研究中引进了西方理论并运用这些理论对研究对象进行了主客体相契合的思考，既我们称之为中西化合的那种方法，这种可贵且成功的尝试使得他为现代词学的确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人间词话》是中西合璧的产物，而这种合璧又是水中着盐、自然而然的，既非以西释中自觉失语也非削足适履强制阐释。因此研究其得失、转型、创化和再生的方法对当代词学是否应该步其后尘进行或深化现代性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有学者曾经批评静安先生的“境界”说，认为该说“可谓文学之共相，不可以限词。今试起静安于九原而问之曰：‘词之所以为词者，在境界耶？则必哑然无以应也。故专以境界论词，犹非深于词者也”[5]。这一观点也许所言不差但其实又恰好说明了《人间词话》在文学史上绝不仅仅囿于词学领域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它的词学理论既属于诗学文论的范畴，又是这一理论中由词到诗（广义上的）的最早与最杰出代表。这本小书从其诞生之日起到如今已逾百年，不仅没有被历史的大浪淘沙湮灭掉，反而能历久弥新，无论是作为普通的文学爱好者还是专业性研究人士都对其赞赏不绝偏爱有加，这绝对是有着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再加上其思想的兼容并包独树一帜，使得《人间词话》成为了我们在讨论古代传统文论现代性转型这一话题时无法忽略和跨越的第一个重量型章节。《人间词话》确实是王国维最重要的诗学文本，其首发意义和继之而来的长久魅力既堪称得上中国文论史上的一个精彩奇谭又绝对是我们研究文论转型的一个绝妙渊薮。对这个具有现代性转型意义且转型成功的诗学文本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观念和方法的变更，另一方面又可以促发出许多中国现代诗学的话语、范畴和概念。站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挖掘《人间词话》在诗学文论方面的本真意义和重新评价其文本的价值，不仅对王国维诗学研究，而且对论证传统文论进行现代性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均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今文论界失语症（或激进主义拾人牙慧亦步亦趋一边倒地模仿西方话语或文化保守主义）严重和强制阐释（简单地用各种西方理论剪裁文本生搬硬套削足适履）频出的学术生态之下。通过研究《人间词话》，将其视为榜样和楷模，理性地审视和反思其得与失，可以使我们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得巨大的启发。而且，生活在后现代的我们实际上也如当年的静安先生一样，面临着古今中西等多元文化的冲击，学习像静安先生那样，把中西文论融合到一种天衣无缝的化境高度，最后产生出自己的独创性思想，这对建设当代文论的思想和话语都是至关重要的。

对《人间词话》的研究还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考察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手段和学术思想在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又可以总结出一些中西方文化冲突中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变的经验与教训，这就更加凸显了我国传统学术和文化在面临是否应该进行现代性转型这一重大问题时中国文人精英的殚精竭虑和艰难选择。“学术之绝，久矣。昔孔子以老者不教、少者不学为国之不祥；闵子马以原伯鲁之不悦学，而卜原氏之亡。今举天下而不悦学几何？不胥人人为不祥之，人而胥天下而亡也。”[6]百年前的静安先生就已经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学无术的极大危害，并且对这种危害的认识也已经超出了能不能创生文论文评或更新学科方法论等纯学术领域或范畴，而是上升到民族文化危机民族精神危亡甚或有亡国灭种之虞的严重程度，这其实也是当今生活在娱乐至死后现代中的我们应该认真倾听的警示之音。

毋庸讳言，研究《人间词话》的意义和价值巨大，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去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研究成果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即是以西释中的牵强附会眼里金屑还是如《人间词话》的高妙境界水中着盐。如果还是前者，不仅容易得出荒谬和不切实际的结论，也辜负了我们每日深埋在《人间词话》这部文论臻品中皓首穷经的那种挖掘和探究，似乎有种等闲不识东风面，纵使热爱也枉然的不甘之感。

三、何去何从

“就是一个这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矛盾，在这个‘世纪末情绪的世界中，一切相干不相干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统统搅和到一起，此起彼伏，狂欢节与把圣灰撒在忏悔者头上的圣灰星期三搅在一起；昂扬向上的文艺复兴精神与悲观疲怠的颓废思潮搞到一起；帝国主义的权力扩张与不惜一切谋求和平的渴望同时存在；一种‘无片刻宁静与寻求刺激的年代，但同时也是‘渴望宁静与厌倦了刺激的年代；一个自行丢失在眼花缭乱的外在世界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自行渴望重新赢得内心世界与协同世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一方面全然高估智力方面的因素，思想方面则先天不足，自青少年起就显示出思想方面的病弱，因此他们显得精神烦躁、神经质，这种通病是被那种未曾说出和无法说出的时代气氛所驱动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那么讲究实际，功利主义，向内与向外都冲劲十足，富于行动；悲观失望却又自命不凡，一方面疲惫而又柔软，另一方面生命力又十分顽强，被生命意志与生命的喜悦撕扯着、鞭策着，他们奋发有为，奋发向上，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目标；他们对任何东西都不抱偏见，对任何东西都不采信仰的态度，他们批判一切，冷静得近乎冷酷，但另一方面，一切神秘玄想的东西都让他们为之动容，甚至是多愁善感地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充满了好奇心，对一切谜团和神秘的东西都兴致盎然，对所有深刻的东西和背景世界的迷魅都饶有兴味，甚至让科学也要服务于迷信的研究，使科学降格为验证迷信的手段，或者把对科学的这一苛求伪装到神秘学的形式中去。”[7]这是德国作家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在《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这部传记作品第一章《世界土崩瓦解》的篇首中对20世纪初的欧洲世界时代精神的描述。王国维就是同步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之中，只不过空间不同而已，但历史已步入近代，国门已被迫洞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8]此时的中华大地除了经受着世纪之交西学东渐的暴风骤雨在文化和精神方面的世纪转型之外，更是在具体的现实中经受着命运多舛和多灾多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生活。欧风美雨之下王国维的精神也既承受着泱泱大国却沦为东亚病夫被欺凌和压榨的切肤之痛，又正在经历着知识上求索无门充满疑窦的关于可爱可信的彷徨犹疑和无所适从。毫无疑问这种体会是痛苦的，而痛苦的还不只是承担这一精神重负的静安先生和有如静安先生一样的仁人志士，更有深陷各方转型期不愿转又不得不转之尾大不掉积重难返的巍巍中华。

如所周知，一个系统且完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宏伟大厦应该是由以下七部分组成的：文本、作者、世界、读者、风格、历史、价值，并且缺一不可。如果一个文论系统缺乏这七个方面的其中之任何一个方面，那只能说明这个理论建构是不成熟的不完善的，而通常来说，这种不成熟和不完善基本上是因为视野不够宽广，所以才会管中窥豹，而非360度的圆形关照。中国的传统文论历来总是被评价为缺乏体系和逻辑，是零散的无章可循的。实际上，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论也并非没有努力地构筑过体系，相对于当时的那个时代来说也完全算得上“体大思精、见解深湛”，但它仍然会囿于当时的哲学发展视野中所能看到的全部内容，因而它的不完善是历史局限性造成的，是必然的。但当时间的钟摆滑动到了清末民初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整个中华大地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全方位发生着大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西学东渐，从文艺复兴开始就远远跑在东方文明前面的西方文化主要是西方哲学给深陷天井中的泱泱国人带来了眼界大开的关节点时，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型就一定会成为第一个“历史的必然和沉重的使命”。新的哲学观呼唤着与其相匹配的新的文学理论的诞生和出现，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杰出学者應运而生，在艰难的学习和探索中努力地进行着中国传统文论的更新换代、蜕变与升华，而《人间词话》毫无疑问就是最卓越的一次尝试，借用海德格尔表述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转变和关系的一个术语“扭转”来描述20世纪中国文论开篇的现代性转型的特点应该是合适的。这既是一种克服、摆脱，但又不是彻底的遗弃和划清界限。事实证明，《人间词话》的这种扭转是成功的，成功到即使百年之后仍然致力于继续探索新时代中国传统文论现代性转型的学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跳过这浓墨重彩的第一章。《人间词话》中的文论、文评、文学史观以及静安先生的阅读致知方式、学术研究方法和真情实感的体验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能带给我们巨大的启示，指引我们在当下的历史时期如何有效地对传统话语进行现代性“扭转”，如何让这种真正属于中国的但又受着多重影响不盲目狭隘更具有普世意义的文论重新再生，以弥补当代国人在世界文论界的失声状态，拿出我们自己的独特成果，就像继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国学派和平行研究美国学派之后，港台学者提出的阐发研究中国学派一样。在这个世界文化普遍交流和传播的新世纪，积极地汲取吸收外国理论的精华之处，又能将其融汇贯通于我国本土的文论传统之中，将眼里金屑变为水中盐味，再生出一部部的《人间词话》和境界说，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应该是我们未来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所有的传统都需要发展，因为固步自封是没有前途的，所有的传统也都需要继承，只不过这种继承会分为取其精华总结经验和去其糟粕吸取教训两个部分。相反，如果抱残守缺不进行这种现代性转型，传统文化既无法进入当代发挥它本来还存在着的巨大价值，又会使我们的学术思想和话语完全丧失掉民族特色，全部和平演变成西方的口吻腔调甚至学术观价值观。这是一件所有中华学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和接受的事情，而文化上的同化甚至会必然导致民族性的彻底丧失，其离亡国灭种亦不远矣。这并非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危言耸听，而是维护五千年传承未断之珍贵稀有的中华文化爱国者的谆谆告诫。诚然，学无古今中西是亘古不变的可敬真理，积极地吸取所有的域外文明影响给本土文化以助力和借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这其中也容易产生矫枉过正的问题，尤其是在自身缺乏本土特色和性格文化的时候就容易患上严重的失语症或强制阐释，一味地邯郸学步甚至到最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具有说话的能力，失语并非因为发生任何的器质性病变而只是心因性的不自信造成。曹顺庆教授曾说：“如果说上一个世纪之交从‘以西释中到‘以西代中的文学理论大转折是历史的必然，或者说是中国文论的宿命，那么，在新的世纪之交，对‘以西代中的反思与检讨，则预示着又一次历史的必然，中国文论必将实现另一次转折，即在融汇中西文论的过程中，以我为主地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9]

四、要有光

那么就让我们回眸世纪的篇首重新重视静安先生和他那一代学人治学时求广求真的学术精神和敢于吸收亦敢于创新的学术勇气。静安先生的集大成并不是简单的汉学渊薮筑底和西学义谛注入，不是简单的电脑数据般输入与技术性合成，而是红色熔炉里冶炼出的一块好钢。思维中这根铂金丝的获得在于静安先生从未主动地放弃过自身的传统和文化，哪怕是在最热衷于西学的时刻，而随着他的年纪渐长感悟愈深，尤其是在了解西方文明的情况后再回过头来细察自己早已浸润多年的家国传统，他也确乎得到了一种新的见解，甚至是全新的感受，这也是静安先生在晚年的研究重心又从西洋文明回归到传统文化的原因和价值所在，而这种回归在《人间词话》中就早已初露端倪。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退回到旧地去重走老路，而是经过进化和扬弃后的螺旋型上升，是浸润现代理性精神和科技文明后对传统文化的基因修正靶向治疗，是融汇东西方完全异质的思维方法与特色后的一种重新探索与寻找。

鲁迅先生曾说“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那么如何审己、如何知人、如何比较既周，毋庸置疑首先都离不开学习，学习是这一场漫漫征途的起点，其修远，其境深。学术，学之术，不学则无术。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古人单单少学一本书就能让人难以启齿，更何况是在20世纪初那个风云变幻西学东渐大历史中的静安先生与此时此刻信息大爆炸时代中的我辈学人。先生曾对自己的学生说：“治《史记》仍可用寻源工夫。或无目的的精读，俟有心得，然后自拟题目，亦一法也。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10]一句不悬目的地慢慢努力，道出了多少学术的真谛、厚积和辛苦。但这种辛苦不是“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的无意义循环和轮回，而是最有价值的，是薄发的基础，是思维铂金丝的渐趋成型。静安先生在文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考古学等众多领域均能取得如此辉煌耀目的成绩或许和他的天资聪颖有关，但却也不可能仅仅归结于基因使然。实际上，先生本来也只是那个时代无数普通平民百姓家庭中的普通一员沧海一粟，但他能够通过庞阅博览的勤奋笃学并坚守着自己的学术信念和文化理想，在吸取古今中西各方各面的精粹精华之后逐渐形成了和摸索出正确的学术观与科学而现代的治学方法，从而最终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质的学术实绩，成为有清一代与民国之交风云际会中的大宗师，而大多数人难以达到先生的学术境界不是由于缺乏他的所谓天赋异禀，而是缺乏先生的学术观、治学方法、虚怀若谷的精神和执着坚守的定力及学习的毅力。尤其学习的毅力，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供我辈学人沉吟和思考，从中获得巨大的感召，即如何沿着静安先生为我们开辟和探索的学术路径，跟随着他的脚步和求索精神，运用并发展他的方法来从事学术研究，以创发出具有独特面目和声音的傲世成果，在世界学术和文化之林中占有属于我汉裔中华的一席之地。

所以渊源说的中西比例之争其实只是以上这一庞大家族问题盘根错节纷繁复杂之基底的一个显象表征，应该看到其本质原因争的是有关中国古代文论诗学是否还具有青春的活力和持久的生命力，是否在当代文化里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及应该如何继续存在的问题。是固步自封还是改良创新，是革命式的内部推倒与重建还是全盘西化以西代中，这才是真正的绝非皮毛之争的皮与毛之争，是源于几千年来的诗与哲学之争，是传统华夏文明与西方世界精神的孰优孰劣之争，是一个关乎民族发展文化定位的绝大之问题，绝对不能小觑。傅斯年曾评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说：“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10]此说针对《宋元戏曲史》当属确当，但如果用来衡量《人间词话》并不适合。因为《人间词话》的核心部分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虽也有部分涉及对文学史的认知但毕竟不属于纯粹的历史学研究，因此亦不应也不能用纯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来要求，而是应该允许诗性与理性兼备，东方诗学和西方理论兼容，否则就会出现诗学存而诗与诗性亡的绝大之悲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未来的出路应该是破旧立新还是存旧立新，其实都不准确，准确地说应该是创化。静安先生绝对是注重创化的个中高手。珠玉在前，后世研究者应该意识到如何达到水中着盐这种高妙创化之法应是本世纪文论转型使命中的最关键问题，并努力探索静安先生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璀璨精华进行现代性转型、创化和再生的方法，利用比较文学所特有的跨越精神和综合视角作为基本依托找到《人间词话》水中盐味的真实成因以资学习。

静安先生曾说“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其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风会否塞，习尚荒落，非一日矣。”[11]这是对当时学术界掷地有声的批判和针尖麦芒的直指。先生的学术观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学无中西，那么如果用中本西末或西本中末，这种量化式的科学研究范式来研究和窥测他的《人间词话》，既是对人文研究客体的生硬阉割，也是对力主通关圆照中西化合的先生之莫大讽刺吧。在经历了科学的归科学，人文的归人文的现代启蒙理性的大拆解之后，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把两者整合在一起的必要、必须和必然。而这种整合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定量定性之混乱误用，而是像静安先生一样融汇贯通后的创化和新生。“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9]这种弘大与精微的结合，科学与道德的融合，其实也和梁启超赞誉先生学术的“通方知类”相似，确实是对王国维学术研究品格和方法的不刊之论，是静安先生学术研究的“大本大原”。而对《人间词话》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前辈大师留给我们的众多丰厚遗产的当代研究和解读其实也应该意识到已经和正在面临着被现代（西方）科学主义视野下的学术体制规训和异化的危险，严重时甚至会扭曲了“人间”的面目，遮蔽了“词话”的真容，这些都是我们在思考诗学文论的现代性转型这一极具使命感的严肃文化命题时迫切需要重视起来的问题。所以《人间词话》的成功之处和本文开头所引论争的根本原因其实是相通的。那就是中國传统古代文论的精华之处被静安先生保留了下来，并没有像那些食洋不化者泼洗澡水连孩子也一起泼掉一样。中华文化甚或东方文明本来自始至终就与天方西域世界的另一半有着根本完全不同的异质性，无论是从思维方式、言说话语、民族精神、审美偏好等方面都是如此。我们的根基就是情胜于理，人重于物，是以古老的人文精神为思想本位的。诚然这样的民族精神基底也许对向外探索的物质文明研究弊大于利，但却足以保证乡土家国自然经济天人合一周而复始的和谐共生。若不是地理大发现和世界科技文明的大发展使我中华大地被迫敞开了大门接受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近现代文明，单从社会角度来说仍然是今天值得怀念的生活，强如裹挟进西方熔炉绑在外国战车上奔向未知天堂还是地狱的未来，这也正是各种保守主义尤其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并非百无是处的根本原因。但历史不能假设，进化论也似乎是历史的必然，既然世外桃源和闭关锁国无法真正做到，那么也唯有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里从物质和精神上都保有自我的独立这一条沧桑正道了，这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民族而言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而这种独立既是区别于异域他方的独特精神面貌，又应该是有着传统基因和学理依据的有价值思想，这价值其实就是久矣被西方漠视和忽略了的人的价值。纵然文艺复兴的旗帜昭彰尽显，但事实证明西方苏格拉底式的理性传统难以很好地解决当代人类世界中出现的各种困境问题，甚至其本身就是造成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犹如尼采发现的那样。其实从叔本华起，西方的很多学者也都开始转向和注目东方，也似乎唯有东方文化和东方智慧才能补偏救弊使人类重拾希望，就像重人、重情、重主客一体的中国文论诗学能弥合自西方19世纪科学主义带给世界的绝大之分裂和被伤得体无完肤的人之灵魂一样。《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而《人间词话》其实也是先生在洞察东西方思想差异和面临哲学知识之二难困境后呕心沥血托举出的诗学之聚变光华。有专家亦曾赞誉先生的“中西化合，灼灼有光”，我想这光之源应该就是先生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结合的灵动头脑中产生化学反应时搅动着的那根“思维铂金丝”，是炉火纯青后的水落与石出吧。求学治学也必惟其如此才能有质的变化，以厚积薄发之势进入一个独创的新境界，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所以只要沿着现代性转型的这条技术性路线，《人间词话》的再造和重现辉煌是可能的，在其后的《谈艺录》和《管锥编》里我们其实就看到了它的继承和发展。这些瓶子里面装的，都不是纯中纯西，也不是《红楼梦评论》那样的“西化”文论，不是生硬地用西方的某个理论来裁剪和切削中国文学的某些作品，而是真正地把中西方的哲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学等因子首先融汇于研究者的思维之中，内化为一种更为崭新的立场，更为殊异的视角和更为广阔的胸怀，用这种新生成的综合性理解去研究包含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因此同样也成为了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成熟与圆融之作。

五、落日还是朝阳

海德格尔说过“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12]，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诗之大国历五千年薪火相传文明不灭也是由于我们的文化有着强大的化合、包蕴与涵泳能力和胸怀，这也是其人文精神的绝佳体现。有学者说过，在一定意义上，“文学是人格的表现”，其实文化也是，当我们使用民族精神这个词的时候就已经隐喻暗示了这一道理。人格“实不过是时代潮流、种族遗禀，以及本人的生活环境所熔铸而成的一种结晶体”。而民族文化既是我国人之众精英的群象，又是我大中华国魂英灵之缩影。

陈寅恪曾说过“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其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3]。确实，重新认识和更深刻地认识自身固有的传统文化，加之文化外求，在获取古今中西的传统与新知后才能产生出那种巨大而神奇的创造力。如果说静安先生已经用一己的血肉之躯殉掉了曾经暮气沉沉、沉疴痼疾、病体缠身的旧文化，那么为了让这血没有白流，为了让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先生曾经感叹过的风雨如磐暗故园能再次迎来文艺复兴的曙光，再度喊出“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的当是21世纪的我辈学人。

1900年梁启超气势恢弘地写下了“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14]。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只要我们坚持积极地吸取外来学说，并不忘民族之本位，我们仍然可以自信自豪地说，诗国文论，一定不会是也不能是落日，而是那鱼肚白边已经开始冉冉升起的一抹朝阳。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中国文学理论的世纪转折与建构[J].中州学刊，2006（1）.

［2］桑兵.陈寅恪的西学[J].文史哲，2011（6）.

［3］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胡明.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J].文学遗产，1998（2）.

［5］孙克强.民国词话的传统与新变[J].文艺研究，2022（6）.

［6］王国维.教育小言十则[M]//王国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7］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M].陈春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9］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0］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1］王国维.《国学丛刊》序[M]//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12］海德格爾.林中路[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14］梁启超.少年中国说[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徐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