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体系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
——基于国内核心数据库文献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

梁 超 杨武金

[提要] 思想文化是话语体系的灵魂,话语体系是思想文化的载体,建构与传播中国话语体系是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强调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在党中央政策理念的指引下,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成为国内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课题。以近25年来CSSCI数据库收录的有关话语体系的文献为样本,主要借助CiteSpace研究工具,从外部样态、内部特征与研究热点三个维度,对国内话语体系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考察。国内话语体系研究: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紧跟党政动态、时事热点,研究成果呈现出分化、扩展、创新的显著态势,但学科领域聚集单一、科研合作较为分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价值引领性与意识形态导向性,思想文化是话语体系建构与传播的理论来源与重要内容,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与新时代的思想文化宣传互为表里;研究热点主要分为中国话语体系与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两大类。未来,需充分挖掘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注重中西比较研究;深化基础研究,重视话语体系建构的底层思维逻辑研究;重视加强协作研究,推动交叉融合、协同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P.46)话语体系是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是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元素。[2](P.230)思想文化是话语体系的灵魂,话语体系是思想文化的载体,建构与传播中国话语体系是新时代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致力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文明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到,我们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重要观点,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3]这些重要观点也构成了建构与传播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素材与内生动力。可以说,建构与传播好中国话语体系正是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一环。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强调创新对外宣传方式。习近平总书记也总是运用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影响国内国际舆论,提出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中国式现代化、“第二个结合”等原创性理念,获得了国内国际广泛认同,为话语体系建构与传播指明了方向,起到了表率典范的作用。在党中央政策理念的指引下,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成为国内理论界和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课题。

目前,国内关于话语体系研究的文献述评大多是进行文本内容的分析,对论点加以综述,指出研究存在的问题、个人观点和未来展望。做到可视化计量分析的述评主要有:对外话语体系、行政话语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以及话语权研究。还未有以话语体系研究为聚焦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的文献述评。针对类型复杂、涉及学科领域宽广的话语体系研究成果,仅对文献文本进行综述不利于客观准确把握研究态势,开拓比较分析的研究视野。为了进一步追溯话语体系研究的现状、热点及趋势,总结其中规律,服务后续研究的开展,本文以近25年来CSSCI数据库收录的话语体系研究文献为样本,主要借助CiteSpace研究工具,从外部样态、内部特征与研究热点三个维度对国内话语体系研究现状进行系统考察,作出结论并进行未来展望。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二)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文献计量学领域普遍应用的研究工具,本文主要运用这一软件(6.2.R2版本)所具有的发文量统计、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合作网络分析等功能总结国内话语体系研究文献的特征、内容、热点以及作者和机构的研究合作关系。同时借助CNKI文献计量可视化功能,辅以大量的文献阅读,对近25年国内话语体系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呈现并加以分析。

二、国内话语体系研究外部样态

(一)年发文量及趋势

为了更为直观呈现出国内话语体系研究年度发文趋势,本文绘制了年度发文量及趋势图(图1)。可以发现,从1998年12月至2023年5月,国内话语体系研究发文量整体呈增长趋势,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98-2006年)发文量较少,呈低稳态势。文献类型主要是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研究。第二阶段(2007-2011年)发文量呈平缓上升的态势。2008年,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国内话语体系研究出现了范式转型与话语变迁,致力于实现话语体系建构的与时俱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为回应时代挑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建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任务提上日程,尤其强调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研究与论争过程中,学界表现出对于学术话语体系的反省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的自觉,为后续话语体系研究铺垫了良好的思维基础。2011年初,话语体系研究的发文量较之前出现了明显增长,主要聚焦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多元学科话语体系建设研究。第三阶段(2012-2017年)发文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3年,习近平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4](P.162)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与传播研究提上日程。2014年,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5](P.11),之后多次重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问题。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再次提及话语体系建设的问题。总之,这一时期,从优秀传统文化维度探索文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建构、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等研究成果凸显。第四阶段(2018-至今)发文量呈现平稳态势,但仍表露出持续增长、拓展上升的空间。2019年,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2021年,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这一时期党史党建、不忘初心话语体系建构成为研究热点。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话语体系等研究成果凸显。再次表明,党政方针、政策理念、时事热点等是理论界与学界的风向标,对学术研究起到政治引领、价值主导的关键作用。

图1 国内话语体系研究年度发文量及趋势

(二)高产出作者

识别高产出作者,利于揭露相关研究的学科背景及主要构成,把握其中的主流观点,拓宽研究视域。本研究发现,话语体系研究发文量5篇及以上的核心作者共8位(见表1),发文量最高的作者是施旭与邓伯军。其中,施旭在其被引次数最高的文章中提到,开拓“中国国家安全话语研究”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6]。邓伯军在其被引次数最高的文章中研究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认为基于实践的语言交往是实现创新的路径[7]。发文量排名第2位的是李永进,其被引次数最高的论文提出,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而初步建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化[8]。

(三)研究合作

借助CiteSapce合作网络分析功能,可以对发文作者和机构进行合作网络分析。将经过标准化格式处理的文献数据导入CiteSpace,设定相应参数:时间切片(Time Slicing)设置为1998—2023年,年度切片单位(Years Per Slice)设置为5,节点类型(Node Types)分别设置为作者(Author)和机构(Institution),生成了发文作者和机构的合作网络图谱。其中,圆形节点表示的分别是作者与机构,节点大小表示发文量多少,节点间有连线表示存在合作关系,连线粗细表示合作发文量多少。从图2、图3所呈现的整体样态来看:发文作者和机构之间合作密度较小,合作关系并不显著,在数量繁多的作者群或机构群中尚未形成合作关系网络、学术共同体,少量合作关系主要介于师生、同机构或同地区之间。

CiteSpace合作网络图谱还对文献所署的机构单位进行了统计,一般统计至二级单位。将发文机构聚焦至二级单位,有利于突出话语体系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本研究发现,发文量最高的二级单位前5名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CNKI文献计量可视化给出的一级机构发文量前5名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见表2)。此外,笔者结合CNKI文献计量可视化给出的学科分布结构,发现中国政治与国家政治、新闻与传媒、高等教育、中国共产党、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哲学是占比较高的学科类型,已占据总体学科分布的近50%,其中中国政治与国家政治学科类型占比超过20%。

图3 国内话语体系研究发文机构合作网络

表2 国内话语体系研究发文机构(TOP5)

三、国内话语体系研究内部特征

(一)高频次被引文献

高频次被引文献指的是某一研究领域内具有突出贡献,被学者广泛关注的文献,论点一般具有权威代表性、启发性与论证性。从表3可以看出,被引次数最高的文献前3名,作者分别为顾培东、杨鲜兰、吴晓明。其中,顾培东一文[9]被学者们广泛引用,次数高达204,文章发表于法学领域的权威刊物《法学研究》,对于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杨鲜兰一文[10]发表于学科权威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被引用次数170,该文章针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开展研究,分析了难点与对策,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吴晓明一文[11]发表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中,虽然发表时间较早,但文章探讨的是“三大体系”建设任务。这是目前党中央高度重视的目标任务,是目前理论界和学界关注的重点课题。故此,谢伏瞻一文[12]仅发表3年,已被引用119次,充分说明“三大体系”建设是目前学界的研究重点与热点。

表3 国内话语体系研究高频次被引文献(被引次数≥100)

(二)关键词共现

关键词是对研究主题与内容的高度凝练。关键词共现图谱中的圆形节点数目代表的是关键词个数,节点大小表明的是关键词出现的频次(Freq)。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Centrality)通常表示关键词的重要程度,数值越大,关键词就越重要;数值大于等于0.1为高中介中心性,表示这类关键词具有较高的关联主题的能力。本文运用CiteSpace绘制了国内话语体系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4),并借助中介中心性计算(Comepute Node Centrlity)功能,得到了话语体系研究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数值。根据图4可以看到,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中国特色、话语权、新时代、话语、意识形态、国际传播、建构、习近平、文化自信等关键词的节点较大,说明这些关键词在样本文献中出现频次较高。本文将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及其中介中心性汇聚于表4,以识别国内话语体系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内容。值得注意的是,频次较高且中介中心度大于等于0.1的关键词既是研究热点,也具有联系其他关键词的纽带作用。

图4 国内话语体系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4 国内话语体系研究高频次关键词及其中介中心性

(三)关键词聚类

为了全面掌握国内话语体系的研究热点,本文又进一步进行了关键词聚类,聚类结果如图5所示。从中首先可以看出,关键词聚类图谱的模块值(Modularity)Q等于0.8442,远大于临界值0.3,表明聚类效果良好;平均轮廓值(Weighted MeanSilhouette)S等于0.9731,不仅大于临界值0.5,且大于0.7,表明聚类结果令人信服。其次可以看到,关键词聚类图谱共生成了#0话语体系、#1学术体系、#2体系、#3政治话语、#4新时代、#5国际传播、#6国家治理、#7中国特色、#8对外传播、#9中国话语等10个规模较大的聚类。再借助CiteSpace的关键词考察(Cluster Explorer)功能可以获得聚类的详细信息(见表5),其中剪影度(Silhouette)是用来表示类团成员之间的紧密程度或成员的同质性,剪影度大于0.7表明聚类程度良好,或者说类团成员之间比较类似;剪影度等于1则表示聚类效果最好。当聚类规模(Size)较小时,剪影度大小的参考意义不大。因此,本文列举了规模较大的前10个聚类,每个聚类包括哪些成员有3种聚类算法,表5列出了陈超美教授最为推荐的LLR聚类算法结果。

图5 国内话语体系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5 国内话语体系研究关键词聚类信息(TOP10)

在参照国内话语体系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及详细信息,阅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发现:话语体系研究与中国话语体系研究,存在大量重合的文献。为了验证这一点,笔者在CNKI文献检索平台,运用高级检索功能,在检索条目框分别输入“中国话语体系”作为篇名或关键词或主题,来源类别选取CSSCI,时间范围设置为不限,共检索获取了1998年12月30日—2023年5月5日的1263篇文献。检索发现,话语体系研究文献样本基本覆盖了中国话语体系研究的文献。借助CiteSpace绘制中国话语体系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图6)和关键词聚类图谱(图7),与图4和图5分别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类图谱之间存在高度相似性。可以说,国内话语体系研究基本是在进行中国话语体系的研究。而用“中国话语体系”检索不到的话语体系研究文献,多是重视程度不够、逐渐被边缘化的内容。比如,关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研究,如对“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体系”的探讨[13];中西话语体系对比研究,如生态翻译学与西方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比较研究[14];话语体系建构的思维逻辑研究,如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思维方式研究[15];话语、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功能研究[16]等。故此,运用“话语体系”进行检索不仅能发现研究热点,也容易发现被忽视、边缘化的研究成果。

对于混凝土结构，分析时通常关注结构是否处于不利的受拉状态，尤其是非直接受压区域，借助有限元软件，能够通过最大主应力直观判断出结构拉压状态，若结构主应力为拉应力，则应结合各个方向应力状态，采取针对性改善措施；同时，在结构直接承压区域通常重点关注结构最小主应力，以避免出现局部压溃、开裂现象。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文从锚固区横向应力、竖向应力、纵向应力及主应力多方面进行分析。计算均采用国际单位，应力值正值为拉应力，负值为压应力。由于模型中未考虑普通钢筋影响，计算应力值较实际结构应力偏大，重点关注应力变化趋势。

图6 国内中国话语体系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7 国内中国话语体系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四、国内话语体系研究热点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国内话语体系研究热点分为两大类:中国话语体系研究和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内容的细化分析。

(一)中国话语体系研究

中国话语体系研究的热点、重点内容主要包括:其一,中国话语体系类型分支研究。本文认为,中国话语体系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话语体系,或为这类话语体系的直接表述,如韩庆祥[17]、杨鲜兰[10]、刘勇等[18]等学者用中国话语体系表述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有时加以互用;形成了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优秀传统文化话语体系等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话语群,其间存在大量交叉融合的共通性、同构性内容,又可进一步加以分化。但总的来说,中国范畴下不同领域、类型的话语体系分支都包容在“中国话语体系”这个核心范畴之内,涉及哲学社会科学、思政、文化传承发展、文艺理论、新闻传播等各个领域。比如,中国话语体系包括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又包括哲学、法学、文学、经济学、艺术学、教育学等一、二级学科话语体系。

其二,政治话语研究。政治话语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中之重,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习近平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19](P.317)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治国经验与治理智慧的话语体系主要凝结于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体系之中。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等政治理念;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政策方针等,是建构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国政治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权的核心元素与理论支撑。同时,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又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密切相关,也是建构中国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重中之重。总之,政治话语研究是目前的热点内容,紧扣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

其三,“三大体系”建设研究。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指向,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任务,在其指引下,不同学科“三大体系”建设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例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三大体系”研究成果多见,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的学科拓展、深化与交叉研究。如,政治学与民族学两大学科的交叉融合:青觉提出,民族政治学作为对人类民族政治现象进行理论探索的专业性科学理论体系,它脱胎于民族科学与政治科学,是二者交叉研究与专业化研究的理论成果[20];民族政治学在学科体系建设、基础理论研究、研究方法体系建设以及服务中国民族政治发展上成绩斐然,形成了一个身份独特的学科[21]。在哲学学科领域,冯俊探讨了如何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22]。除了一级学科,哲学二级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多见,如张志刚探讨了宗教学话语体系的建设[23]等。此外,文学、历史学、教育学、艺术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的“三大体系”建设研究成果也较为常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24](P.345)目前学界对于习近平讲话中提及的10余种学科的“三大体系”建设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对于二级学科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较为热门的学科领域。例如,在哲学二级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等“三大体系”尤其是话语体系建设的研究成果较为多见,且出现了拓展性研究,如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儒学伦理学话语研究成果。但是,外国哲学、逻辑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成果则相对少见。整体来看,在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总目标的指引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其所属的学科领域进行了大量探索,充分说明“三大体系”建设是目前的研究热点。

其四,理论内涵——演进逻辑、功能价值、难题困境——建构路径的研究论式。目前,国内话语体系研究成果大多采用此类研究、论述范式,对话语、话语体系、中国话语体系进行概念澄清与内涵界定;分析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价值意义或面临的困境;提出消解困境的对策与建构路径等。一般来说,在中国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内涵来源研究中,学界普遍认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启示。如,肖光文、李晓瞳提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的生成逻辑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科学指导以及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百年演变[25]。吴超、张烨提出,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文化语境与修辞基础。[26]在中国话语体系的功能价值研究层面,学界普遍认可中国话语体系具有促进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塑造良好中国国际形象、助力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等功能价值。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与对策是学者们最为重视的研究内容,从不同角度和切入点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论证探索。当前,学者们提及最多的建构路径主要包括:秉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核心理论话语指引;充实立足中国生动实践的诠释话语;打通契合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述话语;寻求与现代传媒相适应的传播话语;激活扎根人民生活土壤的话语资源;精心构建面向世界的对外宣传话语[27]。

(二)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研究

对外话语体系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与效能,增强国际话语权是目前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新时代新征程,尤其面对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等情形,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学界对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进行了广泛研究,对外话语体系、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以及中国话语体系的对外传播等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同样涉及多元学科领域,但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是其核心价值引领;推动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展示中国国家形象以及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是其重心所在,始终未变。目前,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研究论式,也主要从内涵、价值、问题、策略维度展开。

内涵要素研究,旨在厘清话语体系、对外话语体系的相关概念,进行内涵界定,为后续研究的开展铺垫理论基础。如,孙吉胜所提到的,对外话语体系是一个系统,涉及对外交流的具体语言、话语内容、对外话语主体、媒介、传播平台及传播效果等诸多方面,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彼此间又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国家形象构建、国际话语权提升和国家利益维护[28]。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涉及多元要素与载体,尤其是认为优秀传统文化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话语注入了精髓与动力。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成果也较为丰富,普遍认为这条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同时也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交流通道,为中华文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

功能价值研究。对外话语体系的功能价值,主要是指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生发出的作用与效能。李宝贵、刘家宁提出的中国特色国际中文教育话语体系的功能价值包括:促进中华语言文化海外传承与传播;塑造良好中国国际形象;助力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助力提升中文国际话语权[29],这几种功能价值不仅国际中文教育话语体系具有,也是优秀传统文化、文艺理论等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彰显中国之美的价值意义所在。卢静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功能价值:服务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国际战略;引导世界秩序变革方向;促进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展现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30]。刘再起、王蔓莉认为,“一带一路”将显著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将深刻变革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体系。总的来看,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说明中国;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现良好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团结凝聚更多朋友;为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舆论支持等是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功能价值,但其中存在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功能价值与建构路径混用的情形。

建构与传播策略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大多采用分析困境与提出对策的研究论式。如,孙吉胜认为,国际舆论场对中国仍存在根深蒂固的误解和误读,一些国家无理打压中国媒体和媒介,针对中国的负面信息经常搅动世界舆论,使中国不时面临国际话语和舆情压力。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在多层话语内容、多样话语风格、多元话语主体、多维话语平台等诸方面协力塑造良好国际话语和舆论环境,增进各国相互信任、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28]等对策路径。专门针对建构与传播策略进行研究的成果同样最为常见,总的来看,学者们提出的对策路径集中于: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努力在国际舆论场中站稳中国立场,形成中国表达;借助主流媒体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支持;坚持用事实说话,反映中国视角,提出中国方案;平等交流,在互动交流中实现传播效益最大化等。虽然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对象不尽相同,但这些策略之间具有交叉性、同构性及经验互鉴性,这主要是基于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使命职责的驱动作用: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展现中国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增强国际影响力等。

五、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

第一,国内话语体系研究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紧跟党和国家政策方针、时政热点、时代课题等动向。如年发文量及其趋势表明,发文量与政策方针、工作任务、重要讲话精神等党政动态、时事热点有着紧密关联。研究成果呈现出分化、扩展、创新的显著态势,出现了多元学科领域诸类话语体系的创新成果,但学科领域聚集单一、科研合作较为分散。从高产出作者的学科背景与研究方向来看,主要集中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次为新闻学、教育学、民族学。作者及所属机构之间的研究合作关系并不显著,尚未形成合作关系网络、学术共同体。在研究机构分布中也出现了与高产出作者所属学科和单位分布情形大致相当的现象,研究力量主要集中于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这类机构发文量和内部合作关系较多;学科领域仍主要集中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与传播学。可以说,话语体系本该具有跨区域、跨国界、跨学科,研究脉络交织的本质特征。然而,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并未实现广泛协作、交叉融通,仍主要集中于规模较大、比较热门的学科领域,研究合作关系、平台区域呈现单一化。

第二,国内话语体系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价值引领性与意识形态性。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重视思想文化的宣传工作,这是影响国内话语体系研究现状及其演变的主导性因素。话语体系建构与传播研究具有明确的中华文化传播、文明交流互鉴的责任使命。此外,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对外传播、文化自信、意识形态、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等关键词是国内话语体系研究的热点、重点,具有联系融贯其他关键词的纽带价值或潜力。再次表明,思想文化是话语体系建构与传播的理论来源与重要内容,话语体系是思想文化的载体;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与新时代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两者互为表里。因此,话语体系建构与传播研究现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表明思想文化宣传的研究现状。

第三,国内话语体系研究文献基本覆盖了中国话语体系研究的文献,可以说,国内话语体系研究主要是在进行中国话语体系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研究。而西方话语体系;中西话语体系比较;话语体系建构的底层思维逻辑以及话语、话语体系的实质内涵、本质属性、发展趋势等研究重视程度相对不够,逐渐被边缘化。然而要增强中西文明交流互鉴能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亟须了解与吸收西方话语体系的合理内核,进行中西比较研究,从中理解西方民众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才能实现有效的交流与传播。因此,这些逐渐被边缘化、重视程度不高的研究成果同样具有现实意义,须臾不可忽略。

(二)未来展望

第一,充分挖掘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坚持守正创新,在“第二个结合”的深入研究中滋养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实现面向未来的话语体系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1](P.45),这是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文化思想也为构建与传播中国话语体系指明了科学方向。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形成了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标识、价值立场、思维逻辑的话语体系。立足于此,才能真正读懂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3]。中华经典文献是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载体,立足经典文献,从史料典籍、经典案例中追溯中华文明话语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有机结合,同人民群众日用不觉的共同价值观相融通,同西方价值观念、思维逻辑相比较,才能不断创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赋予话语体系鲜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探索中华文明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深度耦合,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第二个结合”。此外,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话语走出去的历史,甚至影响到欧洲,助力西方社会的发展进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者“走出去”的传播史亦为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传播、思想文化宣传提供了经验镜鉴。总之,需要回归到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中,深耕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中华先民的智慧和经验,寻找利于新时代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同时,紧跟时代之变、实践之需,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不断突破话语体系研究范式,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第二,加强协作研究,推动跨学科、跨区域、跨平台交叉融合、协同创新。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或学科内部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离的共通部分,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研究同一个问题,能够有效避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现象。不同学科之间也存在鲜明的差异性,建构学科话语体系既要找到共性,也需观照个性,从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这个总目标出发,由大到小、由远及近,确定建构不同学科、专业话语体系的交叉融合点。在不断进行学科专业分化的同时进行优化创新,协调改善热门学科过热、冷门专业过冷的现象,实现跨学科领域的协作交流,实现多元学科话语体系、知识体系、思维方法的共研、共建、共享,为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与传播提供学理支撑。比如,举办跨学科学术研讨会,突破区域国家、学科平台的限制,搭建中西话语体系研究国际合作平台、创新研究智库,鼓励智库学者在国际知名媒体、高端论坛和学术刊物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发声亮相,提升中国学术话语的影响力。此外,互联网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接受信息、传播信息、发声表达的主渠道,成为思想文化宣传的主阵地、主战场。需科学把握互联网传播的客观规律,重视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开发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实现感性与理性、技术与理论、网上与网下、使用与治理的协作创新,指引话语生成与传播的正确方向,用正能量、主旋律的话语感召、舆论引导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与道德观念。

第三,深化基础研究,重视话语体系建构的底层思维逻辑研究。当前,话语体系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方法、对策路径的探讨,而对于话语、话语体系的概念大多只作简单澄清与界定,鲜有触及其本质的深入研究。比如,学者们普遍认可,毫无逻辑的符号构不成话语体系,思维方式与逻辑规则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底层基础,话语体系合乎逻辑才能具备说服力与传播力。但深入的研究成果却相对少见。讲清楚中国道理,既要“有理说得出”,也要“有理说得清”,讲理、说理需要思维逻辑的强大支撑。因此,需要铺垫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底层逻辑,彰显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另外,所有科学都必须应用逻辑,逻辑学是一门研究思维逻辑规律、规则的科学,是工具性、基础性的学科。目前哲学一、二级学科都在探索“三大体系”建设中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逻辑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相对薄弱。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同时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冷门学科[24](P.345)。因此,未来需重视加强这类学科专业“三大体系”的建设研究。总之,在未来的话语体系研究中,需进一步强化本质属性尤其是思维逻辑的研究;既要加深中国底层的思维方式、逻辑思想的研究,也要比较、借鉴西方的思维逻辑。这对于建构对外话语体系,中国话语、中国道理进一步为西方民众所接受,实现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实为必要。

第四,注重中西比较研究。比较研究致力于搭建交流互鉴的桥梁,是实现“有理说得出”与“说了传得开”的重要途径。中西比较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两者存在共通性,但目前的研究大多自觉从自身的思维逻辑出发,研究如何让世界听清中国声音、中国道理。当下需要着重思考的是,贴近不同区域、国家、群体受众的话语体系精准传播策略。研究中西话语体系的共通领域,了解西方民众话语表达及其背后的思维逻辑与价值观念,是贴近群体受众,增进中国话语、中国道理、中国理念被西方民众理解、接受的重要思路。迎合受众需求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没有民族性与阶级性的人类思维逻辑是沟通连接中西方的桥梁领域。当然,中西语言文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亦存在巨大差异甚至矛盾张力。中西比较研究正是要在尊重两者个性的同时探索共性、化解矛盾,架起中西话语体系交流融通、互补共进的桥梁。比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中国人民接纳并生根发芽,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存在高度耦合,契合了时代的需求与中国人民的呼声。总之,新时代建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需要了解西方民众的呼声需求,探索在西方语境、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下西方民众如何理解中国话语体系,思考如何把中国道理讲得通,让中国话语体系彻底说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