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的差异性因素影响

2024-01-12 00:06张长城佘旭玮
嘉应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胜任显著性体育教师

张长城 ,佘旭玮

(1.嘉应学院 体育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2.四川体育职业学院 宣传部,成都 610041)

0 前言

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我国亟需建设一支能够胜任基础教育开展数字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队伍.从国家层面,数字时代和数字中国建设,要求教育领域推进高质量的数字化教师和人才队伍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学习型社会和教育强国.从教师队伍转型发展层面,要贯彻落实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亟需转变认识、抓住机遇,建设一支可胜任数字化教育工作的高绩效教师队伍.2022 年教育部八部门联合印发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明确提出,要推进教师队伍建设信息化,发挥教师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中的作用.从教师发展层面,从过去偏重于基础性、普惠性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转向“追求创新突破的教师数字胜任力发展”[1],也就是从发展基本数字素养向数字胜任力转变.

教师数字胜任力易受文化背景、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职业岗位的影响,具有非常强的情境性.然而,国内教育领域关于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的研究和应用实践寥寥无几.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把握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概念和内涵,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广东省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水平、影响因素,进而提出提升策略.

1 文献回顾

1.1 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的概念

教师数字胜任力概念经历了从数字素养、数字胜任力、公民数字胜任力再到教师数字胜任力的演变过程.1994 年Yoram Eshet-Alkalai 提出数字素养概念[2],为数字胜任力提出提供了基础.2006 年欧盟率先提出数字胜任力,认为数字胜任力以数字技术为基本技能,以及通过互联网和协作进行参与和写作的能力.2011 年后欧盟提出了公民数字胜任力,引发国际社会发展数字教育和培养21 世纪人才的思考和行动.2017 年欧盟[3]、西班牙[4]、挪威[5]等先后发布了教师数字胜任力框架.从教师数字胜任力的发展历程看,教师数字素养与教师数字胜任力是两个不同概念.教师数字素养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基础性技术化使用为基础,是教师数字胜任力的“技能”,而教师数字胜任力不但强调数字素质,更强调多元性、综合性、竞争性.

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概念较少提及,更多地关注体育教师的数字技术运用能力.美国体育教师教育国家标准提出了体育教师应掌握的技术技能和知识标准.我国也相继出台相关鼓励政策,以提升学校体育中数字技术的应用水平.2016 年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升体育教学吸引力.陈志凌等提出要增强体育教师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6],丛波等基于TRACK 理论,提出信息化2.0 时代高校体育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概念[7].然而,教师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仅是操作层面的基本技能,与教师数字胜任力有本质的区别.

1.2 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的内涵

国外教师数字胜任力内涵研究不多,观点也不统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一技能说,比如强调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成功地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一类是综合说,不但强调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能够选择、熟练使用信息技术能力,而且强调教师将信息技术与教学策略融合的能力.

在国内,郑旭东关于中小学教师数字胜任力研究较为典型,强调教师胜任力的综合性特征,认为是教师走向专业化、胜任未来工作、培养未来人才的关键能力.[8]然而,关于学科教师数字胜任力内涵研究则少有发现.

基于以上分析,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就是中小学体育教师能够富有成效地开展数字化体育教学、实现教学目标的能力特征群,包括与开展数字化体育教学有关的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和个性特征等.

2 研究设计

2.1 问卷调查

利用问卷星,经微信群发放《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自评问卷》,收回来自广州、佛山、东莞、中山、深圳、揭阳、汕头、肇庆、珠海、阳江和梅州等地市的问卷共计250 份,其中有效问卷216 份,有效率达86.4%.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采用问卷是在郑旭东博士学位论文中研制的《中小学教师数字胜任力自评调查问卷》[8]基础上,经修订后形成的《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自评调查问卷》.该问卷由基本部分和自评部分组成.基本部分由性别、工作单位所在地、学历、职称和年龄等控制变量组成.自评部分由体育数字技术能力、数字体育教学能力、数字体育学习与创新、体育数字价值与追求和基本人格特质5 个一级指标构成,其中体育数字技术能力由体育数字工具应用、体育数字资源制作、体育数字资源管理、体育数字环境创设和体育数字素养5 个二级指标构成;数字体育教学能力由数字体育教学设计、数字体育教学组织、数字体育引导调节、数字体育教学评价和数字体育教学反思改进5 个二级指标构成;数字体育学习与创新由数字体育专业主动学习、数字体育教学研究、数字体育沟通能力、数体育字批判思维、数字体育创新创造5 个二级指标构成;体育数字价值与追求由体育数字技术认同、体育数字伦理道德、体育数字教学追求、体育数字社会服务4 个二级指标构成;基本人格特质由自信、自律、灵活、毅力、合作和成就动机等6 个二级指标构成.每个二级指标都采用“能力+描述”的方式,题项之间具有很高的内在一致性和结构效度,也便于研究对象准确评价自己.问卷采取李克特5.0 量表进行评价,其中1 代表非常不同意、2 代表不同意、3 代表不确定、4 代表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

2.3 数据处理

问卷收回后利用SPSS26.0 进行数据处理.主要进行项目分析、信效度检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项目分析

项目分析通常采取临界比值法和同质性检验,以检验题项的合理性和可靠性.临界比值法以题项总分的27%将题项分成高分组和低分组,然后进行高、低分两组间的独立样本t 检验,检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未达到显著性差异的题项其鉴别力不够,需删除或重新修订.同质性检验就是通过分析每个题项的分值与总分积差相关系数,对个别题项进行判别和筛选.

项目分析结果表明(见表2):临界比值分析,在P<0.001 置信水平上达到显著,因此各题项无需修改.同质性检验采取Pearson 相关系数法,在P<0.001 置信水平上达到显著,相关系数(R)均大于0.40,因此各题项均保留.

3.2 信效度检验

主要通过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和折半系数,进行问卷的信度分析,结果表明(见表3),该修订后的自评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该问卷是在前人研究编制问卷的基础上,结合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教育教学特征修订而成,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经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a,,KMO 值为0.963 近似卡方值为7 950.033,显著性P 值为0.000,适合做因素分析.

表3 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N=216

3.3 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3.3.1 整体水平偏低

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总体水平(M=4.227 4,SD=0.735 28)相对较低,但是由于一级指标的权重不一样,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为此通过高于均值人数和低于均值人数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见表4):一级指标低于均值的人数占比均超过50%,这说明广东省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整体水平偏低.特别是在数字体育学习与创造、体育数字价值与追求两项上,低于均值的人数最多,这表明中小学体育教师在数字技术的应用、生产和创新的能力严重不足,信息技术与教学活动融合不充分.

表4 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整体水平的描述统计 N=216

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整体水平较低的情况是当前中小学教师数字胜任力现实水平的缩影.经过教育信息化1.0 工程、教育信息化2.0 工程的先后实施,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得到大幅提高,然而整体水平远低于国际均值.以被誉为“全球最好”的上海教师为例,据2016 年教师教学国际调查显示仅有15.2%的教师能促使学生使用信息技术开展学习或完成任务,同期国际平均值则高达38%[9].最好的尚且如此,那么我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整体水平更是远低于国际均值.姜志远等研究指出,当前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数字技术发展处于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起步、应用的低级阶段,还未达到融合和创新的高级阶段,远低于其它学科和教育技术发达国家.[10]

3.3.2 性别差异的影响

一般而言,国内基础教育女性教师人数占比较大,男女教师的数字技术能力有较大差异,女性教师数字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一些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11-12].本文从体育学科视角,探讨中小学教师性别差异对教师数字胜任力的影响.本研究采取独立样本t 检验进行数据分析,在216 名研究样本中,男性教师人数为198 人,占比91.7%,女性教师人数为18 人,占比8.3%.

研究表明,在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五个一级指标得分方面,男性教师均值(M=4.225 5,D=0.730 40)低于女性教师均值(M=4.245 6,SD=0.809 26),但无显著性差异,P(0.912)>0.05(见表5).这与前人研究相一致.进一步对25 个二级指标的t 检验表明,男性教师和女性教师在每个二级指标上,均无显著性差异.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明显不同.

表5 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性别差异的t 检验 N=216

数字胜任力存在着性别悖论.有的认为数字性别鸿沟通常指的是女性在数字入口和使用等维度的边缘化现象.[13]有研究则认为女性数字能力更优秀,或并不存在性别差异.[14]国外研究认为,教育、就业和收入是影响女性数字胜任力的根本因素.[15]本研究中女性体育教师样本量18 名,其中本科学历16 名,研究生学历1 名,大专学历1 名,本科及以上高学历者占比为94.4%,男性体育教师样本量198 名,研究生学历1 名,本科学历180 名,大专学历17 名,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91.4%.中小学女性体育教师人数远低于男性体育教师人数,这是体育学科的性别比例特点,而教育程度相似则是又一特点.中小学男、女性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并不具有显著性差异,既凸显体育学科特征,也再次验证教育、就业和稳定的收入三因素对消除数字性别鸿沟发挥着根本性作用这一论断.

3.3 职称差异的影响

职称是教师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集中体现.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见表6):(1)总体上,一级(包括小学一级、中学一级)、二级(包括小学二级、中学二级)、三级(包括小学三级和中学三级)体育教师随职称增加而数字胜任力水平呈现降低趋势,高级职称教师水平仅次于三级教师水平,但是各职称间均值在0.05 水平上,无显著性差异.这与郑旭东研究认为中小学教师数字胜任力水平由高到低为一级、二级、三级、高级职称的排序不同.(2)经多重比较,在体育数字技术能力维度上,三级与一级之间在0.05 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44)<0.05.

表6 一级指标职称差异的方差检验 N=216

在二级指标上,经LSD 多重比较法检验发现:(1)在体育数字工具应用上,三级(M=4.500,SD=0.638 28)与一级(M=4.033 0,SD=1.058 83)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26)<0.05.(2)在体育数字资源管理上,三级(M=4.500 0,SD=0.638 28)与小一级(M=4.076 9,SD=0.638 28)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3)<0.05.(3)在体育数字环境创作上,三级(M=4.583 3,SD=0.583 59)与一级(M=4.175 8,SD=0.949 78)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37)<0.05.(4)在数数字体育教学改进反思上,三级(M=44.535 7,SD=0.637 25)与一级(M=4.164 8,SD=0.833 52)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39)<0.05.

通过以上的分析发现,在以上4 个二级指标上,主要集中于体育数字技术能力和数字体育教学能力,三级与一级之间得分均值存在显著性差异,且职称越高,得分则越低.经年龄和职称的交叉列联分析,三级教师样本量28 个,年轻教师居多,其中30 岁以下样本量达到20 个,占比71.4%,40 岁以下样本量27 个,占比96.4%.一级教师样本量91 个,其中30 岁以下6 个,占比6.59%,40 岁以下教师样本量占比39 个,占比42.8%,40 岁以上教师居多.有研究认为学生包括年轻教师属于数字土著,具有较高的信息技术和应用能力,但却掩盖了高层次能力(诸如计算思维、创新思维等)的不足,而年龄较大的数字移民可能具有一定的高层次能力,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则相对不足.[16]本研究再次验证了年轻教师作为数字土著具有较高信息技术和应用能力,而职称较高的年龄较大者信息技术和应用能力则相对较低的这一结论.但是在高层次能力上,职称较低者与职称较高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可能原因,一是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应用发展变化较快,作为“数字土著”的年轻教师适应性更强.一是自2018 年教育部实施《教育信息化2.0 行动计划》以来,教育信息化效果开始显现,即通过“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我国大部分地区已基本解决数字设备鸿沟问题,仅剩“三区三州”为最后攻坚阶段;通过“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的数字素养不断提升,“应用鸿沟”逐步消除;通过“智慧教育创新发展行动”,积极探索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以应对智能鸿沟.[17]经过5 年多《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实施,数字原住民的高层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3.4 工作所在地差异的影响

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影响着教育信息化发展程度,形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区域间存在的数字鸿沟,从数字设备鸿沟、到数字能力鸿沟再到数字思维鸿沟的不断演变.数字鸿沟对教学效果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13]另一方面表现为东部发达地区好于中西部地区[18]、城市好于乡镇[19].有研究发现,在数字技术应用效果方面,西部好于中部、中部成为教育信息化发展洼地和盲区.[20]本文采取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广东省不同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以验证不同区域与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水平的关系.总体上,在一级指标上,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水平呈现出城市好于乡镇、乡镇好于乡村的发展特点,但是不同区域间差异不具有显著性(见表7).

表7 工作所在地影响的方差分析 N=216

在二级指标上,除了以下三个指标表明城市好于乡镇外,其余指标差异则不具有显著性.(1)在体育数字工具应用上,地级市区学校(M=4.750 0,SD=0.462 91)与乡镇学校(M=4.043 9,SD=1.016 59)存在显著性差异,P(0.047)<0.05.(2)在数字体育教学评价上,县城/县级市区(M=4.480 0,SD=0.735 12)与乡镇(M=4.114 0,SD=.880 05)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3)<0.05,县城/县级市区(M=4.480 0,SD=0.735 12)与乡村(M=4.071 4,SD=.947 21)存在显著性差异,P(0.025)<0.05.(3)在数字体育教学组织上,县城/县级市区(M=4.500 0,SD=0.677 63)与乡镇(M=4.210 5,SD=0.856 77)存在显著性差异,p(0.041)<0.05.

针对这一现状,进一步探究其原因表明,一是经过国家“十二五”“十三五”一系列教育信息化工程建设,比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等,政策实施的绩效逐步显现,基础教育教师整体数字胜任力水平不断提升已成新趋势.一是新时代以来,广东省狠抓基础教育和信息化创新发展的顶层设计、制度设计和路径,进而构建了广东省基础教育新生态[21],也为广东省中小学基础教育教师胜任力提升营造了新生态.比如,强化制度标准研制,以制度驱动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逐步完善数字教育资源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学生的“粤教祥云”服务体系、部署实施“爱种子”教改活动、部署实施基础教育融合创新示范“种子计划”等.三是数字鸿沟的区域不平衡性特征,也就是说三种数字鸿沟可能同时存在、可能只存在某一种情况.区域间的数字思维和数字设备水平的差异不具有显著性,但乡镇在数字能力等个别指标上,仍然存在鸿沟.

3.5 年龄差异的影响

一些研究表明,教师年龄与信息技术能力水平成负相关[22],50 岁以上教师信息资源整合能力相对较差[23],青年教师智慧教学技术水平明显高于中年教师[24].为分析和验证体育教师年龄与数字胜任力的关系,对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年龄影响因素进行了方差分析.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在一级指标上,在25 岁及以下(M=4.756 9 SD=0.326 91),26-30 岁(M=4.279 7,SD=0.652 28),31-40 岁(M=4.2492 SD=0.699 44),41-50 岁(M=4.191 1,SD=0.778 50),51-60 岁(M=3.882 7,SD=0.842 22)等5 个年龄段之间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得分具显著性差异,F=3.112,P(=0.016)<0.05,且随着教师年龄增长,数字胜任力水平呈现下降趋势(见表8).

表8 年龄影响的方差分析 N=216

对一级指标进一步进行LSD 多重比较法分析可知:(1)25 岁及以下组与其它年龄组在所有维度均具有显著性差异,除了与26-30 岁在体育数字技术能力、基本人格特征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外(见表9).(2)51—60 岁组在各维度总体上得分较低.在体育数字技术能力方面,与26-30 岁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3)<0.05,与31-40 岁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32)<0.05、与41-50 岁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45)<0.05.在数字体育教学能力方面,与31-40 岁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41)<0.05.在数字体育学习与创造方面,与31-40 岁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42)<0.05.在体育数字价值与追求方面,与31-40 岁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42)<0.05.(3)除了以上两个组别外,其余组别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9 25 岁及以下与其它年龄组在一级指标上差异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N=216

对二级指标进一步进行LSD 多重比较法分析可知(表10):(1)仅有12 个题项,存在显著性差异,且更多集中于数字技术和数字教学能力,有8 个题项,占比达到66.7%.这与郑旭东[8]关于中小学教师数字胜任力所有项目都呈现显著性差异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2)总体上,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水平呈现出25 岁以下组水平最高,51—60 岁组水平最低的发展特点.

表10 二级指标在不同年龄段差异的LSD 检验分析 N=216

4 结论

(1)广东省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水平与全国中小学教师数字胜任力的发展水平相一致,整体水平较差,尤以数字体育学习与创造、体育数字价值与追求,其次为体育数字技术能力、数字体育教学能力,最后是基本人格特征.

(2)广东省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水平的性别影响特征,在一级指标上二者之间差异不具有显著性,与全国情况相一致.在二级指标上,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则与全国情况不同,体现了女性体育教师的教育程度较高、人数少的体育学科特征.

(3)广东省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水平的职称影响特征.在一级指标上,三级教师均值最高,高级职称次之,一级教师均值最低,但是职称间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仅在体育数字技术能力维度上,三级与一级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在二级指标上,在体育数字工具应用、体育数字资源管理、体育数字环境创作、数字体育教学改进反思等反应数字技能和教学能力的4 个指标上,仅有三级教师与一级教师之间存在差异.

(4)广东省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水平的区域影响特征,在一级指标上,总体上不同地区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体现区域特征.仅仅是在体育数字工具应用、数字体育教学评价、数字体育教学组织等体现教师数字技术和教学能力的二级指标上,乡镇学校水平与地级市区或县城/县级市区水平有明显差距.

(5)广东省中小学体育教师数字胜任力水平的年龄影响因素,在一级指标上,25 岁以下教师整水平较高,具有明显优势,且随着年龄增长整体水平成下降趋势,与全国趋势相一致.在部分二级指标上,主要集中于数字技术和数字教学能力,存在显著性差异,体现区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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