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张耀军,高又壬,任羽卓

(中国人民大学 1.应用经济学院;2.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代表性技术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契机。对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意味着将数字化与生产发展相融合,由传统生产体系向数字化生产体系转型。目前已有的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第一,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过程及方向。数字化转型是内外部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对企业生产过程与管理过程产生重大影响(1)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第二,聚焦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后的价值效应与绩效结果。有学者从企业行为、组织架构(2)刘政,姚雨秀,张国胜,等:《企业数字化、专用知识与组织授权》,《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9期。和企业绩效(3)高厚宾,王蔷瑞:《“绿色的馈赠”: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等方面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第三,重点关注影响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因素。研究者们分别从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两个视角,对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进行了探讨(4)阳镇,陈劲,商慧辰:《何种经历推动数字化: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问题》,2022年第10期。。本文重点关注董事会的内部结构特征,以董事会国际化程度为切入点,深入探究其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企业董事会人员相关信息,探究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的战略决策与行为选择是企业高管个人价值判断与偏好的反映,而这又取决于高管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个人经历等特征,因此高管的个人特征往往会对企业内部的战略选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人力资源全球流动的背景下,董事会国际化是高管特征的集中反映,对企业的战略选择及绩效产生了重大影响(5)李强,蒋洮:《高管团队国际化能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吗:兼论信任文化的影响》,《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一)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参考杜兴强等(6)杜兴强,殷敬伟,张颖,等:《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环境绩效》,《会计研究》,2021年第10期。的做法,考虑到港澳台地区在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特殊性,将董事会聘请外籍董事与港澳台董事均纳入董事会国际化的范畴。如上所述,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管理层的结构特征,因此外籍(港澳台)董事的加入将改变企业高管的构成,进而对企业战略产生影响。本文认为董事会的国际化有可能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产生作用。首先,从烙印理论的视角出发,个体在特定时期受外部环境影响所形成的内在特征,将会在环境改变后持续留存。其次,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出发,企业拥有的不同资源决定了企业间竞争力的差异。包括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在内的资源禀赋是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外籍(港澳台)董事的加入有可能为企业带来更为先进的技术以及国际资源,这无疑会对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产生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H1:外籍(港澳台)董事的加入即董事会国际化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促进作用。

(二)董事会国际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的一项战略性变革,本文分别从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应企业资源投入)、风险承担(对应企业战略制定)及内部控制(对应企业战略实施)三个渠道探究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需要企业进行长时间的资金投入。董事会国际化有可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积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外籍(港澳台)董事自身独有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络可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外部投资,这将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上市企业聘任外籍(港澳台)董事是其向市场传递出的一种积极信号,这不仅体现出企业对于人才的重视,更展现了企业国际化转型的决心,这一信号有利于企业吸引各类资金,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H2:董事会国际化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董事会国际化可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意愿,进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使企业有能力承担投资时间长、风险高但长期收益高的战略性项目所带来的风险。数字化转型作为一项长期投资,对短期的绩效提升并不明显,因而在战略决策时企业可能对其进行规避,而外籍高管进入董事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一方面,外籍(港澳台)董事在国外的经历可能使其掌握更全面的商业知识与管理经验,从而使其更能承担企业数字化变革所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外籍(港澳台)董事通常具备全球化视野,因而可在董事会的决策会议中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提高管理层对风险的认识,最终促使企业作出偏向长期利益的战略决策。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

H3:董事会国际化可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外籍(港澳台)董事受成长环境的影响,更有可能具有较强的规则意识与法治观念。与本土董事相比,外籍(港澳台)董事与管理层存在社会关系的可能性较小,具有更强的监督独立性;且外籍(港澳台)董事往往能从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企业的问题,这可能打破企业原有的“小团体格局”,使董事会出现不同的声音(7)杜兴强,谭雪:《董事会国际化与审计师选择: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审计研究》,2016年第3期。。因此,外籍(港澳台)董事的进入可使董事会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提高企业内部的控制水平。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又可对企业战略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为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4——

H4:董事会国际化可通过提高内部控制水平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数据,以29404家企业为样本对上述诸假设进行检验。其中,上市公司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CSMAR)和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DATA),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企业;(2)剔除被特殊处理(ST)和已退市(PT)的企业;(3)剔除关键数据缺失的企业;(4)为减少变量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Digit)为被解释变量。目前学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上市公司年报中的数字化相关词频进行度量(8)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第二类是根据上市企业披露的年末无形资产明细,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资产价值占无形资产价值总量的比例作为企业数字化程度的度量(9)祁怀锦,曹修琴,刘艳霞:《数字经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视角》,《改革》,2020年第4期。。总体来看词频度量方法可以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新动向,但测量的误差较大;无形资产度量的方法相对准确,但是许多与数字化转型的相关资产并未及时体现在报表中,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本文使用词频度量方法,将数字化转型相关词频数加1取对数作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度量,记作Digit,在此基础上使用无形资产度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2.解释变量。本文共选取两种指标对董事会的国际化水平进行度量:一是董事会中是否有外籍(港澳台)董事(Inter_1),二是董事会内部外籍(港澳台)董事人数占全部董事人数的比例(Inter_2)。

3.控制变量。研究所选取的控制变量为:企业规模(营业收入取对数)、股权集中度、账面市值比、总资产报酬率、现金流强度、资产负债率、企业年龄、董事会人数、独立董事占比。

上述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设计

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Digitit=α0+α1Interit+ρXit+μt+δi+εit

(1)式中,被解释变量Digitit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Interit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董事会国际化程度,分别用董事会中外籍(港澳台)董事的占比来度量,控制变量Xit包含前文提到的企业层面变量,δt为企业固定效应,用以捕捉不随企业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μt为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捕捉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εit为扰动项。(1)式中的系数α1表示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1)和(2)列的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Inter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00和0.129,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董事会拥有外籍(港澳台)董事及外籍(港澳台)董事占比的上升均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促进作用;在加入控制变量后,(3)(4)列所展示的回归系数依然稳健,证明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表2 董事会国际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

(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处理。 对于基准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与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本文具体参考了高杰英等(10)高杰英,褚冬晓,廉永辉,等:《ESG表现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证券市场导报》,2021年第11期。的做法,进一步加入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行业竞争度等变量,结果如表3的(1)和(2)列所示,在控制了企业外部因素后系数分别为0.163与0.182,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3 考虑遗漏变量与滞后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其次,本文将解释变量分别滞后1期以缓解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回归结果如表3的(3)和(4)列所示。在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董事会国际化依旧会显著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表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工具变量法是缓解内生性问题较为有效的方法,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了上市公司同一年、同省份且同行业的其余公司的董事会国际化程度,作为该上市公司董事会国际化程度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加入工具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表4的(1)和(2)列表示核心解释变量为“董事会中是否有外籍(港澳台)董事”下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第(1)列的系数为0.33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企业的董事会国际化水平与本省本行业其余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国际化水平有着较强的相关性;第(2)列展示了因变量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二阶段回归结果,其系数为4.47,这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后,董事会国际化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旧明显。 (3)和(4)列展示了以“外籍(港澳台)董事在董事会占比”为核心解释变量下的回归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2.稳健性检验。本文使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本文的基准结果共选取了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运用等5个维度的76个词频进行统计。参考赵宸宇(11)赵宸宇:《数字化发展与服务化转型: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2021年第2期。的做法,进一步选取数字技术应用、互联网商业模式、智能制造、现代信息系统四个维度共99个词频进行统计,生成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第二个度量指标,记为Digit_2;同时参考祁怀锦等(12)祁怀锦,曹修琴,刘艳霞:《数字经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视角》,《改革》,2020年第4期。的做法将数字化转型相关资产占无形资产比值作为第三个度量指标,记为Digit_3。将上述两个被解释变量放入回归,表5所展示的结果表明,在使用替代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后,董事会国际化水平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进一步证明了本文主要结论的稳健性。

表5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三)机制检验

在稳健地证明了董事会国际化可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该促进作用的内在机制进行探究。根据假说2和假说4,本文推测董事会国际化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与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三个途径促进数字化转型,接下来本文将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上述假说及其对应机制进行检验。

1.融资约束机制。根据假说2,董事会国际化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使用KZ指数度量企业面对的融资约束,该综合性指数的数值越高,表明企业的融资约束越高、企业自由度越低。中介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缓解融资约束的机制检验

(1)列和(3)列Inter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董事会国际化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而(2)列和(4)列则表示自变量同时加入董事会国际化与融资约束时的回归结果,即在融资约束的系数均显著为负的同时,董事会国际化的系数(0.137和0.145)与表2中的基准回归相比(0.189和0.170)有所减小,这表明融资约束的缓解在董事会国际化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假说2得证。

2.风险承担机制。假说3认为,董事会国际化可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促进企业的长期数字化转型。参考何瑛等(13)何瑛,于文蕾,杨棉之:《CEO复合型职业经历、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价值》,《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9期。的做法,用企业资产收益率(ROA)的波动程度衡量企业承担的风险水平,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假说3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机制检验

(1)列和(3)列的结果显示,当以董事会国际化为自变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为因变量时,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董事会国际化可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2)列和(4)列董事会国际化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128和0.147,相比起基准回归结果(0.189和0.170),这一系数的绝对值变小但依然显著,这表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在董事会国际化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起着中介作用,假说3得证。

3.内部控制机制。根据假说4,外籍(港澳台)董事进入董事会将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选取迪博内部控制指数作为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度量,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假说4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机制检验

第(1)列和(3)列董事会国际化Inter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05与0.003,表明董事会国际化可提高企业内部的控制水平,(2)列和(4)列展示了同时加入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后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Control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董事会国际化的系数(0.108和0.102)与表2中的基准回归(0.189和0.170)结果相比有所减小却依然显著,这表明内部控制在董事会国际化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扮演着中介作用,假说4得证。

(四)异质性分析

董事会国际化作为企业内部因素的延伸,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可能会因外部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在企业间面临的行业竞争程度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存在差异时,董事会的国际化水平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也有不同。

1.行业竞争度下的异质性。当外部环境的竞争较为激烈时,企业往往会通过积极应用数字技术,利用数据要素等方式改良自身生产经营流程,从而提升自身的经营绩效。因而在更高的行业竞争度下,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潜在意愿也会更高,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也会有所差异。为探究上述促进作用在行业竞争度下的异质性,参考袁蓉丽等(14)袁蓉丽,李瑞敬,孙健:《董事的信息技术背景能抑制盈余管理吗》,《南开管理评论》,2021年第3期。的做法,选取赫芬达尔指数测度企业所面临的行业竞争程度,该指标取值越小,表明企业面临的行业竞争越激烈。以该指数的行业年度均值作为分组标准,若上市公司当年所属行业的指数高于指数均值,则认为该企业所面临的行业竞争相对较弱;反之则竞争相对较强。将两组样本分别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即行业竞争程度较强的企业组的回归系数均大于行业竞争程度相对较弱的组别,且组间系数差异显著。该结果表明,企业面临的行业竞争程度越大,企业董事会的国际化对于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表9 不同行业竞争度下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2.不确定性下的异质性。不确定性较高的外部环境往往会对企业的投资、雇佣和贸易产生负向影响,所以企业往往会通过更积极地应用信息技术,降低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因此,当企业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时,通过数字化转型以应对不确定性的意愿便会上升。为探究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下企业表现的异质性,参考方明月等(15)方明月,聂辉华,阮睿,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金融研究》,2023年第2期。的做法,选取上市公司年报中与不确定性相关的词频作为测度标准。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大。在此以该指标的年度均值作为分组标准,若上市公司当年的不确定性指标高于年度均值,则认为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强;反之则相对较弱。将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不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下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表10结果表明,面临不确定性程度较强的企业组,其估计系数均大于不确定性较弱的企业组,且组间系数差异显著。这证明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大,董事会国际化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越明显。

(五)价值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董事会国际化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效应,以企业专利申请数量衡量企业的创新绩效,通过中介效应检验董事会国际化是否可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

表11 董事会国际化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效应检验

(1)列和(3)列显著的估计系数表明,董事会国际化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2)列和(4)列汇报了自变量同时加入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董事会国际化的系数则均有所减小。因此,价值效应检验的结果证明,董事会国际化可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最终作用于企业的创新绩效,这有助于企业的绩效提升。

五、结论与启示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战略变革,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受到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聚焦于企业内部董事会的结构特征,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董事会国际化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三条路径,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作用。此外,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数字化的促进作用在市场竞争更激烈、外部不确定性更强的企业中展现得更为明显;而价值效应检验的结果则表明:董事会国际化具有明显的价值效应,国际化程度更高的董事会可以通过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进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带来正向影响。

本文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视野,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并对高阶梯队理论形成了补充,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可带来以下启示:为了促进本土企业的长远发展,使企业有机会在全球数字化变革中完成高质量转型升级,我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应鼓励并通过合理的方式支持企业董事会的国际化。首先,融资约束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例如为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融资机会,改善金融服务质量等,进而帮助企业满足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资金需求;其次,兼具国际视野和先进管理理念的外籍(港澳台)董事会成员可以凭借自身禀赋优势,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环境,提高企业承担转型风险的能力,为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取得先机提供支持。因此,政府应在鼓励外籍(港澳台)董事加入的同时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为企业提供更为健康的市场环境,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共同助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三,内部控制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至关重要,一方面,政府和监管机构应该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确保企业具备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另一方面,相关机构应该加强引导,提供专业化的培训与技术支持,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风险并防范内部问题,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顺利进行;最后,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累积效应,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决策可以显著地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政府应积极引导企业持续加强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将数字化转型的丰富成果高效有序地转化为企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不竭动力,形成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