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就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2024-01-13 07:43程波辉胡仁华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 2023年4期
关键词:省份民间效应

程波辉 胡仁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029)

一、问题提出

目前,有关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就业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外地区。政府投资方面,Karley以南非为研究样本,指出随着南非政府对外贸产业投资的增加,进出口贸易通过规模经济等机制作用于就业机会的创造[1]。Arani等对伊朗国内政府投资的就业效应进行数据分析发现,短期来看,政府在能源部门的投资对农业、工业及采矿业的就业有显著积极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政府投资不具备就业效应[2]。Ramadhan实证检验了印度尼西亚南加里曼丹省政府投资的就业效应,结果表明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政府投资并不能吸收大量劳动力[3]。民间投资方面,Karim与Khoo研究发现,马来西亚制造业私营企业会通过扩大投资的方式增加产品产量,从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4]。Psaltopoulos等以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为切入点对欧洲南部偏远地区的就业效应展开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民间投资的增加,南欧落后地区的就业状况得到显著改善[5]。尽管政府与民间投资能够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理论学界却较少有以中国为研究样本的实证检验研究,少量代表性文献有:黄苏萍和朱咏以上海为研究样本对投资、GDP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海总投资通过拉动经济增长作用于就业扩大,且民间投资的拉动效应要高于政府投资[6]。莫小鹏研究发现,由于融资难度的不同等因素,相较于国有企业投资,民营企业投资具有更强的就业吸纳能力[7]。

综合来看,针对我国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就业效应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但仍存在深入探讨的空间。具体而言:第一,已有研究多将视野局限微观视域,立足于省域层面的宏观角度的研究较少。第二,对于就业人口而言,其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和聚集性特征,因此,投资形成的就业效应究竟是通过资本溢出产生了“扩散效应”,还是通过资源集聚产生了“虹吸效应”值得探讨。第三,既有研究表明: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复杂的影响机制。一方面,政府投资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外部投资环境,为民间资本投资创造有益空间[8];另一方面,由于对信贷资源的占用,政府投资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9]。由此看来,探究政府与民间投资的交互作用,对在就业领域为二者间合作开展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意义重大。鉴于此,本文立足于省域层面,探讨政府、民间及其协同投资的就业效应。首先,从理论逻辑层面分析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就业效应的内在影响机理;其次,使用我国省域面板数据对上述影响机理及其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总结研究结论并给出相关政策启示。

二、投资对就业影响机理分析

(一)政府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机理

政府投资的就业效应理论已取得丰富研究成果。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就业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学者普遍认为,劳动市场能够依靠工资与价格的弹性达到充分就业,无需政府干预[10]。后来的研究重心大多转向市场失灵情况下的解决措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认为,经济活动的总需求决定了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政府支出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调节变量,通过增加总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以此为基础,Auerbach和Gorodnichenko在一项针对美国部分地区的研究中发现,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在短期内将会增加就业人数及产品总需求[11]。就我国而言,政府投资对就业主要有两方面影响效应:其一是直接效应。政府投资新增项目因需要雇佣大量劳动力从而能够直接创造就业机会[12]。近年来我国政府投资中第三产业中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占比呈现上升态势,因而对就业起到正向促进作用[12]。其二是乘数效应。凯恩斯乘数理论认为,投资支出在转化为收入之后,又会以投资或消费的形式成为其他部门收入,循环往复使得国民收入能够以投资或消费的倍数增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政府投资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就业人数的增长。

(二)民间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机理

一般而言,民间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如下特点:初期阶段,民间投资的增长可以带动就业机会的增加,与此同时,相较于政府投资具有的公共性,民间资本的逐利性会导致其更多地偏向利润率较高的第三产业,尤以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高新技术服务业为重,而这类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远高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因而产生的就业效应要强于政府投资。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已经取代国有投资,成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最重要的保障力量[13],而经济发展在发挥积极就业效应的同时也与失业率反向变动[14],从而使得民间投资能够通过刺激经济活动间接带动就业增长。然而,当民间投资超过一定门槛值后,可能会引发社会问题。例如,私人资本逐利性所引发的行业性过度投资行为忽视了市场信息滞后性,导致企业效益受损甚至于缩减生产规模,企业可能会通过减少甚至裁员来应对市场需求的疲软,进而对就业产生抑制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民间投资与我国就业呈现“倒U型”关系,在前期促进我国就业增长,而在后期这种促进作用将会转变为抑制作用。

(三)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的空间效应理论分析

投资存在地域外部性。从空间上看,由于劳动力要素高度流动,投资产生的就业效应可能对周边区域也产生影响。近年来,不同学者尝试对投资的空间效应进行细化分类,认为主要存在正向与负向空间溢出两种情况。正向空间溢出也即“扩散效应”。一方面,政府与民间投资通过对跨地域项目进行投资建设带动周边区域就业机会随之增加[15,16];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是我国横向府际间竞争的最重要指标,在晋升锦标赛机制影响下,邻近省份政府投资的增加以及促进民间投资相关政策的出台将会影响邻近地区投资决策,使得周边地域政府与民间投资整体水平随之提升。负向空间溢出也即“虹吸效应”。一方面,随着投资总量的不断增加,当地就业环境等方面持续改善,虹吸周边地区劳动力资本向投资地汇集,进而对邻近省份就业带去负向影响;另一方面,投资增长也会加剧不同地区相同产业间的竞争效应,导致相邻省份出现失业增加等现象。结合上述两种效应,笔者合理认为,当地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能够对周边省份就业状况产生影响,但具体影响程度及方向还需通过数据分析进一步说明,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在我国就业领域,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

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具有互动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深刻影响。既有研究表明: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主要可分为“挤入”“挤出”“零和”[17]三种效应。如邹洋通过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全产业总资本收益率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发现,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比较大,政府投资变化是民间投资变化的原因。在我国社会民生领域,长期以来民间资本的活跃度都普遍较低,民间投资的规范性严重不足,且受到各种体制机制的掣肘。如果没有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民间投资很难被激活,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即,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更具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4: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就业效应具有“挤入”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就业水平(Sta),采用年末城镇就业人员数反映各地区就业状况。

2.解释变量。本文解释变量包括政府投资水平(Gov)与民间投资水平(Pri)。其中,政府投资水平参考陈志勇的研究[18],采用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与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值进行衡量。民间投资水平参考纪建悦等的研究[19],采用内资民间企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值进行衡量。

3.控制变量。本文参考陈培如和冼国明[20]的研究,选择地区生产总值(GDP)、产业结构(Str)、贸易开放度(Ope)、工资水平(Wag)、政府财政支出(Exp)作为研究控制变量。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了2004-2017年我国30个省份、自治区与直辖市数据用于计算解释变量、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由于西藏地区数据缺失情况严重,故将其剔除。另外,对缺失值按顺序采取以下处理:第一,从各省份统计年鉴等其他相关年鉴中获取数据以尽可能补全缺失值;第二,对于剩余少量缺失值,采用线性插补法填补存在一定线性变化特征的数据,采用均值插补法填补不具线性变化特征的数据。处理完毕后共整理出14年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考虑到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对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进行观察,发现所有变量的VIF统计数值均在经验判断值10以下,因此可以认为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四、实证分析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与模型选择

在选择模型之前,为检验使用空间计量方法是否具有合理性,需要对各省份就业效应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测算2004-2017年我国就业效应的全局莫兰指数,结果显示各年的莫兰指数均为正值,且分别通过5%或10%显著性水平测试,因此说明我国省际间就业效应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

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前,还需要经过严格的测试来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首先,通过格朗日乘数法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投资就业效应的LM-error与R-LM-error统计量分别为2.111与2.380,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LM-lag与R-LM-lag统计量分别为5.227与5.497,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测试,因此选择空间滞后模型来解释政府投资对就业效应的空间影响。民间投资就业效应的四项统计量分别在1%或5%水平下显著,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同时具有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效应,因此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来解释民间投资对就业效应的空间影响。其次,Wald检验结果显示,Wald-sem与Wald-sar系数分别为65.96与51.83,且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测试,说明空间杜宾模型不会发生退化现象,进一步说明了选择SDM模型的稳健性。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分别用以检验政府与民间投资的就业效应,模型设计如下:

Stai,t=α0+ρwi,tStai,t+α1Govi,t+α2GDPi,t+α3Stri,t+α4Opei,t+α5Wagi,t+α6Expi,t+εi,t

(1)

Stai,t=β0+ρwi,tStai,t+β1Prii,t+β2Prii,t2+β3GDPi,t+β4Stri,t+β5Opei,t+β6Wagi,t+β7Expi,t+β8wi,tPrii,t+β9wi,tPrii,t2+β10wi,tGDPi,t+β11wi,tStri,t+β12wi,tOpei,t+β13wi,tWagi,t+β14wi,tExpi,t+εi,t

(2)

上式中,公式(1)与公式(2)分别用于验证政府与民间投资的就业效应,α1-α6为系列待估计相关参数,β1-β7为系列待估计相关参数,β8-β14为系列空间交互项系数,ρ为空间自相关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ε为随机扰动项。

(二)基准回归分析

1.基准回归。表2中模型1与模型2分别代表政府投资的普通面板回归与空间滞后模型回归。模型1结果显示,当政府投资每增加1%,区域就业人员总量将会提升0.682%,表明政府投资与就业人数存在正向相关关系。模型2结果显示,空间自相关系数ρ为0.466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整体来看,我国省域政府投资的就业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现象,即一个省份的就业人数不仅与当地各项因素有关,还可能通过随机扰动项受到周边省份政府投资及就业效应的影响,假设H1得以验证。

表2中模型3与模型4分别代表民间投资的普通面板回归与空间杜宾模型回归。模型3结果显示,民间投资与区域就业人员数量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在促进阶段民间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水平,就业人员相应增加1.378个百分点,而在抑制阶段随着民间投资的继续增加,其就业效应将会下降1.107个百分点。模型4结果显示,同普通面板回归相比,民间投资就业效应弹性系数均有所收敛,说明未考虑空间因素情况下可能高估民间投资对就业机会的直接影响作用。同时,被解释变量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为0.304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解释变量交互项w×Pri与w×Pri2的系数分别为4.063与-3.592且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测试,进一步说明民间投资对就业具有空间影响效应的同时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效果,假设H2得以验证。

表2 政府与民间投资的基准回归结果

2.空间效应分解。由于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系数通常存在有偏估计,因此需要通过偏微分方法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两方面考察不同类型投资的就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看政府投资,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核心解释变量Gov的系数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测试,说明政府投资不仅在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同样也拉动了临近省份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其次是民间投资,直接效应方面,民间投资及其二次项的系数分别为1.320与-1.038,表明民间投资对本地的就业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两阶段作用效果。间接效应方面,民间投资及其二次项的系数分别为5.987与-5.222,也即本省份民间投资能够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边省份就业状况的改善,而在跨越一定门槛值之后虹吸效应会超过扩散效应,从而对周边省份的就业效应产生抑制作用。由此,本文假设H3成立。

表3 政府与民间投资基准回归结果的空间效应分解

(三)稳健性检验

为增加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与可信度,本文通过替换空间矩阵类型以及将自变量滞后一期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4与表5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及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数据显示,政府投资的就业效应无论是在替换空间权重矩阵还是在滞后自变量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都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因此,可以合理认为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5 民间投资稳健性检验结果的空间效应分解

(四)进一步讨论:调节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1.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调节效应分析。本文在前文式(2)的基础上引入政府投资变量与政府和民间投资变量交互项,以此来探究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就业效应的具体作用效果,模型设计如下列(3)式,式中Zi,t代表各控制变量,Govi,t×Prii,t、Govi,t×Prii,t2分别代表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及其二次项的交互项,其他符号含义与(2)式相同。

Stai,t=β0+ρwi,tStai,t+β1Prii,t+β2Prii,t2+β3Govi,t+β4Govi,t×Prii,t+β5Govi,t×Prii,t2+β6Zi,t+β7wi,tPrii,t+β8wi,tPrii,t2+β9wi,tGovi,t+β10wi,tGovi,t×Prii,t+β11wi,tGovi,t×Prii,t2+β12wi,tZi,t+εi,t

(3)

表6报告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数据表明,Gov×Pri与Gov×Pri2的变量系数分别为5.147与-7.614,Pri与Pri2的变量系数则仅为1.110与-0.649,民间投资与就业人数间的“倒U型”关系变得更加陡峭,这说明政府投资显著放大了民间投资的就业效应,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这说明在就业领域,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能够起到明显的“挤入”效应,假设H4得以验证。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PPP合作等模式的兴起创造了大量民间资本融资需求,对民营经济发展起到良好带动作用。

表6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2.区域异质性分析。为进行针对性探索,进一步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政府与民间投资对就业的影响程度,结合沿海开放时间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30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按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划分,并以此进行基准检验回归。

(1)政府投资区域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7前三列所示,数据显示,东中西部地区中仅有东部区域省份的核心解释变量Gov与空间自回归系数ρ同时显著。这表明东部地区省域政府投资能够显著推动就业量的上升,并且这种就业效应存在地域溢出作用。据此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发达的经济环境聚集了大批劳动力。在供给旺盛情况下,若需求无法同步增长,可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损害社会民生福祉。因此东部发达省份应更加合理把控政府投资规模,通过在城市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兴建基础设施创造就业岗位,以缓解就业紧张问题。

(2)民间投资区域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7后三列所示,数据显示,东中西部民间投资及其二次项系数均不显著,但就东部与中部而言,其空间自回归系数ρ、核心解释变量的空间交互项w×Pri与w×Pri2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测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东部与中部区域省份内民间投资的溢出效应要远超过本地就业效应。因此,各省份应加强沟通与协作,开展省际间项目的投资合作,坚持区域一体化战略,通过畅通区域间人才、知识、技术的合理流动为本省市就业谋获益处。

表7 政府与民间投资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3.劳动力类型分析。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智能化进程加速,不同技能劳动力需求发生明显变化,因而在研究投资的就业总量效应时,也有必要深入探究其对不同劳动力类型就业需求究竟有何影响。本文参考已有文献,以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作为就业技能等级的划分依据,具体来说,将大学专科、本科及研究生学历就业人员划分为高技能劳动力,将初高中、中职与高职学历就业人员划分为中技能劳动力,将小学学历及以下就业人员划分为低技能劳动力,以此为基础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

(1)政府投资劳动力类型分析。数据显示,政府投资能够对高技能与低技能人员就业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与空间影响效应。可能是由于政府投资一方面面向区块链、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注重基础民生领域设施设备的建设,因此对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具有更大的需求弹性,导致回归系数结果更为显著。

(2)民间投资劳动力类型分析。数据结果显示,民间投资高中低技能就业效应的核心解释变量Pri、Pri2与ρ显著性水平各异,但民间投资与空间矩阵的交互项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直接效应方面,民间投资能对本地区中技能劳动力就业产生显著影响,而对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人员的吸纳作用不明显。间接效应方面,数据结果显示,民间投资对高中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均存在异地影响效应,即本省份民间投资能够显著影响周边区域高中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情况。

五、结论与启示

为深入分析我国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的就业效应,推动就业高质量发展,本文使用省域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政府投资无法替代民间投资,二者对就业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其中,政府投资的影响作用显著为正,民间投资则与就业总数呈现“倒U型”关系。此外,政府与民间投资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民间投资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究其原因,一方面,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就业效应存在挤入作用,可放大其对就业人员总量的影响;另一方面,民间投资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从而使其保持在效用发挥阶段,避免过度投资。第三,政府与民间投资的就业效应在经济区位、劳动力技能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应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

经济新常态下,需要政府实施相应政策以实现就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具体建议包括:第一,把握好投资方向与投资力度,发挥投资对就业增长的驱动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由投资主导驱动,我国应更加注重提升投资质量。一方面应加大政府资金投资力度,缓解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放宽民间资本投资限制,带动劳动力市场需求活力。第二,加强横向府际间联动合作,强化投资对就业的空间扩散效应。政府可以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等跨省域项目的设立,此对整体就业效果起到正向交互作用。第三,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激发民间资本积极性。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PPP合作等政企合作模式增强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发挥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就业效应的挤入作用。第四,依据区域差异、劳动力技能差异实施针对性投资策略。对东部省份而言,政府应加大财政资金投入,为低技能劳动者群体提供基本就业保障,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多领域投资。对中部省份而言,民间投资反而能起到更好的就业带动效应,因此政府应通过严格落实惠企政策、精简办事流程等多种方式营造开放、便利、公平的营商环境,加强地方投资吸引力,并以此缓解就业紧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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