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比较案例SNA 的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缺失动因研究

杨德磊，马元恒，曹 飞，马露瑶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E-mail：mly15093161372@163.com）

“两新一重”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重大工程建设发展势头迅猛，但快速发展的背后却面临着社会责任缺失的巨大挑战，导致质量安全事故频发，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被社会公众广为诟病，与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求背道而驰[1]。由于大多数大型项目都是一次性的且涉及巨大的投资，其中的社会责任缺失现象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深远且不可逆转，因此，有必要对其动因进行深入剖析，从根源上进行有效治理，实现重大工程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缺失（Megaproject Social Irresponsibility，MSiR）是指重大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未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现象，主要涉及经济、法律、环境、政治和道德责任。关于MSiR 动因的探讨是从根本上减少社会责任缺失现象的首要任务，已经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社会责任缺失对利益相关者的惩罚力度在不断变大，主要体现在交易成本和企业发展方面[2]。现有文献对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缺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3]、社会责任缺失带来的影响效应[4，5]及企业如何量化治理[6]等方面。关于重大工程项目社会责任缺失的动因，现有研究主要从工作场所的异常行为[7]、企业CEO 的政治取向[8]等方面为侧重点，较少有学者从利益相关者网络视角进行研究。此外，学者利用网络模型，如NK 模型[9]、ANP 模型[10]、SNA 模型[11]等可以更加直观地显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风险关系。综合上述分析发现，鲜有文献从SNA 网络视角关注MSiR 的动因。

基于此，本文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选取港珠澳大桥作为正面案例（即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项目）和近5 年4 个典型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作为反面案例（即存在MSiR 的项目）进行比较分析，分别建立项目利益相关者的SNA 模型，对两个模型中的网络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深入剖析MSiR 动因并探讨相应的治理措施。

1 案例数据收集

1.1 案例选取

1.1.1 正面案例：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项目建设期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分工明确、互相协助、信息共享，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一直是建筑行业内的标杆。自港珠澳大桥建设初始，各部门就高度重视工程建设中的安全环保问题，并建设完善的HSE 管理体系，定时审核日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这一重要的保障措施为大桥建设的健康、安全与环保工作的有效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整理了港珠澳大桥建设期官网中至今为止已经公布的21 期《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HSE 季度简报》。每期简报分为10 项工作，其中详细记录了利益相关者在各项工作中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经统计，各利益相关者在21 期HSE 工作中的参与次数如表1 所示。

表1 港珠澳大桥HSE 简报中利益相关者参与次数——二模矩阵

1.1.2 反面案例：典型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质量安全事故大多是由于参建企业未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导致的，是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缺失现象的典型代表[12]。因此，本文从应急管理部官网中提取了近5 年较典型的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信息，作为“反面”社会责任缺失的案例进行研究。本文所选取的典型事故分别是：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事故一）、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事故二）、福建省泉州市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事故三）、广东深圳光明新区渣土受纳场“12·20”滑坡事故（事故四）。从事故报告中提取所涉及到共有8 个存在社会责任缺失的利益相关者，总结出15 种MSiR 行为如表2 所示。

表2 反面案例利益相关者之间MSiR 行为的影响程度——二模矩阵

1.2 问卷数据来源

本文反面案例SNA 模型的数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收集，其评估结果更加客观合理。问卷调查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随机邀请58 位有工程建设经验的专家参与，采用“自评”和“他评”结合的方式，要求专家对影响程度进行打分。专家来自不同行业并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一部分专家参与过上述重大工程项目进行“自评”，另一部分未参与的专家进行“他评”，一定程度上降低主观偏差的干扰，保证了本次调查数据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取分数的平均值如表2 所示，反映了典型事故中某一方利益相关者对其他利益相关者MSiR 行为的影响程度。其中调查对象的信息如表3 所示。

表3 样本信息统计

2 比较案例SNA 模型构建

本文围绕港珠澳大桥HSE 管理体系中的各利益相关者展开调研，利用港珠澳大桥利益相关者一模矩阵构建“正面”合理履行社会责任的SNA 模型。同时，针对典型事故中利益相关者存在的问题，构建“反面”存在社会责任缺失的SNA 模型。

为确保不同来源结果的一致性，本文使用相同的数据分析方法，利用UCINET 进行处理，减少不同来源之间的差异，使结果更具可比性。将港珠澳大桥调查所得的二模矩阵转化为一模矩阵，如表4所示。参考刘军[13]和John Scott[14]的研究方法，根据典型事故问卷调查得到的分数取平均值，将低于平均值的数据取0，表示利益相关者对事故的发生影响不大，可以忽略。将表格中不低于平均值的数据取1，表示利益相关者对事故的发生影响较大，不可忽略，得到的一模矩阵如表5 所示。

表4 港珠澳大桥利益相关者一模矩阵

表5 典型事故利益相关者一模矩阵

借助Netdraw 建立SNA 模型并展示分析结果。SNA 模型中的节点代表利益相关者，港珠澳大桥SNA 模型中包含10 个节点，典型事故SNA 模型中包含8 个节点，按照其关系紧密程度由内到外分布，“正、反面”SNA 模型如图1 和图2 所示。

图1 港珠澳大桥项目利益相关者SNA 模型

图2 反面案例项目利益相关者SNA 模型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SNA 计算结果

通过上述项目利益相关者的SNA 模型，对比网络密度、中心度和聚类分析指标的差异，对正反案例的网络特征进行比较。

3.1.1 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Density）表示关联网络关系的疏密程度，计算方式为实际拥有的关系数与整个网络最大可能关系数之比，是描述利益相关者之间凝聚性的重要指标。UCINET 软件计算结果显示，正面案例港珠澳大桥利益相关者SNA 模型的网络密度为0.9778，表明港珠澳大桥利益相关者之间连接密集，关联程度很高。反面案例典型事故的利益相关者SNA 模型的密度结果为0.7857，低于前者，表明典型事故利益相关者之间联系不够紧密，参与度低。

3.1.2 中心度分析

SNA 模型的中心度主要包括点度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点度中心度指利益相关者与其他节点直接相连的数量，表示利益相关者在网络中的关联程度。点度中心度越高表明该利益相关者越处于网络的核心地位，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联系越紧密。中介中心度表示网络中经过该节点的最短路径数量，是衡量利益相关者作为媒介和桥梁角色能力的指标。

在UCINET软件中可以得到港珠澳大桥和典型事故利益相关者SNA 模型的点度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具体数值，如表6 和表7 所示。

表6 港珠澳大桥利益相关者中心度分析

表7 典型事故利益相关者中心度分析

对比表6 和表7 可以看出，对于点度中心度，港珠澳大桥SNA 模型的取值范围是从31 到72，典型事故SNA 模型的取值是从16.73 到19.42。前者数值偏高，说明各利益相关者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参与度较高，其中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设计和施工总承包单位、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的点度中心度均为72，即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且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后者的点度中心度偏低，即主要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低，其中业主和项目管理咨询公司的点度中心度最高，表明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但是影响力较弱。

对于中介中心度，港珠澳大桥SNA 模型的最大数值为0.125，典型事故SNA 模型的中介中心度最大数值为0.4，前者更低，说明典型事故中业主、项目管理咨询公司、政府部门、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在网络中起到风险传递的“中介”作用，掌握较多信息资源，把控不相邻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传递，同时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传递对第三方“中介”的依赖性较强，导致信息不对称性增加。

3.1.3 聚类分析

凝聚子群指对社会网络模型进行聚类分析，在网络中识别出紧密连接的利益相关者集合，通过网络凝聚子群结果反映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联强度，并判断凝聚子群间的相关作用。运用Ucinet 中的N-clique 对两个SNA 模型进行聚类分析，通过多次验证，选择最小子群值为3，预设的距离n 为1，得到二者的凝聚子群如图3 和图4 所示。

图3 港珠澳大桥网络凝聚子群

图4 反面案例的网络凝聚子群

由对比可以看出，港珠澳大桥SNA 模型中只有一个派系，不存在信息孤岛，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紧密、信息共享，较好地履行了社会责任。典型事故SNA 模型中有两个小团体，即存在“派系”现象，其中媒体被第一个小团体孤立在外，设计单位和供货商被第二个小团体孤立在外，都处于信息孤岛的位置。

3.2 结果讨论

（1）典型事故的网络密度与港珠澳大桥相比较低，说明了其利益相关者之间联系不够紧密，信息传递受限，关系分散度较高，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利益相关者由于信息闭塞而增加MSiR 行为发生的概率[15]。在4 个典型事故中，均存在利益相关者之间隐瞒信息，弄虚作假，出具虚假报告和材料，监管部门对于违法行为失管失察等不利于信息传递的MSiR 行为。

（2）典型事故的点度中心度比港珠澳大桥更低，说明核心利益相关者没有发挥自身在网络中的核心影响力。作为中心的利益相关者需要积极担当，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发挥监督和统筹的作用[16]。在反面案例中，事故一的主要原因是其总承包项目部、监理部、指挥部没有发挥自身在网络中的作用，对试块送检、拆模的管理失控，施工人员违规拆除模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7]。事故三中，酒店实际控制人长期不落实安全责任，监管部门不履行监管责任，最终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794万元[18]。

（3）典型事故的中介中心度明显高于港珠澳大桥，说明信息传播过程中较为依赖于第三方，其节点是风险传播的重要桥梁[19]，核心利益相关者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把控力较强，其权力、身份处于领导地位，但并不发挥核心作用，无法准确有效地传递信息，进而引发MSiR 行为的出现。在事故二中，该公司在相关环评、安评中出具虚假报告，政府监管部门未能认真履行监管职责，过于依赖第三方虚假报告，而不深入进行安全风险排查[20]。

（4）典型事故中存在两个信息孤岛——媒体、设计单位与供货商，而港珠澳大桥中没有信息孤岛，说明孤立在外的利益相关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全程参与到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处于割据状态[21]，不利于重大工程实施透明度和内外部监管，增加了工程实施复杂性、信息不对称性和外部性[22]，对重大工程社会责任履行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不能保证重大危机应对的准确高效，会出现MSiR 的行为发生。

在媒体构成的小团体中，媒体孤立于典型事故的社会网络外，考虑原因是其不属于主要参建方，没有合理使用舆论监管的权利履行社会责任。在事故四中，有关部门对群众举报的隐患问题未认真核查，弄虚作假答复举报人和上级机关，使隐患持续存在并加重，最终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81 亿元[23]。

在设计单位和供货商构成的小团体中，考虑原因是设计单位无设计资质，供货商偷工减料，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在事故二中，设计单位无设计资质却出具设计图纸[20]；在事故四中，该工程未经正规勘察，未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按照无效图纸施工[23]。在事故三中，无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接项目施工图等图纸修改业务，并修改图框中的设计单位名称[17]。

综上，本文利用SNA 模型得出的结论与事实数据相符，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港珠澳大桥的网络密度更大，点度中心度更高，中介中心度更低，聚类分析中的派系更少，说明港珠澳大桥项目中的利益相关者联系紧密，可以更大的发挥各自的作用，而且核心利益相关者积极引导，信息传递较快，因此可以互相监督和激励，从而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而典型事故中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密度小，点度中心度低，中介中心度高，聚类分析派系较多，出现各利益相关者联系不多，了解较少，在各自的岗位发挥的作用不大；核心利益相关者不能控制其他利益相关者，发挥自身影响力，信息传递效率低下，错误率增加；团队中出现小帮派，打压其他参与者，不及时告知项目最新信息，或者存在利益相关者为谋取私利而虚假汇报项目信息。这些都是引起MSiR 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

4 结语

本文研究发现MSiR 的主要动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利益相关者之间联系不够紧密，相互之间了解较少，不利于信息的传达，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目标性冲突，不能及时发现MSiR 行为并采取矫正措施；二是各利益相关者在项目中的参与度低，不能尽职尽责地履行自身社会责任，核心利益相关者不主动担当，没有依靠核心地位将网络中的其他成员联系起来，直接导致MSiR 行为的发生；三是核心利益相关者作为信息枢纽不能控制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信息传递产生极大限制，传播速度慢且效率低下，信息误传概率增加；四是项目中存在个别利益相关者处于信息孤岛，即存在“派系”现象，不能及时发现MSiR 行为，甚至个别利益相关者为了谋取私利而延迟或虚假汇报信息，信息的不对称性增加了重大安全事故的概率，加大了社会总成本。本文从网络视角得出了重大工程中社会责任缺失的主要动因，可以为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网络关系出发进行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缺失治理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