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是否抑制了贸易？

文耿重，林本喜，

(1.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350028;2.福建农林大学 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350002）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也是中国适应全球经济新趋势的客观要求。中国已分批建设了2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遍布全国各个区位，其中沿海省份更实现了全覆盖。虽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存在一定差异，但始终以吸引投资和创造贸易为主要建设目标。多数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招商引资便利化上做出了大胆变革，对于外商企业的准入和监管提高了透明度、规范化，多次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提高企业设立和相关业务审批效率，扩大了外商企业的可经营范围，减少了外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决策时间。同时自由贸易试验区出台的一系列贸易便利化措施也极大地推动了进出口贸易发展，如：对进出口贸易取消部分随附单证，简化通关手续，推动进口贸易相关制度及配套服务创新等。毋庸置疑，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推动对外贸易和促进外商投资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吸引外商投资和促进对外贸易有时并不可兼得。外商投资的增加可能会促进本国贸易部门的发展，但也可能导致衰退。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吸引外商投资进行了大量的制度改革，极大地削弱了外商投资进入的门槛，但流入的外商投资是否利于中国对外贸易部门的发展呢？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优惠政策是否会使得外商企业获得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削弱了本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弱化本国的贸易优势，致使贸易衰退？吸引的外商投资若进驻本国的进口替代部门，依靠其先进的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在东道国市场占据优势地位，是否会使得一些企业失去生存空间，面临退出国际市场、甚至倒闭的困境，致使政策初衷和结果的背离？伴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招商引资政策的不断优化，该问题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

有关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相关研究多从三个方向出发。一个方向在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带来整体经济效益，如对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提高了GDP 的增长速度，并进一步分析沿海和内陆哪一种更为优异，或更深入分析这种促进作用的动态变化；一个方向专注于研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贸易效应，如对进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对出口产品质量、贸易结构、贸易方式的影响；另一方向在于研究其在招商引资上的作用，如引资规模，进一步分析其对外资利用结构、内资和外资联动的影响。

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中对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异质性的分析多分为沿海型和内陆型，部分学者认为内陆型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增长效应要显著高于沿海型自由贸易试验区[1]，而其余学者则认为沿海型自由贸易试验区优于内陆型自由贸易试验区[2-4]。就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吸引效应而言，简单地划分地理区位，或是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还应考虑投资地经济结构。同时，自由贸易试验区引致的外商投资会促进贸易发展还是会替代贸易方面的实证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空白。

基于此，本文利用2001—2021 年中国31 省市面板数据（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数据），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作用；并采用经济结构的识别方法区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经济效应差异，丰富了现有学者研究自由贸易试验区引入的外商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间互动关系的文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自由贸易贸试验区并非将保税区和经济开发区做“1+1”，而是针对投资和外贸的制度创新、模式探索。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宏观经济系统和微观经济主体的作用机制既脱胎于传统自贸区理论，又有自身独特性。从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影响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针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新《外商投资法》法律规范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制度探索和法规优化[5]，扩大了外资企业的准许经营范围，降低了外资企业的设立及经营成本，缩小了外资企业的“外来者劣势”。同时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开展金融制度创新，在可控风险前提下针对人民币资本项兑换及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并在外汇管制方面进行宽松处理，基本解除了资金跨境流动的限制，提高了外商企业在华投资信心。从间接影响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具有改善当地营商环境及发挥产业集聚的作用，有助于外商投资发展[6]。营商环境的改善及产业的集聚便于外资企业获取政策及商业资源，降低交易成本，规避经营风险，同时有助于外商企业扩大运营规模，拓展经营业务。基于此，提出假设：

H1：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外商投资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要有效吸引外商投资，应先厘清外商投资的动因。市场导向型投资理论认为，市场规模越大、潜力越大、与投资来源国市场需求结构相似度更高的国家或地区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越大。制度导向型投资理论认为，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态度及运作机制对外资区位选择有重大影响，良好的制度导向可以有效吸引外资的目光，优秀的政策设计可以显著吸引外资进入。集聚现象导向投资理论认为，企业集聚使得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互相吸收，减少了经营风险，从而也更有利于外商企业进入及开展投资活动。资源导向型投资理论认为，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可以扩大外商企业生产规模及降低成本。

结合以上动因，以及中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面临“调结构、转动能、促升级”，招商引资数量导向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导向的政策变革[7]和中国生产要素较其他发展中地区已不具备明显优势[8]的经济事实，吸引的外商投资更应关注高端生产要素增长较快地区，这也往往是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区域。同时伴随着中国本土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外商投资企业进驻第二产业的利润空间明显下降。相反投资于第三产业有较大发展前景，而选择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的省份可以占据前期优势。据此，提出假设：

H2：实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中第三产业增长较快的省份更能有效吸引外商投资，但在第三产业增长较慢地区并不显著。

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作为各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两大主要方式，二者的关系一直备受理论界关注。部分学者认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呈现相互替代的关系。由于贸易壁垒的存在，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可以有效规避相关壁垒，从而在他国开展经济活动；同时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他国的资本回报率相较于本国更高，在他国进行直接投资进而开展生产有利可图。在以上情况下，若投资流入进口替代部门，可能致使本国该部门面临激烈竞争，减少该部门的生产及出口，从而使得投资取代贸易[9]。同理，若投资流入出口部门，投资与贸易将会达成互补关系，资本流动将会进一步推动国际分工、促使专业化生产的出现，从而提高出口部门的生产效率，促进贸易[10]。结合中国目前进出口产品仍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和吸引外商投资多集中于第三产业的事实特征，外商投资进入第三产业后可以推动当地技术创新[11]，促进制造业发展，有助于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外商投资进入第三产业有助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外贸行业可持续发展和产业链升级[12]。基于此，提出假设：

H3：实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吸引的外商企业投资额会对进出口贸易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三、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外资吸引作用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采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至2021 年（即2001—2021 年）31 个省市数据（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数据）构建多时点差分模型以验证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t分别表示省份、时间；lnWstze 为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的对数值；treat 为虚拟变量，若该省份实行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识别为1，否则为0；time 亦为虚拟变量，若该年实行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识别为1，否则为0；X为控制变量集合，γ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μ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具体控制变量选择如下：引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反映当地的市场规模和经济水平。纳入政府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以控制政府决策在外商投资选址中的影响作用。当地的科研环境和人力资源也是外商投资重要的考虑因素，故而采用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以控制当地科研水平和人力资源对外商投资决策产生的影响。同时基础设施水平也是外商企业进行生产和投资活动的重要考虑要素，取发电量进行衡量。为消除回归偏误，对所有控制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计量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汇报于式（2）、表1。

表1 指标说明及数据来源、理论预期Tab.1 Description of indicators, data sources and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二）基准回归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外商投资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 所示。第（1）列汇报加入控制变量但未纳入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结论显示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对外商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吸引作用。控制变量除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外，其余变量回归系数基本与预期一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对外商投资的影响为负，原因可能在于省份特征差异致使其作用结果与理论预期产生差异。第（2）列汇报了加入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对外商投资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吸引作用，但显著性有所下降。同时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对数值系数在加入固定效应后由负转正，说明尚未观测到的个体特征与地方财政支出确实会发生联动效应，从而影响到外商投资决策。至此，假设一得证，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可显著吸引外商投资，但是显著性并不强，可能由于样本中部分试点区域并未存在显著的吸引效果，致使自由贸易试验区整体对外商投资的吸引作用并不明显，故而有必要进一步分样本进行分析。

（三）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外商投资异质性分析

外商企业投资第一产业比重较小，且第一产业投资更看重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故采用2021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比进行样本划分。将实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的21 个省份利用中位数区分为第三产业发展较慢组、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组，再将其与未实行自由贸易试验区省份进行组合按式（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汇报于表2。第（3）列汇报了以第三产业发展较慢组和非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为样本的回归结果，结论显示在该样本组中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对于外商投资无显著影响，其余显著控制变量与预期相符。第（4）列汇报了以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组和非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为样本的回归结果，结论显示在该样本组中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可以显著吸引外商投资，且作用系数及其显著性远高于第（2）列，其余显著控制变量与预期相符。以上结果说明，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组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政策对外商投资吸引作用远高于第三产业发展较慢组，甚至于第三产业发展较缓慢地区实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未必能有效发挥其招商引资的政策作用。至此，假设二得证，实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中第三产业增长较快的省份更能有效吸引外商投资。

（四）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借鉴刘秉镰等[13]的方法对表2 的（2）（4）列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第（3）列结果并不显著，故不再进行检验。

其中下标j表示实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的第j年，取值分别为-4、-3、-2、-1、0、1、2、3、4、5、6，其中负值表示实施前，正值表示实施后；time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当年的哑变量，time0为实施当年的哑变量；time-4表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前4 年，依此类推，time6表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第6 年及以后。X表示控制变量，与式（2）控制变量一致。本文以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实施当年为基期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图1 汇报了表2 第（2）列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前各期系数的估计值都不显著，这说明试点和非试点省份在政策实施前无显著差异，实施后出现了一定差异，研究样本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同时，实施后一年可能伴随着时滞效应，四年后政策效应消失，说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配套政策有待完善。

图1 表2 第（2）列平行趋势检验Fig.1 Parallel trend test in column 2 of table 2

图2 汇报了表2 第（4）列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贸易试验区实施前各期系数的估计值都不显著，这说明试点和非试点省份在政策实施前无显著差异，实施后出现了一定差异，研究样本通过平行趋势检验。于第四年后试点区域和非试点区域差异逐渐缩小，说明在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地区推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对招商引资具有政策效果。

图2 表2 第（4）列平行趋势检验Fig.2 Parallel trend test in column 4 of table 2

2∙安慰剂检验

为避免回归结果受遗漏变量影响，借鉴 Cai 等[14]采用的随机抽样对表2 的（2）（4）列进行安慰剂检验。

对于表2 第（2）列回归，从31 个省市中随机抽取21 个省份作为试验省份，其余省份作为非处理组，得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政策对外商投资影响的系数估计值，重复 500 次得 500 个回归系数及其对应p值。由图3 知，系数多落在0 值附近且具有服从正态分布、不显著、远离真实回归系数的特点，这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外商投资效应不是常规随机因素导致的。

图3 表2 第（2）列检验Fig.3 Column 2 of table 2 test

检验表2 第（4）列回归，从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组与未实施自由贸易试点区域组合样本中抽取11 个省份作为试验省份，其余为非处理组。由图4 知，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地区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外商投资效果也并非常规性随机因素导致的。

图4 表2 第（4）列检验Fig.4 Column 2 of table 2 test

四、自由贸易试验区引入外资对贸易的影响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梳理文献发现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间存在互动关系已是不争的事实，二者或替代、或互补。基于二者的内生关系，研究其动态关系，面板向量的自回归（PVAR）模型或是解决方案。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允许变量之间相互内生，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VAR 模型对时间序列长度的要求[15]。表达式如下：

其 中，i、t、γi、μt、εit的 含 义 同 式（1）；j表示滞后阶数；Yi,t表示各省的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βj表示滞后变量回归系数。样本采用2001—2021 年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组数据，原因在于其对外商投资具有显著吸引作用。

（二）实证分析

1∙前验性检验

为符合PVAR 模型对变量强平稳性的要求，对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进行了取对数再差分的处理，用D.lnExport、D.lnImport、D.lnWstze 表示。限于篇幅，详细单位根检验结果不再展示。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中关键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同时据最优阶数选择标准MBIC、MAIC、MQIC，关键解释变量均为滞后一阶最优。

2∙稳健性检验

利用单位圆的方法对PVAR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若模型的单位根特征值的绝对值均小于1，则说明构建的模型稳定，变量长期平衡。计算结果显示三个特征值分别为-0∙792、-0∙555、-0∙401，其绝对值均小于1，说明模型符合要求。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对变量D∙lnExport、D∙lnImport、D∙lnWstze 进行Granger 因果检验，以确定三者在数量上的因果关系。限于篇幅，详细检验结果不再展示。结果显示，外商投资额的增加是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原因，统计量P值均小于0∙001。其余变量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4∙脉冲响应分析

由图5 外商投资对出口贸易的脉冲响应图像可知，长期来看，出口贸易发展受到外商投资的影响是不规律的。但就短期而言，第一期外商投资增速上升会显著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同理，图6 外商投资对于进口贸易的脉冲响应图像也揭示了类似规律，但整体影响波动要高于出口贸易。长期不规律作用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迅速变化、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外资企业在短期内可快速弥补中国本土企业在技术、管理、资金方面的短板，但长期而言会被中国迅速成长的本土企业所脱钩。同时外商投资对于进口贸易的影响高于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的原因可能在于，外商投资进入中国本土后往往需要先从母国进口大量的技术设备和机械设施；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基于人均收入上升和劳动力价格优势下降两方面因素，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相较于资源导向型企业会更倾向于投资中国，从而致使对进口贸易的影响大于出口贸易。

图5 外商投资对出口贸易脉冲响应Fig.5 The impulse respon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to export trade

图6 外商投资对进口贸易脉冲响应Fig.6 The impulse respon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to import trade

5∙方差分解分析

对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进一步作方差分解分析，结果汇报于表3。出口贸易的发展受自身的影响最大，但其影响逐渐下降；出口贸易受进口贸易影响较小，且该影响伴随着时间的发展趋于稳定；而出口贸易受外商投资的影响呈不断上升趋势，在第6 期时出口贸易受外商投资影响已超过10%。进口贸易的发展也受自身的影响最大，其影响也呈现下降趋势；同时，其受出口贸易影响不小，在初期高达30∙5%，但该影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进口贸易受外商投资的影响也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在第7 期时超过出口贸易对进口贸易的影响。进口贸易受外商投资的影响要远超出口贸易受外商投资的影响，也符合前文结论。

表3 预测方差分解结果Tab.3 Predict variance decomposition results

综上所述，外商投资对出口贸易、进口贸易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并且该贡献会伴随着时间发展呈上升趋势，且对进口贸易的贡献高于出口贸易。综合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结论，外商投资的进入会促进当地贸易的发展，至此假设三得证。

五、结论及建议

基于2001—2021 中国31 省市面板数据（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对于外商投资的吸引作用，利用PVAR 模型探讨引入外资和贸易的关系。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对外商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作用，但吸引作用有限；在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地区实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政策对外商投资更具有显著吸引力，但该政策效应也存在衰退问题；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政策引入的外商投资有助于当地对外贸易的发展，该积极作用会随着时间发展逐步放大，且对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高于出口贸易。

基于以上结论，首先，对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存在的衰退效应，应加快推进后续政策的完善。优化宏观设计，细化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提高外商管理政策透明度、削减外商进入手续，打造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精细微观布局，合理规划园区企业区位、充分发挥集聚优势；加强政企沟通，定期组织洽谈会、听取区内企业建议，推动“政府+ 企业”治理模式向企业自主治理式转变，持续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效应。其次，有效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外资吸引作用，进一步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加快金融业发展及联动，完善银行、保险、证券、非银行类投融资机构的体系建设，落实和优化外商企业融资、投资优惠政策，允许外资提供金融服务；加速现代物流建设，推动有关交通运输的中外合作项目落地，如：跨国高铁、公路改建、港口建设等，同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相结合，实现互利共赢；扩大服务业开放，将服务业开放综合试点同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相结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数字贸易发展，举办服务业综合性展会，如：服务贸易论坛、服务开放合作论坛等。最后，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企业对外贸企业的促进作用。政府机构主体可协调开展外贸和外资企业交流会、拓展政府服务平台功能、构建外资和外贸企业专员对接机制；外贸企业可利用外资企业的国际声誉和现有销售网络，扩宽国际市场，提高产品知名度；外资企业可利用外贸企业在中国本土的影响力，开展经营业务，减少“隐形”交易成本，推动企业发展，实现“外资促外贸，外贸引外资”的良性循环，进一步释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