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基本特征与当代价值

2024-01-19 12:58吴光英倪乐玲
红色文化学刊 2023年4期
关键词:工农中央苏区歌谣

吴光英 倪乐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作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革命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央苏区的斗争实践证明,单纯只靠军事斗争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宣传工作。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的总任务。……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1)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等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948页。之后红军宣传部门认真贯彻这一指示,积极运用当地民歌资源丰富、为工农所喜闻乐见等优势,将传统歌谣有组织、有目的地改编成红色歌谣,发挥其团结军民共同作战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重要作用。从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具体内容着手,分析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表现出的基本特征,揭示红色歌谣在当代的价值,能够为当下的文艺创作发展提供丰厚“养料”,同时有助于传承和弘扬苏区文艺。

一、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兴起缘由

(一)适应革命宣传斗争的需要

红色歌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党宣传工作任务而创作的革命歌曲。1929年1月,党和红军转而向赣南、闽西地区进军,创建了中央苏区。此时,党和红军就意识到做宣传工作是有必要的,但在工作过程中却存在一些宣传观念错误、宣传内容教条刻板、宣传方式简单落后等问题,影响了宣传的实际效果。一是在宣传工作中存在错误的观念,当时有些同志认为只要做好组织和斗争工作,“组织工作的重要性高于宣传工作,决定革命斗争胜利的关键因素是能否凝聚起群众力量,所以要降低宣传水平以获得群众的支持”(2)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等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879页。。这些错误观念导致宣传工作效力弱化,使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相脱节,制约了宣传工作的深入开展。二是宣传内容过于教条刻板,宣传话语缺乏特色。在刚建立革命根据地时,宣传内容主要围绕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政策、任务等方面,没有结合时事和考虑到群众的实际需要;在宣传语言上沿用的还是过去一套“标准化了的党八股”(3)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等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7页。,这样的宣传难以让群众有很好的接受度。三是宣传方式过于简单落后。此前,“在苏区内所采用的宣传方式,实在是太狭隘了;宣言,传单,宣传大纲,口号,差不多就是工作的全部,而活动的宣传,口头的宣传是很少进行的”(4)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等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7页。,致使宣传内容很难深入到群众的心里。古田会议的召开进一步明确了用唱歌等口头宣传的重要性,并要求各政治部积极征集各种各样的民间歌谣改编成适宜宣传的革命歌曲。民间歌谣在中央苏区原本就被广大群众所传唱,经革命化改编后成为红色歌谣,既符合工农群众的传唱习惯,又能发挥“寓教于乐”的功能,便为革命宣传工作所大力提倡。

(二)发挥文艺战线冲锋陷阵作用的需要

红色歌谣是为了服务于党和红军中心任务而创作的“战斗武器”。中央苏区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进行土地革命,只有解决了土地问题,广大苏区工农才能心甘情愿地跟着闹革命。1928年12月至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先后完善和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赣西南土地法》和《中华苏维埃土地法》为土地革命的进行提供了依据,但如何让工农群众理解并且扩大这些政策的影响力,是宣传动员工作的难点。而通俗易懂、押韵好记、朗朗上口的红色歌谣无疑成为传播土地革命政策和动员土地革命运动的重要宣传工具。因此,当时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工农群众创作了许多关于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红色歌谣。《农民苦》唱道:“土地革命要实行,土地分配给农民,家家都有田地种,有衣有食乐无穷”(5)谢济堂:《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红色歌谣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激励着更多的工农加入到革命队伍中。随着革命形势愈加严峻,扩大红军成为党内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任务。为了配合“扩红”宣传,苏区政府和群众创作了许多武装动员的红色歌谣。“全师几千人,轰轰烈烈当红军”“送郎当红军,革命要认清”“唱歌爱唱当红军,讲起红军就惊人”(6)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编:《中央苏区文艺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页。。兴国县长冈乡还成立了山歌宣传队,哪里在开参军动员大会哪里就能够听到宣传队的歌声,这使得“扩红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32年,兴国县仅三个月就有1200人参加红军,至今还流传着“一首山歌三个师”的佳话。正如《工农剧社社歌》所唱:“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革命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7)刘云:《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红色歌谣是苏区的革命文艺,以艺术的形式直接动员苏区工农参与革命实践,对动员苏区群众参加革命,保卫红色政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满足工农兵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

红色歌谣是为了满足苏区工农兵群众精神生活需要的自我表达,其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满足工农兵群众艺术的需要,这也是由红色歌谣作为文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红色歌谣两大不可或缺的要素是革命化的语言与革命性的意识。中央苏区地处客家人的聚居地,自古就有唱山歌和利用山歌、民谣、戏曲等来表现生活,抒发真情实感的传统。苏区时期的宣传队伍沿用了这一客家传统,宣传队的工作任务包括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进行文化娱乐活动。连年累月的行军打仗非常艰苦,而通过唱红色歌谣的方式能够把红军士兵内心长久压抑的苦闷心情释放出来,从而达到宣泄和调节的目的。张闻天指出:“只有活泼有生气的群众,才能战胜困难,与一切失败情绪。”(8)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等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997页。红军士兵委员会中的娱乐科筹备各种娱乐方式,引导士兵积极参加,使其得到艺术的享受。红色歌谣在广泛传唱过程中丰富了工农兵群众的精神世界,增强了他们的精神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将革命意识深深地嵌入到他们的内心,并使他们自觉地参与到革命实践中来。

二、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基本特征

(一)创作内容的政治性

红色歌谣以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为主要内容,以动员工农大众参与革命保卫政权为主要目标。红色歌谣通俗易懂、时效性强,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灌输的良好选择。《红军歌》唱道:“同志们快快来拿枪,我们是工农的武装,要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要创造苏维埃共和邦”(9)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编:《中央苏区文艺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86页。。简单明了的几句歌词,就让群众明白了斗争的对象和目标,极具意识形态性。通过歌谣的形式宣传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不仅传播了革命的内容,还普及了革命的道理,在工农群众中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响。《工人苦》唱道:“上工厂做苦工,生活情况马车同;可怜我工人穷苦直到死……工人要解放,除了斗争别无方,工人一齐团结起,革命成功乐洋洋。”(10)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编:《中央苏区文艺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将苏区工农的生存现状鲜明地刻画了出来,表达了底层人民迫切想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强烈愿望。此外,在苏区民众对于封建旧制度普遍存在不满情绪,在底层人民寻找生活新出路之际,浅显的歌词将深奥的革命道理说得明明白白。“石榴开花心里红,青年同志是英雄;坚决斗争是出路,加入红军最光荣。”(11)钟俊昆:《中央苏区文艺研究——以歌谣和戏剧为重点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红色歌谣积极地引导工农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还有如《红天红水红满天》《革命成功盖新楼》《工农团结不怕天》等红色歌谣,号召工农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

(二)创作立场的群众性

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观点。工农士兵是红色歌谣的参与、创作与消费的主体,他们大多知识水平是非常有限的,但这不影响红色歌谣“是农民作者用自己的语句创作出来的歌,它道尽农民心坎里面要说的话,它为大众所理解,为大众所传诵,是人民大众所欣赏的艺术”(12)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苏区文学史编写组:《江西苏区文学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8页。。红色歌谣创作立场的群众性体现在歌谣内容的通俗易懂和歌谣话语的为群众着想上。内容的通俗易懂是红色歌谣能够广为传播的重要原因。《红军胜利万万岁》唱道:“红军战士好英勇,消灭敌人几师兵,俘虏万余人,得到了空前光辉伟大的胜利……红军胜利万万岁!”(13)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编:《中央苏区歌曲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90页。在《古田会议决议》与《俱乐部纲要》中都强调宣传方式要适合当地群众,形式和内容都要通俗易懂。张闻天对于革命文艺的群众观也非常重视并提出,“要应用通俗的白话文进行真正的大众性文艺宣传”(14)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等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2页。。瞿秋白在制定苏维埃剧团、工农剧社和高尔基戏剧学校的纲要、章程和规定时也指出:“各种文艺团体都要结合不断变化的形势,为革命战争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15)钟俊昆:《中央苏区文艺研究——以歌谣和戏剧为重点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为了使红色歌谣更好地为工农兵大众服务,苏维埃政府不仅要求歌谣在内容方面要反映工农大众生活实际、符合大众的利益要求,还要求在形式上要体现大众的吟唱习惯、具备地域特色。从这些可以看出,苏区时期的红色歌谣真正做到了歌为苏区工农所唱、情为苏区工农所系、利为苏区工农所谋。

(三)创作主体的多样性

从创作的主体来看,参与红色歌谣的创作有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首先,领导干部是红色歌谣创作的引领者。为了适应革命宣传的需要,瞿秋白选用民间曲调,再填入曲词,对民间传统音乐进行再创作,是创作红色歌谣的主要方式。除了对理论的重视,瞿秋白也亲身参与了红色歌谣的创作实践,参与创作了《红军打胜仗》和《送郎参军》等红色歌谣,在兴国一带广为流传。闽西苏区的早期领导人阮山创作了《救穷歌》《什么叫“红五月”》《工农银行周年纪念歌》。邓子恢也参与创作过不少红色歌谣,被苏区群众称为“山歌部长”。其次,知识分子是红色歌谣创作的推动者。红色歌谣的创作除了领导干部外,从苏联以及从上海等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如石联星、赵品三、李伯钊、危拱之、沙可夫、钱壮飞等,他们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拥有很好的音乐艺术修养,推动了红色歌谣的创作。最后,工农大众是红色歌谣创作的主要力量。工农群众在很早就接触并熟悉一些当地的歌谣曲调,只要稍加改编就能创作出一首新的红色歌谣。另外,在党和苏维埃政府带领工农“打土豪、分田地”争取新生活时,广大工农所获得的新情感用红色歌谣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这使得他们自觉参与到创作中来,成为红色歌谣创作的主力。

三、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当代价值

(一)丰富研究苏区精神的生动载体

红色歌谣记叙了苏区军民艰苦奋斗的斗争事迹,是苏区精神的生动载体。苏区精神不能凭空存在、必须要有载体。而中央苏区红色歌谣是以具体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实际样态为基本素材的文艺形式,这为当下研究苏区精神提供了生动形象的载体。“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提灯笼访贫农。”(16)谢济堂:《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这首歌谣很好地将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诠释出来了。当时,身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的沈心工将旧时封建军阀的《军人争气歌》改编为《粉碎敌人乌龟壳》,以激励红军战士的作战士气。歌词唱道:“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工农群众拥护真正多,红军打仗真不错,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亲爱的英勇的红军哥,我们胜利有把握,向前杀敌莫错过,把我们红旗插遍全中国。”(17)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编:《中央苏区歌曲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这些红色歌谣见证了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奋斗的足迹,是中央苏区史的重要呈现,为弘扬苏区精神提供了生动的文艺载体。

(二)推进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

红色歌谣中蕴含着丰富的党史内容,是推进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红色歌谣在中央苏区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的历史缩影。一方面,红色歌谣是形象化、具象化的党史,通过学习和传唱红色歌谣能够有效引导大学生在感悟党的光辉成就、艰苦历程、历史经验和革命传统中汲取奋进力量。例如,在学习到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历史时,能够在“除军阀,杀贪污,土豪要灭清;革命翻了身,土地革命建,共产社会现”(18)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编:《中央苏区歌曲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的歌词中了解必须扫除旧社会的封建势力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也可以在“油菜开花满塅黄,宣传哥哥上前线(呦)方,保佑格哥哥打胜仗(呵),同志们!缴到枪支用船装(呦呵装)”(19)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编:《中央苏区歌曲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98页。的歌词中感受那个时期广大群众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另一方面,红色歌谣是广大苏区工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斗争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创作的文艺形式,红色歌谣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反映了广大工农的心声,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当代大学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鲜活教材。

(三)为当代文艺创作发展提供红色养分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20)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5日。时代的发展进步与文化的交融为文艺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还必须加强思想引领。中央苏区红色歌谣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即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做到为工农而发声、为工农而唱,不管是红色歌谣的创作内容还是创作形式都是依据广大苏区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进行的。当代文艺要想赢得群众,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从人民大众生活实践中寻找创作素材。红色歌谣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环境和设备简陋的条件下创作的革命音乐,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塑造了歌谣内容的真实性,促成了创作者和听众深层次的情感交流。这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勇于克服困难、迎难而上的文艺品质为当下的文艺创作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红色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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