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前后科学家薪俸收入的变化
——以国立中央研究院为中心

2024-01-19 09:19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23年4期
关键词:中央研究院加薪薪水

王 新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100006)

科学作为一种专门职业是伴随近代科学的诞生逐渐形成的。 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特别是20 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大批留学生陆续归国并充实到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并成立了相应的学术共同体,科学社团日渐增多,专门研究机构得到发展,科学家群体的人数和规模日益壮大,科学研究体制逐步构建并不断完善,中国科学家的角色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深化。 此时的科学从业者一般分散在政府部门、新兴的高等学校和一些实业公司里面,担任的是技术官员、教员和工程师的角色,从事着科学考察、科学教育和技术生产等工作。 1928 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组建,开始由国家赋予薪金专门聘请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标志着科学建制化和职业化的正式形成。 科学职业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或者因素就是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体制化以后的科学家经济收入得到保障并且稳定,薪俸标准相对较高,科学的职业优势不断凸显。 然而,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科学事业遭到严重损害,科学家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从高处跌落至低谷。

关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知识阶层的经济收入与生活状况的研究已有多项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慈鸿飞、姜良芹、李学通、郑会欣等学者。 其中,慈鸿飞利用民国时期政府公布的文书资料,结合民国时期的一些社会统计数据,考察了中国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教师工资及生活状况。 他认为战前一个月薪300 元左右的副教授或教授抚养五口之家,其生活水平至少要高出一个普通工人的十三四倍以上[1]。 姜良芹梳理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升高校教师收入的诸多举措,认为由于战时通货膨胀的强烈冲击,这些措施并不能保障高校教师生活的安定。 教师的工资水平不仅远低于战前,且较同期其他行业所受冲击为重[2]。 李学通考察了民国时期地质调查所科技人员的薪俸标准及生活状况,指出战前科学家们的薪金有保障,但收入普遍较低,战后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趋势,生活难以为继[3]。郑会欣以竺可桢、顾颉刚、朱希祖等多位民国时期著名教授的日记与书信为中心,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贫困化及他们思想的转变[4]。

目前来看,已有研究多以教师群体为主,但是受资料所限,对供职于专门研究机构里的科学家群体关注不多。 本文以国立中央研究院为中心,通过对其留存的会计档案资料的爬梳,辅以科学家回忆录、传记等相关资料,分析考察全面抗战前后科学家工资标准和收入水平的变化,一方面为相关研究提供鲜见的科学家职业群体独特视角和数据资料,另一方面尝试揭示在战争导致的不稳定社会环境下专业知识与收入水平的倒挂现象。

1 战前科学家薪俸收入远高于普通社会阶层

抗日战争爆发前,科学家属于名副其实的高薪阶层。 以国立中央研究院为例,1936 年11 月15 日公布施行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研究所职员薪给章程》,对研究人员的月薪标准作了如下规定:专任研究员300—500 元,专任副研究员200—300 元,每级级差均为20 元;助理员薪给60—240 元,每级级差10 元。 兼任研究员之薪给,由各所酌定,但不得超过专任研究员最高薪给二分之一[5]。

从薪俸标准来看,科学家最高月薪可以达到500 元,新入职的青年科学家最低标准为60 元。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多卷国立中央研究院会计档案,内有多个年度的职员薪俸册,记载着科学研究人员月度薪俸发放明细。 以1937 年战前为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杨树勳、潘履洁和吴学周月薪分别为420 元、420 元和390 元,副研究员王学海、张青莲、邢其毅均为300 元,助理员柳大纲、朱振钧、马集铭、田遇霖等均为180元,助理员黄耀曾130 元,助理员侯祥麟80 元[6]。 专任研究员兼任所长职务的科学家薪水相对更高一些,如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天文研究所所长余青松和工程研究所所长周仁,月薪均为600 元,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月薪500 元[7]。

对比其他社会职业,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家薪俸标准在当时已然属于高薪阶层。陈达对1930 年代上海16 个行业的工人每月实际收入的考察结果显示,收入相对较低的缫丝、火柴等轻工行业平均每月在8 元左右,收入较高的造船、印刷等技术类或重工类行业每月平均在40 元上下[8]。 比较而言,科学家的薪俸收入,按高薪500 元计算的话,是熟练工人的10 倍以上,是普通低薪工人的60 倍左右。 低薪的青年科学家收入,按60—80 元计算的话,约是熟练工人的2 倍,是普通工人的8—10 倍。

就战前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言,科学职业具有较高的工资标准,收入远高于其他普通社会阶层,比较符合人才价格规律,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难度越大的劳动者,其获得的社会回报也相对较高。 简单归纳一下,当时社会上低薪工人的月工资8 元左右,稍微掌握一些技术的工人可以到10—15 元,熟练技术工人可以达到20—40元。 工人收入水平低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有关,以国民教育素质相对较高的上海市为例,能够识字的职工占比还不足30%。 特别像棉纺织业和缫丝业等低薪行业,文盲占比更是达到90%以上,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人占极少数[9]。 与此相对照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起步工资一般都在50 元上下,工作2—3 年后可以达到100 元左右。 比如1933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显示,公务员最低起点薪俸标准为55 元[10]。 从事知识创新的科学研究人员月工资最低为60 元,起步工资80 元的亦有,工作几年便可加薪至200 元。 也有一些取得博士学位后直接被聘为教授或研究员的案例,工资待遇可以达到200—300 元。 比如,吴学周1931 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32 年赴德国达姆斯塔特高等工业学校进行访学,1933 年受邀回国后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月薪300 元;又如,涂长望1934 年尚未从英国利物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受竺可桢邀请回国后即被聘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月薪300 元;再如,饶钦止从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1936 年7 月回国后被中央研究院植物所聘为副研究员,月薪280 元[11]。 工作有年、成就在身的高薪科学家普遍在400 元上下,最高者可以达到500 元。 由此可以看出,从业者受教育程度和掌握专业知识能力与其收入呈现出的正相关性是比较清晰的,这也体现了科学知识参与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作用。

2 战时科学家薪俸收入被缩减和贬值

战争期间,科学家稳定优越的生活一般都会受到严重冲击。 南京国民政府组建以后,社会虽然相对稳定,但也不得安宁。 一旦触及战事,就会缩减科学教育经费,直接影响科学家们的收入和生活。 比如,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缩减财政支出,要求公职人员减成发薪①“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要求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期间所属各机关职员均停止薪给,仅发维持生活费,其中选任特任80 元、简任一二级75 元、简任三四级70 元、荐任一二级65 元、荐任三四级60 元、荐任五级及委任一级55 元、委任二级50 元、委任三级45 元、委任四级40 元、雇员35 元。其原来薪给不及35 元者照原额发给。 参见参考文献[12]第 42—43 页。。 从中央研究院薪给发放清册来看,1932 年1 月份发放半薪,2 月份仅发维持生活费。 但标准较公务员稍高,薪在60 元以下者照旧发给,在60 元以上者,仅发维持生活费60 元[12]。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并没有继续进攻,战事危机慢慢解除。 国民政府维持生活费法“行之一月后,觉原定数目实属过少,致公务员有不能维持生活之苦,且致各机关不能一体奉行,为害甚大”。 遂由时任行政院院长汪兆铭提议,“文职人员在国难期间开支维持生活费每月至多240 元,至少35 元,并按照官阶分别拟定数目”[12]。该方案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后获得通过。 但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中央研究院从3 月份起开始正常发放原额薪水,并补发了原来1 月份和2 月份的薪水。 虽然战事并未继续燃烧,但战争给科学家等薪给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再次要求公职人员减成发薪。 此次中央研究院的具体方法是:50 元以下按照原薪发给;50 元以上者,50 元作基本生活费发放,余作八折发放。 这一办法从1937 年9 月起执行,直至1940 年底因物价大幅上涨而被取消,之后开始发放全薪。 如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研究员,原额月薪是600 元,按照上述公式计算为:(600-50)×0.8+50=490 元。 因此,实际支薪标准为490 元。 同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原薪为500 元,折扣后实际按410 元支薪标准发放[7]。 表1 是国立中央研究院1937 年9 月份应支薪与实际支薪情况,可以看出各研究所实际得薪率在八至九折。

表1 国立中央研究院1937 年9 月份应支薪与实际支薪情况[7]

中央研究院工资标准虽然按八折发放,但发放过程中再扣除各种税费、捐款和认购国债等,科学家实际到手薪水并不足八折。 以化学研究所助理员柳大纲为例(表2),1936 年9 月至1937 年8 月(时年33 岁),年薪标准是2160 元,扣除常规税费后,实际收到薪水2083 元,平均每月薪水173.6 元,扣减额度不足4%。 而在战后的第一年(1937 年9 月—1938 年8 月),不仅薪水减成发放,更有各种救国公债(分6 次共认购155 元)、飞机捐(每月固定3.08 元,合计36.96 元)、其他捐(合计17.13 元)等扣缴认捐,虽然年薪标准仍是2160 元,但实际所得仅有1619.35 元,平均每月薪水实际得135 元,得薪率为75.0%[6]。

表2 抗战爆发前后柳大纲年度薪俸扣发情况[6](单位:元)

再如气象研究所涂长望研究员,1937 年度薪水标准是每月320 元,减成后每月实支标准为266 元。 1937 年9 月至1938 年8 月,涂长望年薪标准原为3840 元,减成后实支3192 元,扣除所得税(每月固定4.7 元)、救国公债(从1937 年10 月至1938 年3 月每月认购一次,共认购265 元)、飞机捐(每月固定7.98 元)、其他捐(合计8.87 元)等税费后,实际收到薪水2765.97 元,平均每月薪水实际得230.5 元,得薪率为72.0%[13]。

由上述两个案例可知,中央研究院里的科学家在战后第一年里,薪水标准在百元以上者,实际收到薪水基本上折扣至八成以下。 此后的几年,虽然不再要求认购救国公债,但基本仍在八折左右。 1940 年7 月,为了弥补物价上涨带来的实际薪水贬值影响,中央研究院给职员额外发放了数额不等的津贴,并入薪俸内按八折发给。 如化学所所长吴学周增加65 元,副研究员柳大纲增加25 元,助理员朱振钧增加25 元[11]。 但如此数额的津贴在巨大的通货膨胀面前实属杯水车薪,科学家生活依然困窘。 为应对物价高涨带来的薪金贬值,1941 年起薪给才改为全额发放[14]。

为改善战时公教人员的生活,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1941 年10 月起,为保障教职员实际薪给收入不下降,使其不致改就他业,教育部制订了《非常时期改善教职员生活办法》,规定国立各学校教职员享受生活补助费、米贴和其他津贴的待遇。 其中,发给教职员平价“食米代金”,即每人每月得报领食米二市斗一升之代金(时价为每市斗米5 元),由教职员抚养或赡养的家属若合乎规定的亦可报领。 教职员生活补助费则规定一律发放50 元,对于低薪教职员再额外发放20 元[15]。 食米代金按地区时价计算,不同地区和月份发放金额有所不同。 1941 年竺可桢收支明细中开始出现米贴收入,如9 月收米贴93.5 元(每人17 元),10 月收米贴110 元(每人20 元)([16],页267)。 竺可桢收到的两次米贴均是按5 口半人计算,因有子女不满5 岁者米贴减半的规定。

参照教职员加薪办法,1942 年初,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决定对本院职员一律发给暂加薪。 其中四川区每人每月40 元,桂林区30 元,昆明区50 元,暂加薪待抗战胜利后即行取消[17]。 从中央研究院职员加薪记录来看,1942 年1 月对部分人员进行了常规的考绩加薪后,3 月又对在职人员进行了一次加薪。 如迁至云南昆明的化学所所长吴学周、助理员柳大纲、天文所所长张钰哲等均加薪50 元;迁至重庆的气象所代所长吕炯、植物所研究员饶钦止等均加薪40 元;而迁至广西桂林的地质所所长李四光、副研究员张文佑等均加薪30 元。 同年8 月,中央研究院再次发放暂加薪。 此次发放特意照顾了低薪人员,研究员和副研究员级别人员加薪30—50 元,助理研究员级别加薪70 元[11]。

全面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对法定薪俸标准还进行过几次调整。 1941 年3 月,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通过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研究所职员薪给规则》,规定了新的研究人员薪给标准:研究员薪给320—600 元,分为9 级;副研究员也分为9 级,最低额220 元,最高额400 元;助理研究员120—280 元,分为9 级;助理员100—160 元,分为5 级[18]。 此次调整,薪额较之前有所提高,级别更为清晰。 其中,研究人员月薪的最高标准由原来的500 元提升至600 元,最低标准也由原来的60 元提升至100 元。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前,中央研究院再次调整薪给标准,此时将暂加薪名义取消,均改为了实薪[17]。 研究人员最高薪标准增加至680 元,最低薪标准仍为100 元[19]。

从中央研究院历次加薪情况来看,全面抗战爆发后职员加薪频率和加薪额度有所提高。 仍以化学所柳大纲为例,柳大纲1929 年4 月入职中央研究院,至1937 年7 月共有5 次加薪记录,平均一年半加薪一次,平均每次加薪16 元。 全面抗战期间共有8 次加薪记录,平均每一年就加薪一次,平均每次加薪47.5 元[11]。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相比,加薪频率约是战前1.5 倍,平均加薪额度约是战前3 倍。 这不仅与高职别薪俸标准级差变大有关,也与全面抗战爆发后物价上涨造成的薪津贬值有关。

全面抗战期间科学家薪金缩水的严重程度可以参考当时经济学者杨西孟的研究,据其统计,在昆明,全面抗战前平均薪津350 元的大学教授,八年后薪津贬值近至原来的5%。 1937 年上半年,大学教授的每月平均薪津为350 元,至1945 年下半年时,薪津虽然增长了300 多倍,但生活费指数上涨了6000 多倍,薪金实值缩水至1/19。 最困难的1942 年和1943 年的下半年,相对于1937 年,350 元薪津实值每月都不足10 元,最高时薪金贬值超过原来的2.5%[20]。 表3 中显示的教授薪津平均约数为实领薪水,1937 年下半年因国民政府要求公教人员减成发放薪水,所以出现下跌。 从1941 年上半年开始恢复原薪,同时由于各种补助费的加入,实领薪水才开始逐渐增加。 由于物价陡涨,靠临时增加的各种补助费仍然不能维持生活。 于是,从1942 年10 月起,公教人员开始实行战时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及按薪俸加成成数的办法领薪[21]。 此时薪金到手数额的计算是以底薪为基数,根据物价上涨的指数(或生活费指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22]。

表3 1937—1945 年昆明大学教授的每月薪津及薪津实值[20]

随着国民政府财政经济危机日趋严重,法币贬值日益加剧,政府只得不停地调整基本数和加成数。 短短几年,生活补助费数额已是底薪的数十倍、百倍甚至千倍。 据竺可桢1944 年12 月10 日的日记记载:“底数原为 800 元,现加至 2000 元;成数原为25 成,现加至 100 成。 故薪水 680 元者,可得月九千四百元,再加办公费与研究补助费与米贴,将近二万元一月。”[23]此时,竺可桢实领薪津数额已是其薪水底数的30 倍。 抗战结束后,通胀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严重。 1946 年8 月时,南京、上海地区的基本数已达11 万元,加成数720 倍[24]。 1947 年5 月南京、上海地区的基本数再次上调至34 万元,加成数1800 倍[25]。 虽然公教人员实领薪水在不断增加,但受通货膨胀影响,薪津实值缩水严重,呈现骤降趋势,生活水平也相应地由富转贫,甚至降至社会底层。

3 战乱造成科学职业收入优势消失

受战争影响,社会各阶层整体收入水平均有下降,但下降幅度不一。 姜良芹和郑会欣两位学人在各自文章中均援引了战争时期不同行业或阶层的实际所得指数表,试图说明相对于工人和农民等普通阶层,公务员、教授等原高薪阶层所受损失更为严重。 的确,从统计数据来看,低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所受影响程度远小于高薪阶层。 这也恰恰可以说明,在战争外力因素下,不同职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小,呈现出不断趋向同一水平的现象。 也就是说,科学家阶层所具有的专业技能等职业优势在战时环境下难以正常显现,收入水平逐步趋同于普通社会阶层。 从事知识创新的脑力劳动者与普通体力劳动者的收入之差变小,甚至为负数,从而呈现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收入倒挂现象。 比如,在竺可桢日记里记载了1942 年3 月重庆市剃头匠的收入情况,“(剃头)每次八元,每日剃十六人,可得128 元,四六分,匠得四分,股东得六分。 渠亦为股东之一,可每月净赚一千五六百元。 渠自谓较公务员好”([16],页209)。 而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当月收入为:月薪为600 元,校长办公费400 元,《大公报》稿费40 元,扣所得税23.6 元后计1016.4 元([16],页463)。 比较来看,此时的著名大学校长收入水平还不及一个剃头匠。原因主要在于物价和劳动力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薪给阶层的收入没有随着物价的上涨而进行相应比例的提高。

表4 中的数据更为直观,以1937 年为标准数100 的话,科学家(近似教授一栏数据)的实际所得呈现逐年快速下降态势,特别是1942 年困难时期实际所得缩水至近十分之一。 相反的是,工人和农民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最初几年实际所得有所上升,虽然后来有的年份出现了下降,但下降幅度相对较小。 美国学者易劳逸(LloydE.Eastman)认为,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实际所得并没有完全反映在表中,否则不会出现被削减90%的收入还依然能够生存下去的情况[26]。 这一说法姑且不论,但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基本都是依靠薪俸收入,表中数据是他们实际所得的真实反映。 如此来看,科学家等知识阶层是真正受战争影响收入损害较大的群体。

表4 1937—1945 年国统区各阶层实际所得指数([26],页56)

战争导致社会不稳定,科学家与普通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小,专业知识在收入中的作用越来越微乎其微,科学职业不再具有收入优势。 1944 年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一封信中提到该所从事科学研究职业的情况,“助理研究员之资格,依法律所规定,等于大学之专任讲师,然中央研究院之标准,远比各大学平均之程度为高,此时敝所助理研究员就业大学者,至少为副教授”,并比较了全面抗战前后该职业的优劣,“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弟亦如此也。 若在战事结束后,固不宜如此,惟值此遽变之世,一切未可测耳”[27]。

陷入战时窘困之地的傅斯年评价科学研究职业是:战前颇为舒服,战时几乎与衙门里的差役一般。 虽有自嘲之意,但也不失为实情。 战争最困难时期,不少科学家不得已而去从事非擅长的体力劳动以谋生计。 1942 年7 月16 日的《大公报》发表社评文章,对知识阶层被迫转向体力劳动作了这样的描述:“现今教育界的情形,小学教员,多是赤足草鞋,破袴露肉,吃饭无油,大中教员有的转业为银行员,懂得机械工程的则是充汽车司机,一些廉介自持的大学校长们,则靠卖旧衣服旧书以贴补生活。”[28]据张剑考察,全面抗战爆发后两年,中国科学社理事会讨论的主题已由中国科学社发展的学术问题转变为生活问题。因为经费困难,迫于无奈,中国科学社将原无偿借给交通大学的部分房间开始收取每月100 元租金。 其他房间也收取租金以弥补职工生活费之不足。 同时为了开源,中国科学社其下的明复图书馆也开始收取图书证费用,由原来免费办理改为每证5 元。 此时担任中国科学社杂志主编的人类学家刘咸,因《科学》杂志停刊失业,为寻找生计,不得已从事自己不擅长的实业,与同学王恒守合开煤球厂[29]。 两位科学家放下智识生产,从事体力劳动谋生,不仅反映了科学职业失去收入优势,同时也是战争导致正常的社会分工失序的一个直接反映。

4 结语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至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内时局虽有动乱,但大体是相对稳定的。 科学因其重要的职业特性,在国民政府的参与下完成了建制化,确保了科学家稳定的高薪收入和优渥的生活水平,显示出科学这一新兴职业的体面性,以及科学职业在社会上具有的优越地位。 科学职业相对社会其他职业具有较高的“价格”,社会从业者的工资收入与其所受教育程度和从事工作的复杂程度呈现出的正相关性比较清晰,体现了科学知识参与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尤其1940 年之后,国民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危机,物价日益高涨,科学家的工资收入和经济生活受到极大冲击,实际收入不断下降。 一方面原因是政府层面的财政经费缩减,科学家薪俸被迫减成发放;另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速上涨,科学家收入实值不断缩水,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与战前相比,实际收入贬值至原来的2.5%,所受损失远高于其他普通社会阶层。

因实际收入的大幅缩减,科学家的生活水平也随之降低。 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闻名于外的科学家常常陷入不得温饱的窘况。 尽管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稳定科学家们的生活,但由于国民政府官员腐败、政策失误以及效率低下等诸多原因,科学家的生活并未因此得到有效保障。 科学职业所具有的价值优势在战争面前迅速失去,许多科学从业者不得已纷纷离开科学职业,懂得算数的转业为银行员,熟悉机械工程的充当司机,还有科学家开办煤球厂甚至从事苦力工作。 在不具有稳定社会环境的战乱时期,科学家所受教育程度和拥有的专业知识技能在收入上的作用无法体现出来。 同时由于不断膨胀的生活费指数缩短了科学家与其他职业阶层收入上的差距,科学家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与普通工人一样都处在低水平线上。 甚至一度出现了从事科学职业的脑力劳动者收入远低于普通体力劳动者的情况,即中国现代史上科学职业化以来的首次“脑体收入倒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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