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电影共同体叙事的逻辑、策略与经验启示

2024-01-21 19:07陈雨桐
关键词:共同体中华民族民族

张 春,陈雨桐

(1.湖南工业大学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2.湖南工业大学电影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拥有丰富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的活态见证,是凝聚民族认同的“共同记忆”,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在诸多文艺形式当中,被誉为“第七艺术”的电影,在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展大众文化想象,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和利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非遗和电影之间存在着契合与互补的关系,非遗电影或者说是非遗题材电影,作为一种再审视、再建构非遗形象,并蕴含着保护传统非遗、拓展电影类型的特殊片种,成为了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融汇的一道风景。

电影对非遗的呈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定军山》,这是一部记录中国传统戏曲的典型非遗纪录电影。 在上百年的电影史长河中,我国涌现出一大批包含非遗元素的电影。 需要强调的是,非遗电影是以非遗项目或其传承人为主要符号、题材或线索的电影,而不只是将非遗当成一个道具、背景式的元素。 非遗电影的规模制作与传播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拍摄了大量聚焦少数民族非遗题材的电影。 我们也应明晰的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民俗电影,在发掘民间文化价值过程中对诸多非遗元素的影像化呈现,并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非遗电影。 诸如《黄土地》《红高粱》《炮打双灯》《边走边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等电影,对诸多物象进行镶嵌、点缀和象征,只不过是对非遗元素作了最大程度的征用和改编。

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社会的一种自觉行动后,发轫于电影领域的共同体美学不断显现出理论张力。作为中国电影的实践理论,共同体美学融汇作者美学、文本美学与接受美学等内涵,被认为是有效串联起作者与观众、生产与消费、内部与外部、东方与西方、历史与当下的美学新视野的一种影视形态。 其整体具有实践性、继承性与集大成性等特征。 在全球化视野和互联网背景之下,共同体美学对于包括民族志电影、纪录片等在内的非遗电影的创作实践也有着重要启示,甚至说非遗电影的共同体想象在实践层面已经领先于理论层面,因为很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都具有共同体美学的特性。 因此,共同体美学的理论解读,有助于中国非遗电影在更为广阔的视域中形成共情、共鸣与共振,从而促进非遗电影在差异性与普便性的博弈中逐步实现平衡。 当然,共同体美学还涉及叙事、产业、传播等多个层面,本文主要聚焦的是共同体的叙事层面,也就是主要论述新中国成立后非遗电影在共同体叙事方面的逻辑主线、路径策略和经验启示,论述过程中将重点聚焦改革开放后的非遗电影发展情况及其相关创新实践。

一、非遗电影共同体叙事的逻辑主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电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 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方针政策。 电影作为重要的宣传工具,始终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助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2]。 非遗在各族人民的生活实践中产生、传承和发展,“生动展现为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经验、情感表达和文化认同”[3]。 由此延伸出来,新中国成立后的非遗电影在创作生产的逻辑层面,就一直在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具有共同家园的我国各族人民,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对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文化、共同命运及共同身份的认同[4]。 与此同时,非遗电影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述方面呈现广阔的逻辑张力。

(一)展现本族认同的理论渊源

关于共同体的理论思潮源远流长,在德国社会学家鲍曼的共同体理论体系中,“‘共同体’(community)是一种感觉,而且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它是温馨的、安全的、和睦友善的、相互理解、没有嫉恨、相互信任、彼此依靠等等”[5]。 这种观念其实与中国古代所提倡的“天下观”是不谋而合的。 《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6]。《孟子》亦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7]从家国同构到自我修行,一个共同体中的人们,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足,首先需要或者说是更为重要的是,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和认同。 这种观念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有着密切的联系。 非遗是人类智慧和文明的结晶,代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所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智慧,是人们对于生活、自然和宇宙的认识和感悟。 在保护和传承非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强调共同体观念的传承和弘扬,让人们更加了解和认同自己的文化根源和文化身份。

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对电影界影响颇深。他认为共同体与“社会”不同,是“拥有共同事物的特质和相同身份与特点的感觉的群体关系……表现为直接自愿的、和睦共处的、更具有意义的一种平等互助关系”[8]。 美国政治学家安德森则认为,在现实世界并不存在有共同体的可能,只有“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存活着自己所在共同体的影像”[9]。 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非遗也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人们可以通过想象和建构,将非遗作为一种共同体的象征,以此来加强本族之间的联系和认同。 许多非遗电影都对滕尼斯的理论作了现实观照,通过展现共同体的特质和成员间的关系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如《高甲第一丑》中展现的戏曲文化,以及《尔玛的婚礼》中展示的婚礼习俗等。 这些非遗元素在电影中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影片的内涵,也加强了观众对本族文化的认同和传承。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留下了珍贵的文化瑰宝。 非遗电影通过展现本族群的文化传统、历史故事和人物形象等元素,强化观众对本族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如藏地电影就是“藏地本民族视域下的文化审美共同体。 藏族导演也在寻找对本民族、种族属性和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10],代表影片有讲述藏文化传承的《唐卡》和以朝圣为主题的《阿拉姜色》。 其他民族的电影也在不断探索和表达各自的文化观念。 如土家族电影《摆手舞之恋》通过讲述一个年轻人在摆手舞中的成长和感情经历,展现了土家族人民的传统和文化。 苗族电影《吹吧,徒弟》围绕寻找芦笙传承人,全方位地展现当下苗族的生产生活、经济文化教育等现状。 非遗电影不仅有助于传承弘扬本族群的传统文化,还可以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多元、开放的视角去看待世界。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之魂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增进民族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去你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1]。 在“多元一体”理论的观照下,各个民族虽然各具特色,但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形成了彼此密不可分的整体。 通过非遗电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消除误解和偏见,增进相互认同和信任,可以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涉民众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等诸多层面,建构民众的生活世界、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承载着中华文化传统表现形式的鲜活生命力。 电影通过独有的现代视听手段来呈现非遗,将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抽象的价值观念直观地表现出来,是保护传承非遗的重要媒介。 此外,电影既弥补了当代人对传统文化认知的缺失,唤醒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又以文化为纽带增进民族交流,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非遗电影创作繁荣,对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血缘和文化为纽带传承下来的政治共同体,与西方学者提出的“民族-国家”有本质的不同[12]。 古往今来,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不断交融汇聚,特别是自秦汉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来,“大一统”的理念深入人心,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鼓励非遗电影创作,就是在保护本民族文化传承的同时,加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学习,以文化为桥梁,让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的过程中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非遗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承载着各国各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体现了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活力。 亨利·戴维·梭罗认为,宇宙间的万物是一个彼此联系,和谐发展的统一整体,人类存在在自然中并深受其影响[13]。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命运休戚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非遗电影创作以当代视角诠释中国文化,用丰富立体的艺术手法展现中华文明的时代气息,这种从“唤醒—凝聚—传承”的逻辑路径,是非遗电影帮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现实写照。

伟大的文化需要流动、需要传播。 非遗往往可以走出故土,以另一种形象示人,消解隔阂,在国与国之间搭建起友谊的桥梁。 异域的非遗因其独特价值而让人赞叹不已,故土的非遗因其文脉相连而令人感动。 在全球化的时代,非遗使我们认识到,守望相助、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不应止步于国家与种族,非遗的传承和发扬需要更多的跨文化交流和合作。 电影《一个人的皮影戏》所展现的不仅是皮影戏这一非遗的魅力,更是人类对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共同追求。 正如影片的结尾,法国摄影师索菲亚把皮影戏带回了自己的国家,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来自中国的传统艺术。 传承非遗是不同肤色、语言、国家的人民,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达成共识的默契,从中发现属于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与可贵品质。

非物质文化遗产隐藏着不同民族和群体的文化基因,是全世界各民族、各群体独特性、文化多样性世代相传的当代表达。 联合国在2003 年发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全球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了更加系统、全面的推进。 中国也以积极实践参与全球文化治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做出切实贡献。 非遗电影再现了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文化、风俗、精神、生活的记忆,构成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文艺传播载体。 电影中的非遗元素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既呈现了中华文明悠久厚重的历史积淀,又体现了其兼容并蓄、源远流长的文化内涵。 保护非遗,即保护多样性;传播非遗,即传播包容。非遗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在全人类视野中烛照人性光辉,让全球受众在欣赏差异的同时,发现其中具有共通的情感与价值。 这种文化的沟通互融,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石。

二、非遗电影共同体叙事的路径策略

影像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记录非遗的使命。 虽然非遗这一词汇出现得较晚,但影像作为还原现实世界的方式,记录了大量人类历史活动,包括艺术、民俗以及工艺制作等。 早期的非遗纪录片模板性比较强,大多采用“呈现历史—表现困境—呼吁保护”的叙事结构[14],让观众感觉十分乏味,很难做到沉浸式观看,传播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这一点类似于人类学纪录片或是非遗民族志纪录片,记录性有余,而叙事性不足。在一个需要故事的时代,我们深刻地知道,“没有讲述的机制就没有叙事”[15]。 “无论这一‘共同体’是指涉家国与民族,还是阶级与社群,其实都往往表征为某种特定的宏大叙事”[16]。 由此看来,非遗电影叙事的核心策略,在于不断讲述优秀传统文化背后的故事,不断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持续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当然,非遗电影在展开宏大背景的同时,非常注重通过空间建构唤醒大众的记忆,渲染情感聚焦共识以及凸显生态中心的责任意识。

(一)再现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

与民族志纪录片相比,创作者在非遗电影中更注重把握叙事策略,突出表现为再现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 回顾几十年的非遗电影,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电影通过完整的情境构建,凸显“具体的时空环境、对人物具有影响力的事件和有定性的人物关系”[17],打造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世界。 众所周知,空间是电影叙事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元素,能够影响观众的感知和理解。 在电影的情境设置中,交代故事发生的场景空间占有首要地位。 通过精心构建的空间设置,电影能够真实地再现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氛围等,特别是许多非遗都诞生于相对偏僻的少数民族聚集区,相对传统封闭,还保留着当地原始风貌,能让观众能够更好地融入故事情境,“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空间互嵌,生活互嵌”[18]。例如在诸多非遗电影中,当演员们欢快舞蹈时,观众仿佛能够看到当地民众在古老土地上辛勤劳作、欢庆丰收、祈求平安的场景,也就唤醒了人们心中共同的家乡记忆。

空间环境是民族身份认同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要义在于如何再现中华民族的共有历史并增强文化认同。”[19]非遗电影突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通过交叉或者平行叙事展开历史空间和现实空间中的地理风貌,让人们看到从古至今非遗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地传承,感受非遗背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文明,唤醒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这种呈现方式强调了文化的“原生性”和“在场性”。 因此,即便非遗的“进化”过程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但是通过电影这一媒介,那些未能亲身参与的人也能够体验到一种“感性真实”的瞬间,实现虚拟的在场,获得沉浸式体验,唤醒观众对历史记忆的认同。 例如纪录片《敦煌》还原了敦煌地区上两千多年来的地理风貌,讲述了人文历史、奇闻逸事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在电影中,观众看到了非遗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承和发扬,更能感悟到非遗背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文明。

地点在回忆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为人们的记忆提供有力的证据。 非遗电影充分利用了中国文化强调视觉和空间的特点,成功地构建了具有浓厚民族文化氛围的艺术风光。例如电影《爱在廊桥》《寂寨》《侗族大歌》中桥和古村落的结合,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对于自然与历史的双重尊重,也代表了中国人对于和谐、宁静与美丽的审美追求。 桥和古村落既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象,也是人们对于故乡、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情感与依恋的象征。 这种从个体记忆的唤醒到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的升华,不仅是对家国历史的追忆,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 非遗电影以一种高质量的方式塑造和表达中国文化,联结起人们的精神世界,让传统美学中的如诗意境承托于其塑造的独有叙事空间,引发了观众的无限遐想。

(二)凝聚中华民族的情感共鸣

非遗电影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情感共识,构建了中国人专属的情感空间。 这种情感认同的形成,源于非遗电影对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的展现。电影往往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让观众感受到一种亲切和温暖的情感归属。 如《老班主》运用了慢镜头、特写等手法来突出表现老班主对提琴戏的热爱和坚守,使观众更加深入地感受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观众通过感受创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个体经验的投射,更能产生情感共鸣。 很多电影诸如《皮影王》《花腰新娘》《摆手舞之恋》等,都是以传承人之间的感情线为题,传递出平凡烟火气中的温暖人情味。 这些电影以含蓄而内敛的方式传递情感,虽没有西方电影中那种热烈的激情,但恒久绵长,观众可以从平凡生活中感受美好情感,展现中华民族对于文化传承和情感表达的重视和追求。

在非遗电影中,创作者通过精心塑造叙事主体,刻画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 面对现代化的冲击,他们身上那种复杂矛盾的现实感和理想性让观众不由得产生情感共鸣。 通过演绎不同群体对于身份归属的选择,电影对传统价值观进行了现代解读,强化了观众对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这种“集体意识”也凝聚着人们共同的文化精神和情感选择。

非遗电影充分凝聚深层次的人类情感共鸣。它像是一种无声的呼唤,跨越了时空的障碍,将不同地域的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电影中的画面细节,都在传递着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它们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和价值。 这种认同不仅更具情感共鸣力,能够触动观众的心灵,凝聚情感共识,也能推动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如电影《花腰新娘》中,主人公凤美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彝族女孩,她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和感情,不被传统的婚嫁习俗限制,勇敢地挑战传统权威,充分展现了彝族女性的独立和勇气。 这种价值观表达在中华民族文化中能够得到普遍认同,既蕴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道德标准,又具有现代进步意义,凸显中华民族精神的新时代内涵。

(三)凸显生态中心的责任意识

非遗电影体现出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过渡,彰显了非遗传承人与电影创作者的责任意识。 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类为万物中心的学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认为只有人类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人有权主宰自然。 尽管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被公认的“主义”,但在某些程度上,这种观念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和破坏,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 正如梭罗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责任和义务,他对人类中心主义作出了超越和批判,形成了生态中心主义思想。

非遗作为社区、族群乃至民族的文化结晶,以民间传统、地方知识为内核,凝聚着乡土生活场域的情感和智慧。 非遗与电影的联姻,使电影关注乡土文化生态,表现民间文化遗产,开发出新的类型。 许多非遗中都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智慧,这些智慧源于自然环境并与之相互依存。 非遗电影可以通过记录这些生态智慧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展现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和尊重。 例如纪录片《走进土家寨》展现了原生态的村寨风景,真实刻画了当地人耕田砍柴、放牧打猎的劳动形象,以及他们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 它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资源整合成一个整体,凸显了生态中心主义思想。 电影《老腔》则以粗犷豪放的秦腔为背景,展示了陕西地区独特的民俗风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电影通过表现当地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将生态智慧与地域文化紧密相连。

非遗电影揭示了少数民族生活环境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受的破坏,呈现了创作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刻反思。 电影以其真实、生动、有力的表现手法,让人们深刻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呼吁人类珍惜大自然,保护传统文化,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嘎达梅林》通过对草原壮丽自然景观的真实描绘,展现自然之美的独立价值,同时荒漠化景观的对比反映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除了带领人民反抗侵略者,影片塑造的民族英雄嘎达梅林还代表着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其抗争动机中包含对草原脆弱生态的捍卫。 同样,在电影《爱在廊桥》中,北路戏的传承人面对着廊桥旅游开发的商业压力,以及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忽视,仍然坚持传承与保护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 他们践行着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刻反思与追求。 这些电影启示着受众,必须秉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重视保护非遗及其生态环境,以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平衡。

三、非遗电影共同体叙事的经验启示

非遗电影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是新时代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创作生产的逻辑层面,非遗电影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国家认同感提高民族凝聚力。 电影通过展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也强调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共享性,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叙事策略上,非遗电影营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场景空间,并树立典型人物形象,提炼他们身上有代表性的民族精神特质,使观众沉浸在影片塑造的具象化的形象中,在情感激荡中感受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独特魅力和强大凝聚力。 非遗电影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追求,对于折射时代特征、呈现世界面貌,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自强,具有诸多成功经验。 同时,非遗电影还能以其新生的艺术语言和传播形式,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活力,为中华文化传播提供更立体的渠道,推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传承,使之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一)以个体情感折射时代洪流

在非遗电影中,个体情感是折射时代洪流的重要载体。 传承人在传承和发展非遗技艺的过程中,不仅面临技艺失传、文化认同等困境,还要应对现代社会的冲击和挑战。 这些困境和挑战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非遗技艺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取向。 如《我们的桑嘎》中的第三代侗族人黄正宇和潘依兰,他们已经接受了现代社会的教育和文化,对于侗族传统文化中的习俗和规范感到厌烦和不适。 他们渴望自由和独立,追求个性和自我价值,但又深知侗族传统文化对于他们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有着重要的意义。 他们身上的这种矛盾和挣扎让人们产生共鸣。 观众可以看到,他们不仅仅是侗族人,也是现代社会中的一员,他们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徘徊,试图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让人们不由得重新审视现代语境下传统文化应当何去何从。

非遗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和审视历史的视角。 它提醒我们要重视传承人的生存境遇与情感体验,这些情感体验和命运转折正是社会历史进程的缩影,反映了时代变迁对传统技艺和文化传承的影响,以及个体在面对这些影响时的情感反应。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这些非遗匠人和传统文化的坚守者,默默无闻地耕耘着,传承着人类的文明和精神财富。 尽管他们有着鲜为人知的艰辛历程和无奈选择,但他们仍旧坚守初心,以非凡的韧性和才华传承传统文化。他们的手,虽然被岁月磨砺得粗糙,却能编织出世间最细腻的画卷。 他们的心,虽然被世俗的冷暖洗尽了激情,却也能感知到人类文明的深沉温度。

非遗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让那些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真实得到了发掘。 那些看似遥远的传统和技艺,其实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时代的一部分,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情感的一部分。 受众从中见证了平凡人物的生活变迁,感受到他们为生活努力拼搏的精神。他们面对困难与挑战,从不轻言放弃,而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具有时代性的精神气质。 以小见大,滴水藏海,非遗电影不仅生动展现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还传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风尚和文化底蕴。

(二)以民族景观呈现世界面貌

非遗是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精神财富。 非遗电影中的民族景观通常蕴含朴素的人文价值,如家国情怀、人类命运荣辱与共的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具有超越地域的共性,能够引起全人类的共鸣,深刻感受到艺术的精神力量。 例如,电影《老腔》中的滚滚黄河和赤身船工,充分展示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人文风情。 这些元素象征着老腔艺术的前进不止、奔流不息,凸显了其坚韧不拔的精神。 电影中呈现的地域性和人文景观,不仅展示了当地的风光和风情,更传达出民族文化传统和人类情感的共性。 电影《高甲第一丑》中,主角柯贤溪在抗战爆发后坚持在海外以高甲戏为基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用艺术的力量唤醒人们的爱国之情,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性价值。无论身处何地,人们都能够感受到对家乡、对民族、对国家的热爱和尊重。 这种共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其世界性的面貌。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在非遗电影的创作中得到了深刻的诠释。 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电影的剧情设定、推进流程等多种方式皆能深入挖掘和提炼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电影中的主角们,如《百鸟朝凤》中的天鸣、《皮影王》中的王大江以及《窗花》中的田窗花等,他们都是非遗传承人,肩负着延续传统文化的使命。 他们善良、正直、勤劳,甘愿为“非遗”传承奉献一生,这种精神品质凝聚着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期待。 《我们的桑嘎》中也突出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理念。 村民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这种意识也具有世界性的价值,对于促进世界民族团结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电影《尔玛的婚礼》中,创作者将羌族的民俗风情、服饰文化等元素融入故事中,同时,电影还围绕主人公尔玛的婚嫁,展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这也是全球化进程中各民族文化的缩影。

在全球化深刻改变世界的今天,国家和世界的文化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融合性,命运休戚与共。 重视非遗电影创作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 创作者构建出了一条全新的美学路径,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方式。 电影《爱在廊桥》《一个人的皮影戏》中的舞台设计注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既有传统的民族服饰、道具和音乐,又有现代的灯光和舞美技术。 这种设计既突显了民族文化的韵味,又增强了视觉冲击力。 电影《雪花秘扇》在西方视角下讲述了中国传统的女书文化,两位主人公在命运波折下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不仅让人们在观看的过程中,凝聚和升华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也提供了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动力源泉。

(三)以新生媒介助推文化传播

在当今时代,“非遗传承不只局限于族群这样狭隘的范围,而是面向整个人类社会的跨时空传播”[20]。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媒介,具有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将非遗作为重要符号融入电影中,不仅可以丰富影片的内涵,提供深度的文化解读,还可以扩大非遗的传播范围,促进其传承和发展。 《一个人的皮影戏》以一种细腻而真实的笔触,描绘了一位老人对皮影戏的热爱和执着。 影片中的老人,不仅是一个皮影戏的表演者,更是一个文化的传承者。 面对传统文化陷入的尴尬困境,传承人的坚守和执着,不仅让人感到敬佩,更让人感到惋惜。 电影让他们被看见,也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在我们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只有通过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才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认识世界。

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外国文化涌入我国,放弃传统,全盘重构新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断然不可取的。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和影响力,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为了与科普类的人类学纪录片有所区分,增加影片的观赏性,在现代5G、4K 等高新影视技术的加持下,非遗纪录片对于画面、镜头都十分考究,力求用影像呈现出当地真实的自然地理环境,让观众在了解非遗文化的同时,沉浸式领略独具特色的地域风貌,彰显较高的审美价值。 很多代表性的地理标志也在影片中得到体现,例如敦煌莫高窟、西藏布达拉宫、龙门石窟,等等。 在纪录片的造势下,它们吸引了众多游客,带动了当地文旅业的发展,扩展了非遗文化的传播途径,使其充分发挥非遗影像的社会功能,形成了良好的传播氛围。

非遗电影充分运用了想象力和叙事能力,构建了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想象世界。 在电影中,文本、图像、声音等媒介元素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共同构建了电影的叙事和表达。 这种跨媒介的共同体想象在不同媒介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将受众群体联系起来,增强了受众群体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凝聚力。 《璀璨薪火》是一部展现中国匠人群像的4K、3D 立体实拍电影纪录片,展现了中国独特的社会风情和人文景观。 从辽阔的田野到茂密的森林,从高耸的山川到流淌的河流,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美丽的画卷之中。同时,影片也用崭新的视角和拍摄手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匠人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中国的魅力和独特性。 非遗电影还可以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表达,赋予电影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电影这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传统文化,从而进一步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总而言之,用影视手段重构中国想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文化传承传播兼具时代价值。 可以说,非遗电影是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名片,亦是助推世界文化共同繁荣的重要力量。

四、结语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包括非遗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生产中积淀形成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根脉和灵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新征程上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 回溯悠久的中国历史,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如明珠般散布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非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非遗传承面临着困境,也导致了民族文化流失和身份认同危机。

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形式,具有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通过独特的叙事策略和现代视听手段,能够唤醒观众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凝聚民族情感,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认同。 其独有的叙事手段,可以唤醒观众对传统文化的记忆,以现代演绎的方式凝聚民族情感,以符号性运用传承中华文化,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文化都面临交融、碰撞,展现自身特色与魅力尤为重要。 非遗电影生动还原了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了中华文明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塑造了一个既丰富多彩又和谐包容的中国形象。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华文明繁荣作出了应有贡献,极大地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未来的发展中,非遗电影也应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和价值,为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接力棒要往下接续交替,文艺工作者需充分运用全新的数字手段,呼唤民族共同的回忆,将过去、现在、未来融为一体,呈现在银幕。 同时还要注重电影创作中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的传递,确保电影能够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文化磁性,用新技术、新的影视创作为文化赋能,让观众在感悟传统文化过程中拉近与非遗的距离。 向世界传播传统文化的过程,就是在讲中国故事,就是在展示中国方案。 通过展现新时代的国家风采和坚定文化自信,让非遗电影成为推动实现中国梦的新力量。 未来,我们在世界舞台上还应不断增强中国的文化话语权,传播中国式的价值观念,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世界范围深入人心,最终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谐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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