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言”与“沉默”
——论《科利奥兰纳斯》多面向的政治哲学

滕芷萱，陈戎女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83）

《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是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政治哲学意味最浓的悲剧之一，改编自普鲁塔克（Plutarch）的《希腊罗马名人传》（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中马修斯·科瑞欧拉努斯（Marcius Coriolanus）的故事。弗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用“粗粝”（harsh）来形容这部剧的语言风格，但在“错综复杂的词语链”之外［1］，言辞是科利奥兰纳斯独特的性格在戏剧中的直接表现方式，莎士比亚通过戏剧语言的设计再现出了这位英雄的精神内核，字里行间也蕴含着莎翁式的哲思。表面上肆无忌惮的言语是引发悲剧结局的导火索，但仔细辨别之下便可发现科利奥兰纳斯的表达其实分为“多言”与“沉默”两种情况，而两者之间的转换恰好与全剧情节上的“突转”——即与科利奥兰纳斯被逐出罗马和复仇议和两次突转相对应。根据科利奥兰纳斯的言说对象从向外到向内的转变，进一步将“多言”拆为“雄辩”和“自白”两个阶段，探询莎士比亚在戏剧改编过程中的语言策略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智慧。

一、雄辩即战斗

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巧妙地点出了莎翁意图定型的戏剧形象：“科利奥兰纳斯表面看起来无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就像亨利五世一样，实际上他是一个雄辩者，他在辩论中就像在战斗中一样好斗”。［2］179和亨利五世这一受到莎士比亚推崇的理想君主形象不同，科利奥兰纳斯的缺陷因其不设防的语言而昭然若揭。言辞与行动在雄辩和战斗中趋于同一，科利奥兰纳斯的生命节奏如柏拉图所褒奖的一般“一切行动与全部言论和谐一致”。［3］119

（一）英雄的同一言行

“科利奥兰纳斯”是马歇斯（Marcius）凭借赫赫军功赢得的荣誉，军事身份是他的重要特征。节奏紧凑的战争情景将其勇猛无畏刻画得深入人心，一旦战役告一段落，他就暂时收敛锋芒，不愿听“战地上的鼓角变成媚人的工具”。如果只将目光聚焦在此，观众便会将科利奥兰纳斯表现出的冷峻恪己信以为真。普鲁塔克将科利奥兰纳斯的美德等同于勇气和武德，并评断马修斯“受到尊敬的名声在于节制、刚强和公正”［4］40这似乎符合修正的“核心美德”，［5］但莎士比亚对这种内涵单调的美德不无讽刺，科利奥兰纳斯难以遏止的表达欲和恶毒放肆的言辞让人怀疑他是否真正做到了节制。即便普鲁塔克同样摘录了科利奥兰纳斯的演说以示其高傲好斗，但并未经过莎翁语言加工的英雄尚能条理清晰地答辩，甚至“是一个受人赞许的演说家”，［4］434而不是如剧中一般疾言咒骂。小小的失利便让科利奥兰纳斯不惜诅咒士兵为“罗马的耻辱” “长满毒疮恶病” “蠢鹅的灵魂”。他本来不想多谈——“现在还有时间讲话吗？”，但当得知兵将都不愿发起冲锋时，这位吝于言辞的统领立刻发表了溢满激情的演说号召人们跟随他。可见唯有战争的胜败能够激起科利奥兰纳斯多言的欲望，他的语言也被当作了尖矛利剑，与肉体行动一同参与到征战中去。

（二）辩论场亦战场

当战争的硝烟远去，科利奥兰纳斯对战斗的热忱却未曾消减，敌意从战场延伸到了政治的辩论场。早在战争开始以前，马歇斯就对饥荒中的贫民恶语相向，称其为“违法乱纪的流氓” “社会上的疥癣”。在竞选执政官时，科利奥兰纳斯与民众的关系从强弱分明变为了相互制衡，这一地位上的剧变提供了政治博弈的前提。科利奥兰纳斯并不乐见新的对手：“当两种权力彼此对峙的时候，混乱就会乘机而起，我一想到这种危机，心里就感到极大的痛苦。”假若敌对关系出现，他就一定会拾起言语的武器与其一分胜负，“寻衅的心理” “敌视人民的态度”确定地发送了他的宣战信号。沉默等于投降，因此一经宣战，他就绝不善罢甘休。“我一定要说” “我要再说一遍” “现在我更要大声疾呼，直到嘶破我的肺部为止”……科利奥兰纳斯并不怀疑自己语言的合理性，也熟知其如淬毒的刀箭般的伤害性。但与保民官句句激起民愤的谋略相比，科利奥兰纳斯的多言常常缺少权谋。科利奥兰纳斯把设立保民官视为“奇怪的请愿”，没有料想到保民官会具有“不可侵犯的神性”，［6］316他们的权力没有明文规定的边际，这种神性被莎士比亚融合进了保民官的能言善辩中。而保民官高度依赖于民众的群体力量，莎翁显然注意到了蕴藏在民众中间的庞大潜力。然而这同样令莎士比亚感到担忧，他将自己对民主的犹疑写入了科利奥兰纳斯的懵懂却偏执的政治意识。

（三）雄辩的双刃剑

莎士比亚刻意让科利奥兰纳斯的疾言雄辞有确定的针对，而只现作者的思想一隅。对人民的不满多言，正是对贵族阶层统治正当性的默许。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评价这种认为罗马平民身上“没有任何英雄壮举”的想法带有“贵族式的偏见”。［7］92然而正是这种偏见的语言明确了科利奥兰纳斯的立场，他的言语只有沉默与多言的分别，而没有真实和谎言之分，“他的心就在他的口头，想到什么一定要说出来”。当科利奥兰纳斯不能随心御敌，他便将欺骗的言辞视为一种表演。但在言语的舞台上，科利奥兰纳斯是一个“愚笨的伶人”，在祈求选票时他直言“却不是我自己的意志”。即使如此，他仍要坚持“演完下半本”，也许是出于对权力的尊重而非对民众的尊重：“对于这样的骗局，科利奥兰纳斯并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反对，他感到如此愤怒是因为它有损自己为人的尊严。”［2］179科莫德认为各种言语的声音隐喻着民众的滔滔众口，“词语的使用方式确保了没有人在这冷酷的情景之中得到真正的尊重”［1］既让科利奥兰纳斯轻视自身，又借他之口讽刺大众的轻信，雄辩的双刃剑同时刺向两方。谎言是科利奥兰纳斯并不称手的武器，这种游移为此后民众立场的改变提供了可能，双方言辞相接而难分伯仲，折射出莎士比亚对民众态度的暧昧不定。

为与“乌合之众”形成对比，莎翁意欲凸显科利奥兰纳斯与“卑微”的距离之远：“我一听见马歇斯讲话的声音，就知道那不会是一个卑微的人在讲话。”如保民官所说，“高贵”首先是由荣誉和社会地位奠基的。事实则彻底击碎了科利奥兰纳斯的价值观：“身份、名位和智慧不能决定可否，却必须取决于无知的大众的一句是非”。科利奥兰纳斯未能理解的是，在民众显露出能够引起社会变革的力量之后，社会大众的认同也能够决定成败。为遏止这种变迁，科利奥兰纳斯言辞激烈地反对，恪尽职守地保卫着原有的权力秩序。如基尔南的总结：“科利奥兰纳斯是权力的捍卫者，或者说他认为强权即公理。”［2］187雄辩的中心是权力的争夺，进而是对罗马政治新变的宣战，莎士比亚延续了古希腊“展现了这套发展着的公民语言中的词汇、问题和力量的斗争”［8］126的悲剧传统。谨遵修辞学的传统，剧作家慎重地规避偏向任意一方，但他笔下的科利奥兰纳斯却直截了当地大肆批评。莎翁对民主政治的疑问和批驳，都在这位英雄罔顾礼节的雄辩中一并掷出。

二、英雄的自白

当科利奥兰纳斯被剥夺政治权利时，实际是失去了构成他“高贵”的一部分。科利奥兰纳斯珍视自己政治权力的高贵性，但他应当意识到，悲剧英雄的高贵性其实在于品德的高贵性。普鲁塔克的马修斯力图证明贵族“不仅具有权力和财富的优势，就是功勋和地位也是他们望尘莫及”。［4］406这一潜台词融进莎剧后化为英雄对崇高人格的坚守，凸显其政治权力的正当性。

（一）孤独的思索与社会矛盾

并非所有立场偏于保守的贵族都与科利奥兰纳斯一样将言语用作顽抗的武器。米尼涅斯态度同样坚决，但他擅长引用神明来加强威慑力，如“天神的意旨” “天神的册籍” “冒犯了神明”等用词，明显与科利奥兰纳斯话语间祈求神明护佑（“战神啊，请你默佑我们马到功成”）或是用作比喻（“那可以使天神背誓的鸽子一样温柔的眼光”）相区别。米尼涅斯的态度常是友善无害的，所以他需要这样一个绝对力量来增加自己话语的可信度。在科利奥兰纳斯言行过激时，米尼涅斯多次规劝他“温和一点”。“软弱”的贵族使用“温和”的话语，试图用言辞等技巧操纵平民，而科利奥兰纳斯自诩孤胆英雄，迎接了民众将热战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挑战。因为他已嗅到了民众颠覆政体的前兆：“你们将要完全为他们所掩盖，被他们所支配”，让权力间的矛盾下沉到这位个人英雄与罗马社会的关系中，由此“政治思想的核心转为思考众多血肉躯体与少数精神强大的灵魂之间的关系”，［9］他与社会的激烈关系折射着莎士比亚对君主统治的犀利评判。科利奥兰纳斯的人格与现实政体格格不入，而莎翁尝试用戏剧人物的不同语言来评论各种政治实验的优劣之处，与真实的政治实践也难以匹配。

科利奥兰纳斯被当作异类逐出罗马，他的雄辩无处发泄，消化为自白式的语言：“我像一条孤独的龙一样离此而去” “我痛恨我自己生长的地方，我的爱心已经移向了这个仇敌的城市” “因为我是科利奥兰纳斯”。科利奥兰纳斯尝试将军事身份转化为政治身份而未果，还未能找到统协多重身份的更高精神目标，沉思与剖白则是他真正发生变化的起点。伊格尔顿将科利奥兰纳斯的自我认定为对内里“完整性”［10］的坚持，如果科利奥兰纳斯行动的目标是达到人格的整全，那么他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都将让步于此。这一观点还原了其内心意图，但忽略了他对贵族政治的自觉认同和自发摒弃，他怨愤的不只是下层民众对他的拒斥，更重要的是贵族同胞们对他的抛弃［2］180。科利奥兰纳斯肩负着扫清“一大堆恶臭发霉的糠屑”的责任，追求的不仅限于自我实现，还有社会全体的各安其位。莎士比亚对贵族政治的质疑在此和科里奥兰纳斯同频共振。

科利奥兰纳斯无法消解民众力量的倾轧，只能在少有的自言自语的时刻谈论世界的“急转弯”。［2］180和擅言辞的奥德修斯不同，科利奥兰纳斯不愿屈尊做外邦的乞丐，所以被流放后立刻去往了伏尔斯军营——他不会像奥德修斯一样忍辱负重布步下计划，或是体察罗马为何不再保有他的容身之处。莎翁将高贵的与低俗的“均衡地呈现于他对生命的理解中”，［11］36借这位英雄的自白，莎翁也让“高贵”的内涵不偏向讽刺抑或颂扬。科莫德认为这部剧中的“高贵”一词的意义被刻意含混了［1］，其实不如说“高贵”的含义适应了被政治斗争裹挟的科利奥兰纳斯的心境变化，待到他不再执着于自己被褫夺的贵族身份，便将蜕变为普鲁塔克所谓的“离邦去国者”。

（二）真实的剖白与政治指向

科利奥兰纳斯的复仇之途也被他真率的自白合理化了。市民暴动时呼吁“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武器来复仇”，但“只是迫于没有面包吃的饥饿，不是因为渴于复仇。”这与科利奥兰纳斯产生了本质区别，“我只是因为出于愤，渴想报复那些放逐我的人”。在复仇的火焰中，贵族统治的正当性和民众崛起的新力量都将被燃烧殆尽，但这位英雄并未思量过之后亟需建立起一种怎样的政治秩序。

莎士比亚将科利奥兰纳斯的叛国行为归结为护民官的教唆和民众的盲从，曾改编过《科利奥兰纳斯》的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则指出这位英雄的忠诚表面上是为了城邦和罗马服务，实际上是为他的阶层服务［12］。正如《伊利亚特》（Iliad）中的“xenia”（主客之谊）［6］131战胜了战争中的军事敌对关系一样，奥菲迪乌斯和科利奥兰纳斯也因上层阶级跨越国族的联合而缔结起他们的“xenia”。按照罗马的风俗科利奥兰纳斯获得了“主客关系”（Hospitium）所规定的权利，他向收容他的主人讲述了实情：“残酷猜嫉的人民，得到了我们那些怯懦的贵族的默许，已经一致遗弃了我”，清晰地将矛头对准了整个罗马，认为政权此消彼长间罗马已混乱失序。而奥菲迪乌斯的共情更是超越国族的：“即使我们和罗马毫无仇恨”，也要帮助科利奥兰纳斯“把战争的汹涌的洪流倾倒在罗马忘恩的心脏里”。莎翁还将其他支持者暗中隐藏：科利奥兰纳斯被放逐后在城门前与亲友告别，出场的除了米尼涅斯、他的母亲和妻子以外，还有“若干青年贵族”。由此可知科利奥兰纳斯不只是为自己而战，也是为改变罗马的政治现状而战。

科利奥兰纳斯抨击着下层民众，失望于上层贵族，意欲凭借报复整个罗马的方式，来抗击罗马人民、元老院和保民官三股势力争斗下正欲成形的新平衡，挑明此种动态平衡内的隐患。这同样是莎士比亚对罗马政体的质询，用英雄独立于城邦之外的视角重新审视罗马的新政，考量其中内含的制衡关系。

三、沉默与和平

莎士比亚通过“雄辩”的语言攻击了民主政治，也借“自白”的语言剖析了贵族政治。普鲁塔克笔下煽动性的话语导向的是言行合一的对抗，护民官—民众和马修斯—贵族分庭抗礼，双方的混战已经形成了直接暴力。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则将创伤一并收入他的沉默，也是对自身雄辩策略的绝望否决。莎士比亚表达出了对战争的否定，少言的科氏理性回溯，此时热心战事的伏尔斯人则议论纷纷、各怀心思，更衬出科氏的巨大转变，预示着他将以更文明的方式解决争端。换言之，和平的愿景战胜了科利奥兰纳斯对唇枪舌剑的坚持。

（一）漠然的无言与和平的初解

科利奥兰纳斯的沉默早已在率军扫荡罗马时就显露了迹象：考米涅斯前去请求宽恕，科利奥兰纳斯却“用他的无言的手把我挥走”。恳切的米尼涅斯也迎来了无情的拒绝——“去！”此处科利奥兰纳斯的少言符合罗马被放逐者的惯例，他不再拥有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因此他冷漠的应答是合乎法理的：“我要漠然无动于衷，就像我是我自己的创造者、不知道还有什么亲族一样”。科利奥兰纳斯在自白的内视中逐渐意识到了自身独有的政治意图：借战争一扫罗马现有的分裂状态，直到达成新的和平——以伏尔斯的外在危机强制解决罗马的内政难题。这种企图看似荒谬无情，但他已在思索复仇后的社会余响。莎翁略懂一些拉丁语，而拉丁语中的“和平”（pax）比起英语“peace”的含义要更为复杂，在国内政治和外交关系领域意味着不同的含义。①关于“和平”一词的罗马文化内涵讨论，参见：Eoghan Moloney, Michael Stuart Williams.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Classical World[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Francis Group,2017:102-114.“和平”在国内意味着政治和谐，对外则表示着对敌人的征服，这无疑刻意省略了征服的暴力行径——它关注的是行动的持久结果，而不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手段。科利奥兰纳斯戎马一生，他的思维逻辑显然遵循了罗马由军事征服带来和平的传统，莎士比亚生动地再现了他的思想，但并不全然赞同其观念。

（二）默然的无言与和平的曙光

科利奥兰纳斯真正的沉默是在伏伦妮娅的劝说下开启的，沉默背后含义的不同也象征着莎士比亚对于政治和平认识的改变。伏伦妮娅未开口前，科利奥兰纳斯本还意欲多言反击：“天啊！我是多么饶舌”。但随着伏伦妮娅动情明理的演说，科利奥兰纳斯冷静下来，也沉默下来：“儿子，对你的母亲不能默默无言哪”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可见这位英雄放弃了言语，表面沉默之下的智识认知也正在解体重构。伏伦妮娅没有使用尖锐的词语，而是描述战争的惨烈后果：“践踏在祖国的废墟上” “溅了你妻子儿女的血” “我们的城市在大火中焚烧”。真实的战斗里没有同伏伦妮娅的语句一样兵不血刃的武器，所以科利奥兰纳斯未能免疫它的作用，成为了“被您战败的您的儿子”。伏伦妮娅不再颂扬马歇斯战神般的英勇残忍，转而与全罗马站在同一立场：“我们现在要回到罗马去，和我们的邻人们死在一起”。基尔南形容此刻的伏伦妮娅“超越了她本身的阶级态度”，是莎士比亚意欲宣扬的“公共精神”的集中体现［2］182。科利奥兰纳斯彻悟到通过“置死地而后生”的方法夺回政权、重塑罗马的代价是高昂的。在伏伦妮娅字字有力的演说下，科利奥兰纳斯终于只能“握伏伦妮娅手，沉默（silent）。”这一瞬的沉默象征着他的贵族信条的崩塌，转而与新生的和平融为一体。这与哈姆雷特暗含的“向军人蜕变”的倾向恰恰相反［13］，雄辩欲望的剥离也是科利奥兰纳斯军事身份的解离，战斗不再是这位英雄的人格的唯一构成。

（三）雄辩的回返与和平的破灭

科利奥兰纳斯在“沉默”中弃甲投戈，他力求休战的行动是“比言语更确实的证据”。作为一个战士，他如今已意识到了战争的残酷本质：“无论哪一方得胜，虽然都符合我们的愿望，可是总免不了一个悲惨的结果”，所以他愿成为和平的使者，以空前的宽恕结束自己的复仇。沉默的科利奥兰纳斯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无害，但沉默只是短暂的，正如和平只是短暂的。“莎士比亚的主人公经常在雄辩中死去，而斯多葛式的沉默则是他笔下一些奸人的结局。”［14］174为赋予英雄一个轰轰烈烈的结局，莎翁将戏剧继续推展，奥菲迪乌斯作为伏尔斯人对罗马的法理和神义赋予的宾客权利的破坏，是对和平这一理想化政治状态的直接挑战，催促科利奥兰纳斯再次落入雄辩的陷阱——“狗子的妄言” “要是我的剑在手头”，这位英雄与伏尔斯人重演了曾经发生在罗马城的一幕，无论是以暴力征伐还是缔结和平的方式结束战争，结果却都以他的失败告终。最后一次雄辩中的战败是致命的，科利奥兰纳斯的多言引他在毁灭之路一直走到了尽头，沉默只让他稍稍停下了脚步。

科利奥兰纳斯是战争与和平的牺牲品，也是莎翁为悲剧献出的祭品。曾代表着战争和杀戮的科利奥兰纳斯在宣扬和平时反而被处决，此刻他比任何人都更像一个殉道者。英雄的高贵灵魂又被莎翁抬高到了新的水平，这种为更广泛、更整体的目标投身的崇高性正是沉默的结果。关于多言与沉默的讨论让我们不由疑问：如果科利奥兰纳斯从始至终一直保持沉默，是否就能避免悲剧？然而科利奥兰纳斯的生命底色即是战斗和真实，多言即是这位英雄独特的识别标志。可贵的是科利奥兰纳斯多言后的沉默，为使两国人民免受战火摧毁，他选择了妥协，遏止自己的本性。沉默并非科利奥兰纳斯的自发，而是莎士比亚宣扬自己不懈追求的理想，不论是罗马城的内或外，都应摒弃竞争的观念，以整体的和平与文明为目标。彭磊认为莎士比亚的罗马共和指向“王”的隐喻，科利奥兰纳斯虽有“僭越性精神”，最终却没有成为统治者［15］。战后科氏本该凭借品格的“高贵”获取统治权力，但莎士比亚用悲剧的结局否定了贤明君主的幻梦，复现的雄辩证明了科氏的“沉默”终究不会持续，公共精神在戏剧复杂的政治讽喻中也只是昙花一现。科利奥兰纳斯的毁灭不止是莎翁为渲染悲剧冲突而刻意推上祭坛的牺牲，更是寄寓着莎翁多面向的政治思想与破灭的政治理想。

结 语

多样化的政治生态构成给予了莎翁一片讨论政治学说、公共秩序优劣的试验田。戏剧中科利奥兰纳斯行为动机的逻各斯投射着城邦的失序或秩序井然，罗马原型在莎士比亚的手里化为一团随意变形的橡皮泥，进可阐明不完善的制度下无法调和的社会裂痕，退可将王权的责任转移为个人与群体乃至广泛人性的冲突，是创作的巧妙避让。科利奥兰纳斯担任的即是这一批判与探索功能兼具的角色，其成长亦是走向政治成熟和辩证眼光的路途。莎士比亚尝试将政治哲学融入戏剧语境，其政治哲思被收入笔下人性的复杂面相，让科利奥兰纳斯超越自身的语言和罗马的语言，转而言说更具广泛性和深刻性的论题，使其在无论何种语境下，都有观照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