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遗忘的史家
——卞鸿儒的东北史研究及其学术贡献

万文杰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东北沦陷九周年（1940）之际，卞鸿儒在《九一八（九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了《如何不忘东北——研究东北历史之重要》一文，强调：“东北史地，在往古为诸民族活动之区域，在近世又系国际斗争之舞台，此一部分之史实，在国史上极占重要之地位，且较任何地方为特殊。以中国地域之广阔，地方专史之研究，本极需要，东北特殊地方之专史，更值重视。”①卞宗孟：《如何不忘东北——研究东北历史之重要》，《九一八》1940年九周年纪念特刊，第15页。需要说明的是，卞鸿儒著述的署名除卞鸿儒外，还有卞宗孟、宗孟。卞鸿儒于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辗转各地，创办刊物，宣扬救亡图存；他对东北史地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并通过学术的力量来呼吁国人不应忘记东北。对于这样一位具有家国情怀且身体力行救民族于危亡之中的史家，我们不应该遗忘。

一、卞鸿儒其人及其著述

卞鸿儒（1895—1976），字宗孟，既以名行（卞鸿儒），又以字行（卞宗孟、宗孟）。辽宁盖平（今盖州）县卞屯村（今属盖州市梁屯镇）人。中学毕业后考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专业，师从著名历史大师吕思勉（吕思勉先生1920 年在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6 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兼系主任；1940 年避居沪上租界，1951 年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卞鸿儒对历史文献有着精深的研究和造诣，1922年5月24日至6月13日赴日本修学。他曾任中国国民党热河省党部指导委员、江苏省党部特派员。1927年7月任辽宁省省立图书馆馆长（首任），1945年10月23日任（中国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委员，1947年2月任（中国国民党政府）辽宁省教育厅厅长，1948年3月24日任（中国国民党）辽宁省政府秘书长。②参见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上册），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年，第80页。《卞鸿儒辽宁省立图书馆鼻祖》，《沈阳晚报》2010年4月24日，第8版。

卞鸿儒一生著述颇丰，有些和职务有关，有些则是纯粹的学术成果，可看出卞鸿儒是一位既有社会担当，又有学术追求的史家。卞鸿儒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东北之史的认识（纲要）》《东北之史的认识》、《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东北故园集》《新辽宁与新沈阳》《研究中国东北参考书目》（校阅）、《东北史研究纲要》《东三省中日交涉史》等。①卞宗孟讲稿：《东北之史的认识（纲要）》，著者自刊，1934 年。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著者自刊，1936年。卞宗孟辑述：《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行健丛书》（第三种），北京：北平民友书局，1934 年。卞宗孟著：《东北故园集》，著者自刊，1947 年。卞宗孟著：《新辽宁与新沈阳》，沈阳：汇文印书馆，1947 年。黑白学会编，卞鸿儒校阅：《研究中国东北参考书目》，沈阳：沈阳北陵新华印书局，1931年。卞宗孟撰：《东北史研究纲要》，国立东北大学，1938年。

卞鸿儒还与学界同仁共同创办刊物，如《启明旬刊》《东北丛刊》等。他曾担任《边疆研究季刊》主编，《东北商工日报》报社社长。发表论文百余篇，涉及诸多领域，可将其论文所研究的内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东北地方志、东北文献学、东北民族史和文化史、东北考古学、东北地区对外关系史等。

卞鸿儒研究东北地方志的成果有：《东北方志征访录》（一）（二）（三）、《热河方志征访录》《馆藏东北地志录》《创修〈辽宁通志〉追纪》。《东北方志征访录》（一）一文阐明了对东北方志进行征访的缘由，同时对辽宁省的《辽东志》《全辽志》《盛京通志》《辽宁通志》等四种方志的版本、内容、藏地进行了考证。《东北方志征访录》（二）一文征访了《承德县志》、《沈阳县志》（十五卷本）、《辽阳州志》（二十八卷本）、《辽阳县志》（四十卷本）、《铁岭县志》（二卷本、八卷本）、《开元县志》（二卷本、二十二卷本、八卷本、六卷本、十二卷本）、《盖平县志》（二卷本）、《海城县志》（一卷本、八卷本）、《复县志略》、《庄河县志》（十二卷）、《营口县志》、《锦州府志》（十卷本）、《锦县志》（八卷本）、《锦县志略》（二十四卷）、《宁远县志》（八卷本）、《兴城县志》（十五卷本）、《绥中县志》（十八卷本）、《广宁县志》（八卷本）、《新民府志》、《新民县志》（十八卷本）、《锦西县志》（六卷本）等地方志的相关信息。②宗孟：《东北方志征访录（二）》，《行健月刊》1934年第4卷第6期，第158-160页。《东北方志征访录》（三）一文则征访了《岫岩志略》（十卷本）、《抚顺县志略》（不分卷）、《兴京县志》（十五卷本）、《凤城县志书》（不分卷）、《凤城县志》（十六卷本）、《宽甸县志》（二十二卷本）、《海龙县志》（不分卷）、《通化县志》（四卷本）、《东丰县志》（四卷本）、《西安县志略》（十三卷本）、《辉南县志》（四卷本）、《安图县志》（十卷本）、《昌图府志》、《昌图县志》（四卷本）、《奉化县志》（十四卷本）、《怀德县志》（十六卷本）、《镇东县志》（五卷本）等府州县志。③宗孟：《东北方志征访录（三）——续〈行健月刊〉第四卷第六期丛谭》，《黑白》1934 年第2 卷第1-2 期，第84-86 页。《热河方志征访录》《馆藏东北地志录》分别对热河方志和辽宁省立图书馆所藏东北地志进行了征访。

研究东北文献学的成果有：《馆藏丛书举要》《关于远东及东北之俄人文献：从日籍“露亚经济调查丛书”中所见》《热河关系书目辑略》《沈阳刊印〈辽海丛书〉续纪》《日本刊行〈满蒙丛书〉叙录》《东北关系中文书目举要》《东北旧藏书之回顾》。其中《东北关系中文书目举要》一文搜集了诗文、小说、游记三类文献。诗文类书目有《辽诗话》《辽文存》《辽文萃》《辽痕五种》《栾城集》《金文雅》《拙轩集》《盛京赋》《避暑山庄诗》《秋笳集》《垢砚吟》《出关诗》《东闾剩稿》《卜魁城赋》《吉林记事诗》《沈辽游草》；小说类书目有《辽阳海神传》《南烬纪闻录》《窃愤录》《窃愤续录》《阿计替传》；游记类书目有《陷北记》《松漠纪闻》《云麓漫抄》《御塞行程》《奉使行程录》《辽东行部志》《鸭江行部志》《绝域记略》《扈从东巡日录》《塞北小钞》《柳边纪略》《宁古塔纪略》《皇华纪程》《俄界情形写本》《沈阳日记》。④宗孟：《东北关系中文书目举要》，《黑白》1935年第4期，第54—56页。卞鸿儒的《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墓志跋》《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刻石出土记》《介绍〈辽陵石刻集录〉》《女真文刻石新发见》《沈阳刊印〈辽海丛书〉续纪》等①卞鸿儒：《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墓志跋》，《东北丛刊》1931 年第14 期，第1-4 页。宗孟：《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刻石出土记》，《行健月刊》1934年第1期。宗孟：《介绍辽陵石刻集录》，《黑白》1934年第1-2期，第83-84页。宗孟：《女真文刻石新发现》，《黑白》半月刊，1935 年第1 期，第46-48 页，此文还收录于：于宝林辑：《女真文字研究论文集（1911—1949）》，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年，第145-149页。宗孟：《沈阳刊印〈辽海丛书〉续纪》，《黑白》1934年第3期，第68-72页。均可纳入东北文献学研究范畴。

研究东北民族史和文化史的成果有：《历史上东北民族之研究》《东北文化发展论》。研究东北考古学的成果有：《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刻石出土记》《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墓志跋》《扶余德胜陀颂碑叙记》《女真文刻石新发现》。研究东北地区对外关系史的成果有：《由历史上谈东北与国际》《介绍〈东三省交涉史〉》《东北对外贸易概论（未完）（附表）》《东北对外贸易概论（续）》《东北与韩国之国际关系》《美国远东外交与东北问题关系之史的观察》《东北国际大事年表》等。

卞鸿儒的东北史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民国时期东北史地论著三种辑注》一书收录了卞鸿儒的《东北之史的认识》《新辽宁与新沈阳》《研究中国东北参考书目》著作三种并进行了校注，同时对卞鸿儒三种著作的成书背景、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辑注者认为“此三书背后体现的时代风貌和卞鸿儒的学术思想，依然值得我们继续探究”。②卞鸿儒撰，胡艳霞、武忠俊辑注：《民国时期东北史地论著三种辑注》前言，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页。霍明琨、阎海对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进行了研究，梳理了卞鸿儒与金毓黻的学术交往。③霍明琨著：《东北史坛巨擘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186-195 页。阎海：《金毓黼日记中的盖州文人》，阎海主编：《营川史存》第三辑，营口市历史学会，2016年，第28-29页。阎海：《志同道合的伙伴卞宗孟》，《营口日报》2016年4月29日，第7版。霍明琨认为卞鸿儒“是金毓黻东北史地研究进程中志同道合的忠实伙伴和互助挚友”。④霍明琨著：《东北史坛巨擘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6页。李俊义等阐释了卞鸿儒对辽庆陵石刻研究贡献，认为“卞鸿儒撰写了《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墓志跋》，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辽庆陵石刻的关注。在卞鸿儒等的推动下，中外学者掀起了关注并研究辽陵石刻的高潮”。⑤李俊义、李彦朴：《卞鸿儒对辽庆陵石刻研究的学术贡献》，载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编：《辽金历史与考古》第10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72-78页。本文对该文未分析的《热河辽陵石刻拓本真迹》《热河林东辽陵石刻出土记》等文进行探讨。同时李俊义等人对卞鸿儒的《热河纪游》进行了点校，这为学界研究卞鸿儒的考古学贡献提供了便利。⑥卞鸿儒撰，李俊义、张静、王磊校点、注释：《热河纪游》，载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编：《辽金历史与考古》第1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55-77页。

关于卞鸿儒对东北历史考古研究的贡献，阎海通过考察卞鸿儒参与的考古调查和田野考察以及1931 年撰写的考古调查报告书，认为卞鸿儒名副其实地堪当“东北考古第一人”。⑦阎海：《东北考古第一人卞宗孟》，阎海主编：《营川史存》第三辑，营口市历史学会，2016 年，第19-20 页。阎海：《东北考古第一人卞宗孟》，《营口日报》2015年11月20日，第7版。邓庆、阎海等还考察了卞鸿儒撰写的考古调查报告——《东三省博物馆委员卞鸿儒呈考察热河古物报告书》，邓庆认为“卞鸿儒在1931年完成的考古调查报告，不仅是东三省博物馆第一份考古调查报告，也很有可能是东北人撰写的原东北四省（当时热河为其中四省之一）考古采集之第一份报告”。⑧邓庆：《卞鸿儒与东三省博物馆第一份考古调查报告》，《东北史地》2012年第2期，第21页。此文对这份报告未深入展开分析。阎海等认为可将卞鸿儒《历史上东北民族之研究》一文的内容概括为“三大族系”理论，即“东胡族系、秽貊族系（夫余族系）、肃慎族系”，并指出卞鸿儒此理论与其师吕思勉存在学术渊源关系，同时还认为金毓黻“四大族系”理论、王绵厚等学者关于东北民族史的研究都对卞鸿儒的“三大族系”理论有所继承。①阎海、阎雅涵：《卞鸿儒与中国东北历史考古研究》，《东北史地（学问）》2016 年第3 期。阎海：《卞宗孟与东北古代“三大族系”理论》，《营口日报》2016年3月11日，第7版。赵太和亦持此观点，认为“近代以来，国内学界对东北民族源流的研究，肇始于吕思勉，吕氏受金荣泽影响，初步形成东北民族的东胡、貉族、肃慎族三大族系说，后经其学生卞宗孟的继承和发展，至金毓黻的《东北通史》（上）集为大成。”赵太和：《吕思勉与朝鲜学者金泽荣的交往——兼论金泽荣对吕思勉治史的影响》，《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3期，第82页。赵太和认为吕思勉在《韩国历代小史》的基础上“构建起他的东北民族源流体系，有力地驳斥了‘满蒙非中国论’，为其学生卞宗孟继承，影响及于今日”。②赵太和：《吕思勉与朝鲜学者金泽荣的交往——兼论金泽荣对吕思勉治史的影响》，《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3期，第78页。由此可知，卞鸿儒对东北民族史的研究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阎海等还对卞鸿儒的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渊源、文献研究、文博贡献、爱国精神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这对我们从多角度了解卞鸿儒颇有帮助。

由上可见，学界对卞鸿儒的研究已有颇多成果，但对其著述的具体内容及其学术贡献缺乏全面具体细化的研究，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补充完善，以对卞鸿儒的东北史研究形成完整和全新的认识。

二、卞鸿儒对东北史研究的贡献

卞鸿儒的东北史研究涉及东北地方志、东北文献学、东北民族史和文化史、东北考古学、东北国际关系史五个方面。

1.对东北地方志的研究。卞鸿儒充分肯定了地方志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方志虽为纪地之书，实为一方之史。所以辅翼政教，征存文献，关系至大”。③宗孟：《东北方志征访录（一）》，《行健月刊》1934年第4卷第5期，第98页。他认为地方志虽是地方的历史，但对于政教是有所益处的，所以应对地方志文献进行征存。何谓“征存”？清人王藻原编写的《文献征存录》序言写道：“题曰征存，犹汇存之志也。”④钱林、王藻编辑：《文献征存录》序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14页。“征存”即征访、汇存之意。所谓“征访”，实则对文献的卷数、历史沿革、主要内容及版本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考证、整理和编制索引。

卞鸿儒通过梳理明清地方志的发展、源流与弊端，认为与其他省志相比，东北省志不得不说落后。民国时期兴起编修地方志的潮流，但卞鸿儒认为东北“旧志流传既少，新刊当亦限于一隅，艮维地志之藏于内地图书馆者，向不甚多，其在沦陷中者，阅藏尤非易事。”⑤宗孟：《东北方志征访录（一）》，《行健月刊》1934年第4卷第5期，第98-99页。因东北沦陷，地方志的阅读和收藏变得不易，由此，卞鸿儒对东北地方志的征访就具有特别重要价值。

为了推动东北地方志的编修工作，卞鸿儒“辑佚搜残，征访闻见，纵录要存目。”⑥宗孟：《东北方志征访录（一）》，《行健月刊》1934年第4卷第5期，第99页。在掌理辽宁省立图书馆期间，他编辑了《馆藏东北地志录》，该录介绍省志五种、县志八十五种、私家著述六十七种凡得百五十七种，并考证了《盛京通志》《吉林通志》《承德府志》《沈阳县志》等重要的东北地方志的相关信息。限于时力与条件等，卞鸿儒征访成果主要集中于辽宁和热河，他对辽宁方志着力最多。卞鸿儒对《辽东志》（九卷本）、《全辽志》（六卷本）、《盛京通志》（三十二卷本、四十八卷本、一百三十卷本），以及未刊印而终止的《辽宁通志》等地方志的版本、内容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①宗孟：《东北方志征访录（一）》，《行健月刊》1934年第4卷第5期，第99-100页。

卞鸿儒在1934 年撰写的《创修〈辽宁通志〉追纪》一文中谈到：“故至九一八事变前，时逾三载，仍在编校期中，未能藏事，功亏一篑，殊堪痛惜。”②宗孟：《创修〈辽宁通志〉追纪》，《行健月刊》1934年第4卷第3期，第108年。时隔六年，作为《辽宁通志》总纂的金毓黻先生在《〈辽宁通志〉叙》中写道：“历时既久，书始杀青。”对于《辽宁通志》的编纂与刊印，金氏也深感其中不易，“是皆主其事者，有经营缔结之艰，与其役者，有昕夕商量之难，实资群策群力，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谓焚膏继晷，绕室旁皇，辛苦而仅得之者，诚哉其不易也。”③金毓黻：《〈辽宁通志〉叙》，《边疆研究季刊》（创刊号）1940年第1期，第102页。可知，完成《辽宁通志》的工作十分艰辛困难。令人吊诡的是，金氏虽言此书开始杀青，但从邸富生所言可知，“据《东北通史》记载，金毓黻先生曾主修一部《辽宁通志》二百五十卷，迄今未见刊行。”④邸富生：《辽宁方志述略》，《辽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卷第1期，第43页。这是因为沈阳沦陷时，“在日本压力下，原书《辽宁通志》，被迫更名《奉天通志》。”⑤“民国17年（1928年）11月1日，奉天省正式成立奉天通志馆，并于当日开始办公，启用关防。11月17日，奉天省长通令张学良任通志馆总裁。民国19 年1 月1 日，辽宁省政府发出公函，将奉天通志馆的名称改为辽宁通志馆，《奉天通志》改名为《辽宁通志》，并刊本《辽宁通志总章拟目商例》1册，为21目。‘九一八’事变后，馆务工作中断。民国21 年（1932 年）1 月，辽宁通志馆恢复工作，其名称改为奉天通志馆，馆内由正副馆长、事物处和纂修处构成。3 月30日，通志馆函请伪奉天省长臧式毅继续兼任通志馆总裁。民国23年，翟文选、臧式毅等修，王树楠、金毓黻等纂《奉天通志》由伪奉天省公署正式刊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方志通鉴》（上），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 年，第147页。所以现今所见金毓黻等人主编的《奉天通志》即《辽宁通志》。

据卞鸿儒统计，他对辽宁方志征访共录“辽宁通志凡四，府州县志凡三十三。待征访者十余县。”⑥宗孟：《东北方志征访录（三）——续〈行健月刊〉第四卷第六期丛谭》，《黑白》1934年第2卷第1-2期，第86页。此外还介绍了当时辽宁各县乡土志的基本情况。卞鸿儒在《东北方志征访录》（三）一文结尾处谈到：“按以上所录辽宁县志，仅及三百之二，事变后各县续刊者，在发稿时颇多仅知志名，难得原书无从叙录。”⑦宗孟：《东北方志征访录（三）——续〈行健月刊〉第四卷第六期丛谭》，《黑白》1934年第2卷第1-2期，第86页。从卞鸿儒所言可知，他所征访的地方志都是见过原书的，足见其治学之严谨。同时，他还提到“以上辽宁方志终，后当一次续谭吉黑热三省。”⑧宗孟：《东北方志征访录（三）——续〈行健月刊〉第四卷第六期丛谭》，《黑白》1934年第2卷第1-2期，第86页。由此可知，卞鸿儒对东北方志的征访是有更大的计划的，在征访完辽宁方志后，他开始对热河方志进行征访，他谈到：“热河方志之足征者，较吉黑为更尠矣。”卞鸿儒还详细地介绍了《塔子沟纪略》（十二卷本）、《重刊热河志》（一百二十卷本）、《承德府志》（八十六卷本）、《朝阳县志》（三十六卷本）、《隆化县志》（六卷本）等共五种清代热河方志。民国时期，丰宁、滦平均设局纂修方志，但尚未出版就遭遇事变，致使未能推动方志的出版与发展。⑨参见宗孟：《热河方志征访录》，《黑白》1935年第3卷第5-6期，第61-63页。

卞鸿儒之于东北地方志，主要是对辽宁、热河以及辽宁省立图书馆的地方志进行搜集、整理、编目，使得东北很多地方志得以保留至今，为今人研究东北史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地方志文献资料目录。

2.对东北文献学的研究。卞鸿儒在东北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在该领域多受益于吕思勉的文献学方法论。卞鸿儒曾将吕思勉于1921 年4 月16 日在沈阳高师丽泽周会举行的特别讲演会上讲述的“整理旧籍之方法”⑩吕诚之、卞鸿儒：《整理旧籍之方法（未完）》，《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21 年第40期，第2-6页。吕诚之、卞鸿儒：《整理旧籍之方法（续）》，《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21年第41期，第1-11页。讲座笔记予以发表，这件事反映了卞鸿儒对文献研究方法的重视。吕思勉先生在讲座中谈到：“吾前所言，不过具体的广泛的初步整理旧籍之门径阶梯，最后所举之三种，实可谓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由此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稍进，则已得其门径阶梯，如再进，则升堂入室不难矣。”①吕思勉著，文明国编：《吕思勉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411页。从卞鸿儒的著述中均可看到这种文献学方法的痕迹。

卞鸿儒担任辽宁省立图书馆馆长期间，在《辽宁省立图书馆馆刊》第一卷上发表了长达78 页的《馆藏丛书举要》一文，卞鸿儒在文中谈道：“馆藏旧籍、丛书为多在未行分装以前，检阅颇感困难（本馆丛书现已分编，但分部装置尚有待），爰就馆藏国学善本，择优举要，迻录于左借便读者检阅，兼备丛目参考（以首一字笔画多少为序）。”②卞鸿儒：《馆藏丛书举要》，《辽宁省立图书馆馆刊》第一卷，1930年，第1a页。由此文足见卞鸿儒文献学功底之深厚，更见其对东北地方文献的爱惜与珍视，他的工作使当今研究者能够了解1930年辽宁省立图书馆的藏书情况。

在讨论卞鸿儒对东北文献学研究的贡献时，首推其辑述的《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③卞宗孟辑述：《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北京：北平民友书局，1934年。（《行健丛书》第三种），从例言和目录可知此书应属论文集，收录了卞鸿儒关于东北文献的论述，共17 篇文章，相比此前发表的论文有所校正或增益，且有两篇未曾发表于刊物上。④“丛谭所述，系作者年来随感写怀，散载《行健月刊》。兹经排比次第，修整文字，另编印行，列为《行健丛书》之一。”“本集内容，较《行健月刊》所载，颇多校正或增益之处。”“本集附录两长文，皆未经月刊刊载，因其与东北文献不无关系，故并录之。”卞宗孟辑述：《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例言”，北京：北平民友书局，1934年。卞鸿儒在此书序言中发问：“东北有文献可备为历史征考者乎？东北有文献可资为收复失地挽救人心之人与物乎？”⑤卞宗孟辑述：《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序言，北京：北平民友书局，1934年，第3页。此话可谓发人深思。据此书所辑录的文章与卞鸿儒的相关论述，可将内容大致分为藏书情况、丛书与书目介绍、碑刻和考古文献研究三个方面。《东北旧藏图书之回顾》《东北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旧议》《沈阳故宫藏书整理记》主要谈东北藏书的相关情况；《编印东北丛书之拟议》《介绍〈辽海丛书〉》《日本刊行〈满蒙丛书〉叙录》《俄人在东北之学术研究》《关于远东及东北之俄人文献》⑥《关于远东及东北之俄人文献》最早发表于：宗孟：《关于远东及东北之俄人文献：从日籍“露亚经济调查丛书”中所见》，《行健月刊》1934 年第2 期，第102-106 页。此文是针对“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撰写的《露亚经济调查丛书目录》的辑录，参见“南满铁路株式会社”：《露亚经济调查丛书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1932 年第5 期，第30-34 页。是针对当时重要丛书与相关书目进行的探讨；《扶余得胜陀颂碑叙记》《热河林东辽陵石刻出土记》《热河纪游》《〈辽陵石刻集录〉绪言》则是主要针对碑刻、考古出土文献的研究。卞鸿儒对碑刻文献的研究至今仍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值得一提的是，卞鸿儒不仅对东北文献有所研究，同时还对新疆地区的文献有所涉猎，《新疆书录（中文之部）》⑦宗孟：《新疆书录（中文之部）》，《边疆研究季刊》1940年第1期，第115-122页。一文即是例证。

除了对东北相关丛书进行推荐评价外，卞鸿儒还撰写、校阅了许多参考书目。卞鸿儒在《东北关系中文书目举要》一文中谈道：“艮维之辟，文献足征，前如《满蒙丛书》所举，近为《辽海丛书》所搜，编整残存故籍，尽多参考资料。……至综合新旧，兼括中外，以成一完整之‘东北关系书目举要’，作有系统的编述，居尝致力于此，但固尚有待也。”⑧宗孟：《东北关系中文书目举要》，《黑白》1935年第4期，第54页。卞鸿儒是在搜集足够多的资料之后才进行书目的编述。卞鸿儒此文主要将与东北相关的诗文、小说、游记三类史料进行汇总并考证，这极大方便了研究东北史的学者进行文献检索。

卞鸿儒还校阅了黑白学会主编辽宁省省立图书馆1931 年发行的《研究中国东北参考书目》一书，并为该书作序。据《中国历史工具书指南》：“该书收录1931 年以前有关研究中国东北问题的书刊资料1800 种。按类编排，包括总类、史地、政制、经济、社会教育、杂类等。”①林铁森主编：《中国历史工具书指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624-625页。李澍田在《东北文献辞典》中就改编此书的序言时介绍：“鉴于现代东西学者探讨东北问题，蔚然成风，而日人研深察微，几于东北之一草一木，靡不洞悉，搜藏宏富，著述浩繁，国人视之、瞠乎其目。故汇集中外有关著述、期刊，编成此目，以供国人检读。”②李澍田主编：《东北文献辞典》，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558页。此书分三部分：中文之部、日文之部、西文之部。中文之部共有七大类：总类、史地类、政制类、经济类、社会·教育类、杂类，日文之部一级类目同中文之部，西文之部共有十一大类，在中文之部和日文之部进行了更详细的二级分类。③黑白学会编，卞鸿儒校阅：《研究中国东北参考书目》，沈阳：沈阳北陵新华印书局，1931年。卞鸿儒是根据文献的具体情况进行一级分类与二级分类，中文文献与日文文献采取同样的一级分类，但是二级分类则根据文献具体情况有所差异，西文文献则是按照另一套分类体系进行划分的。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卞鸿儒此种分类方法既科学又具有创新意义，在中国目录学史中也占有一定地位。搜集的文献资料多达1800 种，兼括中外东北文献。

卞鸿儒对这些文献的介绍和整理，对于时人和后人了解东北历史文化提供了线索和便利。更为难得的是卞鸿儒开阔的文献视野，他“兼括中外”，认为东北史学者不仅要知悉国内东北文献，国外的东北文献同样不可或缺；而且，卞鸿儒将此理念贯穿于他所校阅的《研究中国东北参考书目》之中，该书为东北史学者研究东北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3.对东北民族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卞鸿儒研究东北民族史的代表作是《历史上东北民族之研究》一文。此文在细致梳理各时期的史料基础上，对东北不同时期的民族进行考证。卞鸿儒在此文中谈到：“中国民族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当民族未混合以前，其分别部居之族凡几，非吾人今日之所能确定。然在东北之民族，固今日中国民族混合之一部分也，此一部分民族，最为错杂，其名称亦猥多。……顾其地先民之部居状况，竟多无载籍可稽，然则此一部分民族，实有研究之必要，而研究之不易又可知矣。”④卞鸿儒：《历史上东北民族之研究》，《东北丛刊》1930年第2期，第1-2页。卞鸿儒从民族混合、地理位置等角度对东北民族史进行了研究，强调东北民族史研究之困难和必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充分运用“民族混合论”学说来研究东北史，以发挥东北民族史的经世致用之价值。

卞鸿儒的东北史研究代表作是《东北之史的认识（纲要）》⑤卞宗孟讲稿：《东北之史的认识（纲要）》，1934年。（以下简称为《纲要》），其中第四部分为“东北民族之汉化”，内容包括“东北民族之沿革”与“东北民族之汉化”。由于《纲要》为讲稿，在体例上有待凝练。在《纲要》基础上完善的《东北之史的认识》⑥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一书分为引言、正名篇、文化篇、外交篇四个部分，文化篇有“东北民族之汉化”与“东北之建置与开发”两部分。卞鸿儒在引言中运用东北民族史知识批判日本学者“不曰东北在历史上非我国领土（“满蒙非支那领土”），即曰东北与日本向有宿缘”的论调。⑦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1页。卞鸿儒认为“东北之有今日，不自今日始，东北之成为问题，亦非仅由于对外。盖远如东北诸部族之内属，近如明清两代设置之统治，由民族之观点言，皆民族同化问题也。”⑧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2页。卞鸿儒针对当时东北面临的困境，提出问题根源为民族同化这一观点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卞鸿儒旁征博引，运用多种史料对历代东北民族进行研究，证明东北民族属于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他在书中将东北民族史分为个别研究和综合研究两类，前者主要介绍东胡族、貉族、肃慎族，对于后者，卞鸿儒引用傅斯年《东北史纲》中的论述并结合自己的观点驳斥了稻叶君山《满洲发达史》和《满洲历史地理报告》《满洲民族变迁史》中的“割裂东北之谬说”。①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34-48页。卞鸿儒在讨论东北民族史时强调其复杂性。卞鸿儒认为：“中国历史上之东北民族，本极繁复，既非一固定名称所能赅称，亦非某一时代所能晰举，某一地域所能区划。”②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31页“东北诸族，本少固有文化，有之则受之我汉族者也。征诸史载，斑斑可考。”③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34页卞鸿儒在讨论东北民族史的同时对东北文化史也进行了探讨。从文化篇内容可知，在卞鸿儒的东北史研究中，东北民族史和东北文化史是相互融通的。

卞鸿儒的东北文化史研究代表作是《东北文化发展论》和《东北之史的认识（纲要）》。卞鸿儒从文化史角度论证了东北史为中国史的一部分，他历史研究角度极为宽广，他不仅仅从文化角度谈文化，而是结合民族、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来研究东北史。例如，他在《东北之史的认识》中就结合东北民族谈东北文化：“中国之国家，系以汉民族为中心，合其他极错杂之民族以成国，故中国之文化，亦系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孕育多数低级民族以发展；兼容并苞，同仁一视，所吸引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载祀数千，巍然以大国立于东亚，斯固并世之所无，抑亦往史之所独也。东北之民族，皆中国民族史上之民族也；东北之文化，亦皆中国文化史上之文化也。舍中国民族，既无东北民族可言，离中国文化，更无东北文化可称，此稍具史识者之所能知，而亦世之史学家所公认也。拟但就东北民族之史迹一方面而论，则吾以为东北民族变迁之迹，与其文化演进之事，要亦未可同一等视。何则？民族之变迁一时者也可变迁者也，文化之演进连续者也不可变者也；民族之兴衰靡常，而文化之消长有定，其所由秉守者远，斯其所演化者久，乌得以东北民族名称之有异，而遂谓其非中国文化领域哉？”④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29-30页。

卞鸿儒对民族与文化的一些论述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他提出民族有高级、低级之分，但民族无所谓高低之分，应等而视之。他认为东北与中国为一体且不可分离的观点，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学者提出的“东北在历史上非我国领土”⑤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1页。的谬论。此外，卞鸿儒还从整体文化史观的角度分析了东北文化与东北政治的区别。他讲道：“况另就我整个文化史一方面观之，则吾更以为历史上中国在东北之文化领域亦不能与政治领域并为一谈。何则？政治之领域一时者也，可变者也，文化之领域连续者也，不可变者也。过去东北政治上之建置，固有时为东北民族形成另外之局面；然无论历时久暂，终须消灭，徒成往迹。惟我文化所被，无远弗届，历久无间。浅识者流，徒见我国在东北之政治领域时有伸缩，遂谓东北民族向处于化外之地，甚至谓非中国领土，不亦愚昧之甚耶？”⑥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30页。

通过研究东北历史，卞鸿儒认为连绵不断的东北文化才真正代表东北，而政治、民族皆因时势而有所变，不能因此否定东北作为中国领土的不争事实。面对日本的侵略，卞鸿儒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怀有的那种情怀是强烈且不可磨灭的。

4.对东北考古学的研究。卞鸿儒对于东北考古学的贡献是学界着墨最多的。迄今为止，学界对卞鸿儒的《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墓志跋》《考察热河古物报告书》《介绍〈辽陵石刻集录〉》⑦《辽陵石刻集录》收录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辑：《地方金石志汇编》（第1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辽陵石刻集录》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李俊义、李彦朴：《金毓黻辑印〈辽陵石刻集录〉始末》，《北方文物》2019年第1期。《契丹国书之研究》（系《关于辽陵》第二部分）等文章都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是关于卞鸿儒的《插图——热河辽陵石刻拓本真迹（三幅）》《热河林东辽陵石刻出土记》《女真文刻石新发见》却缺乏讨论。

《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收录了《插图——热河辽陵石刻拓本真迹（三幅）》一文，三幅插图分别是“辽道宗宣懿皇后哀册文第一”“辽道宗宣懿皇后哀册文第二”“辽道宗宣懿皇后哀册文摹写与释文（一部分）”。卞鸿儒在其中谈道：“热河林西辽陵石刻之出土，始见于一九二三年通报之外人纪载，国人颇少注意，民国十九年冬，予归自热河，因就所获石刻残片，为文刊《东北丛刊》（第十四期），是为国人有记述之始，其后日人之心究心于此者虽多，但国内记载，亦仅于去岁北平《艺林月刊》见之。（该月刊三十二期载有刘振鹭君《辽永庆陵被掘纪略》①此文全名应为《辽圣宗永庆陵被掘纪略》。刘振鹭：《辽圣宗永庆陵被掘纪略》，《艺林月刊》1932年第32期，第11-12页。及周肇祥君《辽庆陵石刻跋》两文）石刻大部既多于事变前移沈，最近乃有《辽陵石刻集录》之刊行，（参阅附录三）据《集录》所刊，刻石之汉文与契丹文完全者仅四石，而予昔所获得之道宗宣懿皇后哀册拓本亦居其一，读之不禁大喜过望，亟为转印，用资纪念，兼供国人快睹辽陵石刻拓本真迹之一班。”②卞宗孟辑述：《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行健丛书》（第三种），北京：北平民友书局，1934年。

卞鸿儒不仅综合了当时有关辽圣宗永庆陵的相关研究成果，而且为了推动国内在此研究领域的发展，将辽陵石刻拓本予以发表，这极大地方便了有志于研究辽陵石刻的学人。通过对比《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刻石出土记》（又称《热河林东辽陵石刻出土记》）③宗孟：《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刻石出土记》，《行健月刊》，1934 年第1 期，第98-100 页。《热河林东辽陵石刻出土记》是在前文基础上进行完善的，收录于《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与《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墓志跋》④卞鸿儒：《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墓志铭》，《东北丛刊》1931年第14期，第1-4页。两篇文章，发现内容大致相同。卞鸿儒在完善后的《热河林东辽陵石刻出土记》一文中写道：“予撰此文于四年前，其时国人对于契丹文字尚少注意，东北人士之获睹辽陵石刻拓本，亦以予所携来者开其端。东变后，辽陵刻石之密运于沈阳者，既尽数为日人所劫，一个盗藏之谜于以大白。最近辽阳金静庵氏有《辽陵石刻集录》之刊行，附录其绪言于后，读者可参阅也。”⑤卞宗孟辑述：《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行健丛书》（第三种），北京：北平民友书局，1934年，第75页。从卞鸿儒自述可知，正是其撰写的《插图——热河辽陵石刻拓本真迹（三幅）》一文，使得东北人士能够目睹辽陵石刻拓本。毋庸置疑，卞鸿儒对于东北地区辽陵石刻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卞鸿儒所写的《扶余得胜陀颂碑叙记》一文，⑥宗孟：《扶余得胜陀颂碑叙记》，《行健月刊》1934 年第2期，第101-108 页；亦载卞宗孟辑述：《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行健丛书》（第三种），北京：北平民友书局，1934年，第63-70页；亦载谷力主编：《大金得胜陀颂碑保护与研究》，松原市地方志办公室，2014年，第51-53页；亦载于宝林辑：《女真文字研究论文集（1911—1949）》，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年，第99-103页。阎海提到此文“按年代引用了中日文材料，对该碑的现状做了系统评述，尤其是他首次指出了该碑女真文不是十二行，而是三十二行，碑的倾倒应在明末清初等创见”。⑦阎海、阎雅涵：《卞鸿儒与中国东北历史考古研究》，《东北史地（学问）》2016 年第3 期，第5 页。卞鸿儒在文中提到此碑的价值时称“得胜陀颂碑存留今世之价值，惟在碑阴之女真字。而以前记载仅《吉林外纪》录十二行百二十四字，《吉林通志》《鸡林旧闻录》等书亦遂谓‘碑阴十二行女真字’。实则为三十二行，其字行排列与碑阳汉字相仿。惟女真字每二字以至三字、四字与汉字一语相当，故全文字数必数倍于汉字。汉字既为八百十字，则女真字数恐超过三千字以上，《吉林外传》所摹写不过十之一耳。”宗孟：《扶余得胜陀颂碑叙记》，《行健月刊》1934年第2期，第107-108页。金毓黻、王仁富等学者皆参考了卞鸿儒此文。卞鸿儒对“扶余得胜陀颂碑”进行的考证，进而提出的创见是其对东北考古学的贡献之一。上述三篇文章皆成为《文字学论著目录》之词条。⑧参见邓章应编：《文字学论著目录》，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30页。在发表《扶余得胜陀颂碑叙记》后，卞鸿儒继而发表了《女真文刻石新发见》一文。此文介绍了当时女真文刻石的基本情况与研究成果。卞鸿儒写道：“即如往岁海龙发现女真国书碑，近人尝据《华夷译语》，考定有‘收国二年五月五日’八字。予前在《热河林东辽陵石刻出土记》文中已辨明其有误，不能认为在女真文字颁行（收国二年之后四年）前已造国书之证。但究竟此碑之刻年，以及由此文字可以为考证女真文字之程度如何，其后乃鲜有更进一步之研究也。”①宗孟：《女真文刻石新发见》，《黑白》1935年第1期，第46页。卞鸿儒不仅掌握了当时女真文刻石研究的学术动态，而且针对其不足之处提出了洞见。此文附录了日本学者山下泰藏的《关于新女真国书碑》②〔日〕山下泰藏：《关于新女真国书碑》，载《满蒙》第15卷第9号，1934年，第65-69页；收入1934年9月《奉天图书馆丛刊》第18册。一文，附刊缘由是“此其近作，自多足为关心东北文献者之参考”。③宗孟：《女真文刻石新发见》，《黑白》1935年第1期，第46页。卞鸿儒不仅在东北考古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而且还积极转发最新学术成果，这对于当时的东北考古学研究的发展发挥了推动作用。

5.对东北地区对外关系的研究。卞鸿儒的著述彰显了他的国际视野。他在《东北之史的认识》“外交篇”开篇谈到：“东北之在今日，已处于世界最关重要之地位，东北问题之在今日，已成为国际间严重问题之焦点。”④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76页。由于当时的中国东北处于国际格局之关键点，这促使卞鸿儒从国际视野思考东北未来的命运。《东北之史的认识》之外交篇附有《东北外交关系总清算表》从分类和内容上来看，既体现了卞鸿儒对东北地区重要地位的清晰认识，又展现其扎实的文献功底。卞鸿儒还编制了《东北国际大事年表》，称“本表起自俄人东侵，终于最近之中日交涉。凡二百八十余年间，东北国际发生之重要事件，依次表列。”“本表可为研究东北国际交涉索引之助”。⑤宗孟编制：《东北国际大事年表》，《同泽半月刊》1927年第6期，第1-6页。

卞鸿儒研究东北地区对外关系史的代表作是《由历史上谈东北与国际》一文，此文分为“东北国际关系之综合的研究”“东北国际关系之国别的研究”“东北国际关系之时代的研究”三个部分，在结论部分卞鸿儒谈道：“东北在历史上发生之国际复杂关系，是由于其在地理上所处之自然环境所造成。故从事东北问题之研究，不能不着眼于东北史地之背景，此自然之理，亦必然之势。过去二百五十余年来东北国际关系恶化之原因，实由于国际上发生两种根本错误心理所酿成：一为独占的心理，可以俄日之侵略政策为代表，一为均势的心理，可以美国之妥协政策为代表，而在我国始终基于和平的心理，期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国际合作，以建设东北，共谋福利。过去如此，今后亦然。今后东北国际关系之发展实应建设在国际和平基础之上。独占固所不许，均势亦不可能。甚愿以往错误，悉成过去，未来光明，早日实现。则白山黑水之大好河山，不难奠定为国际相互间之和平基石。”⑥卞宗孟：《由历史上谈东北与国际》，《团刊》1947年第4期，第13-14页。

由卞鸿儒所述可知其对历史上东北地区在东北亚局势中战略地位的研究视角是新颖的。他主张从地理自然环境的角度来认识东北，这极具前瞻性和启发意义。卞鸿儒讲此番话之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他从历史的角度针砭时弊，对中国人心理探讨之真切、对东北局势分析之透彻，皆观见卞鸿儒之国际大局观。他对国际视野下东北的新发展提出了期许，认为东北对于未来世界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另从《介绍〈东三省中日交涉史〉》一文可知，卞鸿儒曾撰写《东三省中日交涉史》一书，此文即该书序言，该书编者谈道：“本校史地教员卞宗孟君，近三年搜集于东北国际关系资料甚多。兹剌取中日关系即分编为《东三省中日交涉史》一书”。①卞宗孟：《介绍〈东三省中日交涉史〉》，《同泽半月刊》1927年第6期，第1页。从序言中可知该书共有四篇三十章，四篇分别为东三省与日本、东亚两大战争与东三省、欧战前日本在东省之经营、二十一条交涉后东三省之中日交涉。此书现已佚失，从目录可知卞鸿儒对中日交涉史研究极为充实，卞鸿儒在此领域应受吕思勉先生影响较多。②吕思勉先生在《重读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前编》《中国近百年史概说》《日俄战争》等著作中皆对中外交涉史有所研究。吕思勉：《重读中国近代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 年。吕思勉：《中国近代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卞鸿儒曾将其专著《东北对外贸易概论》分四篇文章发表于《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第一篇文章中，卞鸿儒对“东北对外贸易之历史的背景”进行了讨论，他将东北贸易分为“自主贸易时期（中俄贸易初期之情形）”“不平等条约束缚时期（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之情形）”两个时期，在不平等条约束缚时期中，介绍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及《陆路商约》《中英天津条约》《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中美通商条约》《中日通商条约》《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附约》《中日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等不平等条约对东北对外贸易的影响。卞鸿儒还从关税协定、商埠制度、最惠国待遇权、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工业投资权等国际法理论中规定之权利的角度对不平等条约进行分析，提出“历来东北对外贸易因受不平等条约束缚之影响，始终处于被动地位”。③宗孟：《东北对外贸易概论（未完）（附表）》，《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1929年第5期，第1-23页。宗孟：《东北对外贸易概论（续）》，《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1929 年第6 期，第1-19 页。宗孟：《东北对外贸易概论（续）》，《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1929 年第7 期，第1-11 页。宗孟：《东北对外贸易概论（续）》，《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1929 年第8期，第1-20页。卞鸿儒此著对东北对外贸易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也是有贡献的。

卞鸿儒的《东北与韩国之国际关系》一文第一部分讨论的内容是“东北与朝鲜之史地关系”。卞鸿儒在该文中对中韩之间的历史关系进行了翔实的梳理与考证，认为“朝鲜三千年来立国兴亡之大势在历史上几无一时代不与中国发生关系，在半岛上之兴衰振废如此，在流亡政府时期亦复如此，尤其与东北壤地毗连，休戚相关，更不待言”。④此文发表题名为：卞宗孟：《东北与韩国之国际关系》，《团刊》1947年第4期，第38-39页。卞鸿儒撰写此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当时日本在东北地区制造事端的回应。

卞鸿儒还撰写了《美国远东外交与东北问题关系之史的观察》，此文上篇为“九一八前之东北问题与美国外交”，下篇为“九一八后之中日纷争与美国外交”。此文详细梳理了九一八事变前后美国与中国东北的关系史，反映了他对当时美国在东北所处的国际地位与扮演角色的清醒的认识。⑤卞宗孟：《美国远东外交与东北问题关系之史的观察》，《行健月刊》1932年第3期，第72-108页。

三、卞鸿儒之东北史研究的特点

由上可见，卞鸿儒对东北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均有贡献，其东北史研究范围之宽广、视野之开阔，使他居于民国时期东北史研究之翘楚。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先生在《静晤室日记》中赞誉：“宗孟受学于武进吕诚之，颇得汉学家法，持此以治文史舆地自能深造自得。惟吾省学人尚词华而轻朴学，务泛滥而鲜心得，故用力勤而无成功；宗孟则不然，考究一事必穷原竟委，务得其真，立科条，明断限，罗举多证，始下己意；观其撰考证东北地理民族诸作，皆不愧学人之文。吾省笃学之士不为不多，如卞君之用心殊不多观，故吾尤乐称道而不疲也。”⑥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2册）卷35，《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1473页。金氏认为卞鸿儒将汉学家法运用于文史舆地之研究乃深造自得，还认为卞鸿儒的考据功底扎实，对历史事件求真务实，乃东北地区不可多得的笃学之士，从金氏的评价可知卞鸿儒治学精神和研究成果是值得认可的。卞鸿儒的东北史研究具有特色，不论是文献方面，还是视野、功能方面，都值得东北史研究者参考借鉴。

1.扎实的文献功底。卞鸿儒在《东北文献丛谭》序言中谈道：“盖文献之对象即历史也，历史之涵蕴至多，析言之，一国家有一国家之历史，一地方有一地方之历史，一人亦有一人之历史。”“有历史始知文献之可贵，有文有献而历史始附之以传，二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①卞宗孟辑述：《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序言，《行健丛书》（第三种），北京：北平民友书局，1934年，第3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卞鸿儒在历史研究中对文献的重视程度。通过梳理卞鸿儒的著述，亦可发现其文献功底扎实、史料丰富。无论是东北民族史和文化史，抑或东北地区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卞鸿儒的研究都建立在丰富的文献基础上。这种文献功底不仅来自于他学生时期得益于吕思勉的文献学训练，特别是他担任辽宁省立图书馆馆长期间提供的便利，任职期间，他将馆藏东北地方志与丛书进行整理并编目，这使他接触到许多学人无法获得的文献。

卞鸿儒不仅关注传统经典古籍，对日文和西文之文献亦如数家珍。扎实的文献功底是他开展东北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正是基于文献的积累，才让他在以后的学术生涯里不断推出陈新、洞见古今。在《馆藏东北地志录》《东北方志征访录》《馆藏丛书举要》《东北关系中文书目举要》《研究中国东北参考书目》等著述中皆体现了卞鸿儒扎实的文献功底。卞鸿儒在《历史上东北民族之研究》《东北文化发展论》《东北之史的认识》等著述中充分运用了文献学的方法，对东北民族史、文化史、对外关系史的研究都是建立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的。《东北之史的认识》一书中对东胡族、貉族、肃慎族的研究运用了《后汉书》《三国志》《北书》《唐书》《金史》《元史》等基本史料，还参考了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和金玉霖《韩国小史》，对东北三大族系进行了翔实考证。他在《东三省中日交涉史》一书凡例中写道“本书取材参考书报杂志甚多，兹将主要书籍附志于次。”②卞宗孟：《介绍〈东三省中日交涉史〉》，《同泽半月刊》1927年第6期，第6页。所参考的中文书有《中国外交史》《清朝全史》《中国近百年史》等，日文书有《东三省之政治与外交》《“满洲”发达史》《“满洲”之情势》等，卞鸿儒在当时的史学研究中就已经运用了中日有关中国东北的研究成果，可知其文献功底之深厚。

2.开阔的国际视野。卞鸿儒的东北史研究是具有国际视野的，这在当时难能可贵，他的这种国际视野与东北史的兴起背景密切相关。民国时期，东北作为列强觊觎的目标和博弈的大舞台，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世纪初叶是中国现代史学的确立期，也奠定了中国东北史研究使命。21世纪初叶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转型期，而中国东北史研究同样面临重大调整的新使命。”③张建华、杨昕沫：《在世界史与中国史之间——中国东北史的使命、地缘、范式与转向》，《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4期，第99页。东北史的新使命正是关注国际视野下的东北史研究应该如何开展。卞鸿儒认为“言中国问题者不能遗东北，言太平洋问题者不能遗东北，言黄白种族问题者不能遗东北，言列强竞争者不能遗东北，言世界问题者尤不能遗东北也”。④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77页。在卞鸿儒眼中，不论是中国问题、种族问题，还是太平洋问题、世界问题，东北都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开展东北史研究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

卞鸿儒的东北史研究并未局限于“中国之东北、亚洲之东北”，而是关注于“世界之东北”。⑤此概念改编自梁启超《中国史叙论》中提出的“时代之区分”，梁启超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自黄帝以讫秦之一统）、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近世史（自乾隆未来以至于今日），这三个历史时期分别对应“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参见梁启超著：《中国史叙论》，载《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六》（第3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1-12页。他从多方面来看待东北面临的局势。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角度，他谈到：“实则此种情势之形成，乃地理上自然环境使然，由来既久，不自今日始也。我中华民国东北四省，位于亚洲大陆之东北隅，西连西伯利亚而远接大西洋，东介渤海黄海之水而遥联新大陆。”①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76页。从国家疆界角度，他谈到：“就国家疆界之接触言，其国际地位之重要，视我国内地各省有加。”②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76页。从海路交通角度，他谈到：“就海路交通关系言，其世界性之浓厚，尤为世界任何地域所罕有。”③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76-77页。在从多角度分析东北局势后，他讲道：“然则今之论东北者，谓为中国安危之所系，东亚菀枯之机括，世界和平之关键，岂不然哉，岂不然哉。”④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77页。

卞鸿儒还对当时各种不平等条约对东北地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对东北与列强交往的各种史料进行了梳理。《东北外交关系总清算表》《东北国际大事年表》是将东北对外交往大事和东北与对外关系汇总成表，从中可以看到东北地区对外关系演变的历史脉络。在《东三省中日交涉史》《东北与韩国之国际关系》《美国远东外交与东北问题关系之史的观察》等著述中，卞鸿儒通古达今，以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待东北面临的局势。

当下的东北史研究，更需这种世界视野，这也应该成为东北史研究者的追求和使命。葛兆光先生读完日本学者羽田正《全球化与世界史》一书后的发问值得我们深思，他谈到：“通过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通过新世界史或全球史，能不能让人类意识到我们将是‘世界居民’，而作为未来的地球居民，我们能不能共享世界，学会平等相处，而且找到共同的‘道’呢？”⑤葛兆光：《何为“暗默知”？向根底里反思——读羽田正〈全球化与世界史〉》，《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第20页。其实，早在八九十年前，卞鸿儒就已经走在这条寻求这种共同的“道”的路上了。

3.真切的现实关怀。对现实的真切关怀是卞鸿儒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之一，尤其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卞鸿儒的东北史研究更是如此。这是因为，“东北史诞生于国土沦丧和民族危亡之际，因此自幼年起就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并且延续至今”。⑥张建华、杨昕沫：《在世界史与中国史之间——中国东北史的使命、地缘、范式与转向》，《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4期，第68页。民国东北史学家希冀通过学术来实现救亡图存，傅斯年的《东北史纲》、金毓黻的《东北通史》、卞鸿儒的《东北之史的认识》等著述都是在这样的使命感之下写就的。

卞鸿儒的著述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主要区别在于对现实关怀的程度。对于日本学者提出的具有侵略性的学说，卞鸿儒不遗余力地予以批驳，而且他的批驳都是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的。卞鸿儒谈到：“自俄日之势力伸入东北，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乃凭空造出所谓‘南满’‘北满’‘东蒙’……惟‘满洲’之称，俄日既有意臆造，世人亦因讹沿用……影响至大，不可不辨。”⑦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5页。《东北之史的认识》“正名篇”中的有《释东北》《释“满洲”》两篇文章，《释东北》是在傅斯年的《东北史纲》、金毓黻的《东北释名》等著述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对东北进行解释，卞鸿儒认为“乃今则东北之名空存，‘满洲’之祸已见，抚今追昔，感慨系之矣！”⑧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12页。由此可知，对东北一词的解释正是由于对现实的关怀。《释“满洲”》一文更是如此，卞鸿儒在文末谈到：“所谓‘满洲’二字，既根本无存在之理由，则所谓‘南满’‘北满’以及‘满蒙’等一切臆造之丑词怪字，吾人当认为外人阴谋侵略，希图瓜分，所加诸我之莫大耻辱。”①卞宗孟著：《东北之史的认识》，1936年，第23页。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卞鸿儒的爱国情怀和现实关怀，他通过对东北、“满洲”等地名进行考释，力图在学术上揭穿侵略者的阴谋，力证东北自古以来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结语

通过对卞鸿儒研究成果的梳理、分类与概括，发现他在东北史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东北史研究成果一方面为今人提供了翔实的文献索引，为相关领域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便利；另一方面他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和理论观点，为东北史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卞鸿儒作为民国时期东北史研究和发展的奠基人，通过对东北文献、民族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扩大了东北史研究的范围，深化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他的著述文献丰富、种类多样、视野开阔，称得上是东北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当时东北面临的困境，他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发挥了东北史研究的经世致用的功能。卞鸿儒的研究和著述，值得当今东北史研究者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