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续唐宋联珠诗格》考论

2024-01-23 00:31程舒琪
关键词:格法诗话诗歌

程舒琪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中日两国同属东亚汉文化圈,在持续千余年的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文人创作了大量汉诗,日本诗话也应运而生。相较中国诗话,日本诗话由于其受众是日本学习者,故呈现出“诗格化”“小学化”的特点[1],因此诗格在日本诗话中占比颇重。

由宋人于济初纂三卷、蔡正孙增补至二十卷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以下简称《联珠诗格》),元初后便久佚于中国。然而此书在日本和朝鲜被完好保存并传播甚广,产生了较大诗学影响。直至晚清,这枚沧海遗珠才重回中国学人视野。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联珠诗格》展开文献整理与诗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2-7]。

在于、蔡《联珠诗格》的影响下,日本还衍生出多种相关诗学著作。其中,一类是对《联珠诗格》的考释或译注,如阿部喜任的《联珠诗格名物图考》[8]、柏木如亭的《联珠诗格译注》[9];另一类则是对《联珠诗格》的续补,以释教存的《续联珠诗格》[10]十二卷和东条信耕的《续唐宋联珠诗格》二十卷为代表。《续唐宋联珠诗格》共存诗1500余首,不仅对唐宋诗的辑佚和校勘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其编选方式、错讹情况、选诗倾向,也反映出日本对中国诗歌的接受方式、状况及接受心理,具有跨文化诗学研究价值。然而目前学界对此诗格仅完成了初步文献整理[11],尚未见有更进一步的研究,故笔者不揣谫陋,围绕上述问题对《续唐宋联珠诗格》进行分析,以求证于方家。

一 《续唐宋联珠诗格》的文献面貌与编刊始末

《续唐宋联珠诗格》二十卷由东条信耕编集,大野赖行校字。东条信耕(1795—1878),日本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儒士。江户(今属东京都)人,又名更耕,字子藏,号琴台、吞海翁,世称“文左卫门”。江户儒医东条默斋之三男。自幼即随其父学读四书五经,后师事山本北山诸儒,从学于“折中学派”泰斗大田锦城、龟田鹏斋时间最久。主要著作有《先哲丛谈后编》八卷、《儒林小史》十卷、《幼学诗话》一卷、《宋千家绝句》四卷、《宋稗类钞》十六卷、《联珠诗格拾遗》二卷等。

关于《续唐宋联珠诗格》的作者,此书卷末署名“东条锳次郎”,即东条信耕之子东条信升(1829—1897)。书前大洼诗佛于天保五年(1834)所作序文中,亦数次赞赏“东条信升”博通经籍、智识广厚。序文后又有作于天保辛卯(1831)的《附言》,详述诗格编者的选诗观念及此书凡例,署名为“东条信升”。然而,天保初年,东条信升尚是幼童,此处显有舛谬。究其原委,在《续唐宋联珠诗格》刊行前一年,即日本嘉永三年(1850),东条信耕因主张“海防论”受幕府处分,被幽禁于高田藩邸,嘉永四年关押解除,迁往越后国高田城。诗格虽非政论,但因忌惮幕府,东条信耕遂以其子信升“锳次郎”之名出版[12],并将大洼诗佛所作序文中的“东条信耕”皆改作“东条信升”,将《附言》之署名,由“东条耕”改作“东条升”。然而事实上,东条信耕才是《续唐宋联珠诗格》真正的编纂者。为厘清事实,以下皆径作“东条信耕”。

《续唐宋联珠诗格》现可见日本嘉永四年(1851)及五年刊本,二本刊行时间接近,书版亦同,本文以嘉永五年刊本为底本进行校勘和辑佚。《续唐宋联珠诗格》嘉永五年刊本,共上、下两册,书长15.4 厘米,宽10.7 厘米。上下有栏,无界格,半叶十六行,行十五字,白口,无鱼尾。版心刻“续诗格”三字。书签题“续联珠诗格”,内封页有“续联珠诗格”“群玉堂”字样,卷内首行题“续唐宋联珠诗格”(为避免与释教存《续联珠诗格》混淆,本文以“续唐宋联珠诗格”指此集,以下简称《续诗格》)。书内有天保五年(1834)大洼诗佛所撰序文。序后有东条信耕所撰附言。附言后列采用书目四十七种,其后又有目次,列书中所集共390 格。正文每卷卷首第一行顶格题书名及卷数。每格之名单起一行,以“〇”示之。每格之下所收诗歌,行首顶格以阴文标注该诗所属韵部,此后录其诗题、作者及整首诗歌,字旁有日文训点符号。

由《续诗格》序文与附言,可概览本书编集原委,亦可窥见当时日本诗坛风气之一隅。

首先,大洼诗佛所撰序文对东条信耕及《续诗格》的编选作了简要介绍。信耕是当时著名儒臣,他“讲经之暇,旁通诗学,研穷精核,商榷历代,能知诸家之短长……所见殊博,所识最厚”,正是由于信耕精通儒家经典,宏览洽闻,故而智识广厚,取诗能有其“义”,“权衡于中,不赖于外”。信耕着眼于当时日本诗坛“李王遗毒传染已久”,且于、蔡诗格采摭不多,欲“补葺原撰之所遗漏”,而编集出此“宏赡繁富,远胜于蔡”的诗格。

其次,东条信耕所书“附言”。第一,信耕认为“诗不可滞于格法字例,而亦不可废于格法字例”,肯定格法字例对于学诗的重要性。并且“格法字例本非二致”,二者错综为一。信耕“每读唐宋诸家诗,随见钞誊格法、字例,得一千二百余条,皆蔡氏之所遗者”,从中取其要,得三百九十条,编为《续诗格》。第二,信耕指出蔡氏诗格的弊端,主要在于采摭不博、诗有重出、格例不足、诗人姓名表记混乱、未按朝代次序列诗。《续诗格》不效此体,充分搜寻列举诗例,诗皆以年代前后记之,并且在必要情况下,会引用金元诗以帮助理解格法字例。第三,关于诗歌异文,信耕认为“诗错一字,意味索然”,所以选诗之时皆从佳者。第四,信耕以为选诗不应有好尚偏颇,不能只取合己格调者。因而《续诗格》“于古今无所偏好,唐宋金元明清诸家,凡可以悦心志者,不问格调意趣之同异,而无不取于其所长。故若此编,高华、雄浑、飘逸、悲壮、含蓄、精致、新清、流丽、孤峭、幽独、尖巧、奇僻,兼收并取,所以备众美也”,体现出圆融通达的选诗观。最后,信耕批判了当时日本诗坛各派互相讥讽攻讦的恶劣习气。

综上,《续诗格》的刊本面貌、编集初衷、集诗特点以及当时诗坛的状况已大致明晰。总体而言,此集皆深受于、蔡《联珠诗格》影响,对其体例多有效法。但在内容上,所选之诗多为《联珠诗格》所未收者,是对于、蔡诗格的补充,因而此集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东条信耕认为声律、格法、字例是学诗基础,而诗格乃学习基础知识教材的不二之选,同时也希望通过编选诗格,挽救当时日本诗坛的不正习气。在选诗倾向上,《续诗格》无所偏好,博取众家,体现出圆融通达的选诗观。

二 《续唐宋联珠诗格》的文献价值

古代因传播不便,许多珍稀海外汉籍难以被学人发现和利用,这些文献资料中不乏在中国已经佚失,却在日本通过翻刻、传抄得以保存者。日本的诗格文献中便保存了不少在中国已散佚的唐宋诗歌,具有辑佚价值。笔者在《续诗格》中共发现宋佚诗12首,经与目前已有的《全宋诗》及《全宋诗辑补》著作核对[13-16],新辑得《全宋诗》已收6位诗人的6首未录诗,《全宋诗》6 位未收诗人的诗6 首,兹胪列于下。

(一)《全宋诗》已收诗人未录诗6首

1.僧赞宁诗二首

水仙花

风流不肯逊梅兄,压到群芳占小春。清香素影嫣然在,索起湘江肠断人。

(见《续诗格》下册,第45页,“用断肠字又格”)

按:僧赞宁,《全宋诗》第1册卷一一,第150页~第151页收其诗八首,句四句。无上诗。

2.僧净端诗一首

悼 亡

长安百万玉楼人,魂断红颜秋复春。玳瑁明珠今不见,一时化作北邙尘。

(见《续诗格》下,第36页,“用魂断字格”)

按:僧净端,其诗见《全宋诗》第12 册,卷七二一,第8337页~第8342页。无上诗。

3.僧梵卿诗一首

深居山中

穷胜极幽不记程,隔林隐隐一鸡鸣。谁家门户无关闭,累我风前仔细听。(见《续诗格》下,第36页,“用魂断字格”)

按:僧梵卿,字象田。《全宋诗》第20 册,卷一一九〇,第13454页收其偈二首。《续诗格》记此诗作者为“僧象田”。《宋代禅僧诗辑考》第269页由《禅宗颂古联珠通集》续辑其诗六首,《全宋诗辑补》第1245页~第1247页重收此六首,当删去。诸书皆无此诗。

4.危稹诗一首

王昭君

金鞍白马合长围,火照单于夜猎归。一曲悲笳君懊恼,那堪红泪湿罗衣。

(见《续诗格》下,第54页,“用懊恼字又格”)

按:危稹,《全宋诗》第51 册,卷二七三三,第32191页~第32196页收其诗二十四首(组),句二句。《全宋诗订补》第481页~第482页辑其诗3首。《全宋诗辑补》第2233页辑其诗一首。诸书皆无此诗。

5.赵万年诗一首

长安看花

十年不见故乡花,肠断愁眉看转嘉。怀旧思花长似梦,不知春已满谁家。

(见《续诗格》下,第41页,“用肠断字格”)

按:赵万年,《全宋诗》第54 册,卷二八三八,第33791页~第33793页收其诗十三首。无此诗。6.牟巘诗一首

春江词

钓竿人去艇空过,莫向沧浪发棹歌。无数桃花随水去,春来风雨夜来多。

(见《续诗格》上,第42页,“用莫向字又格”)

按:牟巘,其诗见《全宋诗》第67册,卷三五一〇至三五一五,第41915 页~第41987 页。《全宋诗订补》第626 页补辑其诗一首。《全宋诗辑补》第6 册,第2612 页~第2613 页,辑补其诗二首,句两句。诸书皆无此诗。另,《续诗格》记此诗作者为“牟”,“”系“”字之讹,故列于此。

(二)《全宋诗》未收诗人诗6首

1.开靖诗一首

春 草

无名野草依人绿,有种山花称意红。春到人间无弃物,人心安得似东风。

(见《续诗格》上,第7页,“起联用无有字格”)

按:开靖,生平不详。《续诗格》将此诗列于南宋曾悙(1094—1156)《献秦益公》诗后、许月卿(1217—1286)《无山》诗前。前文提到《续诗格》编纂体例“诗皆以年代前后记之”,故依体例此诗作者开靖当为南宋人,然未见其生平相关记载。另据《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三八九条,《大唐故开府君墓志铭》“公讳承简,字混成,广陵江都人也,隋亳州刺史靖之曾孙,楚州山阳县令翼之孙,皇朝征君德仁之子”[17],有名开靖者,乃开承简之曾祖,然亦不详其生平及诗歌创作。暂列于此。

2.陈介诗一首

送 别

杨花如雪草如茵,叹息东风起软尘。无数青山春雨后,鹧鸪啼送远行人。

(见《续诗格》下,第12页,“起叹息字格”)

按:陈介(1200—1265),字方叟,福建永清人,开庆元年擢进士乙科。参见《宋史翼》卷二二。3.司马耕诗一首

冬 寺

寒山无碧对崚嶒,厨绝炊烟不可凭。知道年来荒废久,只存趺坐一孤僧。

(见《续诗格》下,第1页,“用一孤字格”)

按:此诗列于杜牧《新定》诗下,其后无诗。则此司马耕应为唐或唐以后人。

4.僧默翁诗一首

赤壁图

树无青色万梢枯,断岸千寻水墨图。压倒豪雄鼎立志,却将功业付髯苏。

(见《续诗格》下,第21页,“用压倒字格”)

按:僧默翁,生平不详。

5.僧广泽诗一首

江上看桃花

行尽淮山几万重,江边桃萼懒春风。断肠最是一枝眼,带露般般似血红。

(见《续诗格》下,第38页,“用断肠字又格”)

按:僧广泽,《宋代禅僧诗辑考》辑其诗三首,考其法系为:密庵咸杰——松源崇岳——大歇仲谦——溪西广泽。

6.无名氏诗一首

冬日湖上

芦老荻残秋已收,侵寒终日作闲游。江湖水落北风苦,孤艇棹来冻不流。

(见《续诗格》下,第57 页,“用拆开水不流字格”)

除辑佚价值外,《续诗格》还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日本诗格中所辑诗歌虽为中国作品,然而这些诗歌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各种方式传入日本后,便开启了异域传播之路。也因此,许多书籍和诗歌的不同版本得以保留,《续诗格》收录的部分诗歌与中国现存版本有异,这些异文除了显而易见的舛误外,还有一部分可与中国传本并存,以资校勘。

如《续诗格》卷一载何基《春日闲居》诗“春草阶前随意好,晓莺花里尽情啼”,而《何北山先生遗集》卷二、《宋诗纪事》卷六八等中国诸本皆作“春草阶前随意绿”,“好”字有陶诗“好风与之俱”的自然真淳之味,而“绿”字有“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勃勃生机之感,二字各具妙处。又如僧道潜《春阴》诗,《续诗格》作“须信杏园憔悴甚,从来花骨不禁寒。”《古今禅藻集》《参寥子集》《四朝诗》等他本均作“须信杏园憔悴煞”,“甚”与“煞”二字在此意义接近。又如朱熹《次韵择之见路傍乱草有感作》,《续诗格》作“若向此中生厌,不知那日可安身”,《晦庵集》作“不知何处可安身”,皆是无从安身之意。此类文字相差不大且含义相近的异文不遑枚举。

当然,亦有文本差异较大者,如《续诗格》录曾彦约《过飞泉》诗后二句为“山禽啼罢霜风下,开遍一川枳壳花”,曹勋《松隐集》卷一七收《到飞泉》诗,前二句相同,而后二句作“百虫不响露初下,开尽一川荞麦花”,诗句差异较大,且作者亦不同。此类同诗而不同作者的情况在日本诗格中还有他例,如沈明臣《诸君以长歌意无极好赋宫闺小诗被示老夫亦得宫怨和答之》诗(绿满南园桑叶肥),诗格中署作者为“刘安上”;王之涣《惆怅词》(晨肇重来路已迷),诗格中录作者为“卫象”;王柏的《三闾大夫》诗(忧国忧君慨憾深),在诗格中作者为叶采。这些文献保存了唐宋诗的另种面貌,可供研究者参考和探究。

三 《续唐宋联珠诗格》的文献讹舛

《续诗格》作为日本文人编集的诗格,虽然收录的是中国古诗,基本延续了于、蔡《联珠诗格》的体例,但将《续诗格》所收诗歌与这些诗歌的中国传本对校,可发现除文献整理常见的讹、脱、衍、倒等错漏外,还有两种较为特殊的讹舛。通过这些现象,亦可了解日本诗格的特点及江户诗坛对中国古诗的接受、学习情况。

(一)因日语字音相同产生的文献讹误

日本诗格所收录的汉诗,是通过日本文人或书商的记诵、传抄及刊刻等方式流传下来的,因此即便日本诗格中皆是中国汉诗,也会出现一些日本汉文学特有的文献现象。

就其各类讹误而言,常见的有因形近而讹,如将“时有村童护鸭归”之“护(護)”讹作“获(獲)”、“杭颍二湖天下无”之“杭颍”讹作“抗颜”;又有在传抄、翻刻过程中的涉上而讹或涉下而讹,如将“茫茫孤草平如地”讹作“茫茫孤草平如草”,将“蓟门秋月隐黄云”讹作“蓟门秋云隐黄云”;或是脱字,如“永安荣仲谋秘校访别”脱“校”字;或有字序倒错,如将“拥节来经右北平”倒作“拥节来经北右平”。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这些都是古典文献传抄、刊刻过程中习见的讹误。

中国诗歌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还出现了因中日两国语言差异而产生的讹误。如《续诗格》卷上“用无端字格”下收张又新《成婚》一首,诗作:“无端一朵价千金,谁道从来色最深。今日栏前花似雪,一生辜负赏花心。”“无端”二字置于诗中令人费解,全诗之意亦不明了。《诗话总龟》卷四记载:“张(又新)尝语杨(虞卿)曰:‘吾少擅美名,不复仕宦,惟得美室平生足矣。’既成婚,殊失所望,乃作《牡丹》诗云:‘牡丹一朵值千金……’”[18]张又新渴求“美室”,然而所娶妻子却容貌丑陋,故作《牡丹》诗,戏谑自嘲,诗以“牡丹”比女子,牡丹名贵,人皆言色深者为佳,“色深”者即为美丽的女子,然而如今成婚,却只见得满园颜色并不浓丽的“似雪”之花,便指自己不甚美丽的妻子,张又新以此怨叹自己求而不得的失望。“牡丹”二字是中国传本此诗的诗题,也是理解诗意最为关键的信息,那么《续诗格》是如何将“牡丹”讹作与其字形、字义都毫不相关的“无端”呢?若考日语对二词的音读,则此疑问可得解答。日语的“音读”是指将汉字按照其从中国传入日本时的读音来发音。根据汉字传入时代和来源地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唐音、宋音和吴音几种,同一个汉字在日语中可能有不止一种音读。其中“吴音”主要指六朝时期江南一带的汉字发音。日语音读的吴音读法中,“牡”和“无”皆可读作“ム(mu)”,而“丹”与“端”则皆读作“タン(tann)”,也就是“牡丹”和“无端”皆可读作“ムタン(mutann)”,二词虽然字形与含义相差甚远,但在日语中却可同音,那么诗歌在传诵、抄写过程中,发生这种跨语言后的同音而讹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个颇具偶然性和趣味性的讹误殊堪深思。首先,自《怀风藻》始,日本文人创作的汉诗文数量极为可观,其中不乏优秀之作,还出现了用汉文创作的诗话作品,日本文人对汉语使用之纯熟,常使我们忽视了汉语并非他们母语的事实。然而,他们传抄汉诗文和使用汉语进行创作的过程,都会受到日本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其中出现的此类带有日本文化烙印的现象值得我们重视。其次,由“无端”讹作“牡丹”,也反映了日本文人理解与学习汉诗文的方法。虽然在历史上曾有从中国远渡日本的汉人传授汉语知识,亦有日本派出的遣唐使、留学僧直接到达中国,真正学习汉语发音、使用汉语交流和创作,但对绝大多数日本学习者来说,中国仍是一个难以抵达的国度,即便汉字是日语的重要构成部分,汉语是日本文人汉文学作品最终呈现的语言,但是其理解和创作过程往往需要经过“汉文训读”这一特殊环节,此处所言之“训”,是指“日本对汉字或汉语词固定一个或数个日语译词(和训)”,如“牡丹”可训作“ボタン(bo tann)”“ムタン(mu tann)”“モタン(mo tann)”。而“训读”除了对汉字和词语进行和译之外,还会对汉语句子和篇章进行训读,而这样的训读与一般的翻译不同,“是要尽最大可能保留原句的句子成分,并补入适当的日语助词”[19]。以“牡丹一朵价千金,谁道从来色最深”句为例,此句可训作“牡丹一朶価千金、谁fk道ふ従来色最も深しと”,训读尽可能地保留汉字,增加一些必要的助词来疏通句子各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日本汉籍的汉字旁时常出现的训点符号,其作用便是标示这种关系。日语的语音系统并不能准确地发出每个汉字在汉语中对应的发音,因此训读中,通常采用的是与某个历史时期该汉字的汉语发音相近的日语音读,也正是由于这样的阅读和学习方法,才使日本传本中出现了将“牡丹”讹作“无端”的情况,训读字音相近是日本汉籍文献流传过程中一个特殊的致讹原因,是日本汉籍所特有的“和习”之一。因此,无论是研究日本对中国文学的接受,还是日本汉文学的创作活动,都不可忽视“训读”这一重要环节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于格法关键处窜改原诗

诗格之体以格法或字例为序编排诗歌,一格之下的诗歌需要具有相同的句法或字法。笔者在考订过程中发现,《续诗格》所收部分诗歌与其中国传本的异文,特出现于格法字例关键处,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如“起联重用双字格”下收吴融《闻雁》诗,起联作“渺渺高翔云幂幂,潇潇低渡雨微微”,此联中“渺渺”“幂幂”和“潇潇”“微微”即“重用双字”。然考中日两国各类文献所收此诗,我国今传《唐英歌诗》卷下、《全唐诗》卷六八七、《石仓历代诗选》卷八一五、《佩文韵府》卷一一〇、《御选唐诗》卷二三、《佩文斋咏物诗选》卷四二六、《佩文韵府》卷一〇一皆作“紫阁高翻云幂幂,灞川低渡雨微微”,未见异文。而《续诗格》书前所列的四十七种采用书目,无一例外,皆是中国古人编修的诗集如《御定全唐诗》《石仓历代诗选》《御定佩文斋诗选》,其中《全唐诗》与《石仓历代诗选》尚未见和刻本,《佩文斋咏物诗选》虽有和刻本(文化九年初编,文政十三年二编),然“以不能赍全帙为憾”,乃抄录作一小册子而“付诸梨枣”[20],所收之诗只是原书四百八十六卷的吉光片羽,亦未列“雁类”之目,故未收此首《闻雁》诗。要之,若依据《续诗格》所列书目,东条信耕编选诗格所依据的选集、全集大多是由中国直接传入日本的,而此处异文,在中日各传本中又难寻踪迹,实为可疑。再从诗歌的艺术效果分析,此诗本是以“闻雁”为题的律诗,句句写雁,“紫阁高翻云幂幂,灞川低渡雨微微”描写大雁飞翔的情景,或是高翔紫阁,或是低渡灞川,若以中国传本,则句意晓畅,且“紫阁”“灞川”与“高”“低”在句内相应。再看《续诗格》,“渺渺高翔云幂幂,潇潇低渡雨微微”,“渺渺”与“幂幂”,“潇潇”与“微微”语意既涉重复,且改换“紫阁”“灞川”,丧失了诗格虚实相生的美感。

《续诗格》上诗下又收方妙静《送人》诗,首联作“递递秦城风淅淅,迢迢蓟州云幂幂”,而《宋诗纪事》卷八四、《全宋诗》卷三六七〇、《湖山类稿》附录、《日下旧闻考》卷一五八皆作“万里秦城风淅淅,一望蓟州云幂幂”。考诗格采用书目,仅有《宋诗纪事》一种收此诗,《宋诗纪事》未见和刻本,中国传本《宋诗纪事》又未见异文。原诗只一“望”字,登上“万里秦城”,“一望”云霭笼罩“蓟州”的阔大气象便已喷薄而出。以“望”字带来视野与景色的转换,不仅使诗句富于动态,更具感染力,且与“秦城”之高自然照应,句法精密。《续诗格》中作“递递”“迢迢”则失去了原诗的这些妙处,有“点金成铁”之憾。

再如诗格“转句叠用双字格”下列黄庭坚《次韵送春花诗》:“化工能斡大钧回,不得东君花未开。谁道纤纤又细细,磨刀剪彩唤春来。”而《山谷内集诗注》卷一三、《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〇等他本均作“谁道纤纤绿窗手,磨刀剪彩唤春来”。考和刻山谷集,五山翻刻宋本(全书共二十卷十册,为日本五山时代翻刻宋版书,现藏于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谷村文库,索书号4-08/サ/1 贵)、宽永六年(1629)本(全书共二十卷十一册,洛阳书堂刊。现藏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东亚图书馆,索书号5347.3/2132/1629)、庆安五年(1652)本(全书共二十卷三册田弥兵卫刊。现藏富山市立图书馆山田孝雄文库,索书号W921.5-サ-9536577)、《山谷诗集注》亦皆作“绿窗手”。山谷此诗所言“春花”并非春日之鲜花,而是女子手工制成的工艺品,任渊注有云“白乐天诗‘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隋炀帝在江都宫时,冬月剪彩为花”。《山谷集》此诗后另有《史彦升送春花》诗云:“千林摇落照秋空,忽㪚秾花在眼中。蝶绕蜂随俱入座,君家女手化春风。”亦是言此。原诗化用“绿窗”之典,“绿窗手”即指闺中女子的纤纤巧手,“磨刀剪彩”制成花朵带来春意,而诗格中“谁道纤纤又细细”,不但缺失了“纤纤”的描述对象“绿窗手”这个点睛之笔,也不合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以才学为诗”喜用典故的创作特点。

此外还有其他出现在字格处的异文,如章孝标《鲤鱼》诗,《续诗格》“用叹息字格”下收其诗作“眼似真珠鳞似金,时时动浪出还沉。河中无上龙门去,叹息江湖岁月深”,而《全唐诗》卷五〇六、《佩文斋咏物诗选》卷四六九、《渊鉴类函》卷四四三、《唐诗类苑》卷二〇〇、《唐音统签》卷五五〇所收此诗后二句皆作“河中得上龙门去,不叹江湖岁月深”。此诗亦见于日本文化九年刊刻的《佩文斋咏物诗选》二编,然此本与中国传本无异。原诗本为“鲤跃龙门”之旨,与章孝标其人生平相吻合,章孝标对科举功名有强烈的进取心,《唐诗纪事》载其献诗科举主司次年登第之事:“孝标元和十三年下第,时辈多为诗以刺主司,独孝标为《归燕》诗留献,侍郎庾承宣得诗辗转吟讽,庾果重典礼曹,孝标来年登第。诗云: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21]中第后他写下了“六年衣破帝城尘,一日天池水脱鳞”(《及第后寄李绅》)[22],“及第全胜十政官,金鞍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初及第归酬孟元翊见赠》)[23]等句,与诗格中所收《鲤鱼》诗相同,皆写出了诗人经历多年苦辛终得及第后意气风发、欢欣不已的昂扬意态。东条《续诗格》则窜改原诗立意,将“得上龙门”改作“无上龙门”、“不叹”改作“叹息”以就“用叹息字格”,此翻案之作虽符字格,然与章孝标生平处世史实相悖,显为舛误。

又如“用殷勤字又格”下录李纲《夜坐》诗,后二句为“识尽古今兴废事,殷勤一枕梦华胥”,然《梁溪集》卷八、《石仓历代诗选》卷一七一皆作“何如一枕梦华胥”。原诗有见国势日下、回天无力的悲凉之感,故言“何如一枕梦华胥”,而《续诗格》中以“殷勤”谓“梦”几不成语。

《续诗格》中将诗歌列入某“格”之下,却于此格关键处与中国传本存在异文的例子不一而足。无而尽栝于此”,信耕编集诗格在格法与诗例上皆求论是依据诗格所列采用书目,还是日本流传的和刻本诗人别集,都难以寻得诗格中异文的痕迹。这些异文有一部分于诗意无妨,但亦有一部分异文导致句意不畅、不合史实,在诗歌技法上又逊于中国传本。如此频繁地出现这样的现象,似乎并非巧合。虽然如今已无法真正地还原历史,找到东条信耕当时编选诗格所使用的各类文献,来逐一确认这些异文是否存在依据。但是亦不妨作大胆猜测,即在编选诗格的过程中,东条信耕存在对部分诗句进行更改、以就其格的情况。提出此猜测的原因有三:其一,正如前文所论,《续诗格》所列采用书目皆是来自中国的诗集,就此部分文献进行考证,尚未找到这些诗句与诗格中相同的异文。其二,东条信耕存在这样操作的动机。东条信耕在诗格的《附言》提到“蔡氏之撰,采摭不博”,“所揭之格,各句中仅一格耳”,东条则“不效之,诗多者七八首,少者二三首,皆以时代前后记之”,可见东条确以于、蔡诗格字例不足为弊,并且其编辑“原欲格法字例不缺一赅备,这或许会驱使他们对诗歌进行一些改动。其三,诗格中除了此类异文之外,还有截取律诗为绝句的情况。如“后联用似如字又格”下所收胡宿《寄子高秦州从事》诗作“雪里诗筒至自秦,仲宣佳句乐从军。北阙旧游孤似月,西州回望远如云”,而据《文恭集》卷三,此诗本为律诗:“雪里诗筒至自秦,仲宣佳句乐从军。谷莺渐喜迁高处,塞雁犹嗟失故群。北阙旧游孤似月,西州回望远如云。一枝春色无由寄,手弄梅花却自薰。”《续诗格》截取其第一、二、五、六句凑为绝句,此为截律为绝。这种对原诗进行删截的现象亦可见于于、蔡《联珠诗格》《万首唐人绝句》等宋代总集。当然,这种删订并非随心所欲地恣意删订,而是有“合乎其时文坛规范”的截句标准,是编集者“示范诗法、表彰佳篇”的自觉选择[24]。日本对汉文学的接受素有“摘句”之习,如《和汉朗咏集》“摘句”即选录中国诗歌时,不录整首,而摘取一部分,并且日本摘句的标准融入了和歌的审美理想[25]。可见编选者受主观意志影响,对诗歌进行一定删改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截律为绝、于格法关键处窜改原诗这两种现象,仅见于东条《续诗格》中,而在同一时期释教存编选的《续联珠诗格》中尚未得见,这从侧面佐证了这些现象与诗格编选者的关联性。综上所述,东条信耕《续诗格》中于诗歌格法关键处屡见异文的文献现象,极有可能是东条信耕为求诗例全备,对诗歌进行的窜改。

四 《续唐宋联珠诗格》去评点、重字例、多诗例的编选特点

《续诗格》虽然在体例上基本延续了于、蔡《联珠诗格》,但是于、蔡诗格在整理字法、句法和列举诗例之外,每首诗下皆有蔡氏的评点,内容涉及诗歌艺术赏鉴、创作技法分析,还保存了部分当时诗坛交往的珍贵史料。而东条信耕编选《续诗格》,除在附言中有一些编者对诗格的认知和对所选诗歌的总体评价,正文中却未见评点诗歌的只言片语,“去评点”为《续诗格》的特点之一。

《续诗格》指出于、蔡《联珠诗格》有采摭不全和字例不足的弊端,关于“字例”,东条信耕在书前附言第一条便进行了说明。讨论作诗,往往有“格法”与“字例”之分,于、蔡《联珠诗格》“以起联平侧、后联对句等谓之格法,固宜如此”,但是“举虚字概为之格,殆不可解”。东条认为“格法”是就格律而言的,主要指押韵、平仄、对仗之法,而虚字一类,当属“字例”。考《续诗格》所列之目,“字例”中除了“有无”“多少”“似如”这样意义较为抽象的虚词外,还有“不觉”“不识”“努力”“惭愧”等动词。东条认为汉诗中习见的字或词都可视作“字例”,并不拘于虚词与实词。信耕又言“虽然,格法字例本非二致,盖非有格而后有例,亦非有例而后有格。”虽然格法与字例各有侧重,但二者并非截然分开,亦无先后之序,二者是“错综”于诗中的。对于自己编选的《续诗格》,信耕亦言“字例居多”,这揭示了《续诗格》“重字例”的编集特点。于、蔡《联珠诗格》二十卷的前三卷首先罗列的是诗歌创作句法、修辞之类的“格法”,之后方为“字例”。而《续诗格》全书共404格,基本皆为字例,仅在书末有不足十格为作诗用韵之法,二书对比,足见《续诗格》对字例更为偏重。

除了“重字例”外,《续诗格》每种“格法”“字例”下,诗例亦多。如《续诗格》“用不须字格”“用不见字格”“用无数字格”“用无限字格”等均在一格之下收诗数首,此后又列数个“用不须字又格”“用不见字又格”“用无数字又格”“用无限字又格”,将搜罗到的其他诗例悉列于下,一格之下收诗多达四十首者亦不鲜见。这是《续诗格》为弥补于、蔡《联珠诗格》“采摭不博”的弊端,形成的“多诗例”编选特点。

《续诗格》之所以呈现出“去评点、多字例、多诗例”的编选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日本学者对中国诗坛的情况掌握、对中国诗歌的鉴赏能力毕竟有限,所以很难如蔡氏一般钩稽诗坛故事、对诗歌艺术作出精当评点。其二,此亦是对于、蔡《联珠诗格》精神的继承,《联珠诗格》充分体现了宋代诗学“以文字为诗”“点铁成金”的特点,讲究对诗歌语言文字的锤炼,关注“字出现的位置及其结构功能”,并“引导学者用字法去带动句法甚至章法”[26]。宋代诗歌的这一特点,在日本经由五山禅僧的实践与传播延续至今,成为日本汉诗创作与学习极为重要的准则。《续诗格》是对于、蔡诗格的继承,亦是宋代诗学精神在江户后期日本诗坛的回响,反映出彼时江户诗坛对中国诗歌和诗学的整体接受水平。其三,除了考虑中国诗歌、诗学对日本的影响外,也应当从日本汉文学本身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日本汉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日本文人,虽然使用汉字,但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并不能真正掌握汉语,而是通过“训读”这一方法,以日语为媒介,去理解、学习并创作汉诗文。作为跨语言学习者,对汉语语法尚可通过训读来疏通理解,但是汉文中数不胜数的汉语词汇、尤其是虚词,是极难掌握的,这也是日本诗格对“字例”如此偏重的原因。若不尽可能多地甚至穷尽式地举例,读者便难以理解这些诞生于异土的汉字组合的含义及用法。理解这些字格,是汉诗创作的基本功,因而作为供初学者学习使用的诗格,便尽可能地追求广与全。“重字例”与“多诗例”的特点相结合,使《续诗格》呈现出明显的“类书化”“索引化”倾向。

事实上,日本诗学对字例的重视不仅体现在《续诗格》中,许多日本诗学著作也都鲜明体现了这一特征。除了在诗格中罗列诗例帮助初学者领悟词义外,日本文人对汉语词汇的训释在日文诗话中占比犹多,盖因以日语训读语书写的日文诗话,相比汉文诗话,省去了学习者通过训点符号、思考句中汉字之间语法关系的环节,更便于理解。且若以日文书写,又可使用一些日语固有词来对应其汉语词的含义,许多单纯用汉语无法阐明、难以让日本学习者理解的语汇难题便可迎刃而解,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江户时代释六如《葛原诗话》《葛原诗话后编》、津阪东阳《葛原诗话纠谬》和猪饲敬所《葛原诗话标记》。此外,山本北山《孝经楼诗话》、东条琴台《幼学诗话》、中根淑《诗窗闲话》、滕太冲《太冲诗规》等诗话中均运用大量篇幅罗列、解释中国诗歌中的词语。虽名为“诗话”,但内容皆是对中国诗歌中诗语的解释,与其说是“诗话”,不如说是中国诗语的“辞书”。这种对中国语言、词汇用例的重视,不仅存在于江户、明治时代,近代以来,日本出版了大量中国典籍索引,如《诗经一句索引》《诗集传事类索引》《全汉诗索引》《谢宣城诗一字索引》《骆宾王诗一字索引》《杜诗事类索引》《元稹歌诗语汇索引》《苏东坡全集索引》,这些索引约占全世界中国古籍索引的80%[27],它们以字、词、句、人名、事类等为序编集,以便学者查阅和学习。可见,无论古今,不管创作语言是汉文还是和文,日本学者对汉语语汇,尤其是诗语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并且对“索引式”“类书化”的学习方式有明显偏好。在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中,日本文化与汉字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联,汉文学也成为日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毕竟语言有隔,理解并创作汉诗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古代日本诗格偏重对字例、诗语的训释,现代日本大量编选中国诗歌索引,都是日本文人为在中日文化的同与异之间寻求平衡,搭筑桥梁,试图以“同”解“异”作出的努力。“索引式”“类书化”也是在日本语言、文化土壤上,学习汉诗路径时的必然倾向与选择。

五 余 论

以上对《续诗格》的编刊始末、文献价值、文献讹误及编选特点进行了分析,同时,诗格类著作在当时日本诗坛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其一,作为童蒙的学诗教材。于济在《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序》中有“此为童习者设也”之语,点明了诗格类著作明晰、浅易功能性特征。释教存的《续联珠诗格》和东条信耕的《续诗格》同样如此,菅茶山为《续联珠诗格》所作序文言:“歌家者流有‘てにをtt’法,苟入其道,莫不由之。如所谓‘ttりやらむけtfこThれ’类是也。顾唐诗亦固合于此……今之学诗者,苟能因斯等书警发,守辙循序,能如歌家者流首讲‘てにをtt’,则庶乎其进步较速,而读古诗亦鲜谬解矣。”所谓“て、に、を、tt”,是日语中最重要的四个助词,代指日语的基础语法,因而菅茶山说学习创作和歌“莫不由之”。而学习汉诗也应由基础入门,循序渐进,由诗格类书启蒙警发,则可取得进步。江户时代日本编写了大量供初学者入门使用的诗话,《诗法要略·序》言“赐四方之童蒙”[28],《诗语金声·跋》言“将刻以贻童蒙”[29],《诗家用字格·序》有“庶使童蒙知文字义趣,而辨其谬误。则推而引之,源而流之,矻矻自攻,则知所谓其法体之所在,而自然吐出奇言妙句,又感天泣鬼不可思议者也”[30]。皆指明了此类作品的主要编纂目的,并强调启蒙入门之正对后续学诗的重要意义。

其二,诗格亦是当时诗派斗争的武器之一。日本天明二年(1782),山本北山以其诗话《作诗志彀》为武器,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古文辞派,主张清新性灵,在不否定唐诗的同时开始推崇宋诗。此后,对唐、宋、明、清诗歌主张各异的诗派、诗社纷纷通过诗话、诗文创作、初学者教材的编纂等方式宣扬自己的主张,甚至出现了各个门派偏执一端,互相标榜倾轧、攻讦不休、肆意讥评贬斥异己的现象。《续诗格·序》亦对此时期的诗学斗争有记叙,最初大洼诗佛与松浦笃所、柏如亭等“首唱清新流丽之真诗,矫揉模拟饤饾之伪习,海内之诗为之一变,于是乎于、蔡《诗格》盛行于世”。于、蔡《联珠诗格》是因江户宗宋一派的蔚起而广为流传的,但是其“采摭不多”,且“王李遗毒传染已久,不易疗愈”,在如此形势之下,东条信耕的《续诗格》可称“伟”也。而大田元贞所作《续联珠诗格》序在论及释教存诗歌“流畅清逸”,当时童蒙“鄙俚浅俗”后,亦直言“风床之诗与格,犹颇足挽颓风”,此二种诗格皆被视为提倡清新、宣扬诗学主张的武器。

其三,诗格、诗话是日本士人和汉诗爱好者阅读诗歌的重要材料来源。已有学者指出,江户时代中国诗话传入日本,书肆经营者出现了只截取诗话之“诗”,不录其“话”而单独刊行的情况,“日本读者将诗话作为一种类似于诗歌选本,更重视从诗话中获取新诗、阅读经名家推荐的‘好诗’”,如江户时代《随园诗话》颇受欢迎,便有书肆将书中诗歌摘出,单独刊印售卖[31]。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日本诗坛对中国诗歌的整体接受水平,文士对汉诗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诗歌文本层面,而对于复杂精微的诗论、诗评则不甚热衷。另一方面,彼时日本市民阶层兴起,汉诗文备受追捧,出现了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诗人。虽然清代运往日本的书籍数量巨大、部分书籍的传播速度极快,但同时,畅销汉籍在日本是通过“拍卖”的方式出售的,售价高昂,并且底价与中标价往往有巨大差额。《剑南诗抄》《四库全书总目》《佩文韵府》等书皆在竞拍书目之列[32]。对于普通汉诗爱好者和下层士人来说,通过购买刻印精良、价格高昂、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最新书籍来把握时下文坛风尚、学习汉诗显然是极为困难的,因而经过筛选、符合当下风潮并且不需很高成本便能获取的诗歌材料便成为最佳选择。无评点注释,依诗歌的格法、字例完成编选,便于携带和翻检,而又顺应当时诗风的《续诗格》即属此类。

要之,《续诗格》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作为日本文人编选的诗格,其文献讹误和编选特色也反映了日本的语言、文化特色以及江户诗坛的诗学发展情况,具有跨文化诗学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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