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的政党:角色与过程
——基于上海市J村“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项目的观察

◎姚尚建,陶青青

华东政法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上海201620

一、问题提出:乡村治理中的政党角色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政党(1)本文中的政党都指中国共产党。的功能随着乡村治理结构和建设重心的转移发生适应性调整,并在不断的自我革命中实现与乡村社会动态契合。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探索路径,构成了乡村社会的宏大叙事[1]。政党已经成为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引领着乡村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对乡村治理中政党角色的历时性呈现是“政党何以塑造现代乡村”的前提解释。

首先,纵向整合,即基于政党一致性的组织和动员。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以“简约治理”“双轨政治”等非正式制度实现了庞大国家的低成本运作,但也导致乡村社会结构“一盘散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乡村革命根据地开展红色政权建设,通过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等一系列行动,凭借政治、组织优势完成合法性建构。在“一竿子插到底”的党组织网络建设中,传统的乡村治理结构彻底瓦解,乡村社会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关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党下乡、土地革命、三大改造及农业合作化运动,强化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社会的政治权威、社会基础、经济基础[2]。“政社合一”的全能型基层政权组织形态不仅让农民获得身份地位上的确认,还使其实现了劳动“国家化”[3],国家权力也因而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渗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在农村铺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随之打破,党支部在组织层面回归到行政村,并释放出一定的乡村自治空间。

因此,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初期,政党自上而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政党的政治功能伴随基层治理组织体系的完善渐进增强。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政党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功能,国家权力通过党组织下渗,逐步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国家意志跨越传统“国家-乡绅-农民”的三层结构直接传达到个体农民。二是动员功能,党组织通过宣传、教育、引导等方式,不断加强农民对新政权的合法性认同。在组织和动员过程中,传统农村社会被改造为一个由现代政党领导、组织的政治社会[4]。由此,农村社会集中力量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源支持、资金积累,成为托举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5]。

其次,横向关联,即政党引领下的反哺和扶持。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乡村社会逐步落后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分化的乡村社会结构、多元的价值观念和多样的利益诉求成为乡村社会治理转型亟须面对的宏大命题。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由“汲取”转向“输入”,即国家越来越多地通过专项经费和项目工程把资金、资源投入乡村,并通过党组织建设来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具体而言,执政党通过价值引领、制度设计以及非公资源挖掘来发挥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优势,并将领导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完成对分散乡村的横向关联。从实践来看,党组织大多通过下沉派驻第一书记、村两委“一肩挑”等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引领,形成以农村党组织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框架[6]。并通过价值引领、荣誉激励等方式,吸收包括大学生村官、乡贤能人在内的各种力量,将其纳入乡村治理体系当中。实现对因资源、环境等问题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地区、村庄和群体的兜底性关怀救助,带领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在反哺和扶持过程中,也出现因过度依附国家资源、外生权威而导致内生力量不足的意外后果和系列问题[7]。

最后,纵横联动,即政党统领下的乡村自主性生产。党的二十大以来,乡村发展内置于整体的现代化国家建设体系之中并呈现新的时代特征:一方面,乡村治理结构、治理能力、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等与现代化发展接轨,外部力量支持成为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激活乡村个性因子、挖掘乡村亮点和特色乡村,构建起多元共治和良性互动的新型治理关系。新时代乡村建设是国家权力再介入的过程[8],即国家通过经济、政治及文化的整合力量全方位重塑乡村社会[9],以推进乡村社会的纵向整合和横向关联[10]。

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推进国家建设和塑造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并以一脉相承的合法性认同和超越行政梗阻的灵活行动,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核心驱动力。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政党究竟以何种方式引领、切入乡村社会?乡村社会又会发生何种变化?在政党与乡村互动过程中,权威塑造逻辑与乡村发展逻辑如何关联、何以兼容?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国家-社会”视角下的乡村治理

“国家-社会”这一经典分析范式起源于西方政治哲学,从黑格尔“国家高于社会”的理论渊源出发,衍生出“国家中心论”,以洛克“社会优先于国家”为理论起点,延展出“社会中心论”,伴随着理论持续深化,以乔尔·米格代尔(Joel S.Migdal)提出“社会中的国家”(State in Society)为标志,“国家-社会”分析范式完成了从对立到互动的拓展。从西方理论到本土实践,中西方学者以此范式为底色贡献了诸多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

聚焦中国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研究者重点强调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性,关注宏观制度结构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和改造,这一研究偏向能够在我国的儒法国家传统[11]和集权的简约治理[12]中找到解释。分税制改革后,国家通过专项财政资金向基层社会转移支付,重新“入场”乡村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时期,面对复杂的治理环境,国家意志再次通过科层制度以资源下乡、项目进村[13]的方式向在乡村社会深度渗透,但是“资源消解自治”[14]“国家权力悬浮”[15]等问题的出现表明,仅仅依靠国家权力和科层制度,难以在所谓的“国家直接治理”中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诸多学者指出,国家视角忽略了乡村社会自身独特的发展逻辑,过于偏重国家权威容易导致对乡村社会内生动力的稀释,需要通过乡村社会中文化的权力网络、非正式治理制度和差序格局等传统治理资源的重拾来“找回社会”。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乡村治理所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政权建设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基础权力如何增强的问题,是如何将国家的方针政策、制度规则有效渗透进入乡村社会的问题”[16]。面对急速变迁、多重复杂要素交织的乡村社会,国家基础性权力已经成为回答“现代国家如何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分析视角[17]。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将国家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 of the state)表述为国家实际上渗透到社会领域并在统治疆域内有效实施政治决策的能力[18]。在20世纪90年代初,王绍光和胡鞍钢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将自己意志(proferences)、目标(goals)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包括吸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19],并作为提升现代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从中国经验出发,中国共产党既是国家存在的前提[20],也是乡村社会建设、治理的客观需要,党在塑造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要理解新时代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就必须结合加入政党这一关键变量。

(二)“政党中心”视角下的乡村治理

作为一个政府主导型国家,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更加侧重“政府责任”。面对复杂的转型环境和多元主体要素,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不是基于国家还是社会“谁来治理”的本位争论,而是基于乡村社会“如何治理”以实现乡村善治的实践反思。这种逻辑理路既来自中国政党百年来的乡村实践,也源自革命型政党自我纠错的政治品格。

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对政党之于现代化转向的考量中,关于发展中国家重要性的相关论述出发[21],林尚立将“国家-社会”关系与“党政”关系结合起来,形成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22]。政党角色受到广泛关注和延展应用,在乡村治理领域,徐勇认为,政党向乡村的延伸与渗透改变了乡村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4],“将政党带进来”[23]成为理解乡村、再造乡村的重要变量。围绕政党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从历史维度梳理政党角色的演化过程,认为政党历经“党建引领社会”到“政党统领社会”的发展[24];二是从乡村建设层面解读政党推进国家战略的理论逻辑,包括乡村人居环境整改、脱贫攻坚[25]、乡村振兴等[26];三是在实践过程中提炼政党与乡村互动的现实路径,如“嵌入、吸纳、生产”[27]“嵌入式整合”[28]等。与此同时,“政党中心”的适用性研究[29]逐步深化,郭定平指出,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并发挥核心作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以政党为中轴而构建,国家治理过程由政党主导而展开[30]。在进一步论证当中,“政党中心”被相关学者认为是主导现代化进程的新范式[31]。

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中,“政党中心”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基于中国经验和事实,虽然政党在乡村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但并不意味着政党天然与乡村空间契合——从现代乡村的治理场景来看,政党的权威既不是来自理论层面的先验赋予,也不是来自革命时期的滤镜加权,而是在具体治理事件行动中完成新的合法性建构。因此,“政党中心”视角在具体乡村场景当中可能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基层党组织在剧烈变化的乡村社会当中出现过“末端失灵”等系列困境[32];徐勇也指出,政党下乡容易出现国家权力被草根精英裹挟,并导致社会权利的失衡等问题[4],社会“脱嵌”和党建“悬浮”作为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同样应引起重视[33]。这些研究说明,政党进入乡村空间后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弥合的缝隙。

(三)一个新的分析视角:政党统筹下的原子化行动

从具体情景来看,乡村社会治理具有多个层次,乡村社会发展既受到宏观制度结构的影响,也部分存在区别于国家治理逻辑的自主空间。因此,行政权力和自治权力在乡村社会当中均存在治理局限:一方面,纵向的行政体系无法突破科层制的刚性桎梏,难以因地制宜地完成现代乡村治理转型;另一方面,横向的自治网络无力整合社会利益,在治理目标和多元需求间存在无法逾越的壁垒。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政党不是现代政府的附属物,它们处于现代政府的中心,并扮演着决定性和创造性的角色”[34]。与科层化的政府体系相比,政党具有融入社会的灵活性和韧性的独特优势[10];与乡村自治力量相比,政党能够借助其合法性权威创造性地将差异化诉求转化为治理资源,当政党进入乡村治理场景,政党不仅可以成为国家意志传递和社会利益表达的政治工具,还能够将治理责任转化为具体行动。

政党行动的效度则取决于行为方式。当多个具有特定组织化归属的个体行动者——党员,从特定党组织中脱嵌、扩散出来,并以自由原子的形态进入乡村治理场域时,这些个体行动者就可以通过与其他原子有机组合、柔性联结,在乡村具体治理事务中通过互动与合作发挥先锋作用,这一过程构成了政党统筹下的原子化行动。在这一过程中,组织中脱嵌出来的个体既能够发挥个体灵活性的优势,又能够发挥组织优势,从而使隐匿在自由原子背后的党组织力量能够展开必要的资源供给和靶向支持。在政党统筹与原子化行动的交互中推进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总体目标(如下页图1)。

图1 政党塑造乡村振兴的分析框架

图2 乡村具体情境下的个体行动

三、案例呈现:上海市J村“三区共治”的塑造过程

J村位于黄浦江上游,坐落在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最西部,由多个村庄合并而成,距市中心38公里。全村区域面积5.9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571亩。至2022年,辖区内有36个村民小组、8个网格片区,2022年常住人口3,666人,来沪人口1,410人。作为松江区首个传统风貌保留村,J村依托浦南花卉基地及周边产业,在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中逐步形成“花海、水乡、稻田”的空间特征。之所以选择J村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是因为该村属于政党权威介入下塑造的典型村庄。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的背景下,J村服从上位规划并发生制度性调整,“乡村发展”与“村庄权力结构、产业关系、价值观念”等双向重塑。作为典型的示范村庄,J村生长过程得到上级政党组织介入,呈现乡村社会在国家基础权力渗透下发展的新样态。

(一)引领乡村:政策支持下的空间营造

《上海市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提出,要“聚焦村庄布局优化、乡村风貌提升、人居环境改善、农业发展增效、乡村治理深化,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到2025年,建设150个以上乡村振兴示范村”[35]。J村作为松江区首个保留样板村落,提前列入上海市第四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计划。从2021年起,镇、村两级围绕中心项目开始乡村振兴建设工作。

首先,政策规划与乡村空间调整。根据《松江区叶榭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2018—2035年)J村乡村单元(SJYXJY06)规划调整》方案,J村规划三大功能区块,即叶新公路以北为花海体验区、张塘公路以南为稻田区、中间为保留区。与此同时,叶榭镇政府启动了“全镇实施、跨村平移”工作,J村在严守规划要求的前提下,以风貌保留、跨村平移、进镇上楼等三种方式同时开展空间调整。其次,产业嵌入与乡村定位确认。202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高品质生活的意见》(沪府办〔2020〕72号),提出构建“3+X”的花卉产业集聚区发展格局。借助紧邻浦南花卉基地的产业优势、利用“G60科创走廊”与“叶新公路乡村振兴示范带”政策优势,J村启动总面积2,000亩的花卉产业项目,其中,配套商业用地88亩、总投资20亿元,J村因此成为集花卉产出、供应、销售、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最后,资本引入与乡村品牌延伸。借助松江新城“一廊一轴两核”的空间发展优势,J村引进光大特斯联科技集团,结合花卉主题,全域式运营民宿、餐饮、花艺工坊等文旅品牌项目。

因此,借助政策东风J村的发展价值和现实意义被重新界定。在上位规划、产业推动和资本引入中,村庄最终形成“花涧小厝,稻田文旅”的发展定位。集中居住、特色产业、乡村旅游等三大模块成为村庄的发展主线,初现社区、商区、景区等三区空间并存的场景雏形。

(二)发现乡村:区镇资源倾斜下的二次创建

乡村对“亮点”展示能够反向吸纳科层组织注意力[36]。2021年,为了申报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叶榭镇政府优先选择具有区位特色、先发优势的J村进行二次创建。在创建过程中,镇政府给予极大的人力、财力支持以及发展方向的指导,J村因此成为“举全镇之力打造出来的示范村庄”。

首先,上级政府注意力捕获是村庄创建升级的起点[37]。J村因其产业空间潜力、特殊交通位置和保存完好的自然风貌等优势,吸引了松江区党政部门的重点关注。就村庄科学规划的问题,松江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委、财政局以及叶榭镇各部门多次到J村实地调研,因地制宜地提出针对性意见。其次,多层级部门的财政支持和多方渠道来源的发展资金是村庄持续运作的动力。从保留埭房屋修缮到公共设施建设,都需要大量资金。为了支持J村建设,区、镇两级政府向J村投入大量倾斜资金,仅2022年,松江区财政局就安排3,000万元资金支持J村的示范村创建工作。除政府财政支持以外,J村还积极开创多渠道的建设资金来源,包括“村级补贴+村民自筹”的宅基地房屋修缮工程、“政府背书、村企合作”的市场融资等。经过一年的建设,J村于2023年成功入选上海市第四批乡村振兴示范村。

(三)进入乡村:政党统筹下的原子化行动

成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后,J村获得了更多政府注意和资源支持,但资源倾注并不能自发转化为治理效能,与此同时,在焦点效应下,外界往往对示范村的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资源倾斜下的示范乡村如何完成治理升级,成为J村亟须解决的重点问题。2023年,上海市“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项目启动,成为破解J村治理难题的契机。

首先,政党统筹下的项目展开与村庄突围。2023年3月,上海市正式启动第二批“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项目。该项目既是上海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年度重点工作,也是上海市委、松江区委党的建设重点工作项目之一。以“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打造人民向往的‘美好社区’”为主要目的,旨在发挥党组织思想引领、资源统筹的力量,联合职能部门、学术部门等多层级、多模块主体,从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两个方面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作为先发村庄,J村以“‘花海、水乡、稻田’三区共治,打造保留样板村落新图景”为主题,成功获得市级立项。松江区农业农村委、驻松高校华东政法大学等作为赋能团队同时参与该项目,聚焦“如何做好保留埭、跨村平移归并点并轨治理”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一开始镇里是报了乡镇里的一个社区居委会,但是区里面没通过,有一次区委组织部领导正好来到井凌桥做调研,觉得我们J村资源很好,后来就重新报了我们村。镇党群办也很惊讶,其他都报的是社区,为什么我们村庄也能够参加这个项目呢”(非正式访谈记录:C20230621SJ)(2)访谈记录编码规则:访谈形式+访谈地点+访谈对象身份。以“非正式访谈记录:C20230621SJ”为例,“C”表示村部(如果是“S”,则表示市级),“20230621”表示访谈日期,“SJ”表示访谈对象身份字母缩写。。

其次,组织扩散与乡村场景的多主体进入。项目伊始,叶榭镇政府与高校赋能团队在J村召开“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第一场对接会,明确了项目开展的方案和行动方向。在上级部门资源支持下,职能部门、高校组织等不同主体开始入场J村各个赋能团队成员与J村村民精准对接,同步开展关于跨村平移的一系列主题调研、景观设计大赛等活动。

再次,乡村场景中的行动者联盟。在党组织领导下,J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市级机关驻村选调生与高校专家团队展开密切合作,在渐进式的实践互动中形成“村庄联动+高校赋能”的行动组合,定期围绕村庄空间利用、产业发展、资产管理、日常治理等主题开展实地调研、召开联席会议,摸查村庄的潜力资源和现实发展条件,发现J村乡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在此基础上,J村向上级党组织正式提交了包括问题清单、需求清单、赋能清单以及行动清单在内的“四张清单”,外部赋能团队根据清单内容,发挥专业优势,有针对性地赋能村庄,协助解决村庄治理难题。

最后,需求反馈与党组织靶向赋能。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科层制中难以避免。由此产生的困境是:位于治理一线的基层政府无法及时将发展诉求反馈到具有资源供给能力的上级部门,而上级部门在资源供给时也可能存在有效性偏误。在“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项目中,党组织牵头定期召开的市级调度会成为克服这一弊端的关键。例如,在某次调度会上,镇政府负责人将J村“三区融合”的项目建设情况和进一步发展计划向上级党委组织反馈汇报,表示希望得到指导和资源支持。在充分研讨论证后,松江区党委组织部负责人不仅对J村发展方向作出肯定,而且对其发展诉求作出即时回应。

“目前镇党委、区农委高度重视J村的建设发展,目前乡村的行动主题,希望能够进一步探索深化乡村发展路径,如果有实际需求,我们的资金也会全力向J村倾斜”(会议记录:S20230614BZ)。

随着J村对外接待事宜增多,其示范效应倒逼村庄进行公共空间升级、治理网络完善,政党塑造下的村庄示范效应逐步溢出。目前,接待上级参观考察、为其他村庄提供经验借鉴已经成为J村一项重要工作。虽然有文献指出,大量的参观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让村庄陷入“忙而无用”[38]的形式主义,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参观考察不仅增大了村庄对外宣传力度,还吸引了更多的政府注意力和资源投入,形成“示范-参观-示范”的正向循环。据了解,J村在区镇两级党委支持下,村庄内部的多样化需求均得到陆续回应,除村庄道路、巩固设施等硬件设备升级以外,村民议事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以及村展示馆、示范睦邻点、党群服务站等公共空间均得到完善。此外,J村还计划拓展数字空间,拟利用智能化软件对乡村全域数字地图进行动态监测和数据维护。

(四)乡村生产:政治化运行与乡村行动空间的拓展

“任何政治行动者和社会主体的诞生,都有其社会结构前提,这种前提无法被忽视;但作为前提的社会结构本身,需要通过政党的政治行动加以转化,才能塑造出具体的政治行动者和社会主体”[39]。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等三级党委借助“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项目契机,将J村纳入政治化运作当中,三级党委通过定期召开市级、区级项目调度会来监督项目进展,通过设置时间节点反向推动乡村建设。J村也借助外部资源推进乡村项目建设,村级党组织和自治组织召开定期联席会议,有序推进商区、景区、社区等三区融合,并根据不同片区的发展需求,自发联系赋能单位,寻求相应的支持。

“我们和村里讨论,关于花海片区,村民花卉的养殖和技术指导我们请农林学院专业指导,商区的设计和宣传部分请外国语大学的老师来协助,社区长效治理和村内治理创新机制我们会定期与政法大学的教授与研究生对接,听取意见。这样我们也知道了怎么去发展这个新的乡村”(线上会议访谈:C20230701XD)。

在这一过程中,J村的组织动员能力同步提升。以项目中期J村跨村平移归并点“分房”场景为例,由于叶榭镇实施“全镇平移”的村民集中居住政策,J村有322户村民来自七个行政村。村庄经济关系、户籍关系比较复杂,极易形成利益冲突。J村成熟的组织动员能力在此得到充分体现,在“分房”过程中,J村采取规范化、程序化的村级集体行动,有效避免了极有可能出现的村民冲突和治理风险。

在第一阶段,J村的平移归并点建房封顶完成后,村委成员班子结合前期的调研摸排状况,在房屋分配前针对分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风险预判,制定《看房注意事项》并置放在村口,同时通过高音喇叭进行现场宣传,内容既包括告知村民关心的领取钥匙、发放补贴款的详细时间安排,也包括后续装修注意事项,对其他同类村庄出现的装修争议问题提前规避。更进一步,考虑到分房农户的后续需求,在J村级负责人在暂时无法明确农村经济合作社社员和户籍关系的情况下,要求原属地村干部将村民需求、问题进行汇总,联合各村负责人定期开会研讨,主动认领和解决村民切身关注的问题。

“为有效接收意见,在入住前的阶段,请农户先将情况反馈至户籍所在村委会。我村将和各村通过定期联席会议机制,统一汇总并与施工方等协商处理,将办理情况定期反馈至各村”(公示材料:C20230623XD)。

在第二阶段,J村通过两轮抽签的方式展开房屋分配,邀请公证处全程监督,保证抽签程序和结果的公平公正。据抽签结果设立片区微信群,方便村部信息发布与接收。

“七月份就要交房,现在的关键是怎么把零散的村民组织起来。因为他们现在是分散在各村,户籍都不过来,我们村对这些村民也不熟悉。所以我们在抽签的时候,可以根据抽签结果分片区组建微信群,这样以后我们下发通知就很方便,不至于出现像之前村庄找不到对应的村民的现象”(焦点访谈:C20230623XD)。

在第三阶段,分房结束后,考虑到后续长效管理,J村主动与村民议事会、商户职业团队等民间组织协商,针对“水乡”社区、“花海”商区、“稻田”景区牵头制定了《叶榭镇J村平移点公约》《叶榭镇J村保留埭公约》《叶榭镇J村商户公约》《叶榭镇J村游客公约》等,借助“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项目与高校合作,确保一系列公约的科学性,形成“三区共治”的规范制度以凝聚力量。乡村自主行动空间不断拓展,形成了“以村委会为主导、以村民为主体,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自治格局。

四、案例分析:政党介入乡村振兴的路径

(一)基于乡村逻辑的政治化运作

按照国家与社会二分法,乡村社会有自我组织和自我生长的逻辑。从历史上看,中国执政党正是在乡村动员过程中成长壮大并获得国家权力的,政党角色与乡村发展具有天然的兼容性。由于执政党在基层拥有崇高威望,政党组织可以跨越制度边界展开组织动员,继而统筹、激活乡村资源并展开乡村建设。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在充分尊重乡村治理规则的基础上,再次把政治运作的逻辑嵌入乡村社会之中。

首先,利益碎片整合下的社会共识凝聚。作为典型的示范村庄,J村的生活逻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以及纵向延伸渗透的科层逻辑交织运作于村庄的发展过程,政府、市场、民间力量在J村汇聚,势必形成多元又复杂的利益碎片。作为基层组织的先锋力量,执政党通过党员原子化行动,以鲜明的政治纲领、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关注乡村社会各种主体的现实诉求。J村党组织聚焦乡村发展主题,通过跨越党员、干部、群众身份的组织形态如联席会议、调度会等交流项目进展、验收阶段性成果。在这一过程中,纵向层级链条上的不同部门实现了工作信息的同步更新,跨身份的组织形态对诸如“评估+验收”等工作的监督,隐含了基于政党权威的柔性压力。

其次,超越制度边界的组织动员。从村民的角度出发,乡村既不是科层延伸下的治理单元,也不是项目运作中的政治环节,而是具有情感记忆的生活场所。在某种程度上说,乡村社会是一种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包含“人情关系、情感链接”等在内的“人”的温度。政党的组织动员并不否认这一自发秩序;相反,其组织动员的基础正是建立在这一秩序之上。J村的“‘井’上添花圆桌议事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议事会缘起于党组织统筹下的“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项目,议事成员既包括J村党员干部和普通村民,也包括市级机关驻村选调生和高校专家团队。观察发现,当涉及镇政府科层刚性任务时,如果村干部以村民身份在圆桌议事会议上展开动员,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可见,在村庄治理中,身份的转换及有效的组织机制可以突破制度边界和信息不对称的束缚,通过身份、情感、宣传等机制[40]实现乡村社会主体和资源的有效动员,推动科层力量与乡村社会有效融合。

最后,乡村需求导向下的资源支持。“基础权力具有可配置的属性,国家可用于配置的资源越多,基础权力就越强”[41]。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向乡村社会投入资源是建立基础权力的前提。上级政府对于基层的资源投入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普惠性兜底的资源投入,即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旨在改善人居生活环境和村容村貌;二是竞争性申请的资源投入,即通过乡村申报项目等方式予以资金和人力的支持,旨在进一步提升乡村自主性,加强乡村与国家的黏性。无论是兜底性还是竞争性的资源投入,都是在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中展开。如果说乡村社会中熟人因素、权力因素和利益因素等叠加的影响,可能造成国家资源在向乡村社会输入时产生目标偏差和靶向异化[42],那么政党凭借其在政府和社会关系中的政治角色,能够把新的乡村权威纳入“党-国家-社会”这个体制结构框架当中[43],与乡村社会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网络,并完成资源的有效供给。

(二)基于政党逻辑的原子化行动

中国的执政党脱胎于革命时期,具有鲜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党员个体更像一个个穿梭于社会不同空间的原子。《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这就意味着在乡村治理中,党员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如果从宏观视角看待乡村治理,可以发现政党能够以高位势能“入场”乡村,并通过政治化运作获得乡村社会治理的合法性身份,但是实际参与乡村治理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党员,正是这些穿梭于乡村、党组织中扩散出来的原子化行动个体,拓展了乡村社会的行动空间。

首先,突破行政层级的组织扩散。村民委员会是中国乡村自治组织,但当这一组织面临大量资源、资金投放时,乡村就必然突破既有的自治框架,以获取更多的空间。一方面,J村通过捕获政府注意力的方式完成行政层级突围,即借助政党力量与市级、区级政府直接关联;另一方面,发挥政党的统筹优势,将职能部门与高校赋能团队等组织以制度化形式内置于J村治理情景当中,推动各组织中的党员个体进入乡村社会。

其次,赋能导向下的原子化渗透。从J村发展实践来看,从执政党体系中扩散出来的党员个体或组织,再次以自由原子的形式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治理场景中。以项目为中心,松江区农委等职能部门以及驻松高校作为赋能单位共同嵌入J村。与此同时,J村还通过举办各种大型活动、小型会议,例如“夏季村晚”“田间地头议事会”“端午党建活动”等,使隶属于不同组织中的个体在参与互动中产生组织关联和情感链接。

最后,基于一致行动的柔性联结。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来自不同组织的个体通过凝聚共识形成治理结盟。他们通过有机联结的方式完成身份转换,共同应对乡村社会变迁带来的各种挑战。赋能团队仅参与J村“三区共治”项目,但是在项目持运作的过程中,针对集中居住等治理难题,J村主动联合赋能团队建立平移点课题组。课题组作为独立存在的旁支任务,再次发挥了赋能团队原子化个体有机联结的优势,并产生诸多社会治理创新(见图3)。

图3 政党塑造乡村振兴的机理分析

(三)“双向道”的基础权力再建构

J村的治理实践呈现了政党组织逻辑和乡村治理逻辑耦合的过程:一方面,通过政治化运作,政党基层组织在乡村社会中完成了对执政党意志的有效贯彻;另一方面,通过党员的原子化行动,乡村社会完成了资源和自主行动空间的再整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双向道”基础权力的再建构。

首先,乡村社会中的政党实现了“组织意志与乡村惯习”“国家统一战略和社会现实发展诉求”的双向兼容。从国家视角来看,政党能够超越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以其灵活流动的特殊优势,突破刚性科层体系的束缚,渗透到乡村社会的底层,乡村社会在政党塑造过程中完成了组织关联和秩序再造。从乡村社会视角来看,政党塑造乡村的逻辑与全能政府时期“政社合一”完全不同,新时代的政党与乡村社会良性互动,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纵向“有机整合”。如果说以往的一些研究有意或无意地将乡村社会看作被改造、塑造甚至扶持的对象,忽视了乡村社会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能动性和主体优势,那么乡村治理“双向道”的基础权力编织了国家权力与自治权力同频共振的互动网络,从而共同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推进乡村社会融入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其次,政党组织对于乡村治理的再发现。从J村的案例来看,政党建设乡村的过程是发现乡村、引领乡村、进入乡村最后走向乡村自主行动空间拓展的渐进过程:从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出发,政党介入乡村振兴的过程是国家资源输入的背景下与乡村共同完成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从政党的角色来看,基于乡村具体治理场景和经验事实,政党的功能获得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见图4)。

图4 政党角色的拓展与乡村情境下的塑造过程

五、结语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国家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乡村治理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在这一背景下,积极协调各种资源,就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举措。

如果说依附国家力量的科层体系难以摆脱制度惯性,很难从根本上提升乡村自主行动能力,那么具有自我革命能力的中国政党能够兼顾政治目标和社会惯习,在乡村具体治理场景中发展出新的功能。在乡村治理中,政党通过适应乡村发展逻辑的方式进入乡村社会,并在两个环节推进工作:一是通过党组织下沉建立“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组织网络,以党的政治优势协调各个条线部门、各治理主体参与到乡村建设;二是重新激活党员个体的作用,自由行动的党员个体能够穿透组织藩篱,通过个体的柔性联结、有机组合形成基于“一致”的行动网络,并共同缔造现代乡村,最终实现从国家意志推进到乡村有效治理的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