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型大学:中国语境的创业型大学本土概念

2024-01-24 00:17付八军
江苏高教 2024年1期
关键词:克拉克创新型概念

付八军

(福建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福州 350007)

鉴于中国教育研究的热点话题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一个教育研究主题在中国能否成为热点话题也就取决于该主题能否进入政策视野。20世纪末在西方诞生的创业型大学理论传入中国之后,并没有像在西方一样成为风靡一时的热点话题,形成了中西创业型大学理论与实践的南橘北枳现象,根本原因同样在于创业型大学主题在中国尚未进入国家政策视野。创业型大学理论在西方逐渐从歧见走向共识、从学术争鸣变为教育常识,那么在中国为何迟迟不能进入国家政策视野? 其实,中国政府在出台系列推动研究型大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相关政策之前,与创业型大学属于同一指向的“自主创新型大学”早已出现,从而意味着创业型大学主题已经进入了国家政策视野。只不过,因为中国学界在概念应用时选择了容易被国人误以为“创收型大学”的“创业型大学”,并没有让着眼于自力更生、自主办学与创新自强的“自主创新型大学”成为主流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主题在中国一直不温不火。可见,关于自主创新型大学与创业型大学的概念比较研究,绝非纯粹的概念之争,而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理念之争、路径之争与政策之争。对此,本文从学术史角度首次梳理创业型大学与自主创新型大学两个汉译概念的不同命运,客观分析西方创业型大学理论在中国的概念博弈,在此基础上借力本土概念助推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研究与实践。

一、两个汉译概念同时诞生及其不同命运

20世纪末,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与亨利·埃兹科维茨基于不同的案例高校与不同的价值指向,不约而同地提出“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以下简称EU)概念。这一概念一经被介绍到中国,我们对被誉为“创业型大学之父”的伯顿·克拉克及其创业型大学理论即开始了持续研究。1998年4月,克拉克出版了《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一书。2000年9月11-1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高校管理项目(IMHE)在巴黎开展了以“EU”作为主题的学术年会,克拉克在会上系统地宣讲了这本著作的观点。克拉克指出:“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教育研究领域,很少会有一本刚刚出版两年的书受到一个国际组织如此热切的关注和评论,并努力检验其中的思想是否能用来指导实际工作。这在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还是第一次,我想也是唯一的一次。”[1]正在这个时期,克拉克的EU 被介绍到中国。梳理中国学界关于EU 的早期文献可以发现,与这个概念被美国两位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各自提出一样,克拉克的EU 在中国随后亦被南北两方学者以不同译名予以推介。南方学者是浙江大学的王承绪,北方学者是清华大学的王晓阳与孙海涛;前者将此概念译为创业型大学[2],后者译为自主创新型大学[3]。创业型大学与自主创新型大学均译自克拉克的EU,从而这两个汉译概念的内涵一致,在本义上没有区别。但是,这两个概念在中国的命运却大相径庭。

其一,在文献上,创业型大学已经成为EU 的主流译名,而自主创新型大学逐渐在中国文献销声匿迹。自EU 于2000年之际传入中国之后,国内学界就开始以创业型大学作为译名开展研究,从2010年至今每年有50篇左右以创业型大学作为篇名的论文。然而,以自主创新型大学作为篇名的论文屈指可数,自2015 年以来尚未找到一篇。国内最早采用“自主创新型大学”译名并曾经有所推动的学者王晓阳,于2005年再次从自主创新型大学的概念来研究与宣传英国的华威大学[4];朱丰良从自主创新型大学的称谓来研究与宣传华中工学院,肯定其基于内部动力与办学自觉而非外部压力走向自我依靠、自我决策和坚持己见的新型大学之路[5];王保华选择自主创新型大学的称呼来研究与宣传西安欧亚学院,并强调“自主创新型大学”与“创业型大学”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使用[6]。除此以外,尽管还能找到零星的几篇包含“自主创新型大学”概念的文章,但其概念并不源于克拉克乃至埃兹科维茨的EU,而是来自中国增强高校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文件。

其二,在实践上,明确定位于创业型大学的地方本科院校不断涌现,但以自主创新型大学作为办学定位的地方本科院校从未出现。自2008年福州大学率先高举创业型大学旗帜以来,国内有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先后明确了创业型大学战略目标定位,例如南京工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与临沂大学等。在这些地方本科院校中,有些后来更改了创业型大学的战略目标定位,有些在更换之后又重新回到创业型大学的发展道路,还有一些则在调整发展策略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创业型大学的办学方向。但是,国内没有一所地方本科院校明确提出过以自主创新型大学作为战略目标。

其三,在政策上,创业型大学尚未获得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自主创新型大学则有国家层面关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术语,但“自主创新型大学”依然没有“创业型大学”这样获得广泛的社会反响。在省域层面,创业型大学建设纳入了政府视野。例如,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1 年第54号文件,提出了关于创业型大学建设试点的省级教育体制改革项目,确定了浙江农林大学、浙江万里学院等7所高校作为首批试点院校。不过,创业型大学未能像创业教育一样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也正是创业型大学研究与建设一直不温不火的关键所在。相较于创业型大学,自主创新型大学具有政策基础与政治优势。例如,温家宝于2005年3月1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自主创新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教育部于2007年7月10日发布了《关于加强研究型大学建设 增强高等学校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随后,形成了一批关于大学自主创新能力研究的文章,乃至由此出现个别以“自主创新型大学”为主题的论文[7]。然而,在如此政策背景下,自主创新型大学依然没有成为EU 的主流汉译概念。

二、自主创新型大学符合中国的学术逻辑

克拉克的EU 在第一时间被中国学者译为自主创新型大学,但是没能像另一个汉译概念“创业型大学”那样产生学术影响。从应然层面分析,当EU 的两个汉译概念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学术文献之后,自主创新型大学理应比创业型大学更被学界普遍接受与社会广泛应用。尤其在“自主创新”概念成为中国政策话语并获得国内学界的普遍共识之后,自主创新型大学无疑是更具生命力与竞争力的汉译概念。在此,本文仅从“自主”与“创新”两个关键词论证,这两者不仅分别属于EU 的精神实质与外显特征,而且也分别属于中国大学追求的内在逻辑与大学变革的永恒旋律,表明将EU 译为自主创新型大学符合克拉克与埃兹科维茨的理论预设,符合中国的学术逻辑。

(一)EU 的精神实质“自主”是中国大学追求的内在逻辑

克拉克与埃兹科维茨虽然基于各自的观测视角提出了各自的EU,但两位理论鼻祖在EU 的核心观点上不约而同地达成一致,作为两大EU理论最大公约数的核心观点再而构成了EU 的精神实质。其中,“自主”便是EU 的精神实质之一。所谓“自主”,就是指大学能够自己做主,在改革与发展的诸多重大事项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力,摒弃严重依赖政府的“等靠要”思想。克拉克在论述传统大学转型为EU 的五大要素时,提出的第一大要素是强有力的驾驭核心,强调大学要有自我驾驭的意识与能力,体现了EU 自主决策与自主发展的基本要求[8]。克拉克在另一本专著中进一步提出,“国家主导的道路,明显不是一条适合21世纪快速前进的复杂环境中大学变革的道路”[9]。埃兹科维茨对于EU 的自主要求则更加明确与强烈,他认为传统大学转向EU 正是其“摆脱以往从社会其他部门获得支持的接受救济或者是慈善机构形象的过程”[10]。埃兹科维茨在论证EU 模式的五大特征时,其中就有“相对独立性”“自我反应性”两大特征,体现了EU 务必成为自主型社会机构的基本要求[11]。埃兹科维茨最负盛名的三螺旋创新理论,并未指出大学、政府与产业哪方属于主体,而是强调三者的平等与互利关系,这正是EU 建设的前提与基础。可见,无论EU 理论在思想源头上有多大的分歧,关于“EU 必定属于自主型大学”的核心观点成为共识。

自主属于EU 的精神实质,也是中国大学追求的内在逻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下放办学自主权”成为中国大学变革的主线之一,更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界不断呼吁的改革主张。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与攻坚期,实质上正是高校自主办学与政府监督管理陷入博弈困局。党的领导与政治制度决定了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难以改变,但自主办学又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发展与遵循教育规律不可缺失的必要前提,使得“自主”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珍稀元素。当前中国理论界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大量学术成果,其实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以高校办学自主权作为基本诉求,甚至要在某些研究上取得突破亦必须以其作为“有效开展必备的外部条件”[12]。在如此背景下,自主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键词,成为中国大学转型升级的制胜法宝。“自主”的获取既有自上而下的授予,亦即政府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也有自下而上的争取。例如,如果一所大学财力雄厚、声誉卓著,而且办学定位准确、发展规划明确,那么该校要比国内其他兄弟院校拥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这就表明,中国大学追求自主办学,并不意味着等待政府的“开恩”,同时也体现自己的逆袭之道路与进取之精神。对于那些想通过自身主动努力走出办学困局的高校而言,借用克拉克或者埃兹科维茨的EU 概念,将此译为“自主创新型大学”作为自己的战略办学定位,就属于具有针对性与鼓舞性的智慧选择。

(二)EU 的外显特征“创新”是中国大学变革的永恒旋律

如果采用一个保守且准确的概念来指称克拉克与埃兹科维茨所描绘并推崇的大学模式,那便是创新型大学。《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一书被誉为大学革新的“圣经”,克拉克在该书开篇就指出,针对英国的沃里克大学、荷兰的特文特大学等一批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的欧洲新型大学,大家都有很好的理由将它们称为欧洲创新型大学联合会[13]。可见,面对欧洲这批富有改革精神且成就显著的进取型大学,克拉克最初准备采用创新型而非创业型作为这些大学的指称。埃兹科维茨对于EU 的提出并论证,在许多情况下是结合其三螺旋创新模式开展的。区别于可以模拟DNA 的“双螺旋”,基于EU 的“三螺旋”更为复杂,是知识生产机构、企业界与各级政府组织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处于并引领三螺旋时代的EU,自然要比传统大学更富有改革创新精神,也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适应“知识的资本化取代无私成为科学规范”[14]的新时代,才能与企业界、政府组织在紧密合作的基础上谋求共同进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型大学。埃兹科维茨除了基于三螺旋理论阐述EU 外,更多地基于案例高校与具体实践开展论述。例如,他将MIT 视为EU 的典范,并将之提升为MIT 模式,这是一种将人才培养、基础研究与学术创业融为一体且实现三者有机结合的创新模式,将“取代哈佛模式成为学术界的榜样”[15]。以上表明,“创新型”可以指称克拉克与埃兹科维茨率先提出的EU 概念及其相应的案例高校。

创新属于EU 的外显特征,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大学变革的永恒逻辑。尽管相对于其他社会事业而言,大学显得较为保守与孤傲,但是大学也是变与不变的统一,而且以变化作为主轴。从宏观层面而言,社会永远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大学生于一定社会并为其服务,没有理由也无法避免不断创新,否则就与社会格格不入,难以从社会获取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养料。从微观层面而言,大学的组织特性是培养高层次人才,凭借的内容正是课程,而课程是人类智慧在相应学科领域的集中体现,尤其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学科领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再而影响到课程内容以及教学方式发生变化。这就不难理解,自诞生伊始,大学一直高举创新旗帜,大到管理体制,小到教学方法,永远处在创新过程中。创新并不意味着进步,只有找到正确的创新途径才有可能进步,但是,若不创新则会停滞不前,在丛林法则的大学竞争中败下阵来。彰显改革创新主旋律,对于大学而言不会产生歧义,比学术创业更能获得普遍认同。正因如此,EU 概念传入中国之后,国内学界不仅将之译为创业型大学、自主创新型大学,还有一批学者将之直接译为创新型大学,甚至还有多位年青学者以创新型大学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例如,结合克拉克关于华威大学等案例高校提出的EU,林辉提出创新型大学是继传统自由型、研究型、社会服务型等发展历程之后更高层阶段的办学模式[16];舒家捷等认为要将创新型大学作为一个新概念予以提出与论证[17];罗军飞结合创新型国家建设论述了创新型大学的创新教育、创业教育、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18]。

三、创业型大学成为主流概念的原因分析

无论从国家政策的加持还是汉语字面的推敲,自主创新型大学理应比创业型大学更适合成为EU 的汉译概念。然而,当两个概念几乎同时浮现在中国学者以及高校领导面前,我们最终选择与推广了创业型大学而淡忘了自主创新型大学。而且,学界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创业型大学被当作“商号”[19]加以批判,认为其会让大学失去自由精神与批判能力,应对学术创业主义予以抑制[20];另一方面,大量高教学者、高校领导以及政府官员大力倡导创业型大学建设[21],马陆亭进一步指出,“创业型大学是我国迫切需要的大学模式”[22]。在一个没有学术争议且符合中国学术逻辑的概念面前,颇具观点分歧的创业型大学依然成为EU 在中国的主流概念,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表层的英文字面原因

EU 可以直译为创业型大学或者企业式大学,克拉克与埃兹科维茨选用的概念正是EU,从而基于英文字面含义将EU 翻译为创业型大学无可厚非,也容易被国内学界以及仿效国外经典EU 的高校领导接受。但是,如果这种选用及其直译站不住脚,那么这个概念同样没有生命力。因此,需要从概念本身出发,考察EU 与创业型大学是否真的“反大学”[23]。

从EU 的角度而言,Entrepreneurial与大学的本质并不相悖。Entrepreneurial具有创业精神、企业家等含义,体现为一种创业意识与创业能力,可以归结为企业家精神,难道大学不需要企业家精神? 拥有该种精神就不能称之为大学? 且不说作为创业型大学典范的MIT、斯坦福与华威大学等,都是凭借企业家精神从生存的边缘线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就是被埃兹科维茨视为MIT 模式对应面的哈佛模式,其大学同样也是凭借企业家精神登上世界顶尖大学宝座并且长期稳居大学排行榜首的。例如,哈佛大学的创建可以追溯到1636年,1638年正式招生时只有9名学生,时至今日已有2万名左右不同学历层次的注册学生。哈佛创建之初预计年度拨款经费为400英镑,2008年收入达34.8亿美元[24],2020年年收入则是达到54亿美元[25],并且80%以上属于哈佛在市场竞争中“挣得的收入”,真正成为富可敌国的哈佛帝国[26]。仿效英国剑桥模式创建的哈佛,一度受到威廉·玛丽学院与耶鲁学院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主动改革创新,顺应产业革命的兴起重视自然科学,再经过若干位校长尤其艾略特的大力推进,哈佛最终成功超越剑桥等诸多曾经傲视群雄的一批大学……在办学规模、学校财富、学术声誉等每一个方面都是哈佛本着企业家精神拼搏出来的,其办学成功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学术创业史,以致刘振亚提出“哈佛大学也是主动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典范”[27]。资金是大学的生命之水,学术是大学的生命之花,两者缺一不可,哈佛大学两者合而为一。

从创业型大学的角度而言,这个汉译概念并不等同创收型、商业化大学,只是从字面上更多地强调了大学的企业运作方式。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容易对企业形成抵触心理,认为企业运作就是唯利是图与金钱至上。其实,企业运作只是强调了组织的市场取向、与时俱进与效率优先,并不能认为凡是企业必定追求“私利”。例如,国营企业同样属于企业,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应是更好地服务社会;百年老店式的企业,基业长青的秘诀不是其获利的多少,而是在于社会对于该企业的持久需求;企业需要赢利才能生存与发展,但是不能否定品牌企业诚信经营、服务至上以及精益求精的品质与追求;……这些均表明,企业不是“私利”的代名词,在很大程度更加突显了其市场运作、产品策略、顾客第一的组织行为,而面向社会与市场办学、提升课程教学质量与科研成果水平、服务于课程选学者与成果采购者正是当前建设一流大学特别需要的内在驱力。

依上可知,无论是两位EU 理论鼻祖选用的这个英文概念,还是EU 译介重要功臣王承绪汉译的“创业型大学”,都不会“反大学”,与大学的本义并不背道而驰,甚至成就大学的卓越与辉煌。

(二)中层的学术流派原因

创业型大学与自主创新型大学两个汉译概念,都经得起语义的考辨与词性的推敲,但是在后者占有“国情”优势的前提下最终还是前者成为主流概念,有一个值得研究的原因便是学术流派的力量。王承绪将EU 译为创业型大学之后,获得了其弟子或者身边同事一代又一代的研究、推介与宣传,例如王沛民、王雁、陈伟、温正胞等在国内较早研究创业型大学的一批学者均来自浙江大学,以裂变效应的方式有力地将“创业型大学”概念传播开来。反观清华大学王晓阳将EU 译为自主创新型大学之后,其弟子或者身边同事尚未跟进,国内学界应者寥寥,导致不久之后这个符合中国语境的EU 本土概念在学界处于沉寂状态。虽然后来有些文献提到“创建自主创新型大学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变革”[28],但那是对于国家关于“增强高校自主创新能力”政策的回应,与国外的EU以及王晓阳的自主创新型大学概念没有直接关联。教育研究跟随国家政策的研究热点容易过时,只有坚守学术使命、培育学术定力与形成学术流派,才可能让某个主题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直到该研究主题转为教育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基本常识,以完成其学术使命的胜利姿态退出历史舞台。

理顺EU 两个汉译概念基于学术流派而产生不同的命运,至少给我们带来三个重要启示。一是学术研究需要传承。孔子与苏格拉底都属于“述而不作”,但他们各自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思想之源,这首先要归功于弟子们的代代相传。创业型大学概念之所以成为主流概念,而自主创新型大学隐匿于学术文献,与两个概念提出者不同的师承状态密切相关。二是学术研究需要传播。虽然“师承关系是学派形成的重要动力”[29],但是,若仅仅属于纵向传承而无横向传播,只会囿于门户之见而难以发扬光大。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地位不只是缘于弟子们的传承,更是他们融入实践并获得社会广泛支持与传播的结果。王承绪关于创业型大学理论的横向传播,主要体现在其翻译克拉克的两部创业型大学论著上,这两本译著尤其《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一书多次再版,多所高校的研究生撰写了该著作的读后感,那些高举创业型大学旗帜的多所地方本科院校亦受此影响,最终在中国形成了研究与推崇创业型大学的学术流派。三是学术研究需要平台。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都属于国内一流大学,但作为中国比较教育学创始人之一的王承绪拥有更高的学术影响力,这也是创业型大学最终成为主流概念并形成中国学术流派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三)深层的大学理念原因

创业型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主流概念,最根本的还是思想观念问题,具体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克拉克为什么选用EU 而不是其他;二是王承绪为什么直译而不是意译;三是社会各界为什么更关注这个概念。

从克拉克选用EU 来看,这是他特意为之,体现他的教育理念。尽管他知道采用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要比proactive university(进取型大学)与innovative university(创新型大学)更加尖锐,甚至引起争议[30],但他依然选用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在他看来,只用选择EU 作为这类院校的组织概念,才能体现这些院校“经过深思熟虑的努力,指向导致改变组织姿态的行动”[31]。认真研读克拉克的两部EU 论著,不难发现克拉克在描绘与塑造这样一批大学:把学校当成企业一样经营,在提高学术声誉的前提下,通过教学服务赢得生源,通过成果转化赢得市场,多渠道拓宽办学经费,逐渐摆脱政府单一的资金支持,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市场主体。该种有别于古典与传统的大学模式,采用“创业型”确实要比委婉的创新型、进取型、自主型等更能体现克拉克的大学理念,更能揭示大学改革与发展方向。

从王承绪将EU 译为与国人观念相抵触的创业型大学来看,他也是特意为之,这是他对克拉克大学理念的深刻理解与执着坚守。王承绪80多岁才学电脑,90多岁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亲自翻译这两部著作,拒绝徐小洲等人帮他请研究生来翻译的好意,并说道,“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一定要亲自把它翻译出来”[32]。克拉克的第二部EU论著,展现了14至16所创业型案例高校的转型经历、业绩凭证以及发展举措,要比前一本EU 论著更能深刻地揭示EU 的精神实质。该书英文名中没有entrepreneurial字眼,如果按字面意思可译为“大学的持续变革:新案例和新概念”,但是王承绪特意译为“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没有王承绪对克拉克EU 理念的感同身受与对创业型大学概念的情有独钟,也就没有他在日暮残年之际的亲力亲为与精耕细作。

从社会各界对于创业型大学概念的关注来看,由于这与人们传统观念上的大学形象不同,会因其带来的角色效应更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当自主创新型大学与创业型大学两个指向一致的概念同时出现,中国教育学者更会去了解、研究与宣传创业型大学;当创业型大学的支持声音远远大于讨伐声音,中国一批锐意改革的高校领导就会选用创业型大学作为办学定位,体现学校独特而又响亮的办学理念与战略目标。

四、借力自主创新型大学本土概念的思考

依前所述,自主创新型大学是EU 的意译概念,抓住了EU 的核心与实质,可以称为EU 的本土概念;创业型大学是EU 的直译概念,作为EU在中国的主流概念,体现了克拉克的本意与初衷,可以称为EU 的国际概念。当作为国际概念的创业型大学在中国23年依然未能发展成为热点主题,未能较好地指引与推动高校转型,形成了中西创业型大学建设的南橘北枳现象,那么我们就要反思“创业型大学”这个概念合理却不适宜的事实,从而借助吻合中国语境的本土概念“自主创新型大学”,减少社会各界对于创业型大学的偏见与误解,引领更多高校迈向自主自强与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最终形成创业型大学理论的中国流派与中国案例。一个概念的出现或许无法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这却是事情发生改变的必要前提与重要基础。借助“自主创新型大学”本土概念并非以此替代“创业型大学”国际概念,而是让两个概念作为“同义异名”概念共同存在。这就像一个人有大名与小名一样,EU 在中国亦有大名与小名。如果将国际概念“创业型大学”当作EU 在中国的大名,那么本土概念“自主创新型大学”就成为小名。当国内社会各界知道创业型大学就是自主创新型大学、自主创新型大学就是创业型大学之后,中国创业型大学建设不难走出概念之争的第一发展阶段,凭借“小名”精简而又直白的指向推动传统院校向创业型大学转型。因此,本文确非单纯的概念辨析,而是借力中国语境的本土概念,强化其与创业型大学国际概念的互通互用,进而助推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探索与实践。对此,需要在两个方面同时着力。

一方面,在政策上,通过理论研究力推自主创新型大学建设自上而下纳入国家战略。EU 概念一经问世便被译介到中国,不仅诞生了一批理论成果,而且出现了一批高举创业型大学旗帜的地方本科院校。但是,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活动实践,创业型大学在中国都是不温不火,远没有达到西方的学术高峰与建设热潮。至于原因,与中西大学治理结构与组织文化[33]的差异不无关系,但直接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创业型大学尚未纳入国家战略。教育实践源于教育政策对教育属性的选择与利用[34],中国教育实践尤其取决于教育政策。例如,创业教育的最佳实践平台毫无疑问在创业型大学,没有创业型大学的中国实践,也难以形成创业教育的中国样板。但是,由于创业教育已经纳入国家战略,以致创业教育在研究与实践上都要比创业型大学火热得多,已经成为每所高校都在抓的战略主题。推进中国特色创业型大学建设,离不开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若能像支持创业教育一样支持创业型大学建设,那么创业型大学中国实践的春天马上到来。国家对于创业型大学的政策支持,离不开学界的研究与推动。虽然“创业型大学”这个名字容易让人误以为只是营利性大学或者局限于创办实业的大学,但是,国家明确提出要增强高校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已经进入国家政策文献,从而学界可以通过加强自主创新型大学的理论研究,推动国家出台自主创新型大学建设的支持政策,间接加快中国特色创业型大学的本土化研究与实践。

另一方面,在实践上,通过试点建设力推创业型大学建设自下而上走出中国经验。只要能在中国走出一所成功的创业型大学,那么建设创业型大学便会成为国家的意志与高校的自觉。可是,十余年的创业型大学探索与实践,中国尚未建设一所获得外界认可的创业型大学。有些明确定位于创业型大学的普通本科院校,由于主要领导的更替,最后导致创业型大学战略目标的改弦更张。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与创业型大学缺乏正确且明确的办学方向密切相关。开展创业型大学建设,不等于大学务必创办实体企业,更不意味着大学成为一个“商号”,而是引导大学成为自我导向型大学、自力更生型大学与服务社会型大学,或者说“可持续创业型大学(SEU)”[35],能够凭借自身的优质产品(教学活动、科研成果及其相应产品)赢得包括政府、家长、校友、企业等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支持、资助与赞誉。大学已经不再是皇室的大学,也不只是政府的大学,而是社会大众的大学,是每一位公民的大学,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大学的历史地位,取决于其服务精神。”[36]服务谁就要依靠谁,依靠谁就要服务谁。创业型大学走出象牙塔,走出身份论,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服务社会依靠社会,依靠社会服务社会。只有服务才能自立,“只有创新才能自强”,但是,只有自主才能创新。这样的大学,就是一所服务社会、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创新自强的大学,这也正是创业型大学的精神实质。因此,当明确创业型大学与自主创新型大学只是称呼不一样、指向与内容完全一致后,那些致力于创业型大学建设的高校领导就能够按照“自主创新”的指导思想,用好下放的办学自主权,不断创新自强,力争自下而上率先建设一个成功的类似于“星星之火”的创业型大学中国案例,最后倒逼政府进一步放权赋权并引领大批高校自主创新与走向自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既是创业型大学中国实践的精神动力,更指明了创业型大学中国实践的基本路线。

猜你喜欢
克拉克创新型概念
享受烹饪的快乐
享受烹饪的快乐
魔法小女巫
学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实践与思考
Birdie Cup Coffee丰盛里概念店
新工科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探索
巴斯夫推出创新型DURA-COLOR抗老化技术
幾樣概念店
学习集合概念『四步走』
聚焦集合的概念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