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组织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

2024-01-24 00:17陈良雨
江苏高教 2024年1期
关键词:学科知识跨学科跨界

陈良雨

(电子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1731)

一、问题提出

伴随着国家间竞争的日益激烈,创新驱动愈发成为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支撑。尤其近些年来,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所面临的瓶颈问题,直接制约科技发展的根本性突破。这种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的“卡脖子”问题,指向科技创新所需的原始创新能力。原始创新能力是指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明、取得重大突破性技术的能力[1]。而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体系中,高校作为科研创新的重要阵地,在推动科技创新从“0”到“1”的突破中发挥主体作用,这对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体系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关系上,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表示,“双一流”建设高校要不断增强服务重大战略需求能力,要将“学术探索与服务国家需求紧密融合,着力提高关键领域原始创新”[2]。这也从国家政策层面,印证了高校原始创新能力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上的服务功能。尽管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实践价值凸显,但当前高校在颠覆性技术、原创性技术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服务能力。因此,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成为当下科研治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而随着科研创新探索实践的深入推进,组织发展或组织变革对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也愈发明显。尤其对于高校的原始创新活动而言,学科交叉、融合已经成为学科新知识的增长点,这就不得不依靠实现多学科融合的相应组织——跨学科组织来实现其创新目标。在该逻辑下,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有赖于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而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又需要跨学科组织作为载体来实现其创新目标。从该角度来看,跨学科组织对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较大的潜力。

从当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两个层面。第一,高校跨学科组织的协同创新功效。该视角立足于跨学科组织建设与高校科研创新或学科知识创新之间的协同关系,如有的研究通过对高校跨学科组织的实证分析,探索跨学科组织与跨学科研究绩效之间的协同创新机理[3];探索跨学科组织融合发展并促进知识创造价值的发生机理[4]。第二,跨学科组织的组织模式创新功效。这一视角主要立足于适应学科知识生长与创新,而对高校学科组织提出的组织变革需求。相关学者通过研究指出跨学科组织对于高校科研创新绩效、学科知识生长、组织模式变革等方面的功效,而对于高校更重大且更深层次的原始创新而言,跨学科组织是否也存在相应的拉动机理呢? 这也是当前该领域研究亟待推进的问题之一。因此,本文建立在上述相关研究基础之上,以跨学科组织为研究视角,剖析跨学科组织建设对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在机理以及驱动机制,以此诠释跨学科组织建设对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实践价值,从而为高校原始创新实践提供思考方向。

二、跨学科组织的内涵

跨学科组织作为一种知识生产与研究的载体,体现其对“复杂性”知识生产模式的创新回应,并与高校学科由“单学科推进”向“多学科融合”的发展史一脉相承。那么作为复杂知识生产的高级组织形态,跨学科组织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呢?针对这一问题,学者之间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有的学者认为,跨学科组织是旨在打破学术组织系统内部学科壁垒,整合多学科见解,并汇聚不同院系、不同学科人员的学术机构,如哈佛大学伯克曼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干细胞研究所等[5]。该界定将跨学科组织视为一种学术机构,并指明其建立的目的在于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融合。有的学者认为,跨学科组织是一种为了应对传统院系组织建制存在的问题,而独立于学系之外的新的基层学术组织类型,其表现形式为研究中心、研究所、实验室等[6]。该界定将跨学科组织定义为一种新型基层学术组织,其存在的理由在于弥补传统学科建制的缺陷。有的学者认为,跨学科组织是以学科群为主体,按照一定结构组成的开放的、动态的复杂适应性系统,以达到解决传统学院式组织难以有效应对的复杂社会问题的目的[7]。该界定带有一定的生态观视角,把跨学科组织视为由学科群落关系组合而成的开放动态的学科生态系统,其功能就在于有效应对传统学科组织难以解决的复杂社会问题。还有的学者认为,跨学科组织的特征表现为两门及其以上学科的交叉融合,而形成的一种集约化的知识劳动组织,其目的是解决单门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8]。该界定突出跨学科组织的交叉融合和集约化特征,以及相对于单一学科的优势。

基于以上不同学者对跨学科组织内涵的界定,跨学科组织可以理解为:为了打破传统院系组织建制形成的学科壁垒,由不同性质学科交叉融合而形成的以应对复杂性问题的新型学术组织。从形成目的来看,跨学科组织旨在突破学科间壁垒,解决传统学科过于“碎片化”的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传统单一学科模式下的“孤岛效应”。从组织形态来看,跨学科组织表现出群落生态特征,即由不同性质学科通过交叉融合而形成具有一定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学科群落。从功能发挥来看,跨学科组织更加聚焦于复杂性问题,而这种问题往往又是单一学科所难以有效应对的,这也体现出学科知识复杂化、综合化的发展趋向。因此,跨学科组织除了与知识生产模式相承接之外,还与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复杂性问题密切关联,这就使得不同领域的学科知识基于共同复杂问题而生成“复杂性”“系统性”知识,从而映射出跨学科组织在知识生产与应用上的“复杂性”。

三、跨学科组织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

跨学科组织作为一种新型学术组织,在应对现实复杂问题上具有传统单一学科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这种对以往院系建制、学科建制的突破,除了能够应对复杂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之外,是否对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具有驱动功能呢? 这就涉及跨学科组织对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机理分析。其中,在组织惯性、跨界搜索和知识溢出层面,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对跨学科组织有一定的需求,而跨学科组织对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需求的回应,则构成跨学科组织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

第一,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制约因素之一就是组织惯性,而跨学科组织是学科组织建设在组织惯性克服上的回应。组织惯性是一种在维持组织内部稳定性的同时,也对组织变革活动产生抵制或抗拒的一种力量[9]。虽然组织惯性使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一种稳定性状态,但这种惯性却类似于一种“路径依赖”,容易使组织在面对外部变动的环境中失去“适应弹性”,从而抗拒与组织变革相关的行为或活动。这种抵制或抗拒力量甚至影响到本身对于组织有利的一系列变革活动,诸如创新等。因为组织惯性会导致组织僵化的可能,并阻碍技术创新,这使得组织对外界环境变化不敏感,这种“消极态度”更容易使组织失去对新知识的主动探寻的机会[10]。因此,组织惯性更倾向于使组织沿袭一种“守旧”且“求稳”的态势发展,这对于组织的变革创新而言,无疑是一项障碍性因素。

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同样如此,学科组织发展的“惯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高校原始创新的需求之一就是学科交叉融合,仅靠单一学科发展很难取得原始创新突破,但在现实的学科建设中,诸如数学、物理等重要基础学科仍然缺乏交叉融合,科学研究的原创性明显不足[11]。在基础学科发展过程中,仅仅立足于“学科本位”的思维依然存在,并导致该类学科组织呈现出单一学科知识的发展模式。而恰好基础学科又是培育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土壤”,一旦基础学科发展受限,位于“下游”的应用学科的发展也将受到限制,难以获得来自上游学科的“源头活水”来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的突破。在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的视界中,僵化的学科界限是需要打破的,但若不触及根本的知识生产组织结构,其变革能量也会减弱[12]。这也再一次指出,如果没有对学科组织结构作根本性调整,学科界限的僵化特征依然会在学科组织未来发展中“惯性”延续,从而对高校学科间创生知识生长点、寻求原始创新突破形成制约。

而跨学科组织则是对学科建设在组织惯性克服上的回应,其变革行动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提供驱动力。以哈佛大学跨学科组织建设为例,其改革共识在于,尽管哈佛大学拥有优秀的师资与学术资源,但囿于“科层制形成的‘巴尔干化式组织割据’”,哈佛大学在很多创新领域难以立足,因而有必要朝向交叉学科方向发展;其中干细胞研究所作为哈佛大学的重要跨学科组织,其在干细胞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并成为该领域的世界领跑者。由此可见,哈佛大学在学科组织建设上认识到仅靠优秀的师资与学术资源,而不解决学科组织割据的状态,就难以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其创新引领的潜在优势更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因此,以学科交叉为特征的跨学科组织建设成为其实践目标,诸如干细胞研究所就是利用跨学科知识来实现重大突破,最终使哈佛大学成为该领域的领跑者。反之,若没有进行跨学科组织建设,传统的学科建制难以使哈佛大学优秀的师资与学术资源交叉利用的潜能得到发挥,更毋庸说实现占领创新高地的目标了。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体现了其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而促进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就在于以跨学科组织建设来克服传统学科组织的“惯性”。

第二,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跨界搜索,而跨界搜索又是跨学科组织的重要特质。跨界搜索指跨越现有组织边界,并从外部其他主体获得异质性知识资源的行为[13]。其突出知识要素与创新目标的结合,并通过新技术和新能力的探索来改变既定思维方式而适应环境变化[14]。跨界搜索指向对原有边界的超越行为,其目的就在于获得异质性的知识要素,来实现创新目标。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同一边界范畴内知识要素呈现同质化特征,而同质化的知识要素难以通过多元组合来生成新的知识要素。跨界搜索则在超越原有边界范畴基础上,通过探索其他领域的知识要素来为原有知识要素的组合提供机会,从而实现知识要素的组合创新。因此,跨界搜索与创新活动之间在知识要素的跨界流动与组合上形成紧密关系,有利于形成一种跳出既有边界范畴来探索发现的思维模式,进而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

跨界搜索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中,同样扮演着支撑角色。在高校中,学科知识的利用与探索也存在跨界现象。一些重大发现或突破是建立在跨界搜索其他相关学科的异质性知识要素基础之上,这对于高校原始创新发现无疑具有促进作用。如DNA 双螺旋结构发现作为生命科学研究史上的原始创新突破,其知识创生点并非完全立足于生物学学科知识,而是跨越出生物学学科领域并对物理、化学等学科知识要素进行了积极探索,最终利用相关学科知识要素来实现整体性的创新突破。这一案例的启示在于通过对相关学科知识进行跨界探索这一行为,有利于为原有学科的知识生长点的发现和创新提供潜能,并产生前所未有的发明或发现,从而在学科知识要素组合上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

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跨界搜索来实现异质性学科知识要素的组合性供给,而跨界搜索又正是跨学科组织的重要特质。从世界一流大学的跨学科组织运行角度来看,其创新突破的重要特征就在于跨越本学科知识边界,从相关学科领域探寻知识生长点。以美国斯坦福大学Bio-X 为例,其成立于1998年,并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是自然科学领域跨学科组织的典范[15],其生物科学与“X”科学的交叉融合,且该跨学科组织的名称就指向多学科知识的跨界搜索,此处的“X”就成为医学、化学、物理学、工程等学科的代称。对于跨学科组织而言,跨界搜索就是跨学科组织进行新知识创造的重要特质,并体现出跨学科组织进行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的动态写照。由于跨界搜索是跨学科组织的重要特质,而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又有赖于学科知识的跨界搜索,因此,跨界搜索成为跨学科组织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桥梁,这也是跨学科组织能够以此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机理之一。

第三,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潜在机会是知识溢出,而知识溢出又是跨学科组织的重要样态特征。知识溢出是不同主体在直接或间接的学习和互动中,通过有意或无意地吸收对方的思想或知识,来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过程或现象[16]。知识溢出与原始创新能力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于,知识溢出为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机会上的可能。从区域创新的角度来看,知识溢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借助和吸取先进地区的相关创新资源,如思维、生产与管理等,进而通过模仿或学习来实现知识借鉴基础之上的创新转化[17]。在这一过程中,若当地利用好先进地区所外溢的“知识”,并结合自身的“本土特色”,也有可能创造出以往本地未曾实现过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从而实现本区域的特色发展。或者通过利用先进地区的创新资源,开辟出既能够适应本土发展又能够引领其他区域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知识溢出这一现象一旦发生,处于知识吸收方的主体也能够利用创新资源,并存在实现从0到1原创突破的可能。因而,知识溢出可以视为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潜在机会。

对于高校而言,其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机会之一也是知识溢出。尤其在学科建设方面,学科间的知识溢出对于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也是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机会。相关研究显示,学科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与基础研究的效率存在正相关,而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且更加突出原始创新,因而需要强化学科集聚的知识溢出以提升基础研究的效率[18]。由此可见,高校的学科聚集产生的知识溢出,能够作用于基础研究质量的提升,进而为基础研究中的原始创新能力激发提供可能的空间。与此同时,也有研究指出,在高校一流学科与非一流学科的互动过程中存在的知识溢出行为,会导致非一流学科或其他组织通过模仿、探究以促进“溢出”知识的消化和改造,这对于组织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19]。这一对“溢出”知识的消化和改造过程,也就是知识吸收方利用知识资源进行创新发展的过程。一流学科能够通过利用“溢出”知识来改造、优化、融合自身的学科知识,并创生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实现了从0到1的原创突破,这对于高校自身的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无疑具有推进作用。

既然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机会需求点是知识溢出,那么知识溢出这一行为或结果又是由怎样的主体所产生呢? 其中,在跨学科组织中,知识溢出表现为跨学科组织的重要样态特征。跨学科组织具备形成耗散结构的条件,其内部激发的新思想、新技术、新知识等可以不断向相关成员输出,而来自不同学科的成员更是可以将带有“负熵”的知识流进行引进并改造,知识流动、知识创新也就为组织创新活力的激发提供了能量[20]。相比较传统学科组织模式而言,正是跨学科组织所具备的形成“耗散结构”的条件,促成了不同学科间知识流动的可能。同时,伴随知识的流动,知识需求方借助并改造知识用以实现其创新发展的动力也大大提升。在跨学科组织内部,知识供给方与知识需求方围绕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的提供、吸收与转换,实质上就是对知识外溢的内涵诠释。因此,跨学科组织的重要样态之一就是知识外溢,而知识外溢又是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潜在机会,从这一维度来看,通过知识外溢来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也是跨学科组织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机理之一。

四、跨学科组织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实现机制

明确了跨学科组织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又应该通过怎样的机制来实现跨学科组织对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呢? 其中,动态调整、目标重构以及协同网络可以为跨学科组织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提供实践思考。

首先,以动态调整增强跨学科组织的环境适应性。相较于传统单一的学科组织,跨学科组织的优势在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传统学科组织所面临的组织惯性问题,这同时也是跨学科组织能够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机理因素之一。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地方在于,跨学科组织应该如何保持这种优势? 或者说跨学科组织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使自身保持“适应性”,而不致使自身陷入组织僵化的局面? 若要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从组织建设视角来看,跨学科组织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其内部不同学科体系间知识的有效流动问题,尤其是防止虽然建立了跨学科组织形式,但事实上又是内部学科孤立的“貌合神离”问题。鉴于此,可以通过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以增强跨学科组织的适应性。一方面,从实体的跨学科组织动态调整角度来看,需突出“原始创新需求”的重要性,即通过原始创新需求来调整跨学科组织内部的学科知识结构。根据原始创新需求,跨学科组织动态调整内部的学科知识结构,强化亟需推进研究的学科知识,重构跨学科组织内部的知识结构体系,并根据原始创新重要程度来动态布局跨学科组织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和地位。这种弹性模式有助于使跨学科组织内部与环境需求持续处于一种互动调适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应对跨学科组织内部的“潜在壁垒”和某一学科长期固化发展状况,从而增强跨学科组织内部的活力。另一方面,从虚拟的跨学科组织动态调整角度出发,跨学科组织的虚拟模式是否也能够有效应对内部学科壁垒问题,从而增强原始创新的动力,这也是可尝试探索的方向。针对某些领域从0到1的瓶颈问题,跨学科组织可以尝试在原始创新突破期内聚集相关学科集中攻关,而伴随从0到1创新突破的实现,跨学科组织也随着原始创新任务的完成而结束自身的“使命”,这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应对原始创新所面临的组织惯性问题。动态调整机制的作用在于增强跨学科组织对于创新需求或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以降低自身内部潜在的组织惯性,从而减少原始创新行为所面临的组织障碍,以达到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目的。

其次,以目标重构突出跨学科组织的领域引领性。虽然跨界搜索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之间具有机理联系,但跨界搜索又包含了不同的方面,该如何精准实现跨界搜索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上的作用呢? 这就涉及实现机制问题。根据目标维度,跨界搜索包含前瞻性跨界搜索和追随性跨界搜索,其中前瞻性跨界搜索侧重探索尚未被普遍接受的、具有潜在价值的异质性知识,其目标就是达到领域内领先地位;追随性跨界搜索侧重异质性知识来追随对手,达到领域内巩固地位的目标[21]。针对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前瞻性跨界搜索无疑具有推动价值。因此,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角度来看,需要进一步重构跨学科组织目标,以前瞻性跨界搜索来驱动跨学科组织对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功能。其一,在目标设置上,更加注重前瞻性跨界搜索,以领域领先为目标。这就要驱使跨学科组织以领域内的“引领”为目标,通过从0到1的原创突破达到“人无我有”的状态,从而产生一种标杆效应。其二,在目标实现上,尤其重视未知领域、尚未被普遍接受的知识领域以及具有颠覆性价值领域的探究,这些领域既是前瞻性跨界搜索的重点范畴,同时又是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突破的方向。跨学科组织在这些领域的创新实践,有利于重塑全新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认同,实现颠覆性创新,这也是高校实现从无到有的原始创新突破。其三,在目标内容上,重视异质性知识的吸收,这本身也与跨学科组织自身的特质相适应。异质性知识的吸收不仅能够进一步粘合跨学科组织内部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还有利于为原始创新的突破奠定所需的知识基础。

再次,以协同网络拉动跨学科组织的知识整合性。在跨学科组织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知识溢出成为二者衔接的潜在力量。可尝试从协同网络建设的角度拉动跨学科组织的知识整合性。一方面,明确协同网络的主体角色。针对原始创新实践问题,到底哪些学科能够发挥协同作用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这些学科在协同网络中又应该承担怎样的功能? 只有明确了协同网络的主体角色,方可进一步明晰哪些学科能够成为另一些学科“汲取养分”的潜在资源,如此才可能形成知识溢出。这同时也是原始创新实践的挖掘点之一,从而发现潜在的原始创新知识生长点。因而,在协同网络中,主体角色的辨识对于后续原始创新实践的展开具有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强化协同网络的平台建设。如果仅仅明确了协同网络的主体角色,而没有相应的平台搭建,不同学科间的交流、碰撞等互动将会流于形式。通过进一步强化协同网络的平台建设,促使不同学科知识或资源在平台中进行交换、共享,从而实现不同学科知识的整合,这是推动知识溢出形成的关键所在。以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系统生物学研究所这一跨学科组织为例,其运用网络平台整合校内校外各种资源,构建高效的知识转移与共享机制[22]。该研究所作为跨学科组织,侧重研究资源的转移与共享,从而以网络平台搭建来实现知识要素的流动与整合,为知识溢出提供条件。因此,协同网络建设对于跨学科组织中知识溢出的促进具有重要意义,这也为跨学科组织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提供实现机制。

五、结语

从当前的现实状况来看,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还是现实中高校面临从0到1的卡脖子问题,都指向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尽管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这一主题探究上存在诸多视角,但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跨学科组织载体的运行,直接牵涉高校原始创新所需知识要素的实践状况,因此,组织视角也是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观测点之一。本文以跨学科组织作为重要的研究变量,并在组织惯性、跨界搜索和知识溢出层面,发现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对跨学科组织有一定的需求,并尝试从动态调整、目标重构以及协同网络方面为跨学科组织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提供实践思考。然而,在机理研究层面,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的跨学科组织是否表现出案例典型性? 跨学科组织从产生到发展是否伴随着原始创新实践的痕迹? 在机制探索方面,治理模式、制度设计等是否影响跨学科组织驱动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 这些问题都是需要通过后续探究,来进一步阐明跨学科组织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在逻辑性,进而从组织建设的视角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提供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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