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苻氏文学家族的“胡音汉调”

霍志军 姚凤珠

十六国时期的文学虽不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高峰，却也是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习惯把十六国时期文学艺术的辉煌归功于卢谌、李暠、裴元略、胡义周等汉族文人和刘渊、苻朗等汉化的少数民族人群，而忽视了氐族成员在文学艺术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十六国时期，原本居住于陇右地区的氐族苻氏带领部落向关中、中原地区迁徙。在此过程中，他们对来自西域的佛教文化，中原地区传统儒道经典、新起玄学思想等均广采博取、积极吸收、为我所用，逐渐成为一个融合多民族文化的文学家族，在北朝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颇具代表性。然而，前秦苻氏家族文学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引起文学研究界的积极响应，目前学界关于氐族文学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苻朗一人，①如伦珠旺姆：《前秦氐族散文家苻朗及其佚文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袁敏：《东晋氐族苻朗及其寓言体子书〈苻子〉》《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事实上，我们对前秦苻氏的文学创作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不仅很有必要，进而还可为了解中华文学的融合会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前秦苻氏文学家族考

苻氏原本是世居于略阳临渭的氐族的一支，苻洪本蒲姓，其父亲蒲怀归，原是西戎部落之酋长。在晋代永嘉之乱中，苻洪广散千金、积极搜罗人才，乘势而起，逐步融合了氐族众多部落，成为当时居于陇右地区的氐族首领。东晋穆宗“永和六年，……时有说洪称尊号者，洪亦以谶文有‘草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①（唐）房玄龄：《晋书·苻洪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68页。苻洪被后赵麻秋所害之后，苻洪之第三子苻健为氐族首领，攻入长安、省刑薄赋，遂据关陇。永和八年（352），“秦丞相雄等请秦王健正尊号，健从之，即皇帝位”，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9，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75页。史称苻秦、前秦。

北朝时期，我国北方战乱频仍，入主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既无家学渊源，又无深厚的文学修养，故此期文学家族往往寂寥。然氐族苻氏家族却是例外，氐族本来居住于陇右地区，该地区毗邻关中，历史上早期秦人、早期周人均崛起于这块文化沃土，中原文化在陇右地区有着持久、深远的影响力。氐族世居陇右，自然渐被华风，汉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氐族苻氏家族在入主中原过程中，出于统治中原、笼络民心、提高家族声誉等需要，崇儒奉佛，谈玄论道，对多种文化兼容并蓄，不仅逐渐形成了氐族文学家族，并演绎出自己的独特气质。该家族今可考姓名者达29 人，其中有作品流传或史书明确记载能文者达11人，在北朝时期异常醒目，如表1所示。

表1 苻氏文学家族一览表③本表人物资料源于《晋书》卷112《苻坚载记》，作品源于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氐族苻氏文学家族由苻洪一支繁衍而来，苻洪是氐族统治集团中思想较为开明、较早接受汉文化者，也是氐族第一位文学家，其《谏杀朱轨》是今存最早的氐人用汉语写作的完整文章。其后前秦历代苻氏成员苻健、苻雄、苻生、苻坚、苻融、苻朗、苻庾、苻丕、苻登等皆出苻洪一系，前后绵延六代。苻健字建业，苻洪第三子，淹通风雅、精于词翰，在位期间“薄赋卑宫，垂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①（唐）房玄龄：《晋书·苻健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1页。其《下书求贤诏》要求“自公卿以下，岁举贤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学秀才异行各一人，或献书规谏，或面陈朕过。其悉以闻，勿拘贵贱。”②（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46页。不仅富于文采，而且表现出求贤若渴之迫切心情。苻雄为苻洪之季子，其作品虽已散佚殆尽，但《晋书》载其“少善兵书，而多谋略，好施下士，便弓马，有政术。”③（唐）房玄龄：《晋书·苻雄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0页。可知是能文能武之士。其后苻坚、苻融不遗余力，积极推行汉化政策，苻氏成员的汉文学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苻坚（338—385）是苻雄之子，为苻氏文学家族的重要推动者，“年七岁，聪敏好施……八岁，请师就家学”，④（唐）房玄龄：《晋书·苻坚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3页。祖父苻洪由此发现其文性慧根，高兴地说：“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⑤（唐）房玄龄：《晋书·苻坚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3页。欣而许之。苻坚学识渊博、长于诗文。据《太平御览》卷一二二记载，东晋穆帝升平二年（358），苻坚巡行至韩源（今山西芮城一带）凭吊春秋时晋国魏颗打败秦国之旧址，曾赋诗。东晋咸安二年（372），苻坚为其弟苻融出为冀州牧饯行，曾奏乐赋诗，说明苻坚确有诗才。苻坚今存散文20篇，在十六国时期文学中可谓多产作家。以苻坚之文治武功，在位达29 年之久，其诏书文翰当不会是少数，史载“坚之将为赦也，与王猛、苻融密议于露堂，悉屏左右。坚亲为赦文，猛、融供进纸墨。”⑥（唐）房玄龄：《晋书·苻坚载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7页。看来其作品只是未能流传下来罢了。就其今存20篇军国诏书而言，不乏富于文采者。

苻融（？—383），字博休，苻坚之季弟。《晋书·苻融传》云其“聪辩明慧，下笔成章，至于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赋，临丧不诔，朱彤、赵整等推其妙速。”⑦（唐）房玄龄：《晋书·苻坚载记附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06页。时人比之“建安之冠冕”的王粲，在当时即受到朱彤、赵整等第一流文人的推崇，其文学成就相当了得。苻融的《企喻歌》为氐族文人流传不多的诗作之一：“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⑧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横吹曲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52页。苻融的谏诤文富有论辩色彩，当时苻坚急躁冒进，誓灭东晋，周围一些他族首领也乘机怂恿，苻融犯颜直谏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穷兵极武，未有不亡。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⑨（唐）房玄龄：《晋书·苻坚载记附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06页。这段文字论理清晰，富有理性，同时感情充沛，情真意切，可谓谏诤文中的佳作。

苻朗（？—389）是十六国时期氐族最有成就的散文家，也是苻氏文学家族的“千里驹”。朗字元达，苻坚从兄子，神气爽迈，幼怀远操，不屑时荣，著《苻子》三十卷，今本为后人辑本。苻朗受汉文化影响颇深，有高度的汉文化修养，能文善诗，其《临终诗》云：“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既适一生中，又入一死理。……旷此百年期，远同嵇叔子。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32页。“四大”为佛教术语，显然北朝佛教的盛行，佛教思想已经深嵌士人心灵之中。此诗显示出苻朗对自己的生命价值有独特的思考，他希望在委运任化中实现自我的超越，可与东晋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诗·神释》）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90页。媲美。全诗不仅诗风真朴纯淳，富有韵味，而且显示出佛、道两家思想融通的痕迹，表明苻朗高度的佛、玄学修养。《晋书·苻朗载记》云“著《苻子》数十篇行于世，亦《老》《庄》之流也。”③（唐）房玄龄：《晋书·苻坚载记附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37页。早在唐代，人们便认识到《苻子》一书运用寓言故事的特点。

苻氏后代不少人工于翰墨文藻，苻丕、苻登乃其中佼佼者。苻丕字永叔，为文质朴遒劲，今存《下书攻慕容永》等檄文2篇。苻登字文高，今存《告苻坚神主》《又告神主》2篇。其《告苻坚神主》云：“今合义旅，众余五万。精甲劲兵，足以立功。年谷丰穰，足以资赡。即日星驰电迈，直造贼庭奋不顾命，陨越为期。”④（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52页。苻登禀有氐族雄深浑厚之气，习染陇右风土峻厉严肃之俗，又有较高汉文化修养，故发而为文，质实贞刚、豪放自然，有乃祖苻坚之遗风。苻丕、苻登可谓苻氏文学家族之绪风。

北朝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过程中，崇尚儒学、积极吸收中原礼乐文化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跨区域民族文化的融合重组中，中华文化才真正发挥出其巨大的整合会通效应。在当时入主中原的众多民族之中，略阳苻氏家族的“汉文化水准之高在五胡中鲜能与比。”⑤丁宏武、靳婷婷：《前秦苻氏家族的多元文化倾向及其成因考论》，《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这正显示出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融合是中华文学生生不息、繁荣壮大的动力之一，中国文学绚丽璀璨的历史华章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成就的。

二、苻氏文学家族形成的内在动因

个体或一个家族的精神活动方式，乍看起来似乎是纯粹个人化、私人化的行为。然而，从更深层次来看，它本质上受制于个体或家族成长的特定“精神之根”，⑥[德]米夏埃尔·兰德曼著，张乐天译：《哲学人类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19页。受制于特定地域文化精神的规约。前秦苻氏文学家族是在陇右文化圈中孕育和发展，在游牧文化与农业文明的融合互渗中形成，氐族入主中原的过程是这一家族文学繁荣的历史机缘。

当初汉武帝开发陇右地区，设置河西四郡，“初置张掖郡、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⑦（汉）司马迁：《史记》卷30《平淮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39页。主要是出于军事战略的需要，然事实上也带动了当地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后流寓陇右的文人日渐增多，诸如天水隗嚣、周宗，长安谷恭，扶风申屠刚、杜林，长陵王元等，均为一时之选，这些文士对陇右地区学术、文化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使这一带成为当时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不少出现于魏晋的文学家族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如傅氏（傅玄、傅咸、傅巽、傅嘏、傅袛、傅畅）、张氏（张轨、张骏、张重华、张天锡）等，这块文化沃土上也孕育了苻氏文学世家。丝绸之路开通之后，陇右地区成为众多民族的聚居地和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沿地带。众所周知，受交通、地理、气候等因素限制，古代国与国之间、各民族间的交流往来，终究受限。唯有地处欧亚大陆中间地带的河西地区遂成例外，这里成为众多民族迁移的中转之地，成为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化，乃至中亚地区文化相互吸收、借鉴、融合之热土，来自波斯、罗马的古钱币，游牧民族的苜蓿、胡椒等异域物产，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丝织品、陶制品等在此地区都随处可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为陇右地域文化注入了异质的新鲜因素，形成了陇右鲜明多元文化荟萃过渡的特色。这一文化模式和发展趋向决定了前秦苻氏家族文学的个性特征，其文学思想和创作倾向既吸收了汉文化的因素，又表现出氐人的民族风尚。

氐族长期以来活跃在陇右大地，陇原大地厚重的黄土地气息、辽阔苍茫的山川地理环境、陇右文化质朴勇猛的文化品格深深影响了生活在此地的氐人，造就了氐人尚武刚健、质朴无华的文化性格。体现在文学创作中，苻氏文学家族的劲健贞刚、豪犷自然气息，质朴自然、因事造文、单行散句的行文方式，无不是朴实风尚的直接反映。出于入主中原、统治御民的政治需要和提升自身家族地位、跻身中土世族衣冠的现实需求，氐族不遗余力地崇儒奉佛，推行仁义德治政策，也成为该文学家族崛起的重要推动力。从一则材料颇能看出苻坚对汉文化的态度：

“坚尝之太学，召涉翼犍问曰：‘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寿，何也？’翼犍不能答。又问：‘卿种人有堪将者，可召为国家用。’对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而已，何堪为将！’又问：‘好学否？’对曰：‘若不好学，陛下用教臣何为？’坚善其答。”①（唐）房玄龄：《晋书·苻坚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99页。

“正是由于边远民族长期形成的对中原文明的景仰和知识积累，以及文学自身的魅力”②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和出于统治中原的现实政治需要，才使苻坚不遗余力地借鉴、吸收、推行仁义德治政策。苻坚多次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政理称举，学校渐兴。”③（唐）房玄龄：《晋书·苻坚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95页。说明苻坚心羡中原文化，以儒家文化作为自己执政的基础。这也是长期以来儒家文化始终在河西地区占据核心地位的重要动因之一。

有关前秦苻坚文化政策的实施情况，史家多有此方面记载，崇文重教，积极主动吸纳先进的中原汉文化，使前秦的汉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也奠定了前秦文学繁荣的基础，在十六国时期文学中堪称翘楚，文学史上著名的回文诗产生于前秦才女苏蕙之手便是典型例证。在苻坚等成员的持续的推动下，前秦的文学活动十分频繁。太元三年（378），凉州刺史梁熙遗使西域，大宛献天马千里驹，“坚……乃命群臣作《止马诗》而遣之，示无欲也。其下以为盛德之事，远同汉文，于是献诗者四百余人。”④（唐）房玄龄：《晋书·苻坚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00页。这些颇为频繁、阵容庞大的文学活动，自然少不了苻氏文学家的身影。

三、苻氏家族文学显示出各民族文化交融为中国文学带来的生机

苻氏文学世家的发展壮大，是北朝时期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互渗的结晶，体现了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双向融合，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新气象。苻氏文学家族的发展兴衰堪称氐族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氐族处在汉、胡文化交流融合异常活跃的陇右地区，其首领在南迁内地的过程中对发展水平较高的汉文化倾心热爱、积极学习，于是氐族第一代文学家苻洪脱颖而出。到前秦政权建立后，苻洪之孙苻坚、苻融所作的汉语诗文已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在当时整个中国北方文学中已处于前列地位，形成苻氏家族文学的第一个高峰。至苻朗时，经过几代人的积淀和汉文化的持久熏陶，终于将氐族文学推向顶点。他们在进入中原的过程中以汉语言抒情咏怀、托物言志，代表了氐族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丰富了中国文学地图的内涵。

在恢宏壮丽、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学地图中，苻氏文学家族的发展壮大折射出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双向互动、交流互补、融合互渗迸发出的崭新气度，充分显示出各民族文化交融是中国文学发展壮大的“边缘的活力”。苻洪在晋室南渡、五胡入主中原的复杂局面中延揽人才、纵横捭阖，至永和六年（350）已成拥十万之众的西北劲旅。苻洪摒弃狭隘的民族意识，积极融入中原文化，“洪将死，谓健曰：‘所以未入关者，言中州可指时而定。……关中形胜，吾亡后便可鼓行而西。’”①（唐）房玄龄：《晋书·苻洪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66页。既为氐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使自己的家族得以振兴。苻洪为幼子起名苻健，字建业，也流露出其变革发展、建立帝业的强烈愿望，渴望后世能为历史前进做出贡献。苻坚的历史观宏达而开放，对于中原礼乐文明格外倾心，十分推崇，不遗余力地吸收、借鉴。《晋书·苻坚载记》云：苻坚在位五年，中原“典章法物，靡不悉备。”②（唐）房玄龄：《晋书·苻坚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6页。同时，苻坚兼容并蓄，胸怀广阔，重用王猛、慕容暐、慕容垂等各族文士。当苻融上疏谏诤苻坚勿重用慕容暐等异族人士时，苻坚却回答道：“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方将混六合为一家，同有形于赤子。”③（唐）房玄龄：《晋书·苻坚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96页。典型地体现了苻坚胡汉一家、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的思想，这种中华各民族所共同拥有的民族融合思想，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思想特质之一，对于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然是可资借鉴、吸收的宝贵资源。

氐族南迁内地、统一北方、逐鹿中原的历史进程中，他们积极学习汉文化、用汉语言创作的过程，也是建构氐族本民族文化性格、文学精神的过程。在民族文化融合的背景下，苻氏家族文学的创作既体现出氐人质实贞刚、强悍尚武的精神，又表现出对中原儒家文化的深度认同。苻洪《谏杀朱轨》一文从古代贤君、暴君治政的不同对比写起，深刻指出其亡国之因，体现出的正是儒家“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的“仁政”理想。从文学角度来看，《谏杀朱轨》不仅构思独到，行文也充满刚健的气势。文末“其如史笔何！其如四海何！”笔锋犀利、情感激烈，充盈其间的正是氐族健爽贞刚的力度美感，体现了苻氏文学家族的文学创造力。

十六国时期是中华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独特时期，民族之间互相融合的倾向异常浓烈。苻氏不少人倾慕中原汉文化，如苻融幼时即颇为聪慧，“至于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④（唐）房玄龄：《晋书·苻坚载记附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4页。具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苻朗精研中土玄学，在东晋玄学中心之一的扬州市，苻朗以其精深的玄学修养赢得了中原士人的尊重，“风流迈于一时，超然自得，志凌万物。”⑤（唐）房玄龄：《晋书·苻坚载记附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36页。东南玄学风流人士对其亦颇为仰慕。这些充分说明汉文化在苻氏成员中的巨大影响力，他们心仪华风，学习汉文化，显示出各民族文化交融为中国文学带来的勃勃生机。

苻氏家族文学的另外一个特色，是双语写作现象。《晋书·苻坚载记》记载：

坚之分氐户于诸镇也，赵整因诗，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劳旧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坚笑而不纳。①（唐）房玄龄：《晋书·苻坚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28页。

此诗用汉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混合来写，是一种典型的双语写作现象。双语写作现象可以说是多民族交流融合的标识和“胎记”，是汉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和谐共生的产物。曹道衡先生在其《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解释道：“这个诗歌中杂有氐族语言，不很好懂。……其实当时人作诗杂以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是不奇怪不必强为之解，反而可以看出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文学语言上的相互影响”②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7页。可见在苻氏的大力提倡下，前秦胡汉文化交流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产生了中国文学新的审美基因。

前秦苻氏在大力推进汉化政策的同时，还积极提倡佛教文化。《出三藏记集》卷十四载，苻氏建元十九年（383）即遣骁骑将军吕光将兵伐龟兹及焉耆诸国，“临发谓光曰：‘闻彼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彼（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③（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00页。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正是在苻坚的延揽之下才来到凉州，开始了其后来著名的译经事业，形成中国佛教史上一次译经热潮，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初步探讨了前秦时期苻氏文学家族的文化性格和形成原因。可见在中华文学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氐族文学家族心仪中华、积极学习中原汉文化，提高了自身的汉文化修养和创作水平，氐族文学家族的创作表现出清雄健爽、质实贞刚的文学风格。同时也给中国文学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是中国文学繁荣壮大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苻氏家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