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统生活美学的复兴*

鹿广静

“新中式”并不是一个新的提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新中式”的讨论、实践和消费都主要集中在建筑、装修、家具、高端服饰和珠宝等设计领域，是尊贵的象征，同时也基本与年轻人关系不大。近年来随着国风的流行，“新中式”突破设计领域，开始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蔓延开来，进而演化成一种“新中式生活方式”，涵盖“新中式茶饮”“新中式服饰”“新中式穿搭”“新中式养生”等，形成了一股席卷衣、食、住、行的商业消费新势力。既不失传统的雅韵，又具备风趣活泼时代感的新中式生活方式备受年轻人追捧。以“新中式养生”为例，据2022 年《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中国健康养生市场规模已超万亿元人民币，18—35 岁的年轻人在消费者群体中占比高达83.7%。［1］

“新中式生活方式”的流行实质上是一种传统生活美学的复兴，它所能提供的情绪价值，所带来的氛围感、仪式感，使生活慢下来，是人们在当代找寻“生活的诗意”和“诗意地生活”的生动体现，与古人追求生活本质、恬淡自然的生活观高度契合，是古典生活美学在当代的重新演绎。

一、非遗潜移默化地催生审美塑造

公众文化复归的心理需求以及传统生活美学的复兴，与多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符号信息，持续建构并传承着中华哲学和生活美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符号系统，以配色、造型设计等手段，具体、实在地将中华文化浸润到人们的生活中。日用器物、工艺技艺、服饰饮食、风俗节庆等饱含大众生活方式印记的非遗，都蕴含着人们对于美的认识和理解。以传统美术和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为例，无论是绘画、雕塑、织造、刺绣、錾刻还是漆器，都体现了这种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是中华雅文化和吉祥文化在生活中的展现。非遗对人们审美的塑造是自然而然的，它具有强烈的生活属性，人们既是美的创作者，也是接收者和反馈者。对非遗中形式美、伦理美、意韵美的挖掘、弘扬、转化，对茶馆、庙会、集市、重大仪式、节日庆典等传统审美空间的恢复打造，必然会在无形之中促进传统生活美学的复兴。

传统生活美学的复兴能够形成潮流，离不开近20 年来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宣传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挖掘、阐释，广泛弘扬、教育，以及产业引导，使得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理解迅速拓展，审美鉴赏力、理解力迅速提升，文化消费的习惯、偏好得到培养，文化自信、文化自豪感迅速提升。这一切都酝酿着巨大的文化需求，而上述种种新中式产品的诞生正是市场对人们文化复归需求的积极回应。

市场和需求的互动，使得传统生活美学的复兴成为一种遗产保护实践下催生出的社会事实。这正是多年非遗保护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它不是我们有意规划的，也不是一步到位的，是多年保护成果溢出效应的叠加而达到的质变。这并不是单纯的文化复旧，而是一种极具创新性的文化创造，用旧的文化之名融合新时代的文化内容，满足当代的社会心理需求，是构建当代人生活意义的基石，所谓旧瓶装新酒。

二、非遗助推传统生活美学复兴的机制

近二十年间，非遗保护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内环境包括非遗学术研究的深入、非遗保护实践的进阶，外环境包括文化产业的发展、国家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科技的迅猛发展、传播媒介的变革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这些都在综合发力影响着非遗保护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在实践层面推动传统生活美学的复兴。

1.政府层面“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引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在不同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创造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虽然被冠以“遗产”之名，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她至今仍鲜活流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保持地区和群体特色、传承文脉、留住乡愁的重要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她的活态流变性，因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守正创新、尊古不复古，让非遗保护的成果惠及更多人，让非遗以更加多元更加现代的方式走进人们的生活，为人们的美好生活增添人文色彩和精神滋养，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目标和原则。

盘点近十年来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主题，从“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到“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到“保护成果 全民共享”，到“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到“多彩非遗，美好生活”，再到“连接现代生活 绽放迷人光彩”，非遗源于民间，让非遗回归民间，服务百姓美好生活，在百姓生活中扎根的保护倾向越来越清晰。而设置“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发起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持续开展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助力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发布非遗旅游主题线路等政策，导向也都非常明确，就是要让非遗融入人们的当代生活，在服务美好生活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认识层面“传薪与创新”的突破

非遗要想实现政策理想，融入生活、影响生活、塑造生活，就必须正确处理传薪与创新的关系，实现守正创新。在非遗保护学术界，一直有“原汁原味”和“发展创新”之争，多年来的研究和保护实践证明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传薪的目的是积累知识，更好地把握未来、塑造未来，而并不是机械的“原汁原味”，因为非遗本身就是活态的文化，它一直随时间在流变，每个时代产品的技术水平、艺术风格、功能设计都会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而改变。而“发展创新”也不是盲目的、无序的、无视遗产原真性的发展，在发展中要坚守其核心技艺和思想，并结合新的社会需求，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讲，传薪与创新还是一个结构与解构、重构的关系。任何一项非遗，都是一个文化系统，静态看都是一套相对完整的社会文化符号体系，有其基本的结构形态，传薪就是对结构和文化象征符号体系的传承。如京剧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包括生旦净末丑五大行当、唱念做打四种艺术表现手法、化妆脸谱、舞台道具、乐器伴奏等结构形态，有严格的表演程式，这些程式需要传承下来。但是文化实践又具有能动性，在文化实践中，文化在传薪的同时，又不断突破结构，实现解构和重构，即创新。如众多京剧大师创新唱腔，在历史上形成了丰富的风格流派，可谓群星璀璨。

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人的参与对非遗的传承创新和生活融入至关重要。社会的剧烈转型、消费的快速迭代、文化形态的多样化，使得以前依赖传承人群体知识自然更新的创新模式受到挑战，留给匠人创新的时间缩短，文化的结构性隐隐成为传承人实现创新的桎梏。而年轻人对社会日新月异发展的感知、表达、运用和风格认知远远高于传承人群体，而且他们对新技术、新传播方式、新的数字化呈现手段驾轻就熟，年轻人在习得艺术形式之后，在艺术实践环节可以更好地突破结构，实现创新。正因如此，“传二代”的创新成果是最为突出的，他们正在成为推动非遗回归生活场景的顶梁柱。［2］为了吸引年轻人对非遗的兴趣，国家将非遗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广泛开展展览展示，帮助他们发现传统的美，习得传统的美，进而引导他们参与表达传统的美、消费与享用传统的美。

3.实践层面多元力量的全面介入

可以说，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由运动到事业，再由事业到事业与产业并举的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方力量汇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质上由最初的一项主要由文化主管部门参与的“运动”快速转变成了一项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社会事业。

在实践层面，多元力量形塑着中国文化的当代重构，新的治理生态逐步生成。在这个生态中，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地位不断面临挑战，民间和市场生发的强劲活力令政府欣慰的同时，也令部分颇具使命感的官员深感肩负的巨大压力。有非遗保护管理工作者认为，越深入到民间，越深入到项目，越感觉到自己工作的滞后性。教育、媒体和市场的全面介入，国潮热掀起，在资本和市场中涌现了越来越多的非遗经纪人、翻译官，他们将非遗概念进行解构，让非遗在消费层面越来越脱离“文化遗留物”的老气横秋，与“潮”“文艺”等词发生链接，在产品设计层面更加关照当代人的情绪和期待，从而拥有了更加抚慰人心的力量。在教育层面更是无孔不入，社区教育、学校教育、博物馆教育、市场化研学教育的持续升温，使非遗体验经济迅速成长为一个产业。

正是因为政府、遗产持有者、市场、资本、媒体、教育、民间组织等参与各方都在努力地彼此理解、响应和调适，才共同造就了今天的非遗盛景。多元力量在文化重构与形塑中积极互动与相互影响，使非遗由极旧迈向极新，潜移默化中促发了传统生活美学的复兴，成为新生活方式的引领者，将当代生活导向更具品质、更具文化内涵、更美好的愿景。

4.民众思想层面新生活观的形成

中国人自古是最讲究美的，古人匠心雕琢生活中的一草一木、一餐一饭、一时一刻，“活”的文雅集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酌酒品茶、养花逗鸟，“物化”的建筑（包括宫殿和民居）高度审美化，日用器具的造型、纹饰设计和功能设计的统一，都体现出一种整体的生活美学。“二十四节气”、传统节日、人生礼仪等贯穿人们的四时生活和人生阶段，就连服饰和饮食也讲究相时而穿、相时而食，生活中处处体现出节奏的美。

步入现代，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吃得好、穿得好的同时，反而因生活节奏太快而不太注重生活审美情趣，比如现代民居，多为砖瓦结构，虽更坚固，室内空间也更宽敞明亮，但屋顶造型已变得极为简陋，失去了传统民居的艺术审美性。伴随非物质文化遗产兴起的，是根植于几千年中华文化沃土的生活美学的复苏。这是一种系统的完整的生活状态的变革，表现在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个方面。精神上人们不再单纯追求效率，所谓慢下来，开始追求体验、体察、感悟、享受生活的美好，追求生活的意义感。物质表现上人们越来越讲求精致、艺术、设计、美感，追求所谓品质生活。非遗的传承保护不仅丰富着历史文化遗产、缔造着当代社会的非物质和物质文明，还创造着未来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创造硬核。［3］新中式生活方式的流行，传统生活美学的复兴使中国当代的新生活观初见端倪。

三、非遗引领当代生活方式的讨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宏观上涉及国家、社会、市场，在微观上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遗持有者、民间组织、市场营销者、资本持有者、学者、消费者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各方协商合作，平行互动，共同织就了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治理网络。在这个治理生态中，要注意处理系列关系，才能继续担当起引领生活方式的重任。

1.坚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大文化惠民力度

政府层面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导向，发掘、整理、阐释蕴涵在非遗中的传统文化符号资源，发展并重构这些文化资源，形成文化IP，让非遗保护的成果惠及更多人，让非遗以更加多元的方式走进人们的生活，建构文化认同，凝聚共识、创造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理性看待生产性保护与商业化运作的关系

非遗传承发展有两个维度，一种是政府引导下的理性商业化、有限开发，以生产性保护为代表，一种是市场主导的完全商业化。［4］完全商业化用新故事讲述旧产品或用旧故事包装新产品。有些人认为，完全商业化存在对元素的滥用、粗制滥造的危机。但其实危机之中藏生机，新中式生活方式在年轻人中迅速流行，极大扩大了非遗或非遗元素的应用场景和人群，对于塑造人们的消费偏好、审美偏好、选择偏好，进而促进对核心非遗的关注、欣赏和消费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新中式穿搭的流行，必然引起年轻人对传统服饰的兴趣，一部分人自然会不满足于流行的新中式穿搭，而去更深入地了解传统服饰。如汉服热发展到今天，年轻人对汉服的追捧已经不仅是穿戴有汉族服饰元素的服装，而是非常讲究形制和专业性，并且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汉服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汉服及汉服知识的挖掘、普及和复原。

3.平衡非遗传承发展中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资源论”是积极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让非遗主动在当代发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功能的一种观点。［5］此论点为非遗的“资源开发”和商业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非遗在文旅融合、文化创意产业、乡村振兴等领域蓬勃应用。但应注意坚持“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而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6］坚持非遗的文化属性和本体价值，坚持创新而非曲解，以避免伤害非遗及社区对非遗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