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中的情感治理
——以皖北L县C村为中心的考察

2024-01-25 09:32军,金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党组织基层情感

方 军,金 涛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市场化转型时期,以人民公社为载体,将国家权力内置于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逐渐瓦解。基层国家权力运作方式发生显著变化。基层治理疏于情感建设,向制度化建设转向,以技术、法律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治理模式逐渐在乡村治理中掌控话语权,以“情”为主导的情感治理模式面临“失语”局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P46)。基层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的主体之一,在为人民谋福祉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理性的举措,也应该注意“情感的回归”。

鉴于此,本研究以基层党组织为研究主体,基于对皖北L县C村的实际调查,结合当地党组织“情感治理”的实践经验,主要探究如下问题:其一,基层党组织在当地情感治理的逻辑理路如何构建,怎样理解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情感维度;其二,该村情感治理的实践运行的内在机理和支撑。

一、文献梳理

中西方对理性与情感的思考由来已久。孔子在《礼记》中云:“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2](P432)孔子认为情感是人的天生本能。休谟则认为理性是感性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感性之外,再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作用[3](P451)。古代圣贤对于情理的思考多是从礼制或哲学角度出发,对理性模式的系统性质疑则要追溯到20世纪初期。早期科学管理学派与其倡导的“效率运动”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但也有质疑者认为科学管理一味追求效率,忽略人的感受[4](P17)。韦伯的科层制是一种理性高效的行政体系,为现代各国政府的体制建设提供参考,但其同样忽略情感因素。同时期,梅奥的霍桑实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麦格雷戈的“X-Y”理论等行为科学学派摒弃对技术、效率的追求,重视对人的研究,这标志着人本主义思想在管理学领域的兴起。作为更高层面的治理领域来说,过度追求理性、效率,同样只会陷入治理冗余,情感也是治理领域不可或缺的维度之一。

当前,我国学界对于情感治理的主流研究有两种指向,即将“情感”作为治理目标,或在治理过程中,将“情感”作为治理手段。第一类“治理情感”,是将“情感”作为治理受体,将心理抚慰作为治理目标,通过情绪安抚、情感慰籍、上门慰问等方式,来消弭治理过程中由于强制性正式权力的使用而对当事人造成的负面情绪影响,或纾解因意外事故、自然灾难对民众造成心理阴影的治理方法[5-7];第二类“情感治理”,将“情感”作为一种治理手段,是指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治理主体将情感因素纳入治理过程,基层工作人员依情治理,“情”治是弥补“正式机制”不足的一种治理手段[8-9]。

此外,有学者对情感回归基层治理的阻碍因素进行探索。朱楷文认为市场虽满足了居民多元需求,但也削弱了个人对社区的情感归属与认同,情感由此失去“回归”的实践空间[10];高飞认为人口流动所导致的家园认同缺失,对本地没有责任感与认同感是阻碍情感治理实现的重要因素[11]。也有学者在情感治理的实践路径领域进行研究。如蓝煜昕主张在政商社学界里,凝聚一批地方政治精英——“新士绅”,同时结合民间社会力量,建立共识机制,促进乡村共同体形成[12];陈华明提出利用新技术或健全机制来进行情感治理,如通过网络宣传、大众传媒的方式向社会个体成员输出特定的价值观、信仰,以便融入社会整体[13]。有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情感治理的主体上,如向德平等人研究了驻村干部如何运用情感治理来连接国家与社会两端[14];汪勇以公安部门为主体,研究通过何种措施能有效促进个人与政府进行情感的嵌入融合[15]。

总体而言,学界对于情感治理话题进行了若干学理探讨,但仍有开拓空间。目前学界就情感治理主要从概念探源、阻碍因素、路径构建等宏观视角进行探讨,现有研究较少聚焦于微观层面,结合地方情感治理实践样态,从应然、实然层面进行经验萃取和实践路径构建。也鲜有学者将研究视角置于基层党组织,缺乏用来解释基层党组织使用情感治理工具的理论框架。基于此,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微观层面,以皖北L县C村为例,从价值、历史、文化角度,梳理基层党组织在基层运行情感治理的必要性与必需性,多维度探寻情感治理的内在运行机理,厘清乡村社会如何实现柔与刚的互补运作。

二、价值、历史、文化:基层党组织“情感治理”的逻辑框架

(一)价值转变——从粗放管理到精细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地方管理以集体为最小单位。改革开放后,乡村格局面临重组,集体管理模式面临深刻变化,更为关注“小我”。因此,相较于之前的管理模式,现代治理实现了从整体性、集体性,到个性化、个别化的转变[16],从照顾集体利益诉求到对个人关怀的转向,从原来的粗放型管理转变为现在的精细化治理,价值观念的改变折射出随着社会发展,人的情感需求在不断凸显,对人的重视也与日俱增。

此外,基层党组织运用情感治理工具进行乡村治理,亦是治理本源的回归。情感治理不仅是动员基层社会参与,也是实现从管理到治理,再到善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是基于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强调通过多元主体合作来达成治理目的[17],而情感治理的关键基点是“人的情感”,主旨是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情感为人服务”,出发点、落脚点都是围绕人,通过加强对人的重视,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柔性治理工具与多元主体合作,达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当“治理”运行到最佳程度,就会达到“善治”[18]。

(二)历史传统——从“人情本位”到“情感传统”

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是基于伦理道德,遵循的是儒家伦理规范。在基层治理特别是农村地区中,基层社会的秩序更多靠乡村士绅等具有道德权威的个人或团体来维系。如果发生不可调和乃至需要对簿公堂的矛盾,传统民事处理机构对矛盾的处理结果并不是简单地要求败诉一方进行赔偿,而是基于“人情本位”的角度,主张对人际关系进行修补。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走的群众路线,同样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期间曾通过“演戏剧”“唱大戏”等方式传播革命思想,争取人民信任与认同。将阶级斗争以表演的形式表现出来,不仅可以调动农民内心情绪,这也是革命队伍与群众情感互动的双向过程。美国记者斯诺曾描述他在随军途中的见闻:“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许多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怀疑和问题都用农民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19](P123)

进入新时代,党建引领的基层社会情感治理得到了新的运用。党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依托情感共存的凝聚方式,再现历史传统的现代性价值,达到改善社会关系、推进基层治理的效果[20]。

(三)文化赓续——从“立于本来”到“面向未来”

中国古代社会,“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模式是基层常态,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实施“自治体制”,由宗族与士绅主导。这种双轨制的文化内核在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伦理道德规范,其思想是建立在人的心理因素之上,主张从人的本性出发,表现出浓厚的情感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基层社会治理依旧遵循这套治理逻辑。基层干部在遇到难以推进的中心工作时,常常借助人情来弥补正式机制的不足,调用“擂”和“媒”两种工具来应对农民的不配合,双方在人情的互欠与倾诉中达到各自的行动目的。

古代伦理道德规范反映当时的历史背景,影响当下的基层治理。情感治理从古至今的“变式”,形成了现代乡村社会的价值理念与道德标准,这种文化上的赓续不仅是现代乡村治理的现实要求,同时也是理解乡村文化振兴的必要条件。文化振兴不是摒弃传统文化,而是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不断变化中兼容并蓄。乡村文化振兴不仅包括了对乡村文化本体价值与理念的认同,也包括了对乡村传统文化内容的挖掘。而现代情感治理以传统文化为底色,与现代治理模式相结合,提高基层治理能效。这不仅推动农村的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坚持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21]。

三、案例呈现

本研究以皖北L县C村为案例,资料来源于笔者2021年11月在该地进行的脱贫攻坚成果调研。本次调研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无结构性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对C村的治理经验开展调查。L县C村坐落于安徽省北部平原,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区域面积约为20平方公里,下辖12个自然村,29个村民小组。截至2021年底,全村总人口6 019人,共计1 610户,该村设立总支部委员会,成员4人,下设4个党支部,共有党员151人。本文选用皖北L县C村为案例对象,是基于C村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运用“情感治理”的显著效用性,该村所遇到的治理困境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其他大多数行政村一样,具有类似的表达。C村的常住人口成分既包括世代居住于此的原住民,也包括外地流入人口,居民结构成分较为复杂。自2008年4月该村换届选举前,存在村两委空心化,村民“原子化”,村庄共同体趋近于解体的倾向。但是,该村换届选举后,通过加强党建引领,完善村务民主议事制度,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村中事务,增进干群党群关系,开办“妇女之家”“老人食堂”,建设党群活动中心,志愿者“一对一”爱心帮扶等一系列情感治理举措,治理矛盾大幅减少,治理重归有效序列。该村也多次获得县乡级政府表彰,曾获得“县级文明村镇”“安徽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等荣誉称号,C村的治理经验能够为其他村落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转化政策话语,密切干群关系

扶贫工作的各种问卷、表格、统计数据、指标等量化工具与流程设计无不显露出“理性”模式,但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C村基层干部的治理实践存在大量情感手段。市场化浪潮冲击下所形成的“半熟人社会”仍留存有地方性知识与基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地方性伦理。基层干部的治理实践始终限制于乡土秩序框架内,使用着一套符合当地村庄情感秩序的治理体系。C村基层党组织的干部将纸面上的政策文字转变为乡土话语,将科层制的工作思维转变为符合当地村民的思维习惯,使政策顺利“落地”。对于这一套话语转化体系,C村党支部W书记有这样的陈述:

农村就是这样,基层干部要想搞好工作,得有点土气才行,得接地气。你去人家家里也跟开会一样跟着纸读?那工作还能干的下去吗?就拿现在的脱贫评估工作来讲,俺们去贫困户家里,去讲政策,你讲的人家听不懂,人家怎么配合你嘛?家里有上学的还能帮帮忙(解释),那家里只剩个老嫲嫲的,你讲这怎搞?所以俺们去下乡都不能像这样跟你(们)讲话,人家在地里干活,俺们看到了就帮帮忙,拉拉呱,拉家常的过程中就把工作给搞(定)了,人家看到你帮忙,也不好意思不配合,这样大家工作都好做①。

这种带有乡土气息的工作方式是党基层干部的真实写照,基层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遵循独特的乡土逻辑,通过走访、拉家常、转变政策话语的方式来构建干群之间的亲缘网络,增强亲近感,加强人际互动。接地气的工作风格也消除了干群之间的隔膜,使干部被村中成员“情感”接纳,实现了国家总体性话语与地方性话语之间的融通对接。

(二)疏解矛盾纠纷,促进邻里和谐

当个体的利益诉求产生交集时,可能会导致情感“摩擦”,人际关系随之疏远。日常摩擦因情感疏远有异化衍生为更大矛盾的可能,具象为具体场景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邻里纠纷闹得愈演愈烈以至闹上法庭。C村党支部的委员Q,对于法律在乡村调解的作用有着自身的看法:

邻里乡亲的,因为一点点小事就打官司、上法庭,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样搞多难看啊!在农村,调解工作还是得靠讲人情,说好话,双方心里舒坦了,心结就解了,矛盾自然也没了②。

为此,C村党支部联合村委会积极探索,建立并完善村内纠纷调解机制,在下辖12个自然村中,各自设立“一村一职调解员”岗位,由熟悉本村情况的人员担任。联合村内以老干部、老教师为代表的“五老”队伍,合力壮大调解队伍,把矛盾纠纷控制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同时,C村基层党组织也开展了普法宣传活动,提高调解团队法治素养,使其在调解过程中不仅做到以法为先、依法治村,并将“村内情感”融入其中,做到情、法结合,促进邻里和谐。

(三)帮扶特殊人群,彰显组织关怀

扶危救难,匡扶弱小,关心弱势群体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C村在长期的治理实践中,结合本村实际,总结出一套具有本村特色的爱心帮扶举措。主要措施如下:一是常态化帮扶。如C村党组织成员通过访贫问苦、个别谈心、情感慰籍、座谈会等形式,对因年老体弱、身体残障或有长期疾病等因素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与苦情纾解;建立“一对多”致富帮扶机制,让村内承包大户、产业大户传授有发展潜力的贫困户养殖经验,引导其脱贫致富。二为特殊化帮扶。突遇重大家庭变故,如意外致残、受灾等情况致贫的家庭,C村党组织联合村委会进行上门“送温暖”活动,传递党的声音,体现党的关怀。此外,为妥善解决村中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由C村基层党组织牵头,与村集体、村企业合作,协同村内志愿者,共同完善农村养老服务。C村中不仅建有医疗诊所,免费为村中老人量血压、测血糖,提供医疗建议,还专门设立为解决村内老人用餐需求的“老人食堂”,免费为本村7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一日三餐;设立“妇幼之家”,关爱妇女与留守儿童。总之,C村基层党组织在帮扶弱势群体方面,通过常态化与特殊化帮扶,建立各种便民机构等系统化救助措施,在基层治理中很好地体现了党与政府的“人心”关怀与情感慰籍。村内担任妇女主任职位的党员L这样描述村内的便民设施:

就拿村里的老人食堂来讲吧!俺们管它叫报恩食堂,寓意就是要报答父母恩情、报答党的恩情。我们村是个大村,1 200多人,7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快200人。村党支部的干部们带领俺们把食堂办起来了。现在俺们村这些老年人中午都到食堂吃饭。俺们这边农忙的时候,要在地里呆一天,种地和照顾老人两头顾不过来,常常是一大早给老人做饭,老人要吃一天。现在有了食堂,家里有老人的就好过多了。大家都讲这个食堂办得好,也都相信村党支部,希望到俺70岁的时候也能到这里来吃饭③。

四、C村“情感治理”运行的内在机理

(一)“单”“群”兼顾的情感串联

村域情感治理的目的就是既要把握个体心理、又要考虑非正式群体感受,统合不同客体之间的感情、利益,做到求同存异,形成一致意见,在制度规范下用情感串联起个体与群体,加强个体与群体对政府的认同,维护基层稳定。C村基层党组织着眼于微观层面,关注个体需求和情感困扰,探寻情绪困扰的根源。将情绪疏导、心结疏解、思想教育有效结合,健全个体负面情绪疏导机制。程军等认为可以通过走访、慰问突发变故家庭,让村民个体感受党的关怀,对村内个别民众进行心理教育,思想引导,减少矛盾冲突,营造和谐氛围;以“户户相邻,人情相熟”为基本原则,发挥左邻右舍群众力量,对个体情绪进行精准定位、及时疏导,以防个人情绪异变衍生为群体心理,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此外,C村基层党组织也注重宏观层面的群体情感关怀。乔纳森⋅特纳认为:“人有情感卷入的需求,渴望人际交往,当人感受到自己被卷入时,将体验到积极的情感,当感受到被逐出时,则体验到消极情感。”[22](P146)C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建设“老人食堂”“妇女之家”等便民设施,让特殊群体体验到党的关照,召唤特殊群体的正向情感,使其产生积极观念,实现个体与整体的情感串联,达到治理意图。据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在回答“您认为‘老人食堂’是否改善了您的生活”时,90.7%的人认为用处很大,3.6%的人认为作用一般,2.1%的人认为老人食堂对自己没有作用,还有3.6%的人对此不了解或不关心④。实证研究表明,绝大部分C村村民给予了肯定,该村党组织通过修缮村内利民设施获得村内特殊群体的正向反馈,培养村民积极情感,既考虑群体感受,又关怀个人情绪,兼顾“单”“群”,达成不同客体之间的情感串联。

(二)“聚散为整”的文化重构

现代化背景下,城乡新格局的确立削弱了原有的乡村内聚力。固然,现代化建设虽促推农村社会步入现代化轨道,但在国家力量的强势推动下也显露出农村“被城市化”的伴生性弊端。部分村民对乡土社会的认同感降低,对作为外群的城市生活较为向往。人口流失现象严重,归属感缺失,文化认同缺位,左邻右舍的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呈现反向拉伸之势[23]。共同价值观的异化使乡村治理面临挑战。对此,C村党组织以“情感召回”为出发点,重拾基层治理中的情感因素。

一方面,为增加村中居民的友好互动与交流频率,以情感为纽带,积极在村中举办文娱活动,如“端午文化节”“歌舞大赛”,还有颇具当地特色的“面皮节”“羊肉节”等。通过搭建“创熟”平台,为村民提供情感表达机会,激发其作为“乡村主人”的参与热情,为提升乡村社会的认同感与凝聚力注入内源动力。C村村委副主任H对表示:

要发展农村,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重拾熟人社会圈,村级单位的情感是几代人甚至是十几代人留下来的东西,不会说走就走了,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更好的方式把大家互动起来⑤。

另一方面,号召村民学习“五老”精神,凝聚以“勤劳节俭、团结奉献、爱国奋斗”为主体的村庄共识。搭建叙述平台,以定期在党群活动中心举行“平安议事”活动为形式,对不文明、破坏公共利益、不利于团结的行为进行批判和引导。这种通过搭建地方性共识所产生的外部舆论力量,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C村通过建立“创熟平台”与“地方性共识”,鼓励村内居民积极参与村中公共事务,自觉维护公共秩序,遵守公共规则,使原被城镇化、市场化浪潮冲击下的价值观念重新凝聚,增强了村民对农村这一内部场域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三)基层党组织的统合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24](P684)乡村治理是我国治理体系的重点内容,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领导力量,其治理能力直接影响治理成效。C村的治理有效局面受益于基层党组织秉承“服务”理念,从人民利益角度出发,依托资源整合、开发、利用功能,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党员带头、民众参与的方式,“唤醒”村域沉睡的“存量”资源,如文化资源、群众资源、场地资源等。整合已有资源,并重新重视情感因素在村域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举办扶贫助残日、老年康复日、端午文化节等活动,将趋近于离散的村民个体彼此连结,串联成整体,共同守护乡村情感;创立“老人食堂”,建设党群活动中心等设施来塑造友好互助的村内氛围,增强村民对本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构建文化认同,促进乡土场域的价值守望。C村党组织利用好“已有”,积极开发“未有”。引领群众开展“创熟工作”,软化邻里关系,变“半熟人社会”为“熟人社会”。同时建立以基层党组织引领的党群行动网络——“1+N”制度,即党员负责制。一名党员与数十名村民保持联系,帮助村民进行利益表达与协商对话。这种将党员内置于村域网络的制度模式,通过党员在其充当“解说员”“调解员”等角色,可以引导村民加入公共议题并商讨解决方案。通过构建以党员为中心点,连接村民个体的行动网络,以更加柔性的交往方式与村民展开互动,拓宽政府与民众的对话渠道,为情感治理的良好运行打下基础。该村的治理经验不仅构建起一副通过情感治理来弥补正式制度不足的生态图景(如图1)。同时,其治理实践也深深地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图1 C村的情感治理模型

五、结论与反思

情感因素是理解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维度之一。通过深度挖掘C村案例,发现该村基层党组织作为“牵头人”与“组织者”,通过党建引领,对辖区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利用;基于“1+N”党员负责制,构建党员带头、民众参与的治理方式;通过搭建“创熟平台”,重建地方性共识,连接个体与群体,达成情感联结与文化重构,使情感治理落地见效。

需注意的是,在基层治理中,理性的制度设计、法律规定与情感因素同等重要,两者相辅相成。基层工作者应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将情感治理的两方面相结合,做到“以情治情”;同时,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以法为先,情法并行,发挥情感治理的最大效用。

此外,笔者发现C村的情感运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因情感治理的异质性与非同步性,每个人对其感受不一;其二,情感治理有可能陷入形式主义的风险;其三,情感治理的方式无法复制,无固定模式,靠的是当地政治精英对于村内的熟悉度。因此,如何构建并完善理性治理与情感治理的融合路径,克服其局限性,是继续探究情感治理的重要议题。

注 释:

①访谈记录编号:20211123WSJ。

②访谈记录编号:20211123WYQ。

③访谈记录编号:20211123FNZRL。

④本研究对C村下属12个自然村中进行抽样问卷调查,访问人数150人,回收问卷143份,有效问卷140份,问卷有效率约为97.9%。

⑤访谈记录编号:20211123FZ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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