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生产与社会剥夺：南方农村婚姻的两极困境

张朝华，张紫薇

（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广东珠海 519000）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婚姻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当前，随着以县域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和城乡关系的渐变，乡村的婚姻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事实上，一方面，乡村婚姻问题表现为欠发达地区农村男性的婚姻难以缔结，“剩男”增多；另一方面，不少未成年人在村里大办宴席、喜结连理的早婚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乡村婚姻出现这种早婚和“剩男”两极分化的“畸形”困境，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早婚，是指不到法定结婚年龄而事实上以夫妻关系公开同居的事实婚姻行为；或虽在当地政府申请领取了结婚证件，但实际上未达到法定年龄的夫妻关系。在农村，婚姻缔结成功的重要依据是婚礼仪式而并非结婚证，因此，大多数农村青年在未达到法定婚龄、未领取结婚证的情况下，以举行婚礼的形式宣告两人结为夫妻［1］。国家统计局在2021 年部署的一项“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结果显示，农村存在的婚姻困境主要是适龄与超龄男性择偶上的困难。研究发现，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2009 年人口出生性别比达到119.45，正常范围为103—107）的情况下，婚姻市场需承担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后果，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或贫困地区，大量“剩男”滞留婚姻市场，现有研究对早婚这一现象却缺少过多关注。

在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农村地区，男多女少的形势已经意味着部分男性“无婚可结”，而根据适龄男女未婚比来看，农村男性想在适婚年龄结婚更是“难上加难”。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作为性别失衡后果的主要承受者，常常面临着个人与家庭资源缺乏、社会支持网络薄弱和发展机会缺失等窘境［2-3］，由此带来人口安全与健康、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风险问题。在压力比女性更大的客观现实下，部分家长为儿子提前操办起了婚姻。没有达到法定婚龄的“结婚”行为，不仅是对法律严肃性的挑战，还可能引发代际关系失衡、婚姻割裂、婚姻风险剧增、留守儿童不健康成长等诸多社会效应［4］。

本研究聚焦于粤北某村落内部，通过对该村整体状况和两种极端的婚姻市场形势的描述，从文化视角出发，深入分析当地婚姻现状两极分化的形成逻辑。该村落作为粤北一个相对开放的行政村，坐落于镇中心附近，保留村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吸纳了现代城市的开放思想，具有可观察性。本研究试图从面子生产和社会剥夺两个维度分析同一个村落早婚早育与晚婚“剩男”现象共存背后的深层机理，并力图拓展出一个新的理论解读。

二、农村婚姻困境溯源

（一）“剩男”困境的形成

已有研究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视野针对“剩男”产生的原因展开讨论，呈现了乡村婚姻困境的真实图景。从微观分析的社会学范式，青年带着所有自身的资源在婚姻市场进行交换，强调青年的性格、样貌、文化程度、交往技巧等个人因素是农村青年婚配困难的主要原因。恋爱的情感体验十分重要，哄对象、制造惊喜、送礼物等婚恋技术决定了男性是否能谈到对象［5］，腼腆木讷、学识不高、相貌欠佳等个体性因素将导致男性青年无法与女性有效交往乃至成功婚恋［6］。

从中观层面看，父母家庭背景和家庭资本有限影响农村男性青年的婚恋状态。长兄如父伦理和外出务工的机会差异会造成长子失婚现象［7］，宗族伦理纽带松动则减弱了婚姻支持的代际合力［8］。“婚姻市场要价”理论提出女方会推动彩礼的不断上涨［9］，男方家庭若拿不出彩礼就难以缔结婚姻［10］。昂贵的婚姻消费与家庭低收入之间的鸿沟，使得婚姻成本成为农民家庭难以支撑的经济负担［11］。

宏观层面看，农村地区男青年承担了性别失衡造成的婚姻挤压后果。聚焦于大龄男青年的总体数量与形成原因的人口学分析，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的测算指出，20—45岁的适婚年龄段人群到2020 年男性将高出三千万人左右［12］；中国贫困地区女性青年的迁出［13］、出生性别比的长期失衡是农村男性婚姻挤压产生的主要因素［14］。结婚范围窄是制约农村男性婚姻缔结的主要瓶颈，农村女性青年大量流入城镇则是农村男性婚姻挤压加剧的根源。

（二）早婚形成的发展与变迁

对农村早婚的形成研究主要强调社会发展与家庭影响。在1990 年代，研究者认为改革开放激发了家庭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男性青年提早结婚可以帮助家庭提供劳动力资源［15-16］。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研究者提出，青少年性成熟提前，产生早恋想法，容易早婚［17］。21 世纪以来，研究者提出，虽然平均初婚年龄推迟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18］，但是经济水平与早婚率呈负相关［19］。在经验研究中发现，90 后农村青年早婚比率飙升［20-21］，婚前同居降低了青年的初婚年龄［22］，对出生队列进行分析后发现，1985 年及以后出生的女性早婚形成受到未婚生育行为的促进影响［23］。

也有研究发现，初婚年龄与教育层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但女性受教育程度与早婚率呈负相关。男性的初婚年龄低谷出现在小学、初中教育层级，女性则出现在扫盲班与小学层级［24］。地区层面上，北京和上海的数据均显示初婚年龄最低的群体学历为“技校/职高/中专”［25-26］。尽管技校/职高/中专/高中本质上属于同一教育层次，但高中的初婚年龄却显著高于其他三类教育者［27］。离开教育视野，Buss 在全世界范围的研究发现，男性普遍愿意娶比自己年轻的女性为妻［28］。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我国夫妻的年龄差将进一步扩大，女性初婚行为提前、初婚年龄变小［29］。

此外，代际之间的理性博弈也助推了早婚的出现［11］，有些父母为了达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使命”甚至不惜助推“未成年结婚”，促成子女早婚［4］。而“代内剥削”的观点提出，农村女性的早婚是家长采取婚姻策略的结果——在资源有限的多子女家庭中，有些家长会强迫女儿早婚来抵消为儿子娶媳妇的高额彩礼［30］。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既往研究从经验出发，描绘出乡村社会婚姻缔结的现实图景，揭示了乡村婚姻困境的具体成因，为反思婚姻缔结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事实参照。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一方面，已有研究关注到早婚或晚婚“剩男”这一独特的婚姻现象，却未曾站在宏观视野将两者结合起来，探讨两种迥异现象共存的原因；另一方面，对早婚和晚婚“剩男”的解释中，既有研究大多探讨结构性因素对于婚姻市场的影响，忽略了农村宗族文化的背景，尚未将之纳入婚姻困境的研究中，无法解释那些自身条件不好，家庭背景也一般的早婚者；再者，现有研究大多是从个人和家庭两个视角分别进行审视，从而忽视了婚配过程中个体与家庭内在的关联机制。

本研究在对粤北地区的北村进行驻村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北村的总体背景以及宗族关系的梳理与案例家庭的细致观察，重点剖析了个体与家庭在婚配过程中的内在关联机制与农村宗族文化对婚姻两极分化的影响以及家庭在应对子代婚配危机时的伸缩策略，并从宏观视野出发，将成婚难与早婚两者结合起来，探讨家庭再生产、个人选择对两极婚配困境的形塑过程。

三、一个粤北村庄的婚姻样本

（一）案例描述

北村位于镇中部，距离县政府仅15 公里，不是偏远的山村。村域面积15 平方公里，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辖村民小组9 个、自然村22 个；总户数1447 户左右，总人口9367 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口三千多人，占比将近三分之一。全村耕地面积3500 亩，人均0.4 亩，人多地少导致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据调查，该村全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251 元［31］，属于中低收入水平。据族谱记载，北村只有张氏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宗族文化浓厚的村落，由于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牵制，村民的交往对象基本局限在宗族邻里之间。

本研究对北村的田野调查，共观察走访了北村四个家庭共八位农村适婚青年，以农村青年及其父母作为访谈对象，详细记载了当地婚俗过程形成与受到的困扰，并通过访谈北村村民进行婚俗资料补充。调查得知，北村只有三百多人的村小组中，大龄（30 岁以上）单身男青年多达15 人，占适龄适婚男青年（22—45 岁）的总数比例高达20%以上。这意味着在四五个男青年中，就至少有一个会成为“剩男”，而当地同年龄段的女性往往已婚已育，同一个村小组中，二十出头的女孩带着上小学的孩子也不罕见。

（二）婚姻市场的优胜劣汰

本研究首先将目光聚焦于北村一个经营杂货店的微观家庭（家庭一），该家庭有一栋6 层楼高的新房，家庭经济条件在当地比较不错，夫妻俩共育三子一女，三个儿子分别为34岁（案例1）、32 岁（案例2）和30 岁（案例3），女儿（案例4）为33 岁。三个儿子均未婚未恋，女儿则有两个年龄分别为16 岁和13 岁的孩子。第二个家庭（家庭二）是本地务工家庭，父亲是电工，母亲是小学厨师，该家庭有两子一女，其大儿子32 岁（案例5），是本案例中唯一一位高学历单身男青年，小儿子30 岁（案例6），在外务工。反观他们的邻居（家庭三），20 岁的女儿（案例7）已经有了3岁的孩子，同村另一家个体户（家庭四）25 岁的女儿（案例8）则有8 岁的孩子。

案例1：家庭一的长子，今年34 岁，父母年轻且收入稳定，分有家中一层200 平方米的新房，县里有一栋继承的自住楼房，还有一辆自己的汽车。案例1 高中毕业之后在本地工厂打工，月工资4k 左右，本人长相高大帅气但性格木讷，比较好吃懒做，家里为他组织相亲十多场，都是女方看不上他，嫌他不会说话，不可靠。（访谈笔记：2023011101）

案例2：家庭一的次子，32 岁，高中毕业后先在珠海格力电器打工，后回到本地工厂担任主管，月薪为6k 左右，拥有家里分配的一层楼房。案例2 为人太老实了，之前有感兴趣的女孩子，一直不敢表白没有谈成。由于家庭女性资源倾向于他未婚的哥哥，所以并未有许多相亲资源。（访谈笔记：2023011102）

案例3：家庭一的小儿子，今年30 岁，技校毕业，跟哥哥们一样，有家里的一层房产。案例3的性格很开朗，能言善语，虽然没有固定的工作，但一年的总收入在三十万左右。案例3 之前有过女友，因性格不合分手，自认为有恋爱能力，拒绝家里的相亲安排。（访谈笔记：2023011103）

从上述三案例中可以看出，被迫晚婚的家庭子代并非因为身体缺陷或智力问题而单身，其家庭条件也不是支撑不起彩礼和婚姻成本。他们在婚姻市场竞争失败的原因更多在于自身特质，比如学历不高、好吃懒做、为人不踏实、不会谈恋爱等问题，从而沦为社会分层的中低层，无力参与婚姻市场竞争。

案例5：家庭二的大儿子，今年32 岁，重点大学毕业，在广州担任桥梁工程师，月收入一万多。案例5 在广州有女友，但因其家庭条件较差，父亲年纪比较大，母亲前两年因中风瘫痪，其女友家里一直不同意结婚。因为家里只有一套两层的老房，目前家庭二举全家之力正准备建新房。（访谈笔记：2023011301）

案例6：家庭二的小儿子，今年30 岁，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外务工，年节才回家。父母并未能顾及其婚恋大事，寄希望于案例6 在城市自由恋爱。（访谈笔记：2023011302）

上述二案例之所以被迫退出婚姻市场，主要是因为家庭结构缺失、人力资本不足导致家庭经济能力差，无力承担婚姻成本。实际上案例5 自身的能力没有问题，这种类型的“剩男”是家庭背景薄弱导致，经济能力欠缺使得父辈背负沉重的代际压力。

（三）婚姻理性模糊化

案例4：家庭一的长女，今年33 岁，与老公是在电子厂相识相恋的。案例4 怀孕那年才17 岁，不敢告知父母，直到孩子生下来才偷偷抱回家里。家庭一对外的说法是，“孩子是表哥家超生抱回来养的”。（访谈笔记：2023011104）

案例8：家庭四的女儿，今年25 岁，孩子已经是上小学的年纪了。提到结婚过程，她说16 岁那年遇到邻村的一个男孩想要和她耍朋友，给她买过几次零食，带她去过几趟酒吧，晚上跟人出去过夜。父母说她没人要了，她就稀里糊涂跟人结婚了，18 岁摆酒的时候娃娃都已经八个月大。（访谈笔记：2023011602）

从上述二案例可以看到，因为当事人文化水平偏低、年龄偏小，法律知识淡薄且生活经验严重匮乏，因婚前同居导致未婚先孕进而提前步入婚姻在农村已是常态。研究发现，因为奉子成婚产生的早婚行为达半数以上。

案例7：家庭三的小女儿，今年20 岁，孩子3岁，与同岁的老公阿广在技校认识，偷尝禁果后两人奉子成婚，至今未领证。阿广家是外出务工家庭，父母希望降低婚姻成本，撺掇两个孩子尽早成婚，先成家后立业。“结婚”之后，阿广出广州打工，案例7 则在生完孩子后在当地快递站“帮手”，赚点奶粉钱补贴。（访谈笔记：2023011601）

从案例7 可以看到，有些男青年的家长为了降低子代结婚的成本，会默许甚至鼓励早婚这种行为。奉子成婚成为避免高额彩礼的一个“策略”。早婚夫妇因为年纪小，尚不成熟，有时还未明白婚姻的意义，迫于父母之命和旧习俗的压力早早迈入婚姻。

从调查情况来看，早婚群体普遍学历较低。早婚青年因缺乏专业劳动技能以及自身文化程度不高，在婚姻市场中往往因竞争力不足而陷入“被选择”的境地，个人职业发展有限且充满了许多的不稳定性。在社会普遍共识中，未成年人不具备行使民事权利和独立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更不足以承担婚姻关系。更何况在法定婚龄中，男性22 岁、女性20 岁是法律设置的红线。早婚其实是牺牲了青年人正常的学校教育，扼杀了他们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可能性。

四、两极分化的困境形成的逻辑

随着乡村全方位现代化发展，农村婚姻场域与惯习受到重塑，农民的价值观念发生转变并影响着农村家庭的婚姻策略性实践。在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的结构性压力下，下层群体，尤其是中下层群体试图通过婚姻资源流动进入上层，这种婚姻压力逐层传导，最终导致了下层的弱势男性陷入“底层沦陷”，婚姻缔结困难，被称为社会剥夺。然而，乡村社会的变迁并没有改变农村熟人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姓氏”为符号的宗族社会有着乡谊、族利、名望、人脉、经济等多种利益诉求，面子依然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社会性评价。李银河认为，村民争的就是村落社会评价体系中的肯定性位置［32］，即熟人社会中的面子。婚恋作为农民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事件，自然也成为农民面子竞争的主要内容之一。具体而言，农村婚姻市场男女资源配置显著失衡导致男方家庭婚配压力增大，家庭根据变化调整婚姻策略，子代婚姻的缔结除了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之外，也有确保面子生产的需要。

社会竞争和阶层配对助推了婚姻匹配规则的理性化，上层农村青年通过强强联合获得阶层跃升的机会；中层农村青年同样在阶层内部择偶；而下层农村青年面临婚姻的弱势积累，婚配困难以至“光棍”［33］。对于家庭而言，婚恋过程中涉及的每一项指标不仅关乎儿女的终生幸福，更涉及双方家庭在地方社会中的面子。农村男性在婚姻结构中承受着社会剥夺与面子生产的双重压力。基于此，本研究把婚姻市场的特殊形态放到村庄日常的整体关联中来考察，力图发现农村婚姻两极形成的实践逻辑，进一步从经验连接理论的角度为当前中国南方农村结婚难与早婚问题提供新的学理性阐释（如图1）。

图1 乡村社会婚姻两极困境的形成逻辑

（一）面子生产下家长插手的婚姻

《礼记·昏义》中有“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的说法。由此可见，婚姻不仅是个人的决定，还关涉双方家庭及其宗族之间的社会关系。粤北农村的祠堂是由不可隔断的血缘与氏族关系连接而成，同一宗族共同建设维护一个祠堂。祠堂可通过祭祖等家族仪式活动把整个宗族成员连接在一起，进而产生超强的宗族凝聚力与亲和力。在村落日常社会网络中，宗族文化发挥着极强的社会整顿作用，凝聚了氏族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也是宗族形成文化价值归属感与认同感的中心。婚姻为家族、宗族连接起了社会关系，家族、宗族力量，又制约着个体的婚姻行为。

本文所说的面子，是熟人社会里，经由特定对象之间具体关系上的互动而成的，具体客体和特定关系上的差异性催生了地方特色面子文化。在农村熟人社会环境下，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家族间的竞争压力强化了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感，只有儿女结婚，父母才觉得人生圆满，家族才有面子。在北村婚俗的实践过程中，村民的行为表现提供了两方面启示：首先，讲面子未必就是攀比；其次，婚俗文化和面子文化互相渗透，对村民的行为决策方式产生综合作用。

一直以来，宗族内部共享共守相同的价值规范与行为准则，它们制约着族内人的行动，使得族内人变成了一个有集体意识的行动群体，所以北村村民在婚俗过程中都非常讲究面子。田野调查发现，面子在文化的建构中有两种含义，一种是“面子危机”，另一种是“面子利益”。农村社会容易生成强有力的村庄舆论，违反村庄伦理规范的行为会导致当事人丧失脸面，为了维护颜面，农民非常在意其他村民的评价［34］。面子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村民因血缘地缘关系被人情绑架，而日常行为规范需与乡村社会规范保持一致，这一趋同性行为使村民得以避免因过于特殊而受到来自同族的舆论危机。而面子利益则是指具备财力、物力以及权力的个人通过某种仪式性行为将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外化为尊贵感。这种面子呈现功利性，通常和“排场”“门面”联系在一起。面子利益使得村民在熟人社会的人脉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话语与行为的份量被村民或同族人所接受，从而获得更多互惠的行为。

面子危机将个体的荣辱与宗族绑在一起，农村家长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常把婚前谈情说爱的行为跟“有辱家风”等村庄负面社会评价相联系，认为婚前过密的情感交往是损害颜面的。然而，农村社会中早婚的结果却比“婚前不检点”的后果轻得多，一旦家族中的孩子被判定为在情感中自轻自贱，其家族在宗族社会里丧失威严，对子女的教养不当将作为一个污点跟在父辈身后，家族面子危机也因此产生。在面子危机的“威胁”下，家庭一对于长女未婚先孕抱回来的孩子只敢对外宣称是亲戚家的孩子。

传宗接代，坚守本分，仍是农村坚守的观念，这既是农民的人生追求，也是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城市里多元的价值观会包容各种开放的情感经历，然而农村不行，“在生儿育女、婚丧嫁娶这些大事上，村落文化中的每个人都受到压力，要求他们按既定规矩来办，否则容易失‘面子’”［34］。案例7 和案例8 谈婚论嫁的对象为同学或者邻村伙伴，在熟人社会里无从遮掩。因此，私相授受一旦被捅破，家长会要求对彼此负责，两个孩子早婚既能提前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家族也能避免面子危机的产生。

面子利益是由于宗族间互动互助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互惠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家族制度的一种体现。家族通过展现高昂的婚姻消费来作为高声望与地位的代表，因而婚姻市场逐渐以追求由高额婚姻支付所象征的无形社会资产为一种常态与趋势。对男青年来说，在稳定的熟人婚姻圈内，决定他们能否成功婚配最关键因素就是村里家庭名声与余粮状况。男方家庭通过车产、房产发出彼此差异的信息，而女方可根据家族资源档次来判断是否加入这个家庭，并以此为基础结成配套的婚姻。男方家庭为了“撑面子”，逢年过节会带足礼品去女方家做客，在婚嫁时更要掏出高额礼金。为了在婚恋竞争中更有面子，女方家庭也会不断调高婚恋指标，甚至会相互攀比。女方家庭如果要得过低，反而会被舆论质疑“有缺陷”或者“不正常”。在这个场域，男方家庭处在婚姻需求方，为了顺利成婚不得不配合调整婚恋指标。家庭二为了大儿子的婚事正在举家之力建设新房，增强自己外在的家庭资本。

子代“找得到”且父代“娶得起”是实现婚姻的两个必要条件。在由女性重构和主导的婚配秩序下，中下层农民承受了婚配的沉重压力，他们只有通过消费才能彰显家庭经济实力，从而保证子代能够在激烈的婚姻市场竞争中寻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为此，农村父辈在为子代积攒婚姻资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向婚姻市场中的体面标准靠近。然而，农村社会积攒财富从来不易，家里有几个儿子的家庭更甚，农村男性就此拖延成大龄剩男。家庭二的小儿子虽然也面临婚配压力，然而有限的家庭资源使得家长已经无暇顾及他了。

（二）社会剥夺下的婚姻场域

婚姻既是两性结合的社会制度，也是影响两个家庭资源分配的经济制度［35］。由于婚姻市场的存在，且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农村社会中男女并非是自由竞争的，男方则变得日益被动，所以女方能够从市场上找到伴侣来提高自身效用水平。与商品市场决策类似，个人婚育决策同样依赖于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取舍。女方在期望结婚收益高于单身收益时才会进入婚姻市场，实践中倾向于重视男方的教育程度、相貌和收入这些相关性强且易于获得的信息。除了自身因素之外，男方的家庭背景作为一种先赋资源，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在婚姻市场里的竞争力和地位，必要时作为个人因素不足的“补偿性”因素。婚姻寻找理论强调同时关注婚姻市场的“质”与“量”，婚姻市场供需不平衡既表现在“量”的不均衡，也表现在“质”的不均衡［31］。由个案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北村的男青年因社会剥夺而正遭受严重的婚姻挤压，由于本身文化程度不高、劳动专业技能欠缺等因素，大龄男青年在婚姻市场竞争力不足。受经济分化、社会分层等因素影响，农村中下层男青年的婚配受限，并充满了较多的不确定因素，结婚机会大幅减少。

面对男多女少的婚配困境，部分男方家庭未雨绸缪，通过主动提早进入婚姻时间，抢占同期女性资源，以此来提高婚配成功的概率。有的父母在儿子十岁之后，便开始勤俭节约，提早为儿子积攒结婚资源。在一些民族农村地区，女方十六岁左右、男方十八岁左右就开始进入婚姻市场［36］。通过案例可以看到农村早婚行动也是家族为男青年应对婚姻挤压的策略性选择。早婚现象古已有之，近年来农村“剩男”群体的广泛存在，对于20 岁之前的未婚男青年及其父母来说，无疑是一种警示和鞭笞，由此，早婚现象得以蔓延。

五、结语

在乡村婚姻市场中，受到社会剥夺的农村男性处于婚恋鄙视链最底层，在个人和家庭实力双重弱势的负担下，婚姻备受制约，而受制于面子生产与先发制人的婚姻策略，不合规的早婚行为难以遏制。婚姻市场的两极分化使得不同阶层家庭的经济鸿沟扩大，进而加深社会不平等程度。我们不得不正视农村两极婚姻市场造成的不利处境，早婚群体与大龄单身男青年的婚姻问题及其衍生的其他社会问题也值得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婚姻市场结构性失衡出现后，农村社会传统早婚演变为“结婚未成年”，导致代际关系失衡和婚姻家庭生活分离、婚姻风险急剧上升、留守儿童发展不利等多方面社会效应。而且被排挤在婚姻市场外的男性青年不断积聚，这也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危险，在为数众多的男性正常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必然会给社会增添很多不安、躁动和不稳定因素，从而导致犯罪率的提高。所以农村婚姻两极困境对社会带来的冲击不容低估。

可喜的是，农村婚姻的两极困境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受到了国家领导人与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了题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文章，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方面，强调“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的思路，并明确提出“要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具体要求。2022 年6 月，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工作健全义务教育有保障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提出“切实解决因早婚早育而辍学问题，各地民政部门要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宣传健康文明的婚姻观念和早婚早育的危害性，引导适龄青年依法办理婚姻登记，加大对未成年人违法婚姻的治理力度，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早婚早育的现象”。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唯有正视问题背后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社会动因，才能有效破解乡村面临的两极婚恋困境。除了政策上的改进，还可以从文化、经济与个体能力三个层面着手努力。文化上，农村家庭深陷于面子危机及面子利益的争夺，对于情窦初开的未成年人揠苗助长，对有婚配需求的家庭鼓吹婚姻消费，这都有碍于农村婚俗的健康发展。对此应当创新治理理念和方法，引导农民加入婚俗文化构建中来，重新规范乡规民约、婚嫁风尚，引导提倡更加理性的婚姻消费，摒弃未成年早婚早孕等不合规婚育行为，建立长效机制。经济上，在社会流动与分层的压力下，农村青年只能外出寻求个人发展，滞留农村的青年男女被社会剥夺陷入底层泥沼。这种背景下要么先发制人通过早婚取得婚配，要么被迫沦为“剩男”。因此，大力发展农村产业、促进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是缓解环境压力的必由之路。政府可以加大对农业地区的资金投入，采取更多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吸引城市中打工青年返乡创业，帮助农村青年因地制宜实现本地就业与安置。农村地区经济增长、村民富足，青年男女回流，才能一定程度上优化择偶空间。在个人层面上，农村适婚男性要避免沦为“剩男”，需积极提升自身素养和竞争力，并且配合各方社会机构积极参与培训和交流互动，有效接触女性青年。相对应地，社会各婚恋部门协同作用，在农村各地开展婚恋宣传，引导青年男女形成正确的婚姻、恋爱观念，并定期宣传健康知识，提供相应的心理咨询平台，开导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挤压情绪释放，帮助他们早日摆脱单身或边缘婚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