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互动及驱动因素
——来自长江经济带的证据

刁艳华，郭思亮

（1.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济南 250103；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南京 211106）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既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的关键任务，也是构建“国内大循环”主动脉的重要举措。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11 个省（市），GDP 和常住人口均超过全国的40%，是我国经济与产业发展的重心区域。但是，受自然条件和政府行政等因素影响，长江经济带内城市间经济发展差异巨大、产业同质化与市场分割严重、产业分工不合理等问题长期存在［1-3］，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协调发展的瓶颈。

分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在区域内形成结构合理、竞争有序的新型分工体系。随着分工形式的不断深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基于产业链的空间功能分工［4-8］。它不同于传统的部门间和产品间分工特性，而是突破了产业和空间边界的限制，在产业层面表现为同一产品产业链在不同环节的空间分离，在城市间则表现为城市功能的分异，也有学者称之为“城市功能分工”［9-10］。在空间功能分工形式下，城市间易形成产业链的深度分工合作，有效地促进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因此，探寻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协同互动关系，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现有关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空间功能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且研究结论不一。一是空间功能分工（空间功能分工）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11-13］；二是空间功能分工对经济增长呈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关系［14-17］，只有超过一定水平才会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三是空间功能分工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例如可能会抑制区域整体效率提高［18］，挤压城市群中的次中心城市发展［19］，给企业带来更高的土地和交通成本［20］等。此外，也有学者研究了经济发展对空间功能分工的影响，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是促进区域空间功能分工的重要因素［21-22］，通过经济增长吸引要素集聚进而产生拥挤效应、竞争效应等，促使不同产业链层次的产业在不同等级城市间转移和集聚，从而提升空间功能分工水平，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过大反而不利于地区间产业分工［23］。

综上可见，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互动影响的复杂系统关系。一方面，城市间空间功能分工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基于产业链的城市产业集聚，可以有效发挥集聚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规模效应以及要素的流动性效应，从而促进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另一方面，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又可以带来要素的大量集聚，通过拥挤效应以及竞争加剧，促使处于产业链不同层次的产业在不同等级的城市间进行合理转移，使城市的空间功能分工水平不断提升。但已有研究重点关注空间功能分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较少关注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更缺乏二者之间协调互动关系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08 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从互动协调角度定量测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水平，综合利用改进熵值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模型以及面板分位数回归等方法，探索空间功能分工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的时空格局及演进特征，并揭示其内在耦合机制，以合理统筹区域产业布局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更好地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测度方法

1.空间功能分工测度

以产业链为基础的空间功能分工从区域层面看，表现为不同城市间基于比较优势进行跨产业链的合作，并逐渐形成产业链等级与城市等级相对应的城市分工格局，即大城市主要承担研发设计、营销管理、产品售后等职能，中等城市主要承担交通运输、物流配送以及高科技制造等职能，中小城市则主要承担具体生产制造等职能。空间功能分工具有典型的分层特征，但现有的测度主要采用功能空间指数、专业化分工指数、区位熵、基尼系数等方法［24-26］。这些方法一方面无法明显体现其分工层次特征，不能真正反映空间功能分工的水平；另一方面只能对城市间的分工进行两两比较，无法反映出多城市间的分工程度。因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能有效测度空间功能分工层次性和深度的测度方法——加权区位熵变异系数法，基本思路如下：首先，将空间功能分工涉及的制造业和相关生产性服务业按照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增值水平与技术密集度的不同分成低、中、高三个层次，并计算每个城市在每个层次产业中的区位熵，具体方法为：

其中，LEij为i 城市j 层次行业的区位熵指数，N 为城市总数；P 和IC 分别代表某层行业和所有行业的就业人数。

其次，为体现层次性，对每个层级的区位熵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赋予0.5、0.3 和0.2 的权重，计算出每个城市的加权区位熵指数。

其中，j=1，2，3，分别代表行业在产业链内所属层数为低、中、高。

最后，根据前述分析，在合理的空间功能分工方式下，产业等级与城市等级相对应，较高等级的城市主要聚集较多的高端价值链产业，较低等级的城市主要聚集较多的低端价值链产业。如果某区域的城市间较好地实现了空间功能分工，从某个城市角度看，则其产业链条上各细分行业的集聚程度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如果用变异系数测度这种差异性，则城市内产业分工的变异系数会较大。或者说，某区域空间功能分工水平越高，则城市间加权区位熵指数的变异系数越大，反之则越小。因此，本文将城市间加权区位熵指数称之为空间功能分工深度指数，并将此指标作为空间功能分工水平的代理指标，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其中，NDit代表城市i第t年的空间功能分工深度指数，uit为区位熵指数的均值，N为区域内城市总数。

2.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

现有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等单一指标进行测度，二是依据高质量发展理念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加权测度。考虑到单一指标无法较全面地反映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7-29］，结合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特性以及指标设计的相关原则，构建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借鉴相关研究［30］，采用改进的熵权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以指标加权后的综合得分作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代理变量。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表1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其中，HQGit为城市i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X′ijt为i城市j指标的标准化值，wj表示第j项指标的权重，ρj为改进熵值法下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T和N分别表示研究范围内的年份总数和城市总数。

（二）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思想被从物理学中广泛引入到经济管理的应用领域，通过耦合度可从系统角度全面分析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程度，但有可能出现“低水平、高耦合”的低水平陷阱问题，无法准确反映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协同水平。因此，本文将以空间功能分工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为基础，分别构建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水平模型、协调度模型以及耦合度模型，以期更好地评价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互动发展水平。具体构建方法如下：

1.发展水平模型

发展水平模型的具体类型有线性和非线性两种形式，为更贴近实际情形，本文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31］，在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函数具有严格内凹性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将模型形式设定为：

其中，Ft为第t年的系统发展水平，f(NDit)为空间功能分工的归一化得分，φ(HQGit)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归一化得分。假定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系统中同等重要，因此将α 的值设定为0.5，δ 的值设定为1。模型变为：

2.协调度模型

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31-32］，构建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度模型，具体如下：

式中，Ct为第t 年城市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度，Ct∈[0,1]，其值越大，说明二者的协调程度越高。此外，还可用Cvt=来衡量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偏离度。当Cvt= 0 时，协调度Ct= 1，此时两系统协调程度最高。

3.耦合度模型

为了避免某城市出现发展水平低但协调度高的“错觉”，通过建立耦合度模型对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展水平和协调度进行综合考察，计算公式如下：

借鉴相关研究经验［33］，结合长江经济带的实际情况，根据所属数值区间将耦合度与协调度分别划分成四个阶段：［0，0.3）为初级耦合（初级协调），［0.3，0.5）为中级耦合（中级协调），［0.5，0.8）为较高级耦合（较高级协调），［0.8，1）为高级耦合（高级协调）。

（三）核密度函数模型

核密度函数属于一种非参数估计的方法，具有稳健性强、数据分布的依赖性弱等优点［34］，被广泛应用于空间区域分布的集聚状态研究中，其值大小与空间变量的集聚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本文利用核密度函数方法分析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的空间分布状态及变化情况，以核密度曲线特征反映其动态特征。核密度函数的基本公式如下：

其中，fN( X )为随机变量X 的核密度估计函数，N 为城市数量，K( x )为变量x 的核函数，hN为带宽，是大于0 的正数，反映估计精度，与核密度曲线的光滑度呈正比。

（四）空间莫兰指数（Moran’s I）模型

为进一步反映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的空间关联程度及类型，本文采用全局空间Moran’s I 指数（GMI）和局部空间Moran’s I 指数（LMI）分别对耦合度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Xi和Xj分别代表某个年份城市i 和城市j 的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N 为城市数量，w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以距离空间矩阵形式进行计算。

对两种空间指数的统计显著性检验采用Z检验方法，Z统计量的计算公式为Zsd=(GMI-E(GMI ))/。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Z 统计量的值大于此时的临界值1.96，则认为正的空间相关关系显著，研究区域的集聚特征明显。

（五）分位数回归模型

分位数回归用于估计自变量与因变量的不同分位点之间的线性关系［35］。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相比，分位数回归模型不仅假设条件更加宽松，而且能反映对因变量不同位置的影响特征且结果更加稳健。假设随机变量X 的概率分布函数为：

那么X 的ϑ 分位数为满足F( x )≥ϑ 的最小x值，即：

其中，ρ( ϑ )为x 的ϑ 分位点函数，γϑ( ξ )=ξ(ϑ - I(ξ ＜ 0 )) 是检查函数，用于非对称加权［35］。

（六）数据来源与处理

考虑研究问题的需要以及数据可得性等因素，本文选取了2009—2019 年长江经济带108 个地级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因毕节和铜仁等市缺乏相关数据而巢湖市于2011 年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予以剔除。所需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2020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地市统计年鉴以及CSMAR 数据库等。对于缺失数据利用移动平均法进行补齐，异常值通过单独查询或平均法进行了修正。对各指标采用Min-Max 方法进行归一化处理。

三、测度结果与分析

（一）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特征

图1 报告了2009—2019 年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空间功能分工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均呈上升态势，但空间功能分工水平波动性较大。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与空间功能分工指数水平相当，两者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但指数值均明显偏低，说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空间功能分工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这就需要各城市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注重城市间功能分工水平的升级，提高城市间产业链协作水平，共同推进产业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协调发展。

图1 2009—2019 年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变化

图2 报告了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变化。可以看出，三大城市群的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三大城市群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出明显的层次性，泛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泛成渝城市群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依次提高，泛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另外两个城市群。但三大城市群的空间功能分工水平层次不明显，整体上看，泛成渝城市群的空间功能分工水平最高，其次是泛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功能分工水平最低。说明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群层面的协同性不足，城市间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促进效应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原因可能是受地域保护、发展规划等行政干预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间形成合理有效的产业链空间功能分工。

图2 2009—2019 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变化

（二）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的时序特征

图3 报告了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耦合度、协调度、偏离度和发展水平的均值随时间变化情况。十多年来，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协调度及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基本处于初级耦合、高级协调阶段。由模型的计算原理可知，低空间功能分工水平与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可以形成高协调度，即所谓的“低水平陷阱”，其与高空间功能分工水平与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形成的高协调度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所以相同协调水平下可能对应不同的耦合度。协调度较高、耦合度较低的特点，说明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二者的有效协同关系有待提升。

图3 2009—2019 年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协调度、偏离度和发展水平

从不同协调类型的城市数量变化看，2009—2019 年，处于较高级和中级耦合阶段的城市数量分别由1 个和64 个增加至8 个和88 个，处于初级耦合阶段的城市数量由43 个减少至24 个，处于高级协调阶段的城市数量则由57 个增加至75个。说明近十年来，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断增强。

从城市耦合协调类型随时间的转化看，为分析耦合协调的时间变化情况，分别以0.3 和0.5 为界将耦合度和协调度各划分成耦合/不耦合以及协调/不协调两种情形，城市耦合度和协调度则可能出现四种组合类型。分类测算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类型出现明显两极分化情形，既耦合又协调类型与不耦合不协调类型占比一直维持在60%以上，但既耦合又协调类型占比远高于不耦合不协调类型，且呈明显的上升趋势。2019 年，两种类型合计占比高达83%，其中既耦合又协调类型占75%，不耦合不协调类型占8%。2009—2019 年，既耦合又协调类型占比从60%上升至75%。

为进一步反映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时序演变特征，本文利用Stata 软件绘制了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的Kernel 密度曲线，如图4 所示。

图4 2009—2019 年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的核密度估计

从2009、2014、2019 三年的曲线整体形状看，从单峰转向轻微多峰，说明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度在城市间的差距有逐渐拉大的倾向，城市间耦合度的极化演变趋势有所增强。从峰度大小看，逐渐从“尖峰”向“平峰”形态变化，波峰高度呈下降态势，说明长江经济带内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极值在减小，城市间不均衡的最大差距在逐渐降低。从曲线位置变动情况看，一方面，曲线左右双尾均有逐渐向外延伸的变化趋势，说明耦合度的高值区域和低值区域均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另一方面，曲线的位置逐渐向右移动，说明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水平呈增长趋势，与前面分析相一致。得益于长江经济带内的经济与产业发展备受重视，尤其是2014 年以来，各城市不断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同时加强城市间的产业联系与协作，使得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性不断增强。

（三）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的空间特征

图5 报告了长江经济带2014 年和2019 年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2014 年绝大多数城市（84 个）处于中级耦合阶段，处于较高级耦合阶段的城市只有杭州，处于初级耦合协调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带：十堰—重庆—内江—雅安沿线和芜湖—南京—苏州—嘉兴沿线，其他地市分布呈散发状。2019 年，中级耦合型城市仍然占据主力，占城市总量的81%；较高级耦合性城市除杭州外，又增加了上海、常州、宁波、金华、合肥、赣州、武汉、长沙、成都、贵阳和昆明等城市；初级耦合型城市只有无锡、苏州、芜湖、十堰、广元、内江、安顺、临沧等8 个地市，均呈散点分布状态；与2014年相比，耦合度的空间格局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和优化。

图5 2014 年和2019 年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的空间分布

总体来看，较高耦合型城市主要分布在省会和上游等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这些地区的经济与资源禀赋优势较为明显，空间功能分工水平较高，地方政府在注重经济高质量发展质量的同时，对于城市间基于产业链的深度分工合作也较为重视，合理的产业链分工带来了更高效率和质量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该类城市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城市间要素流动比较顺畅，提高了空间功能分工的层次和水平，因此表现出了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较高协同性。

初级耦合型城市既有上游经济较发达城市，也有中下游等经济落后城市，其原因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城市发展逻辑，一是对于经济发展基础较高的城市，可能为了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在产业构成上采用了大而全的发展模式，区域间的产业链分工较少，使城市内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层次不明显，从而导致空间功能分工水平较低。较低的空间功能分工水平与较高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了较低的协调度和发展水平，最终形成了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较低的耦合度。二是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城市，受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等条件的限制，与其他城市间的功能分工较少，较低的空间功能分工水平降低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导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度降低。

综合来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所有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较为稳定，但局部城市仍存在较大波动性，上游和中游城市的耦合度明显高于下游城市，历年耦合度在空间上的“俱乐部趋同”现象较为明显，各城市间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分布呈现出空间集聚。因此，本文运用空间关联分析方法继续对空间集聚与差异的演进特征进行深入分析。

（四）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互动时空演进特征

为继续分析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演进特征，本文利用城市经纬度数据创建了长江经济带内108 个研究地市的空间距离权重矩阵。首先依据前述空间自相关方法，运用Stata 软件对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其次，对耦合度进行局部自相关检验，以直观反映区域内部的耦合度及其空间溢出关系，结果如表2 所示。2009—2019 年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的全局空间Moran’s I 均为正值，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各城市间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在空间上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耦合度在地域上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从时间上看，十多年来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的全局Moran’s I 值呈小幅波动性变化，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出现在2012年和2018年，分别为0.23和0.192。

表2 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全局空间Moran’s I 及检验结果

图6 可以明显地看出，2009 年和2019 年，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形成了两类相对稳定的集聚区域。一是以上海、杭州和南京为中心，及其周围的嘉兴、宁波、苏州、绍兴、金华、湖州、宣城、常州、扬州、镇江、滁州、马鞍山等地市形成的中心式高值集聚区域；二是包括湖北省北部地市、四川及云南大部分地市所形成的带状低值集聚区域。之所以形成不同类型的空间集聚与演变特征，与城市间空间功能分工所产生的区域要素配置合理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的空间辐射与空间溢出密切相关。

图6 2009 年和2019 年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的局部空间相关图

（五）耦合关系演化的内在机制

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关系的空间格局形成与变化主要受到各城市空间功能分工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两个层面的影响。为了厘清两个变量对耦合关系影响的内在机制，本文将2009—2019 年各城市的耦合度（CD）作为因变量，空间功能分工水平（ND）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HQG）作为自变量分别进行面板数据混合回归、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和基于不同分位点的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空间功能分工的回归系数明显高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说明空间功能分工对耦合关系的影响程度大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空间功能分工在影响长江经济带的整体耦合关系水平上发挥了主导作用。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空间功能分工的回归系数随分位点的增加逐渐大幅提升，说明空间功能分工对高耦合度城市的影响远大于低耦合度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随着分位点提高呈波动性变化且变动幅度相对较小，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不同耦合度城市的耦合水平均存在一定影响。空间功能分工的回归系数相较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随分位点上升影响力逐渐增强，说明空间功能分工在长江经济带耦合度提升中的贡献逐步增加。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在对2009—2019 年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合理测度的基础上，综合利用空间与动态分析模型和方法对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互动空间格局、演进特征及内在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时序维度：2009—2019 年，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提升趋势，二者的发展水平、协调度与耦合度也在波动中上升。既耦合又协调的城市类型占居多数，远高于不耦合不协调类型占比，且呈明显的上升态势。

第二，空间维度：长江经济带耦合度的城市空间格局相对较为稳定，局部城市存在较大波动性，空间分布的集聚特征较为明显。上游和中游城市的耦合度明显高于下游城市，历年耦合度在空间上的“俱乐部趋同”现象较为明显；较高耦合型城市主要分布在省会和上游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较低耦合度城市空间分布规律不明显。

第三，时空演进维度：核密度曲线单峰向轻微多峰转变，表明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有向极化形态转变的倾向；波型逐渐变宽，表明城市间耦合度的极限差异在变小；波形右移趋势明显且双尾略有延长，说明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耦合度不断上升。空间全局自相关分析显示，长江经济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表现出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空间相关度随时间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空间局部自相关分析表明，城市间的耦合度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特征，且整体空间布局随时间变化不大。

第四，内在机制维度：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影响长江经济带耦合度的整体演变格局，经济带内不同的耦合关系塑造了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空间功能分工水平提升对高耦合度城市的影响程度最大，且随着城市耦合度的提升而逐渐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所有类型城市耦合度的增长都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启示

第一，打破行政界线，统筹规划产业和经济发展。各省份及相关城市在制定本地经济发展规划时，应站在经济带内产业和经济协同发展的大框架内统筹考虑，杜绝各自为政，避免某一城市出现产业链大而全的发展模式。强化经济带内城市间产业发展规划的统一和协调，加强相关配套政策的引导，逐步在经济带内形成基于产业链的一体化产业布局，从而实现整体经济结构的布局优化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以城市为单位实施科学分类，推进市域间的产业功能分工与合作。耦合度的空间扩散效应使城市之间呈正相关关联，而耦合度的空间极化效应使城市间的关联表现为负相关。因此，可以根据城市间耦合度的空间关联类型划分成四类管控区域，一是H-H 型集聚区，属于互动“良性循环区”，城市间以高耦合度的扩散效应为主导；二是L-L 型集聚区，属于互动“全面待优化区”，城市间主要表现为低耦合度的扩散效应；三是H-L 型集聚区，属于互动“低水平包围区”，城市间表现为高耦合度区域被低耦合度城市环绕，在空间极化效应影响下，此区域中的高耦合度城市容易被极化为低耦合度城市，从而使整个区域类型变为L-L 型集聚区；四是L-H 型集聚区，此类区域与H-L 型区域完全相反，城市间表现为低耦合度区域被高耦合度城市环绕，属于互动“重点优化区”。在科学分区的基础上，应统一筹划，重点发挥长江中下游“良性循环区域”在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向其他城市传递深化基于产业链的城市分工模式和经验，带动其余三类地区的城市实现城市功能分工的合理化以及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增长。

第三，深化城市间的产业链分工合作，形成城市间的优势互补与共赢局面。研究表明，基于产业链的空间功能分工是促进城市间空间功能分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的主导力量。因此，依托各城市的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统一谋划布局，优化城市间合作机制，有效地解决各种收益、成本、生态环境等利益冲突，以产品内产业链为依托，全面深层次分工合作，形成城市内产业层次明显、优势尽显，城市间产业错位布局、产业链衔接顺畅、高效协作的新格局，最终实现与经济高质量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