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不忘带头: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育路径研究
——基于75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谢治菊 ,李永发

(1.广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安徽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党的二十大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农村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才。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与人才振兴五个维度,所有维度都需要人才引领,正所谓“人才路径,是实现乡村振兴‘以一当百’效应的重要途径,能够为乡村有效治理打下良好的组织基础”[1]。乡村人才振兴的核心是培养人、吸引人、使用人、发掘人[2],这里的人才既包括乡村已有的在地人才,又包括愿意扎根乡村的外来人才,前者可通过培训、学习、教育来造就,后者则需要通过引导、鼓励与培育,增强向乡村流动的意愿、平台与契机。其中,基层组织人才、乡村经营人才与乡村管理人才尤为重要,但致富带头人较为短缺,这成为阻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开展乡村振兴、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

致富带头人能起到将农户与市场衔接起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带领大家增收致富的作用[3],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主体和关键力量。对此,《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实施农村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提升行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也指出,要深入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习近平总书记在其重要文章《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也强调,要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4];2022年2月22日正式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更是明确表示,要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工程[5]。

那么,该如何界定“农村致富带头人”呢?追溯致富带头人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涌现的种养殖大户与工厂企业主等,他们懂技术、善管理、敢闯市场并富有奉献精神,面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职业挑战,可以多渠道发挥领头雁作用[6],是致富带头人的典型代表。可以说,“农村致富带头人”这一词语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政治意蕴,曾被称为“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新农人”等,是指坚持生态农业、现代农业理念,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供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推广、服务的群体。事实上,因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过硬的本领作风与丰富的资源优势,农村致富带头人往往能够在农民群众中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能有效补齐乡村振兴的人才短板,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本研究拟以精英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基于75位农村致富带头人访谈数据,采用Nvivo软件进行原始访谈资料编码,并进行数值二分,导入fsQCA3.0软件,分析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育过程中的组态路径,进而探讨其培育类型。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综述

农村致富带头人是新技术、新知识的推广者和农村生产生活变革的示范者,是创新创业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是一批具有知识、眼光、技能、追求和情怀的人,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范,具有一定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以农业及其衍生行业为产业依托,对周边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发挥着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7],与精英治理理论倡导的核心意蕴相一致。

(一)乡村精英治理研究

精英研究起源于意大利学者帕累托,其将精英概述为“最强有力、最生机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8]。衍生至乡村治理领域,则将在乡村社会依托个人能力与社会资源等优势,通过响应程序获得乡村社会权威,进行开展乡村治理的人称之为乡村治理精英[9]。对于乡村精英的划分,在优势资源类型上,可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社会精英;若以体制为判断标准,则可二分为村庄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10];而依据乡村治理权威来源,又可分为“内生型”与“嵌入型”两种,其中“内生型”指乡村自身内部的治理精英如村支书、主任、会计等,大致经历了“长老型-任命型-能人型”这样的发展历程;“嵌入型”则指依据制度安排进入村庄的治理力量如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9]。精英治理有助于在与村民的互动过程中促进农村社会资本的培育,起到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11]。

目前,学界对乡村精英治理的探究比较偏向理想类型的划分,更多是“应然”研究,“实然”分析较少,或者说,更多侧重于个案讨论,缺乏多案例的对比研究。作为复合型人才,农村致富带头人以产业发展为脉络,作为经济精英参与乡村生产经营活动,内生或嵌入农村网络过程中,与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发生互动,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转化。在与非精英群体的来往上,通过生产链接加强经济往来,以利益纽带加强网络辐射,输出技术与经验,推动外部非精英群体转化为精英群体,具有正向外部性,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农村致富带头人研究

目前,学界对农村致富带头人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采用问卷调查、个案访谈与文本分析等方式,对农村致富带头人的群体特征与发展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寻找影响农民工创业培训的意愿因子[12]、返乡创业的意愿态度[13]、不同影响条件的培训效果[14]以及不同培育路径的满意因素[15]。二是对农村致富带头人的培育困境进行分析发现,致富带头人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如用工难、用地难、融资难、人才难、成本高、周期长、赚钱难等[16],也面临一些独特困难如不太善于与农民打交道、不太了解农业生产特点、不太熟悉农业发展规律、不太明白农业支持政策等,同时也存在标准化、职业化、专业化、市场化、规模化、组织化、品牌化程度不够的窘境[7]。三是关注返乡创业精英与农户、基层政府组织和外来资本的互动模型,在已有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三种乡村振兴途径外,分析第四种返乡创业即精英主导的内源发展模式[17],关注农村致富带头人与地方乡土人才的嵌入过程[18]。综上,学术界主要从生产方式、经营业态、互联网基因、市场化思维等方面描述农村致富带头人的群像,没有对这群人的培育因素如政策体系、个体特征、家庭背景、社会支持、环境条件等进行全面了解,这正是本研究欲待突破之处。

(三)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育影响因素研究

由于农村致富带头人带头致富的过程分为“创业、致富、带头”三个环节,故这三个阶段的已有研究,将会成为本研究构建指标体系的重要依据。其中,在“创业”与“致富”阶段,学界主要从国家政策、社会责任与个体意愿的角度出发,分析返乡的行动逻辑[19],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维度讨论农民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20]。在“带头”阶段,强调人力资本水平不仅是新型主体自身发展的关键因素,也会影响新型主体的辐射带动能力[21]。在带动作用方面,流动资产投入、创业规模、政府扶持力度、利益联结程度以及带头人的“三农”情怀,都会对其带动程度与带动效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2]。

1.政府层面的影响。一是扶持政策。研究表明,政策支持推动形成返乡创业意愿,也可以通过改善农村生活福利设施、改善生产基础设施、兴办乡镇企业,还可以吸纳离农人员改善生产经营条件,为结构性失业人员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劳动力要素回流[23]。二是保障体系。在基层社会,地方官员出于政策激励需求,往往积极充当村民与农村致富带头人之间的代理人角色,在政治上为其提供帮助,除给予直接的项目、资金支持外,往往还会提供宣传资源支持、技术系统支持、创业平台支持,引导带头人互惠共赢,增强抗风险能力。

2.个体层面的影响。一是创业动机。创业动机可分为生存性动机、社会性动机和成就性动机三个方面,生存性动机关乎物质条件的改善,以满足生存或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社会性动机侧重于追逐人脉关系与社会需求;成就性动机则关注自我发展的实现[24]。研究发现,物质利益[25]、人脉资源[21]、亲朋好友的示范带动[26]、个体内在成就等,能对创业动机有正向的促进[27]。二是个人能力。农村致富带头人的创业经历可以提高当地居民的创业认同度,提供经验借鉴[28],减少试错成本,提供创业机会识别乃至提供创业支持,为后续创业者的联动生产提供榜样借鉴[29]。

3.社会支持层面的影响。社会支持分为微观、中观与宏观三分层面的支持。关注个人或组织在目的性行动中可以使用的社会关系资源,是社会资本拥有者获取其他主体合作、信任以及声誉的途径。为此,已有研究主要从个体或家庭的外部社会关系网络考量微观层次的社会支持,从组织与团体的内外网络关系考量中观层次的社会支持,从社会内部的团体构成与参与方面考量宏观层面的社会支持[1]。而无论是微观、中观还是宏观层面的支持,都与社会网络有关。

4.自然环境层面的影响。自然环境维度在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育过程中具有双刃剑作用:一方面,当地资源禀赋往往有利于打造特色产业,在政策支持与遴选本地能人的基础上实现嵌入式培育;另一方面,农村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恶化所带来的乡村综合整治,要求实现人、地、业的耦合共生与创新发展[30]。

综上,在农村致富带头人的培育过程中,国家的扶持政策与保障体系,是政府维度的影响因素;个人能力、创业动机,可归纳为个体维度的影响因素;社会资本网络,包括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则成为社会支持维度;而乡村发展关乎产业区位选择与环境因素,整合为自然环境维度。据此,研究从政府维度、个体维度、社会支持维度与自然环境维度四个方面,对致富带头人的培育路径进行分析。

二、研究设计

(一)方法选择

QCA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由查尔斯C.拉金等人提出,是一种案例导向性分析工具,每一个案例都被认为是一系列属性所构成的集合,基于组态理论解释特定现象(结果)如何从多种条件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力求整合定性与定量两种分析范式的优势[31]。在因果关系上,QCA能够检验单个前因或前因组态是否构成结果的必要与充分条件,具有殊途同归、多重并发和非对称性的特点[32]。依据赋值区间不同,QCA提供清晰集QCA(csQCA)、模糊集QCA(fsQCA)和多值集QCA(mvQCA)三种技术。

考虑研究案例特点和实证测量需求,本文选定csQCA求解引致农村致富带头人发挥致富带头作用的多元路径。选取原因如下:1.农村致富带头人发挥致富带头作用是多因素协同结果,QCA方法有利于挖掘案例间因果联系,讨论致富带头过程中的非对称性关系,增强结果解释效度;2.本文访谈文本共计75个,属于中型样本,且数据主要是文本形式,经营数据较少,部分指标难以量化,适合csQCA二分法赋值。

本研究以扶持政策、保障体系、个人能力、创业动机、社会网络和地理环境6个因素为前因变量,运用csQCA求解引致农村致富带头人发挥致富带头作用(结果变量)的路径。

(二)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深入挖掘农村致富带头人的培育路径,2021年3月到2022年6月,课题组以“线上+线下”的方式,组织全国10所高校181名学生对来自广东、广西、河北、贵州等12省区51个县121名农村致富带头人进行深度访谈后撰写口述故事,并选取其中信度和效度均较好的75位农村致富带头人口述故事进行文本分析,样本来源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一是省乡村振兴局、团省委推荐的农村致富带头人,二是帮扶企业如G集团资助培育的农村致富带头人;三是采访者自己寻找的带头人。

本研究对象涉及到全国12省区51个县,75位致富带头人中女性16位,占21.33%,男性59位,占78.67%;平均年龄40.8岁,主要分布在35～50岁间,其中35岁以下的占比29.03%,35～50岁的占比54.84%,50岁以上的占比16.13%;学历以大专、本科为主,占55.17%,初中以下共占10.34%,高中、中职与技校共占比31.03%,见表1。

表1 新农人的基本特征(N=75)

(三)变量测量

本研究使用Nvivo软件从政府层面、个体层面、社会支持层面、自然环境层面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其中,政府层面包括扶持政策和保障体系两个维度,个体层面包括个人能力与创业动机两个维度,具体编码如下:

一是结果变量。农村致富带头人包含“致富”与“带头”双重任务,因此采用致富与带头两个指标对结果变量进行测量。但由于农业具有前期投入大、成本回报周期长、生产周期型盈亏等特点,难以使用企业利润的截面数据进行衡量。且农村致富带头人多为个体创业起家,中小型企业居多,个体、家庭、合作社与企业等经营模式混杂,多数未形成有效、可获得的财务账面数据,故暂不采用财务盈利状况讨论致富情况。“带头”则强调致富带头人带领更多乡邻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辐射与推广效应上,往往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难以准确衡量。而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政府与帮扶企业推荐来的,这些人已被认定为“致富带头人”,在当地具有一定的产业规模和市场占有,且已带动当地农户脱贫致富,因此在结果变量的赋值上,全部编码为“1”(1为致富带头人,0为非致富带头人)。

二是前因变量。采用Nvivo软件对文献和访谈文本进行编码,首先,第一轮文本分析,通过重点文段标示以获取关键信息;然后,第二轮Nvivo软件编码,确定二级编码与部分三级编码;最后,根据访谈文本语录,在实际编码过程中不断细化、完善关联式表格,整合出如表2所示的编码结果。

表2 文本编码详情

从表2可知:政府层面主要从扶持政策和保障体系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其中:政策扶持,指为农村致富带头人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与官方助力,主要包括选票支持、协调关系、土地政策、领导重视、创业培训、政策引导和项目支持等关联式编码;保障体系,指为农村致富带头人创造保障性的创业环境和良好的生产经营条件,主要包括农业保险、技术支持、法律保障、金融体系、宣传体系和基础设施等关联式编码。个体层面划分为创业动机与个人能力两个维度。其中:创业动机,具体包括环境熏陶、个人爱好、企业支持、技术传承、政治身份认同、家人激励、家庭照料需求、回报乡土、带动群众、政府鼓励和项目前景等关联式编码;个人能力,涉及行业关系、群众关系、经济身份、个人品质、培训素养、人脉关系、党政身份、学习能力、市场意识和职业经验等关联式编码。社会支持是致富带头人获取其他主体合作、信任以及声誉的途径,包括人才求助、资金关系、协会平台、社会组织、企业帮扶、乡风民俗和社会关系等关联式编码。自然环境分别表现为与经济相关的区位条件、蕴含着历史文化的人文条件、当地的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相嵌合的地理条件,研究用区位条件、人文条件和地理条件三个关联式编码。

(四)构建真值表

清晰集QCA需要对变量进行二分法赋值,赋值主要以实际数据分布和现实意义为标准,所有变量取值为0或1。研究以访谈文本为基础,满足变量判断条件,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所有变量二分阈值设定情况见表3。其中:1.农村致富带头人的致富带头作用,依据两个指标:一是致富成效,即研究对象本身是否已经致富,以及致富后在带头中获得的经济收益;二是带动作用,即研究对象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是否促进其他村民致富脱贫。满足这两点的案例对结果变量赋值为“1”,反之为“0”;2.扶持政策,创业中受惠于带头人优惠政策的案例赋值为“1”,反之为“0”;3.保障体系,存在金融、技术、法律等体系保障的案例赋值为“1”,反之为“0”;4.创业动机,创业动机促进创业行为的案例赋值为“1”,反之为“0”;5.个人能力,培育中个人能力发挥作用的案例赋值为“1”,反之为“0”;6.社会网络,当地的社会风气、社会资本影响明显的案例赋值为“1”,反之为“0”;7.地理条件,产业选择和本地地理条件有关的案例赋值为“1”,反之为“0”。

表3 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的赋值标准

三、实证分析

(一)必要条件分析

必要条件是指导致结果发生必须存在的条件,但是它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结果发生。QCA一般通过“一致率”(consistency)确定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的必要性关系,一致率越高,前因变量从属于结果变量的程度就越高,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越明确。当一致率水平大于0.9时,则认为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通过fsQCA3.0软件进行必要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在致富带头人发挥致富带头作用中,个人能力、创业动机与扶持政策的一致率显著,大于0.9,被视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度较强。

表4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二)组态分析

QCA提供复杂解、中间解与简约解三种表达。相比复杂解,中间解的报告形式更为简单;相比简约解,中间解只纳入容易的反事实假设,可靠性更高且不必消除必要条件的特点,成为QCA研究中汇报与诠释的首选,故研究报告一致率大于0.8的中间解。使用fsQCA3.0软件,通过真值表算法,删除和编码,将案例频数阈值和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1,0.8),最终输出8条路径,如表5所示。总体解的一致率为1,可信度非常好;解的覆盖率为1,即可以解释农村致富带头人发挥致富带头作用的案例比例为100%。同时8条子路径的一致率均为1,说明所有路径通过QCA检验。

表5 引致农村致富带头人发挥致富带头作用的路径

依据组态元素相似性与案例覆盖度,整合部分相似路径,最终形成四种组态模型,分别是:1.精英带动型,包括路径1“个人能力*创业动机*扶持政策”与路径3“创业动机*扶持政策*～地理条件*社会网络”。该组以精英资源与能力为核心。在政府资源加持下,当地的地理因素在决策与运行过程中,居于更次要位置。2.农户探索型,由路径2“个人能力*扶持政策*～保障体系*社会网络”,与路径4“创业动机*扶持政策*～保障体系*社会网络”构成。该组条件组合在个人能力与创业动机上展现农村致富带头人主体作用的发挥,也受到来自政府的政策帮扶,在社会支持上效果较为明显,主体间互动良好,但在保障体系上有待提升,政府与社会的支持需要进一步系统化与制度化。3.多源协同型,由路径5的“个人能力*扶持政策*地理条件*社会网络”,该组案例实现了四个维度的全覆盖,在案例实践上,该组农村致富带头人产业发展时间普遍较长,在产业规模与产值上更为突出。同时与政府社会互动广泛,充分结合当地地理优势。4.政策导向型,由路径6“个人能力*扶持政策*保障体系*～地理条件*～社会网络”,路径7“～个人能力*扶持政策*保障体系*地理条件*～社会网络”与路径8“个人能力*创业动机*保障体系*地理条件*～社会网络”构成。该组案例中,社会参与缺失,主要依赖政府维度,需要农村致富带头人伴随产业发展进一步开拓合适的社会网络。

路径解释典型案例如表6,部分重复案例在表格展示中采取合并处理,整合为四种案例组态路径。

表6 路径典型案例

(三)致富带头人四类培育路径分析

QCA计算结果显示,个人能力、创业动机、扶持政策构成农村致富带头人致富带头的必要条件,成为其创业过程的重要指标,作为主要路径纳入。保障体系、社会网络、地理条件的覆盖率则较小,根据Nvivo编码单词相似性类聚分析可视化各维度的相似度,指标关系如下。

图1 按词汇相似性聚类的项

在预先排除停用词的情况下,根据单词出现的频率与频数来分配空间聚类位置。如图1所示,地理空间作为异质性最高因素,被分离展示。借助口述史访谈文本分析,最终获取QCA组态数据开展如下讨论:

一是精英带动型。在此种模式下,农村致富带头人更多作为“精英角色”,以经济或政治资源为致富带头提供保障。研究者拜茹与尤光付将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分为两种类型: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与弱合作治理模式。其中,根据政府与乡村治理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弱合作治理模式又细分为依附性合作与有限合作条件下的治理资源供给[33]。在精英带动型中,农村致富带头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同构性,个人与政府间互动较为频繁。个体创业动机往往与政府政策导向相关,或因政策鼓励,看好项目前景开展投资。在创业初期,部分带头人兼任双重职业,与政府联系密切,如担任村支书、村长、帮扶企业驻村干部等,在经济与组织上形成依附性合作关系,致富带头人以熟悉当地的信息优势配合个人能力,有利于获取更多资源供给。在创业中期,随着经济项目规模扩张,与政府对接频率提升,一部分农村致富带头人被吸纳为党员、村干部或村民委员会成员,展现党建引领作用,一定程度上实现经济身份与政治身份之间的转化。在创业中后期,父母辈的创业活动对子女后代产生一定影响,诞生“农二代”群体,接手父母事业来发展农业。

此种模式的典型案例是18。此案例受访者退伍后开展创业活动,后续成为当地村副书记,不断加强与政府主体联系。例如,在创业过程中,受访者受到同为退伍军人的第一支书影响较大,感受到榜样带动作用,“我们是省定贫困村,初期政府经常会组织带头人培训班让我们去学习,认识更多圈内人。”(案例18:2021年7月18日)

不过,此类模式也会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带头人是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结合,在与政府互动的过程中,可能会忽略村民的利益,引发与村民的矛盾纠纷;二是受帮扶时间、帮扶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围绕带头人开展的诸多活动,往往还未上升到规范化、组织化、规模化程度,就有可能随帮扶干部的撤离而中断,容易导致“产随人走、人走茶凉”的现象。

二是农户探索型。在此类模型中,个人能力与创业动机发挥重要作用,带头人原生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常为其产业发展的重要助力。当带头人的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政府政策就会对其产生实质性影响。这说明,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府支持和政策导向,不仅有助于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还会极大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使政府与带头人之间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34]。案例40就属于此种类型。访谈时,受访者指出:“我利用之前的人脉资源种植了沙糖桔和鹰嘴桃,在产业初具规模的时候,一些朋友开始投资,政府也开始支持,我的产业就越做越大,不仅吸纳了相当一部分村民就业,还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案例40:2021年7月19日)

在此种模式下,个人通过自身人脉关系,串联起创业渠道信息,通过同行交流等形式,降低行业门槛,实现经验技术的扩大传播。随后,进一步扩大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增强社会支持力度,形成稳健的生产渠道与广泛的销售渠道,降低自身经营风险,进而增强带头能力与行业竞争力,提升产业水平,让政府和村民都从中受益。同时,家庭支持与亲朋好友借款是此种模式创业资金的重要来源,其次是进行银行贷款,这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似,即“产业振兴质量受资金抑制性与智力抑制性”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展现出“融资+融智”要素驱动的重要性[35]。

三是多源协同型。在该组路径中,案例涵盖的农村致富带头人均具有一定产业规模,带动人数广泛,通常采用“公司+合作社(村支两委)+农户”的模式进行经营。在产品方向上抓住政策契机,以公司为平台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将“小农户”链接到“大市场”。通过“统购包销”或“两统一干”①(1)①“两统”,指企业统产业的前端和终端,前端包括种子、苗木、化肥等生产资料的供给与规范,以实现标准化、规模化、规范化化生产,后端主要是指市场和销售;“一干”指小农户只需要按照大公司的要求与标准来生产或加工即可。等形式,给予农户保底收购价格,让小农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而倒逼其开展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

但该种模式存在“点对点对接农户生产成本过高”等问题。一如贺雪峰对农业保险公司理赔研究发现,分散小农式经营,使得保险公司与小农生产之间具有高昂的交易成本[36]。因此如何实现在生产过程中的有效监督,成为农村致富带头人与农户对接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部分建议是对此部分带头人采取监督权转移的形式,如以小组为单位发放生产物料,推行责任连带制;也有带头人借助村支两委渠道,对接小组组长以获取村民信息,减少信息沟通成本,防止个体企业对接千百农户的低效率现象。当然,让公司直接对接合作社也是一个不错且有效的选择,故而是乡村振兴阶段常用的一种连接模式。正如案例19所指出的:“对于土地流转问题,我们不可能去点对点去跟每家每户沟通,主要采取村支两委(含村民小组长)或合作社去跟村民沟通,这样可以提高效率。”(案例19:2021年7月16日/7月25日)

与城市相对成熟的土地流转程序不同,农村的土地流转工作面临更多困难。尤其是,农村土地流转的确权争议,以及历史遗留土地争端问题,使得土地大规模流转困难重重,因为哪怕一户反对,其所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与精力巨大,这时候,作为桥梁的合作社或村委会,就能在多源协同中发挥巨大作用。

四是政策导向型。在该模式下,政府提供直接的政策帮扶,通过提供项目贷款、促进产销推广、组织培训支持、开展专项消费帮扶等手段,较快形成当地特色产业。如有的地方会借助“一村一品”项目渠道,依照当地人口、经济、土地与产业要素的相互作用促进空间分布特征形成,在制度的外部条件下,动态调整人财物力资源,在市场环境下建立产供销一体化渠道[37]。已有研究表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税收减免政策能显著拉动返乡创业企业的雇佣员工人数,其中金融扶持政策对东部地区的就业拉动效应明显,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创业培训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和产业扶贫政策对中部地区的就业拉动效应明显,产业扶贫政策则对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就业拉动效应[38]。

特别当涉及到区域协作的中大规模投资时,资源的流动往往与政府有关。资源流入地政府需要扮演同企业与村民对接的角色,在冲突事件发生时,政府人员作为调停者出现。上至加快文书手续进度,下至处理财物细节纠纷,作为当地的代理人与引领者,政府政策的完善程度与执行程度将直接关系到产业的存留。“政府的人会经常来企业,指导我们的技术、生产与市场”(案例15:2021年5月19日)

在本组培育路径中,致富带头人大多是从外部嵌入其中,他们开拓创新,通过学习当地方言、了解当地风俗习惯与群众打成一片,获取当地群众的支持,并与传统精英进行协商,进而实现致富与带头。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研究将75个访谈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育过程中个人、政府、社会支持与自然环境四个前因变量的影响作用,并结合已有文献和访谈文稿对于结果进行阐释。研究发现,个人能力、创业动机和政策扶持是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的必要条件。根据条件因素发挥作用的不同,形成四种发展路径,具有不同生产经营特点,其中第一种是精英带动型,即带头人凭借自身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身份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带动老百姓脱贫致富。第二种是农户探索型,即带头人自我探索产业发展,不断增加与政府、村民之间的联系互动,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促进政府获益、村民增收。第三种是多源协同型,即农村致富带头人以村委会或合作社为核心,以“公司+合作社(村集体)+农户”的形式进行利益连接,规范产业前端的生产与后端的销售,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第四种是政策导向型,即带头人紧紧抓住政策机遇,以资本下乡的方式开拓创新,与当地传统精英联合发展产业,产生带头作用。

研究也发现,与传统农民相比,农村致富带头人有五个方面的“新”:一是思维新。与传统农民相比,新农人更具备团队意识和集体观念,他们常常通过合作社、公司、工厂等法人组织以及各式各样的非正式组织将人组织起来,构建起具有组织认同感的实践平台,积极探求新业态下的农业发展,把安全、可持续、绿色、有机、营养、健康等作为农业最重要的追求目标。例如,将种植益肾子当成一生信仰的带头人HJT评价说,他回乡创业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有很大志向,想把在城里学的新思维、新思路、新理念带回去,结合当地实际发展产业。二是结构新。新农人的“新”首要体现在新农人由来自各行各业的中青年组成,在群体结构上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多元化”。在案例样本中,相较于一生躬耕于土地的传统农人,新农人普遍较为年轻,年龄主要集中在25～45岁区间,其中不乏生于乡村求学而成回馈家乡的高学历人士、进城营生辗转各地后回乡创业的务工人员、心存乡村情怀敏锐捕捉发展契机的青年企业家、在外参军转业回乡的村委主任等等。例如,至今怀念童年时听到瑶族长鼓之音的创业人TMSD,认为最大的幸福“就是守护好、传承好瑶族长鼓的制作技术,和更多人分享传统文化的魅力”。三是形象新。诸多返乡创业者不再将农业当成一个传统的受歧视的职业,而是将其作为一份事业,有计划、有方案、有策略地开展工作,认为自己从事的事业,也是有成就感、获得感,且感觉骄傲和自豪的。四是手段新。站在时代的风口上,80%以上的新农人都懂得运用网络平台来推销自己的产品,懂得电商直播带货的技巧。在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带动作用下,竞赛、演说、学术会议、公益活动、家访、支教、沙龙、市集等活动以线上或线下的形式开展,新农人通过分享经验、交流情感、答疑解惑、共同探讨等形式推进产学研相结合,形成“社会化、智能化、网络化、互动化、专业化和弹性化”的经验分享机制和学习交流平台。五是带动新。大多数新农人都愿意将自己的思维、观念、技术、方法、市场等分享给当地的村民,都愿意帮助当地村民脱贫致富,特别是在产业前端的标准化种植、中端的品牌化包装和后端的规模化销售方面,新农人的示范带头行为十分明显。例如,怀着同样梦想的带头人KXP认为,做新农人要有一颗广阔的心,“虽不能说我自己情怀有多大,但是必须能够装下老百姓,得为他们去着想才行”。可以说,大部分新农人没有专家的智慧、总裁的资源,也没有完全能与国内国外、省内省外市场有效接轨的专业化团队、市场化资源与精准化策略。但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用良心去塑造品牌、用脚步去丈量土地、用双手去开拓市场,对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作用[7]。

虽然如此,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育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在现有农业生产者中的比重依旧较低,且在培育过程中,生产经营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土地供应与集约化争端、资金与技术短缺问题等成为了普遍难题。在行业特性上,也呈现出服务体系不完善、农业风险防控难等特点。在带头作用的发挥上,存在普通农民响应协作不够、领头雁“孤雁难飞”等窘境。再加上,农业行业风险较大且试错成本较高,土地流转阻力较大且整合周期较长等因素,新农人培训的体系化、系统化、市场化、精准化不够,致富带头人培育仍面临一些困难与挑战。

不过,目前的农村致富带头人群体呈现如下特点:一是从业规模越发庞大,每年以50万人左右的速度在增加;二是从业领域越发宽广,从最初的农业产业到后来的电商直播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三产融合,再到现在的智能种养、托管服务、数字产业等;三是行业联系越发紧密,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农村致富带头人联合会、农人会等社团机构越来越多。因此,展望未来,农村致富带头人将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将会有更多的城市有为青年和在校大学生加入,将要着力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重点在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等方面做文章,构建集要素整合、分工调整、角色转换、市场开拓于一体的良性农村创新创业生态圈。站在这个角度,未来的农村致富带头人,更需要具有务实肯干、跨界融合、资源链接、善于合作、尊重农民的能力与品质[39]。

同时需要指出,本研究采纳的案例以正面案例为主,对于结果变量只考虑“1”的结果变量,在结果呈现上存在信度与效度加强的空间。后续可纳入反面案例对比组态路径差异,增设TQCA时序性分析或时间演化的组态分析,以期增强解释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