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对中原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探索述评

田世博

摘 要：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原局工作期间的邓子恢对中原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包括建立财经机构、培养财经干部、整顿税收秩序等，这些探索不仅为中原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为解放区支援前线战争提供了有力支撑。

关键词：邓子恢；财经工作；中原解放区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4.01.041

近5年来，学界对邓子恢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于他在土地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作上，对于邓子恢在中原局工作的研究较少。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9日决定加强中原局，由邓子恢任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于6月间率华东干部千余人，由华东转战豫西，正式开始了在中原解放区的革命生涯。在中原局任职的一年时间中，邓子恢先后任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等要职，凭借自身在长期革命生涯中积累的财经工作经验，他对中原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作了有益的探索。

1 建立财经管理机构并扩充财经干部

邓子恢在中原解放区所面临的状况是“财政工作尚处于根据地初步建设阶段的分筹自给情况下，在制度上既不统一，在工作上更混乱多端。”中原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有一个特点，即各区财经工作较为分散独立，财经工作机构的建立也是自下而上，各区财经机构由各区党委自行建立，中原局并未建立一個负责财经工作的专门机构。邓子恢从建立统一的财经管理机构开始，着手完善中原解放区的财经管理工作。

1.1 雷厉风行：组建财经管理机构

1948年6月下旬，中原局正式成立中原财经办事处，由邓子恢亲自出任中原财经办事处主任一职，以此来统一筹划、领导中原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中原财经办事处成立以后，由其直接领导各区财经工作，改变了过去各区财经工作分散独立的局面。邓子恢在各种公开场合讲话，强调财经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财经问题是中原的最大困难问题，中原解放区应普遍健全与建立财经机构。1948年10月邓子恢作出对工商、银行、贸易工作加强领导的决定，“各行署设工商局、银行分行、贸易公司，受中原人民政府下工商部、中州总行、贸易总公司的直接领导。”在建立各级财经管理机构的过程中，邓子恢发现财经干部的稀缺成为阻碍中原解放区财经工作进一步开展的头等难题，因此他在建立财经机构的同时也在抓财经干部的培养问题。

1.2 不拘一格：大力扩充财经干部

邓子恢解决财经干部问题主要采用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从外部引进财经干部，邓子恢从华东转战中原之前就未雨绸缪，从华东解放区带来了4700名干部，中共中央又协调华北解放区向中原解放区支援2000余名干部，这些干部于1948年7月底到达中原局驻地——宝丰县。邓子恢从华东南下干部中抽出700多名财经干部，从华北南下干部中抽出200多名财经干部，随后又从华东南下的行政干部中抽调几百人转而投身财经工作。

第二种方式是内部培养，邓子恢认为应当“以现有干部为骨干大量培养知识青年，并大胆使用与改造旧社会之财经技术人员”。在总结接管郑州开封的经验时，邓子恢指出要在郑州和开封办职工训练班培训旧人员，并计划吸收财经职员500人。对于培养知识分子成为财经干部，邓子恢总结出了自己的培养经验，即要在政治上真正领导他们，在技术上充分尊重他们，并指出只有“依靠老骨干、培养新干部、使用旧人才”同时进行，才能解决中原解放区干部短缺问题。

2 完善税收制度并整顿税收秩序

邓子恢在税收方面的整顿工作主要分为农业和工商业两个方面，在农业方面着手完善公粮征收制度，扩大征收面，减少农民负担。在工商业方面则完善征收制度，增加税收人员，扩大税收种类。

2.1 完善公粮征收制度

1947年中原解放区重建之初，军需主要还是靠打土豪分浮财来解决。邓子恢指出“采取打土豪及临时借粮来解决军食，而未采取合理负担办法征收公粮，结果不仅军食无法解决，并把社会秩序弄得稀烂”，他认为这一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如果不改变这个政策，野战军部队将很难在中原立足。1948年夏季之后中原解放区改变了这一做法，开始恢复公粮征收制度，邓子恢在此基础上对公粮征收制度进行了完善。

（1）确定公粮征收数量和种类。

邓子恢认为公粮征收数量不仅要根据军队自己的需要，更要考虑群众们的真实负担能力，并由此确定了一年两征制度，并规定除此之外不能再征或者预征。邓子恢领导下的中原财办对于各行署的征粮作出规定，“各行署区征粮总数应该呈报中原局核准，各专署、各县则由行署召开县以上会议商讨分配数目，各县分配到区，区分配到村，村则召集干部与地方农民领袖及个别公正绅士共同商讨分配”。中原解放区各地所产的主要粮食各有特色，有的地方产大米，有的地方产小麦，所以征收粮食的种类也必须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来确定，邓子恢认为“产大米及夏季麦收地区，则以大米小米小麦为主，但秋季不产大米或产很少地区，则应该按照当地大总产粮规定2或者3种作为缴纳公粮之标准。如豫西规定小米，苞谷、豆类各三分之一，豫皖苏规定高粱、苞谷、豆类各三分之一，叫作三三制”。

（2）确定公粮征收税率。

1948年秋季中原局及各区行署在征粮过程中的税率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大多采用了适用于成熟解放区的复杂税率。这样不仅征收不到相应的粮食，还会被地主富农利用去剥削贫雇农。有的地区在中央发出减租减息指示后，仍然执意进行土改，借用征粮来消灭地主，主要表现就是免税人口过多，“有些地方规定佃户全免公粮，此种结果必然增加中、富农与地主负担”。邓子恢认为虽然《关于秋季征收公粮的指示》认为秋征规定按照各人实际数量十级累进，最高税率定为30%，坚决改变计分办法，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这个税率在当时还是不能普遍实现的，有些村庄仍然可以实行民主摊派，而在群众得到充分发动的村庄，则应该严格实行这种税率。

（3）集中保管公粮。

1947年到1948年秋之间，中原解放区内部环境并不稳定，有些区域常常处于争斗之中，所以公粮的保管也常常采用分散保管的方式。分散保管的粮食易于隐藏，但是常常难以掌控，尤其是战斗多发的豫皖苏地区，仓库的公粮损失严重。1978年下半年，中原野战军在战场上相继取得胜利，解放了郑州、开封等大城市，野战军大兵团作战的展开也需要更为科学的粮食保管工作。1948年11月，淮河以北一般地区已经没有敌情顾虑，乡村里的土匪也基本上被肃清，邓子恢根据现实形势提出，要沿交通要道（铁路、公路干线、河流）建立大仓库制度，除各军区各县及应拨用之粮留出外，大部粮食集中管理，既便于管理減少顺势，又便于将来大军南下。

2.2 调整工商税收制度

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邓子恢领导下的中原财办加强了中原解放区的工商税收工作。

（1）加强进出口税，开展对敌经济斗争。

邓子恢认为进出口税是主要税收，要征收进出口税还需要建立税收武装，控制三河尖，使沙河通航烟叶能出口，同时征收进出口税也是出于对敌经济斗争的需求设定的，因为要防止解放区货物运到敌占区从而给敌军作战造成便利，如豫皖苏区在1948年10月作出规定“加强对敌经济斗争，以出口税为主扩大税源，地方税量力为之，宁可做过一集，不肯放过一条”此外，豫皖苏还明确规定禁止出口货物向敌区运输或禁止入口货物运入本区者，均为走私，一经查获即予没收。

（2）设立中原烟草管理局，加强烟草管理工作。

烟草作为中原解放区的重要的经济作物，在商业贸易上的地位很高，在税收上的贡献也不容小觑，仅豫西烟草每年出口量就达25万包至30万包之多（每包200斤），但是一直到1948年秋季，烟草统一管理工作推进仍然缓慢。邓子恢领导下的中原财办决定在烟草出口量最大的豫西地区成立中原烟草管理局，豫西行署于1948年10月6日正式发布公告，成立中原烟草管理局由中原财办直接领导，同时仍受豫西工商管理局管理，由中原烟草管理局统一管理豫西地区襄城、禹县、叶县、郏县、许西、沙北、舞阳、宝丰以及豫皖苏地区的许昌等9个县的烟草工作。

（3）征收屠宰税、田赋和营业税，增加财政收入。

邓子恢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中原解放区已经征收了营业税并打算在1949年春天开始征收田赋以及屠宰税。在屠宰税方面，中原有些地区的干部懒于征税，对于屠宰税出于干部人员数量少等原因，直接选择放弃征收，如截止到1948年10月“豫西地区至今还未征收屠宰税”，中原财办在指出豫西的问题后，豫西行政公署即在1948年11月决定征收屠宰税，并且将牲口交易费也改为牲口营业税。在田赋方面，为了解决野战军南下的财政困难，为解放区经济建设补充经费，中原财办在1949年1月正式决定征收1948年度的田赋，为了使负担合理还规定耕地按照产量多少，非耕地按照收益多少，划分上中下三等征收。在营业税方面，豫西区开展较早，在1948年10月份即开始进行下半年营业税的征收，一方面是为了安定工商业者心理，从轻征收营业税，另一方面将征税与支持本币结合。桐柏区则于1948年11月决定普遍征收营业税，并规定以前未被征过交易税的商户可以与营业税合并征收。1949年1月，中原解放区颁布了《出入口货物暂行征税办法》《出入口货物税目税率表（草案）》《卷烟、水旱烟征税暂行办法（草案）》《烟酒征收暂行办法》《营业税征收暂行办法》和《屠宰税征收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暂行税法和征收管理办法，进一步统一了中原解放区的税收。

3 评价

综上所述，邓子恢通过上述举措，使得中原解放区在1949年初完善了财政税收管理机构，统一了税收秩序。财经工作的有序开展，还进一步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中原解放区的物资逐渐丰富，为支援前线奠定了重要的物资基础。在几次大规模支援前线任务中，中原解放区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军粮供给方面仅豫皖苏区第三分区在淮海战役中就支援前线部队“军粮一万万八千万斤以上，柴草几万万斤”。所以邓子恢在中原局任职期间对财经工作的探索，为中原解放区财政税收机构的建立及完善、财政税收秩序的统一做出了直接贡献；同时，他在中原局的财经工作也为军需筹措，支援革命战争，为中原人民恢复工农业生产和安定民心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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