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现象学：理解残障的新视角*

谢冰雪 王淑梅

前言

对待弱者的态度，最能折射一个社会、一座城市文明的尺度[1]。如何在为残障者提供社会保障的同时更好地理解残障，尽力消除其在经济社会中遭受的偏见和歧视，优化对残障者的服务成为新时代残障事业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目前我国残障研究主要聚焦残障者合法权益的保障，总体上还是偏向于宏观层面的整体性研究，将残障者看作被研究的“他者”。相比之下，人类学强调“关怀”和“理解”，擅长从微观层面的经验出发对“他者”进行研究，这将为我们理解残障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1. 相关文献回顾

1.1 理解残障的三种模式

在学术界看来，对于残障的理解受残障模式的影响。残障模式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用来评估残障从何而来，它对社会意味着什么，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2]。受西方生物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两大流派的影响，早期残障模式以医学模式和社会模式为主。其中前者依赖自然主义的残疾概念，从生物学角度理解致残的根源，将残障看作社会偏差。后者则从社会角度理解残障，认为个体之所以成为残障者是因为社会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设施和制度保障来使他们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3]。这两种模式为理解残障奠定了基础，但也导致在残障研究中存在生物与文化、个体与社会的二分。例如，不少学者认为，社会模式采取了一种脱离实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4]，而忽略了残障者对于损伤和疼痛的体验[5]，未能深入涉及对主体经验的考察。

大约自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受米歇尔·福柯、皮埃尔·布迪厄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的影响，“身体”逐渐被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重视，对疾病与残损的分析也逐渐转向了对身体经验的考察。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罗伯特·墨菲根据自己的残障经历来描述身体、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美国社会学家欧文·左拉也从自身经验出发，呼吁将身体带回残障研究中，关注残障的身体经验，提出障碍体验并不属于少数人，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障碍[6]，因此，要关注“普遍的障碍感”和“需求的普遍性”，并提出了残障的普同模式，即针对残障者的普遍政策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这打破了仅有少数人才拥有障碍经验的固定观念[7]，将少数族群利益的制度性变革力量转变成一种充满公共性的黏合剂，这对于我国残障制度的设计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普同模式对残障者的理解消除了残障者和非残障者之间的区别，即残障者特殊的存在方式被牺牲在普遍性的目标上[8]。可见，普同模式在残障者制度设计层面有借鉴价值，但是“将身体带回残障研究”的普同模式更偏向于身体的损伤层面，并没有使“身体”得到应有的重视。

1.2 身体现象学对残障研究的启发

其实在米歇尔·福柯等人将身体视角引入社会理论之前，哲学家们就对身体概念有所关注，如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就试图通过“身体”解构传统二元认知模式——他改变了从逻辑或先验自我意识出发的路径，转而通过身体知觉来探索事物的本质。在梅洛·庞蒂看来，“知觉不是关于世界的科学，甚至不是一种行为，不是有意识采取的立场，知觉是一切行为得以开展的基础，是行为的前提”[9]。其中，身体不仅具有生理性，更具有能动性，是知觉和行动的主体。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对自身所处环境的连续不断的回应[10]。由此可见，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不再从逻辑认知的视角出发思考问题，而是回到人的具体生存和生存情境上来，关注基于知觉、行为和环境所建立的人和世界的关系，即从具身化的身体出发呈现主客体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中的情景。身体现象学对于身体知觉以及身体行为的关注能够拓展对身体生理性认识的狭隘视角，帮助我们以综合视角对残障进行理解。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通过身体对疾病或弱势群体进行研究。如余成普对器官移植患者的分析发现，身体成为传统和现代、科学和人文相互碰撞、竞争的场域[11]，林晓珊揭示了身体经验与孕妇的母职身份体验之间的关系等[12]。这凸显了身体在自我认知、自我与他者互动、自我与社会互动中的关键作用。除此之外，从身体层面对特定群体的主体经验以及身份认知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于患病群体，如鲍雨从布莱恩·特纳身体体现的视角对脊髓损伤者日常生活中的残障经验进行研究，既关照了身体残损的客观事实，也给予了残障者充分的话语权。她也通过对转型期截瘫群体日常生活变迁的描述呈现国家以及残障者自身对于残障身体的管理问题。但是目前从身体视角对残障群体进行研究还很少，抑或是对残障身体经验的客观呈现较少涉及残障者的自我认知。

社会科学的目的在于理解同时作为系统和生活世界而存在的社会。但是，如果仅从抽象的系统角度出发，那么社会科学不仅无法把握复杂的社会现实，而且事实上也可能成为巩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工具[13]。笔者认为，对残障的理解不仅需要主流的制度叙事，还要有个人层面的经验分析。残障者个体对于残障的理解、追寻和反思恰恰是残障研究的重要部分。笔者尝试从身体现象学出发，回到残障者的生活世界中，关注残障者的身体感知和体验，在此基础上对残障进行理解，并对普同模式的局限性进行反思。

1.3 研究理论与方法

本文是在心理学中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的指导下展开研究的。具身认知理论源自身体现象学，是心理学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主要指生理体验与心理状态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即认知和思维不仅是发生于大脑中的抽象符号加工，还是包括大脑在内的身体的认知。身体感觉运动系统和体验塑造人的认知，影响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具身认知理论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认知过程方式和步骤被身体的物理属性决定。第二，认知内容也是身体提供的。第三，认知是具身的，而身体又是嵌入环境的。认知、身体和环境组成一个动态的统一体[14]。在此理论指导下，笔者试图从身体残损的物理属性以及社会对其的建构、残障者对身体的感知以及身体疼痛对残障者的影响、当前时代环境下残障者的身体实践三个层面展开分析，以此为切入点，呈现受损个体与物质世界互动的经验特征，从而对残障进行思考。

本文田野资料来自2020 年7 月至8 月笔者在我国中部H 省C 残疾人就业培训孵化基地（以下简称“基地”）进行的调研。该基地成立于2015年，占地108 亩，以承接互联网集团在H 省安置残障者公益云客服项目为主要业务，招收来自该省18～40 岁的残障者（以肢体残障者为主），通过为期2 个多月的培训，帮助他们再就业。截至2022 年，该基地已免费培训残障者4700 余人，安置上岗就业4200 余人。在笔者调研期间，该基地共有128 名学员。笔者运用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参与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观察他们的生活环境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和策略。在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笔者对其中6 位成员进行了深入访谈，聆听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身体感受，在观察身体残损的客观事实的同时，了解他们的主观认知，进而从多方面呈现残障者的生活情况。

表1 受访者情况

2.残障者身体经验与残障认知

2.1 残损身体的社会表征

对于残障者来说，身体由于损伤而导致的生理系统受限是残障的客观事实。身体机能损伤直接影响日常活动，身体成为他们需要认真照顾的对象。在基地中不少残障者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需要双手撑着床先挪到床边，找好位置，一手扶着床，一手扶着床边的轮椅，用力在撑床的瞬间完成力量的转换，准确地坐到轮椅上，并依次将两腿搬上轮椅，然后再出门洗漱。这些对别人来说非常简单的动作，对他们来说却非常困难。

另外，身体缺陷引发的问题不仅停留在生理层面。玛丽·道格拉斯将身体区分为物理身体和社会身体，并且强调身体的社会塑造特征，“社会身体制约着我们对物理身体的理解。我们对物理身体的经验总是支持某一特定的社会观点，它总是被社会范畴所修改，并通过它被了解。在两种身体经验之间，存在着意义的不断转换，这样，任何一种经验都强化着另外一种”[15]。对身体缺陷者的认识往往伴随着污名化的过程[16]。身体羸弱、功能不完整、影响创造生产资料的人，都被认为是“废人”。他们往往会被贴上“有欠缺”的标签，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因此，残障者在身体出现异常的那一刻就被很“正常”地“隔离”开来。除此之外，当前以医学为代表的科学话语对身体的“诊断”也将身体属性的界定与划分纳入一个绝对权威的知识体系中。在一套医学规范的标准下，根据身体活动能力的强弱，残障者被确定为不同的残障等级。

在健康状态下，正常外表意味着个体可以继续现行的活动而无须对环境的稳定性投以太多关注，也很容易忽视身体在个体与外界互动中的作用，但当个体身患疾病后，尤其是具有明显的疾病特征时，身体在人际交往、社会融入等情境中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情境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包含着事态、程序、问题，并意蕴内部发散的整体[17]。在个体和他人互动时，身体的动作、神态、神情等参与到沟通和交流的系统中。比如患有脊柱侧弯的PBB 说起她的经历：“从我家到路边有一条巷子，每次我坐着轮椅，我爸推着我到路边坐车的时候，我一过来，巷子里的那些人就开始在背后嘀咕。” PBB 患有先天性的脊柱侧弯，16 岁那年，身体情况恶化，脊柱侧弯导致上半身严重倾斜，起初还能行走，慢慢地需要借助轮椅活动。身体的异样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外界的“凝视”在时刻提醒着残障者身体残损的客观事实。

家庭是农村残障者的主要生活场域，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不仅外界对残障者的看法影响他们对于自身的认知，家庭成员的态度也影响他们对于自己的认知。当身体出现异常之后，家人也会将其看作“需要保护的对象”，不让他们参加家务劳动或者对其身体问题避而不谈。这就导致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好似继续行进在原来的轨道上，但另一方面他们却确实因为身体原因而居于客体位置。WW 刚生病的时候，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健康，尽量让他少干活。然而WW 表示：“越不让我干，我心里越难受，越想干。”家庭是残障者能够获得支持的最小社会单元，但是在社会文化影响下，家庭支持体系存在理念滞后的问题，对“残障”问题的逃避以及对残障者“隔离性”的保护反而会加重残障者的抵触心理，残障者的真实体验和真实想法更加难以被触及。

除此之外，残障者也不同程度地面临就业问题和婚姻问题。如今年25 岁的HZJ，大专毕业，在基地里算学历较高的学员，在来基地之前有过多次求职经历，但是无一例外都被拒绝。“我一说身体方面，就被拒了。还找过电话客服，但是普通话不过关。还再找过卖房子的，给客户介绍房源，还应聘过保险，都没应聘上。”随着社会进步，残障者就业权益问题越来越被重视，国家在大力促进残障者就业，但是由于肢体残障者生理层面的缺陷，在就业过程中依然面临很多质疑的声音，被认为是“弱者”，无法胜任工作等。这些固有的社会观念忽视了残障者的潜力，导致残障者在求职过程中遭遇很多阻碍，难以获得公平的机会。在实际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公平对待也加重了他们对于自身“边缘人”的社会定位。正如PBB 这样形容自己生病前后的感受：“我没有生病之前，就是学习好、人缘好，各方面都好的那种，我生病了以后就会觉得不公平，明明我才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结果一瞬间就变了，那段时间就感觉过得跟行尸走肉似的。”从“别人家的孩子”到“行尸走肉”，疾病或意外的发生对身体完整性和自我身份构成了威胁，打破了身体和社会之间原有的和谐关系，身体残损所带来的生活落差和社会关系变化与既往经验之间的不匹配导致他们对自我和社会的理解产生偏差，难以接受“残障者”这个身份。

可以看出，残障者的身体既是生理性的，同时也作为文化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前提体现出社会性的意涵。首先，身体纯粹的生理事实表征构成了身体基本的代码，有着明确的功能含义，身体生理层面的差异性导致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不平等；其次，身体活动能力在社会文化和科学话语的装扮下有了深层语义，“残障者”的社会身份表达着身体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为理解身体提供标准的框架。再次，身体缺陷产生的社会污名也影响着残障者的价值观念。身体既是外界认识自我的中介，也是自我认识世界并形成自我认知的中介。残障者的自我归属以及相应的身体管理，在日常的社会互动模式中不断地被再社会化，并逐渐形成特定的文化认知，残障的身体特征以及该文化特点下的残障身份污名不断进行交互，使得社会的分类图式得以“正当化”，也使得物理层面的身体障碍进一步蔓延至社会层面，影响着残障者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

2.2 身体疼痛与自我感知

虽然残障者的障碍更多来自生理层面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只关注社会的建构则会忽视残障本身的多样性。在基地中，即便是被评定为同一残障类型和同一等级，每位残障者的身体受损情况也都不一样。外界往往依然习惯从医学鉴定的角度去理解残障者，而忽视了他们的主观体验和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与医学视角下的“患者角色”不同的是，残障者患有慢性或永久性的伤残，必须努力适应并管理自己的身体。阿瑟·克莱曼从其20 年来的临床治疗和数百个真实病案中发现，疾痛不仅属于身体，而且连接着自我与社会。在此，笔者试图通过残障者的疾痛感知来呈现残障群体内部的复杂性。

导致障碍的因素可能是多重的、复合的，形成障碍的机制往往也是复杂多变且个体化的[18]。后天残障者有些因为意外致残，有些因为疾病致残，不同的因素导致他们对于身体的感知也有差异，这也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抉择。对于后天残障者来说，通常他们还未从生活变故中反应过来就已经在接受治疗了。因此，与意外和疾病相伴而来的是“刻骨铭心”的治疗过程。今年28 岁的ZKK 在16 岁的时候不慎从房顶坠落，导致下肢瘫痪，时至今日，她提起治疗的感受还历历在目。“既然不能走了，只要不疼不痒也行，人还能受得住。可是去钢板的时候，他碰到我神经了，然后就疼得，吃止疼片完全没有用。它是那种没有征兆的疼，疼到骨子里的，你不知道它疼多久。”比起健康时的状态，疼痛让她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意外所带来的身体上的约束。疼痛的信号也说明身体并非单纯地被动接受社会文化的浸润，而是主动的，也是敏感的。

与ZKK 治疗后趋向稳定的身体状态不同，由于先天性脊柱侧弯导致下肢瘫痪的PBB 时常能够感受到身体的信号。“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我感觉后背心脏在那儿跳，其实这种感觉好几次了。”对PBB 来说，脊髓损伤还在引发继发性病症。相比状态稳定的残障者，PBB 还需要承担疾病带来的不确定性。她经常需要在上班的间隙回到宿舍休息。这也导致她处于一种深层次的含混状态中，即在她身上有残障者、患者和云客服三重身份的重叠。一方面，基地的工作节奏形成了一套工作的身体习惯，维持一定的生活秩序，使她可以享受“正常”的生活；另一方面，身体的痛感又和培训所形成的实践性身体感之间出现断裂，这使得她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一种极其纠结的状态。她是基地里的“业务精英”，基于出色的工作能力，她渴望寻求一份更好的工作，但是考虑到身体的风险，她又不得不望而却步。身体的疼痛就像一个内含于“自我”之中的“他者”，通过疼痛的信号让残障者能够不断自观，不断地“悬置”当前的生活，在清醒于自己面临的障碍和处境的同时又有一种无力感，以至于陷入纠结的境地。甚至因为身体的原因，她形成了独特的与人沟通的方式。PBB 也坦言道：“我已经形成了自我保护模式了，我害怕别人拒绝，我就先拒绝别人，害怕别人给我难堪，我会先给别人难堪，其实我也并不是想给别人难堪。”身体生理方面的弱势使她始终担心身边的人会伤害自己，因此形成了“自我保护模式”，她也成为基地里有名的“说话不饶人”的姑娘。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也反映出人的身体情况是影响自我意识的重要因素。

今年25 岁的WW 在8 岁那年捡炮仗玩的时候在手中发生爆炸，导致他右手拇指缺失。意外发生后，他就开始了漫长的治疗过程。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当时手指头没有皮了，我就在身上养皮。从身上截的皮，然后养着包着。然后因为身上截的皮比较粗，比较大，需要去整形。因为骨头有缺失，就从身上取了一块骨头。当时住了大半年的院，然后后期又陆陆续续去做整形手术，大概经历了八九次手术。”修复的过程是烦琐的，不过手指的损伤可以经过医疗技术进行修复，而心理上的损伤则需要他不断地自我疗愈。在考上大学之后，他选择了学习心理学。他认为：“出现这个事情之后，你的心理会产生变化。我为什么要学习心理学，因为我先要把自己搞清楚，不解决好心理问题的话，做什么事情都不行。”可见身体在生命历程中的实际嵌入成为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也直接参与到建构自我的原则之中[19]。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随着社会个体自我认同危机的加剧，身体在现代社会亦更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域中，成为自我反思与自我建构的重要部分[20]。身体成为反思的一部分，在残障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常状态下人们可以体验到身体的互动控制，但是身体的疾病风险会让残障者丧失对身体的控制，进入被动状态，呈现出主动性与被动性的矛盾发生在一个主体身上的现象。也正是这种来自自身的“他异”性使残障者不需要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即可反观自身，这也打破了勒内·笛卡尔心灵和肉体是截然不同的身心二元论。与勒内·笛卡尔笔下意识直接与现实性的外在世界发生联系不同，心智不是存在于头脑之中，而是具身在整个肌体之中，正是身体的意向性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2.3 身体实践与生活秩序重塑

近些年，国家高度重视残障者事业的发展，大力促进城乡残障者及其家庭就业创业增收，提高残障者生活水平。互联网也搭建起了一座残障人士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桥梁。在此背景下成立的H 省C 基地就扮演着国家权力和地方社会互动的中介角色。基地在制度和生活方面形塑了和家庭完全不同的“生活风格”。基地里没有楼梯，进入房间的通道都是缓坡，并配有扶手，洗澡间和洗手池都有无障碍设施，方便残障者洗漱和淋浴。另外，基地有严格的时间管理，早上七点、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六点半为吃饭时间，上午下午各有两节大课，上午八点和下午三点班长准时点名并做记录。相比于生病初期在家的状态，在基地各项纪律的保障下，残障者的生活变得更加有序。

对于残障者来说，就业一方面是他们融入社会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也是他们获取生活来源、提高生活能力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身体犹如一个象征性的隐喻空间，成为国家政策宣传主流文化和观念的传播舞台。国家权力在下沉的过程中与残障者进行互动，并且进行统一的培训和规范。残障者从进入基地的那一刻开始，目标就已经被明确，即需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两个月的岗前培训、一个月的岗中孵化，直到通过考核拿到工号正式成为一名云客服。他们的身体也不再需要被遮蔽或隐藏，反而受到了更为仔细的审查，成为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塑造对象。通过训练他们要达到一分钟至少打42 个汉字的硬性要求，不论他们有几根手指，或者有没有手指，都要做到。为了让自己顺利通过考试，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地克服手速慢、业务不熟练等问题，表现得和健全人一样，只有这样才能被视为“正常人”。对于大多数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电脑的残障者来说，他们几乎需要从认识电脑、熟悉每个字母在键盘上的位置、学习用哪个手指去按哪个字母开始学起。在基地的严格要求下，每一位残障者都需要竭力克服各种障碍完成基础知识考核和力量测试才能拿到工号。根据互联网公司的规定，每一个工号都有20 分的额度。如果在后期的服务过程中出现错误，则会扣除相应的分数，如果20 分被扣完，工号就会被注销，需要重新进行考核并通过考试获得工号。其中好评得一分，中评不得分，差评扣一分。除此之外，云客服的收入取决于各自的好评率和服务人数，一旦出现一个差评，就需要四五个好评才能回到之前的好评率。

“他一分钟八九条，你这边要提交，要回复，根本来不及。而且不能晾，本来这就恼了，你再晾直接差评。”（受访者WW）因此，他们只有持续性地进行高强度练习才能达到工作要求。在基地中他们也不是依赖生活化的情境“看病”，更像在认同科学话语支配下的“技术治疗”。身体的规训也改变了残障者的日常生活，重新塑造着他们的身体。

云客服这项工作改变了他们与人交流的方式，他们处于由互联网公司所安排和设计的网络型部门中。在网络空间中，他们不再受限制，而可以像健全人一样进行各种活动。与现实世界相比，他们只需稍加“伪装”和训练，就能融入“正常”。他们认为：“肢体残障不是真正的残障，真正的残障是心理残障。”（受访者WNN）可见在新的工作场域中，他们重新界定着残障者和健全者。对待工作的态度、工作的顺利与否、工资的高低都成为残障者重新来判断是否“残障”的新标准。基地的无障碍环境以及身体实践所获得的技能都使他们认为自己是“正常人”。相比之下，工作效率不高的大多是残障者。与米歇尔·福柯笔下受驯服的身体不同，残障者的身体不是在道德奴役和组织权威双重影响下的驯服，身体具有双面性，即不只具有被动与消极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主动、积极、创造性的一面，既定的目标和对就业的渴望也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和动力，他们会采取行动满足自己的特定目标。不少残障者上班之后利用收入换取新的代步工具或补贴家用，重塑着家庭地位和自我价值。

在功能视角下，身体一旦不具备某项功能就会被视为障碍，并将其永久性地等同于主体的内在属性。但是从身体实践来看，残障也并非一个固定的状态，而是拥有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迁，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就业形式的局限，为残障者提供了新的机会，给予了残障者身体机能拓展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教育和身体实践也在持续改变着残障者对自我的身体认知和社会认知，并为两者之间的深入互动带来了无限可能。同时，他们对于自身的认知和对残障的看法也随着所处情境以及身体实践的变化而变化。

3.讨论与结论

梅洛·庞蒂认为，传统的二元论关系忽略了“身体在世”这个事实，“身体在世”能够把传统哲学上对立的二元综合起来，其中身体是意义的纽结，是意义的发生场。因此从身体现象学视角对残障进行理解有助于综合残障研究中生物与文化、个体与社会之间长期分割的局面。本文以残障者云客服群体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在尊重残障者主体性的基础上试图从异质性、结构性的模式分析转向更为真实和动态的微观分析。首先如果说残障者需要面对的是残损的身体，那么在漫长的残障生涯里，身体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和关系网络中渐渐从生物层面的躯体走向一个蕴含更多复杂意义的载体，成为个体与外界交往的初始媒介，并与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密切挂钩。其次，从残障者对身体疼痛的切身体会可以看出，除了残疾状况外，致残原因、性别、年龄等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着残障者对心灵、身体和生活的解释，身体的感知和经验影响他们的自我认知，使残障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再次，身体实践彰显了身体蕴含的潜能和可能性，残障者的角色和认知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扩展了普同模式将身体看作一个限制的看法。笔者认为，从身体残损的层面来说，普同模式具备其合理性，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暂时处于一种残障状态，残障也恰似封闭的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窗口，提醒我们去观察身体、观察自我与他人。但是活生生的身体所体现出的则是身体时刻处于文化和环境的变动之中，我们无法忽视残损身体的意向性和可塑性。

身体是分析“我者”与“他者”、本文化与异文化相互理解和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21]。不同于健全者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系统，身体视角立足于残障者真实的经验，给予了残障群体自主表达权，实现了残障主体的叙事和表达。通过他们在生活中的迷茫、纠结、焦虑和收获，呈现了隐藏在结构性叙事背后的个人生命体验，彰显了残障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同时，身体是残障者与世界互动的直接工具，是承载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底层逻辑出发更能发现我国残障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特点，发掘本土残疾文化的价值，为重新思考残障文化提供新的思路，制定更适合中国残障者的政策。

需要承认的是，本文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文中的研究对象是在特定机构中从事云客服的肢体残障者。正如文中所呈现的，每一位残障者的身体情况、致残因素以及社会关系等都不一样，因此文中研究对象的身体体验和感受很难代表所有的残障者。我国残障群体基数大，残障群体的社会性、多样性以及动态性明显，这也意味着很难以某种特定的模式对残障群体进行整体理解，在此，笔者提出身体视角试图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扩展残障研究的空间。应鼓励残障群体发声，倾听他们的经验和问题，发挥残障经验的普遍价值，发现残障群体的真实需要，进而谱写中国式残障文化，助力残障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