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逻辑
——基于“感动中国”等评选校长的质性研究

黄一帆，周福盛

(宁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一、问题的提出

卓越乡村校长的实践智慧是乡村校长在面对工作中的难题时，能够运用平时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积累并形成的教育经验、教育理性、教育机智等，迅速准确地做出决策的能力。乡村校长是乡村学校的中坚力量，是促进乡村教育变革的筑梦人，卓越乡村校长是乡村教育发展的引路人，其实践智慧更是学校发展的源头活水，是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在乡村教育振兴和城乡学校优质均衡化发展的背景下，卓越乡村校长的实践智慧意味着乡村校长对乡村教育改革的独到见解和有效的决策与变革能力，是乡村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2022年8月，教育部办公厅颁布《关于实施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2022—2025年)的通知》中提出，“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校长队伍，培养造就一批具有鲜明教育理念和成熟教学模式、能够引领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名师名校长”。[1]而乡村学校因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内外治理能力不足、乡村生源弱势状况堪忧，对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迫切性需求更为凸显。但是，校长实践智慧是以往校长专业发展研究中较少涉及的领域，而卓越乡村校长的实践智慧更是鲜有关注的课题，目前关于卓越乡村校长的研究大多采用个案研究法，主要围绕卓越乡村校长的领导力及胜任力、[2]教育理念与实践[3]等方面，较少涉及卓越乡村校长在教育实践中的深层问题，缺乏对复杂的乡村育人环境下卓越乡村校长群体实践智慧的生成逻辑进行深入挖掘。事实上，卓越乡村校长是一群能够将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进行深度融合，对乡村学校师生和学校发展做出突出业绩与贡献的校长群体。面对乡村学校办学规模、现实条件、组织结构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卓越乡村校长作为学校的“掌舵人”，能够对教育教学工作进行规律性把握、创造性驾驭和深刻洞悉，对教育行为作出及时决策和灵活应对，这反映出卓越乡村校长的实践智慧。基于此，本文以《感动中国》《乡村校长计划》两个大型公益活动中评选出来的卓越乡村校长为研究对象，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在真实教育情境中探寻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结构及其生成缘由，力图对建设高质量、专业化的乡村校长队伍提供理论和实践思考。

二、文献回顾

(一)卓越校长

在我国教育领域有关“卓越”话语的讨论始于2010年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这一重大改革项目。至此“卓越”一词在学术领域被广泛使用，但究竟何谓“卓越”仍没有明确的定论，通常将其与“优秀”“突出”“杰出”等词同义。其实，对“卓越”的理解可以从动静两个层面进行。从静态层面看，“卓越”是与“一般”相比，指在工作岗位和组织环境中部分个体或群体所形成的一种具有超出普通的职业素养和品格；从动态层面看，“卓越”意味着不止步于既定的成就和状态，持续不断地追寻下一个发展高度，在自我觉知中实现超越，正如叶澜教授将“卓越”诠释为“卓然独立，越而胜己”[4]之意。

在追求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动教育公平的过程中，卓越校长的培养具有重要价值。2014年6月，教育部实施“卓越校长领航工程”，旨在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能够在基础教育事业发展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教育家型校长。“卓越校长”及“名校长”“优秀校长”“教育家型校长”等相近概念逐渐被学界所关注，研究内容主要涵盖以下方面：第一，在将卓越校长视为校长专业发展理想目标的逻辑前提下，探讨卓越校长具有哪些关键特质，研究包括卓越校长的专业特质和人格特质。前者的研究主要通过案例研究法，发现卓越校长具有丰厚的专业知识、务实精细的工作方法、[5]勇于探索学校管理与改革、积极寻找学校外部支持力量等人格特质；[6]后者通过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方法对卓越校长开展人格测试，发现其具有乐观自信、情绪稳定、适应性强等独特的人格特质。[7]第二，作为思想的实践者，卓越校长的教育思想丰富且深刻，对学校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围绕卓越校长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8]基本特性、来源渠道、[9]影响因素[10]等方面对古今卓越校长的教育思想展开讨论。第三，为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培养内容和方式，造就更多的卓越校长，研究者对卓越校长的培养路径进行深入探究。在培养主体上，提出加强省际协同，破除当前培养主体间的壁垒；[11]在培养方式上，提高校长培训课程设计的系统性与协同性；[12]在培养制度上，树立“契约精神”比“规约意识”更重要的观念，充分发挥培训的人本激励性等。[13]

综上所述，“卓越校长”是校长群体中的“佼佼者”，通过对内的自我反思、主动要求和积极行动达到自我超越的动态发展。相关研究对于进一步认识卓越校长、深入探讨卓越校长的实践智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从研究对象上看，现有研究多为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卓越校长，而对乡村地区的卓越校长鲜有关注。据统计，全国共有20多万乡村校长，他们能够影响3000多万乡村教师和9000多万乡村儿童，卓越乡村校长作为乡村教育珍贵的“本土资源”，对其深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其次，从研究内容上看，现有研究大多从静态的视角对乡村校长的关键特质进行勾画、对教育思想和培养路径等方面进行探讨，而少有对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逻辑的探索性研究。最后，从教育方法上来看，卓越校长的研究更多是理论上的探讨，缺乏基于资料的实证研究和应用相应的研究工具在实际教育情境下从过程性、根源性的角度探索卓越乡村校长这一群体。

(二)实践智慧及校长实践智慧

历史地看，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较早将“实践智慧”理解为“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14]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这个概念的原初内涵。与“实践智慧”内涵类似的论述在我国古代儒家哲学中也有提及，如《晏子》中“见足以知之者，智也”；《五行篇》中“见而知之，智也”等。春秋时代“智”字从“知”，智以见为前提，见是经验，智慧需要经验为基础，此即古代学者对实践智慧的早期认识。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实践智慧”的内涵不断丰富且明晰，多数研究者认为实践智慧的形成基础是实践性知识。[15]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Georg Gadamer)提出：“实践智慧总是置身于一个由信念、习惯和价值所构成的活生生的关系之中——即是说，在一个伦理之中。”[16]美国学者施瓦茨(Barry Schwartz)和夏普(Kenneth Sharpe)把实践智慧概括为“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17]质言之，实践智慧不仅是在特定情境下“怎么想”“怎么做”的方法论问题，更是对“为何这样想”和“为何这样做”的价值追问。[18]

随着研究范围的逐渐扩大，“实践智慧”运用于教育领域之中，包括在教育实践情境中的教育智慧、具体教学环境下的教师教学智慧和课堂智慧等。但涉及校长实践智慧的研究较少。通过对目前有限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校长的实践智慧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校长实践智慧是在教育情境中不断生成；第二，校长实践智慧是以自身已有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第三，校长实践智慧是长期实践、感悟和反思的结果。由于教育环境和教育对象是动态变化的，加之校长素质、专业能力各异，因而校长的实践智慧本身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形式，有研究者对校长实践智慧的类型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内容维度和过程维度进行划分，其下又分为若干层次。依据不同的标准和向度，校长实践智慧构成纵横交错的智慧群，具体表现为整体关照的洞察体悟、敏锐果敢的分析判断、价值涉入的批判反思、随机应变的教育机智、不失时宜的管理创新等。[19]

然而，鲜有研究从校长实践智慧背后的生成逻辑出发探索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问题，即从“内部结构”反思校长的实践智慧，为校长实践智慧的养成提供路径参考。由此，本研究对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作出界定，卓越乡村校长的实践智慧是乡村校长基于自身已有知识和经验，在教育情境中经过长期实践、感悟、比较和反思所形成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实践能力。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卓越乡村校长在真实教育情境中面对复杂教育问题的现实表现，探讨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背后的生成逻辑，试图构建“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逻辑”的理论模型，以期对乡村校长专业成长提供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在研究对象方面，本研究选取“感动中国”“乡村校长计划”两个大型公益类活动中的乡村校长作为典型案例。其中，“感动中国”是由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联合播出的特别节目，被誉为是“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其权威性、真实性已经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可，基于“感动中国”节目中的人物故事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已发表在许多高质量学术期刊上。通过整理发现，自2002年“感动中国”节目首次播出至今的20年时间里，入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乡村校长共3名。“乡村校长计划”是马云公益基金会旨在提升中国乡村教育的一个重点公益项目，自2016年7月启动至今，每年共评选出20名卓越乡村校长，在推选标准和程序上具有较高的标准和可信度。

基于目的性抽样的原则，经过细致地梳理筛选，本研究最终确定“感动中国”的3位乡村校长以及“乡村校长计划”2021年、2022年度中27位乡村校长，共计30名卓越乡村校长为研究对象。本研究所需资料主要来源于深度访谈的一手资料以及当前各大主流媒体、官方网站等提供的这30名卓越乡村校长的文本和视频，包括校长自传、人物事迹、访谈录及媒体采访实录等二手资料，最终收集整理超过32万字的文字资料，共同用于资料编码和分析工作。在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的过程中，注重使用本土概念呈现卓越乡村校长的主位观点，最大限度地还原研究对象的表达，以提高研究信度，样本信息见表1。

表1 研究样本信息(N=30)

(二)研究方法

考虑到本研究旨在考察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逻辑，这需要在真实的教育情境下提炼和发展概念与理论。因此，本研究采用Glaser等[20]学者共同提出的以自下而上归纳为主的扎根理论研究法，在资料中充分挖掘反映事物现象本质的核心概念和范畴，通过这些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理论。基于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扎根理论对卓越乡村校长在日常学校管理中涌现的实践智慧进行分析，从中探究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逻辑。本研究的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反复阅读30名卓越乡村校长的文本材料，通过Nvivo 12 Plus质性分析软件对其进行整理和挖掘以提炼出初始概念和范畴；其次，对资料进行编码处理，寻找概念之间的关联，并根据概念之间的属性和维度建构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逻辑的理论模型；最后，持续比较不断提炼和修正理论模型，直至达到理论饱和。

四、研究过程

根据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等学者对“扎根理论”的研究要求，本研究对卓越乡村校长的文本内容进行三级编码，按照“概念化—类属化—发现类属关联—建立理论架构”的路线探索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逻辑。

(一)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对无序的原始数据进行解释的过程，旨在从数据所呈现的现象中发现新见解，[21]产生初始概念。本研究对原始话语通过逐句贴标签的方式进行初始概念化，之后根据概念之间的关系，提取更有概括性的概念范畴。本研究对初始概念进行整理，剔除出现次数少于等于2次的概念，最终在开放式编码阶段，共整理出43个初始概念，最终聚类形成了童年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创新力等18个初始范畴(见表2)。出于对研究对象隐私权的保护，本研究将校长名字进行编码处理，编码方式为“姓名—年龄段—性别”，如MZG-50-M，表示访谈对象MZG为50后男性校长，文中引用的访谈材料均以此种编码方式标注。

表2 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初始范畴表

(二)主轴性编码

主轴性编码是围绕某一轴心，将开放性编码阶段所得到的初始范畴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和梳理，依据范畴之间的关系，形成主范畴。在本研究中，根据各范畴的内部属性及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将开放式编码得到的18个初始范畴进行了整合，最终得出经验积累、人格特质、价值信念等7个主范畴(见表3)。

表3 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主范畴表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意在进一步处理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即从主范畴中挖掘具有统领性的核心范畴。通过对开放性编码和主轴性编码的反复辨析、对概念范畴及其关系的比对分析后，进而得到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逻辑的故事线，“经验积累”“人格特质”和“价值信念”等主体维度是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的逻辑起点；“重要他人”“组织支持”等客体维度是促进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的逻辑中介；“文化环境”和“时代环境”等环境维度是影响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的逻辑终点，其共同影响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见表4)。

表4 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四)模型建构

通过对卓越乡村校长文本资料编码分析，本研究建构出了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逻辑模型(见图1)。该模型是主范畴和核心范畴之间通过同频共振和循环推进所产生，该结构各范畴内的维度共同影响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

图1 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逻辑的理论框架

(五)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检验本研究提炼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关系是否达到理论饱和，本研究对2021、2022年度“乡村校长计划”中剩余的13名未被纳入编码分析的卓越乡村校长的文本资料进行整理，并未发现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关系，因此，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逻辑框架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文本资料的分析、归纳、编码，发现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逻辑，主要包括主体维度、客体维度和环境维度，其中主体维度是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的逻辑起点；客体维度是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的逻辑中介；环境维度是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的逻辑终点。

(一)主体维度：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的逻辑起点

主体维度强调主体素质对其行为的影响和调节作用，是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的逻辑起点。研究发现，丰富的经验积累、积极的人格特质和坚定的价值信念构成了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的主体维度。

首先，“智慧”是人类将知识与经验见诸特殊的物与事的思维过程。卓越乡村校长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知识，并在担任校长的过程中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解决学校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有校长谈到：“得益于之前年级管理的娴熟，我适应很快，并且针对性地改进了教学常规机制，制定了巡课等一系列操作制度，教风学风明显更新，教学成绩稳步提升，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的一致好评”。(DJH-70-M)可见，在日常的教育管理中，在与学生相处过程中，卓越乡村校长不断积累经验，在面对新的教育情境和问题时灵活应对，其高阶思维能力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得到充分培养，并逐步形成卓越乡村校长的实践智慧。

其次，人格特质是个人所特有的，代表着个人独特的行为倾向。校长的积极人格作为一种重要的无形力量，对教育实践起着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的基调。本研究的30位卓越乡村校长具有积极的人格特质，包括创新力、领导力、学习力等，研究中有大量示例，“我从1997年到2012年做了15年的免学费中职教育，办学一直是以普教养职教，这解决了一大批农村贫困孩子进一步求学的问题”。(LG-60-M)在职业教育未得到充分认可的农村地区，卓越乡村校长积极推行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具有远见的领导力。由于教育实践处在变化地、不确定地情境之中，敏锐地捕捉实际教育情境中的细节和问题，仔细地思考问题的性质及其暗含的行动可能，创造性地抉择行动方案并付诸实践，这其中所蕴含的人格特质是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

最后，对于乡村校长来说，坚定的价值信念是“路标”，指引着整个教育活动，对其行为具有导向作用，是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的动力源泉。研究发现，“在农村长期从教”“扎根乡村”“乡村教育情怀”等话语频频出现在文本资料中，体现了卓越乡村校长的乡土教育情怀、奉献精神等价值信念，对其在学校管理、教育教学工作中的育人方式和实践行为具有引领作用。有校长提出，“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让来到这里的学生明白，考不上大学，也要吹着牧笛快乐地放牛，也要让他们成为当地的养牛大户、养殖大户，也要让这些‘落地人才’更好地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LG-60-M)“教育是一场农事，要春种秋收，不是眼前这个人、这个时间段的事情，它是一件需要慢下来的事业”。(MBF-70-M)在教育实践中，每时每刻都需要作出选择和判断，只要是出于主体意愿的选择必然基于主体一定的价值信念，而这也正是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的动力源泉。

(二)客体维度：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的逻辑中介

研究发现，客体维度是卓越校长实践智慧的逻辑中介，包括重要他人、组织支持等，为个体实践提供心理助力和资源支撑。

第一，重要他人的引领。“重要他人”是指对卓越乡村校长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的个人和群体，例如家人、前辈等互动性重要他人以及教育家、历史人物等偶像性重要他人。有校长谈到，“每当我想打退堂鼓的时候，父亲就会批评道：‘校长意味着责任，不管学校大小好坏，该你冲上去的时候你就得往前冲’”。(CYS-90-M)可见，互动性重要他人对校长态度和行为的塑造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同样也有来自偶像性重要他人的影响，“作为人民教师，我常常以‘大将军冯异’为榜样——不争名利、谦逊退让，从不自我夸耀”。(ZSJ-70-M)综上而言，卓越乡村校长在对待工作的态度、教育观念的形成以及行为选择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受到重要他人的影响，尤其在任职初期，校长们亟需解答在教育实践中遇到的困惑，能够就真实教育情境中的问题与前辈或专家进行交流学习，形成教育经验，最终生成独特的个人实践智慧。

第二，组织支持的促进。具体包括有来自同事和家长的肯定，“由于教学业绩和教育理念获得了同事和家长的认可，更坚定我当个好老师的信念”。(FX-70-M)有来自上级领导的鼓励，“当时领导提任我的评价是：这个人忠厚老实又聪明能干，所以我任副校长时给学校的承诺是‘以事取人’，就是我要以干好事业来回报大家的信任”。(LG-60-M)有来自村民的支持，“为了上学公路顺利开通，我们带领村民一锄一镐开通了宽4米，长300米的上学公路，常常是天完全黑了才回家”。(ZSJ-70-M)有来自社会力量的助力，“在公益组织的帮扶下，学校开始把农场作为可持续发展项目中的重要类别，种植种类又扩展到了药材、山野菜等”。(WLH-70-M)由此可见，家长参与、上级肯定、村民支持、社会力量的助力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卓越乡村校长的心理资本，为其实践智慧的生成提供了技术和情感的双重支撑。

(三)环境维度：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的逻辑终点

本研究中的环境维度是指对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产生影响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校长的文化环境和时代环境，这是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的逻辑终点。

一方面，受文化环境的影响。有校长提到，“一个好校长，能带出一支好队伍，办好一所学校，培养一群合格学生，造福一方百姓，改变一个村社的面貌”，(BG-70-M)这是乡村校长的使命和任务。在“德性垂范”“领导魅力”[22]的文化环境下，卓越乡村校长对乡村教育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将自己的努力看作是一项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指引其在教育实践中作出判断和选择，这是文化环境对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生成的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受时代环境的支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定不移建设数字中国”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两大重要发展战略，为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提供助力，为卓越乡村校长办学提供施展的平台，这在卓越乡村校长的自述材料中得到证明。“‘以县带村’互联网教学模式使我眼前一亮，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灯塔，这正是我们乡村学校所急需的，特别是解决我们一直以来专业教师短缺、艺术课程开设不足的痛点问题”。(BG-70-M)智慧教育为乡村学校提供了数字化的学习平台、丰富先进的资源内容，在助力学校发展的同时，帮助卓越乡村校长提升自我。还有校长提到，“随着教育均衡发展的不断深入，农村教育美好的春天来临了。面对新的教育形势，我深深意识到这是机遇更是挑战，家长和社会对学校的要求更高了，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GC-60-M)乡村教育振兴的背景为农村教育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也为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提供了良好的外在环境支撑。

六、 研究建议

通过对30位卓越乡村校长的文本资料进行扎根理论发现，其实践智慧的生成受到了主体维度、客体维度和环境维度的共同作用，这对于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卓越乡村校长队伍具有启示意义。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一)重视乡村校长主体素质的后天可塑性，形成实践智慧生成的内生条件

研究发现，卓越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其自身具有的经验、人格特质、价值信念等主体维度是其实践智慧生成的逻辑起点，这些变量具有一定的后天可塑性。首先，乡村校长要保持终身学习为基本的个人价值追求和态度，积累专业知识和经验，不断反思和改进自己的管理理念和风格，在学习中反思，在反思中学习，不断更新、拓展、深化自身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以应对在学校管理中的各种挑战；其次，乡村校长应始终坚持自我能力的提升，包括领导力、学习力、执行力、创造力等，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学习，乡村校长也要主动进行阅读与反思，促进其在实践中更新教育理念，保持对教育管理和学校治理的高度热情，提高自身的格局境界；最后，乡村校长坚定的价值信念对其实践智慧的生成具有强大的内驱力。面对乡村学校的薄弱条件，乡村校长要能够化劣势为优势，变不利为有利，以适应乡村学校的发展，这样的实践智慧离不开乡村校长的价值信念。因此，充分发掘乡村校长主体素质的后天可塑性，为其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主动性的内生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引导乡村校长带领乡村学校向前向上发展。

(二)凝聚多元力量间的协同耦合，为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发挥中介作用

对于乡村学校来说，仅靠乡村校长自身的力量难以实现理想的办学效果，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专家队伍、教师团队、学生家长等主体的积极性，凝聚多元力量间的协同耦合，共同助力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一方面，通过多元主体的合力，能够调动、集中和协调社会各方资源，具体可以通过成立校长工作室、组织校长高层论坛等，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学校治理搭建平台，这样一来，乡村校长有机会交流讨论现阶段面临的困境和问题，不断激发乡村校长的自我完善和自主成长。乡村校长自身也要主动协调沟通好社会各界的关系，争取政府对学校办学的重视，积极寻求社会力量在智力、技术和资源等方面的支持。由此，乡村校长拥有资源获取能力和可配置的资源，以资源助力实践，进而促进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另一方面，赢得各方力量的支持与信任，能够使乡村校长以更好的心理状态投身于工作中，有助于激发乡村校长更大的责任感和强大动力，更加努力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促进其实践智慧的生成。这与组织支持感理论相一致，当个体接受来自外界的帮助和关心越多，个体感知到的支持感也越多，由此激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越强。[23]那么，这需要乡村校长真正以乡村教育为出发点，真实关切和关怀乡村学生，关心乡村教师的需要，获得社会的肯定。

(三)充分利用外部环境优势，促进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

从宏观角度来看，良好的外部环境要求乡村校长适时抓住机遇并做出有助于学校发展的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乡村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教育”发展的不断成熟，乡村学校环境出现了全新智慧变化，这为乡村校长探索智慧教育在自身发展中的应用价值提供了机会。例如，利用信息技术组建区域间校长交流团队、搭建分享经验和成果平台等，乡村校长有机会参与丰富多样的学习活动以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此外，在智慧教育背景下，有利于培养乡村校长适应信息时代发展趋势的数字化思维，提升乡村校长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目标是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乡村教育，这为乡村教育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也激发了乡村校长的办学活力。综上而言，乡村校长应充分借助外部环境优势提升自身能力，共同促进其实践智慧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