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欧 歌

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日益凸显，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紧迫性陡升。美国和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也是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且最具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能力、资金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两国能否在气候问题上进行有效合作关乎全球气候治理成败。因此，主张严肃应对气候变化的历任美国政府都高度重视对华气候合作，气候合作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更是成为中美关系的一大亮点。但特朗普政府极端消极的气候政策和对华政策给一度积极的中美气候合作按下了“暂停键”。同样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竞争”取代“接触”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拜登执政后继续推行对华竞争战略，却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试图在对华战略竞争的框架内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

鉴于拜登政府的气候优先理念和多边主义倾向，学界期待中美气候合作在拜登政府时期能够取得积极进展，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气候变化合作应该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支柱，为不断探底的双边关系起到“托底”作用。①参见王瑞彬：《拜登新能源气候政策取向及中美合作前景探析》，载《国际石油经济》2020年第12 期，第28-33 页；于宏源，刘璐莹：《面向全球1.5 度温控时代的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载《能源》2021 年第12 期，第64-67 页；唐新华：《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 年 第1 期，第8-16 页；Aimee Barnes,“How the US and China Could Renew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Center on Global Energy Policy, December 18, 2020, https://www.energypolicy.columbia.edu/wp- content/uploads/2020/12/Biden_China_CGEP_Commentary_v3.pdf; David Victor,“Rebuilding US-Chinese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pportunity”, Brookings, Oc⁃tober 28, 2021,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rebuilding- us- chinese- cooperation- on- climatechange-the-science-and-technology-opportunity/。不过从现实来看，拜登政府的对华气候政策既不同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避而不谈”，也区别于奥巴马政府的“合作导向”，其“边合作边竞争”“合作中藏竞争”的两面性比较突出。既有研究从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构建和实施、能源产业布局等多方面剖析，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整体竞争色彩浓厚，且竞争程度、内容和形式较奥巴马政府时期明显变强、增多、升级。②参见汤伟：《拜登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竞争逻辑》，载《现代国际关系》2023 年第3 期，第22-40 页；孙海泳：《拜登政府对华新能源产业竞争的导向、路径与前景》，载《国际关系研究》2023年第1 期，第132-153 页；于宏源、张潇然、汪万发：《拜登政府的全球气候变化领导政策与中国应对》，载《国际展望》2021 年第2 期，第27-44 页；Ferguson and Michael P,“Strategic Imperative: A Competitive Framework for US-Sino Relations”,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15, No.3, 2021, p.51；Nima Khorrami,“Can China and the US Cooperate on Climate Change?”, The Diplomat, November 22,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11/can-china-and-the-us-cooperate-on-climate-change-2/。上述研究的切入视角是合适的，得出的结论也是中肯的，但总体而言对合作面的关注相对不够，未能充分体现拜登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两面性，也未能深入阐释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合作诉求是拜登政府较之特朗普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重大转变，也是其进步意义所在，因此从寻求重启对华气候合作的视角观察拜登政府的对华气候政策不失为对既有研究的有益补充。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拜登时期美国气候政策调整、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和中美关系新近发展，探讨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的具体内容、背后动因及其制约因素，并尝试揭示重启对华气候合作与拜登政府总体对华政策之间的逻辑衔接以及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之间的现实冲突。

一、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

拜登政府执政后，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列为执政优先事项，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其气候政策议程的重要内容。为此，拜登政府统筹内政与外交，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

（一）“内外兼修”奠定对华气候合作基础

一方面，重振国内气候政策议程。“好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拜登政府意识到要重拾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美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需要坚实的国内气候治理基础支撑。拜登政府的国内“气候新政”集中体现在其推出的两大历史性气候立法上。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以下简称《两党基础设施法》）。2021 年11 月15 日，拜登正式签署《两党基础设施法》，法案计划总投资额达1.2 万亿美元，是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法案。法案将应对气候变化与重建美国基础设施、加强制造业、创造高薪就业机会、发展经济等并列为投资优先事项。具体而言，该法案将通过支持升级改造电力基础设施、建立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器网络、扩大公共交通和客运铁路并使之电气化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帮助社区增强对干旱、野火、飓风等极端天气的抵御能力，并对环境清理和修复进行历史性投资。白宫称法案是“确保美国能够应对气候危机的第一笔重要投资”。①“FACT SHEET: the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 Advances President Biden's Climate Agenda”, White House, August 0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8/05/fact-sheet-the-bipartis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and-jobs-act-ad⁃vances-president-bidens-climate-agenda/.二是《降低通货膨胀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IRA）。2022 年8 月16 日，拜登总统签署了堪称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气候清洁能源立法——IRA。法案计划投入370 亿美元用于建设清洁能源经济、降低新能源消费成本、推进环境正义和增强气候适应能力，因此该法案又被称作“气候法案”。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称“这项法案将在美国开启一个崭新的清洁能源时代”。

另一方面，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国际义务。特朗普于2017 年6 月1日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意味着作为全球温室气体第一大历史排放国、第二大现排放国的美国背弃了减排国际承诺。拜登执政后采取一系列行动恢复履行美国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义务，展现气候行动雄心。2021 年1 月20 日，拜登总统执政首日便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启动了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的程序。同年4 月，拜登政府更新了美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s）：2030 年美国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将在2005 年的基础上减少50%～52%，这一新的减排目标意味着美国的减排量要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承诺的减排量基础上翻番。另外新的NDCs 还包括美国在2035 年之前实现电力行业净零排放和在205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①“Reducing Greenhouse G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2030 Emissions Target”,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NDC/2022-06/United%20States%20NDC%20April%2021%202021%20Final.pdf.2021 年11 月2 日，白宫发布《美国甲烷减排行动计划》（U.S.Methane Emissions Reduction Action Plan），承诺到2030 年将人为甲烷排放在2020 年的基础上减少30%。②“U.S. Methane Emissions Reduction Action Plan”, White House, November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11/US-Methane-Emissions-Reduction-Action-Plan-1.pdf.拜登政府还推动国会参议院于2022 年9 月21 日通过《基加利修正案》（Kigali Amendment），承诺美国将减少氢氟碳化物的生产和使用。此外，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拜登政府先后发起了“小岛屿经济体倡议”（SALPIE）、“国际气候融资计划”（Cli⁃mate Finance Plan）、“气候农业创新特派团”（AIM for Climate）、“适应和复原力紧急计划”（PREPARE）、“可持续银行联盟”（Sustainable Banking Alliance）等全球气候援助计划或倡议，重点为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见表1）。

表1：拜登政府提出的全球气候援助计划或倡议

（二）重启对华气候对话

对话往往是合作的第一步，拜登政府积极重启对华气候对话，为中美气候合作创造条件。元首层面，拜登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的多次通话和会晤中都主动提及要同中国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合作。自2021 年1 月20 日入主白宫以来，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共进行了五次通话，除了双方第四次通话（2022 年3 月28 日）专门讨论乌克兰问题，其余四次通话拜登总统都同习近平主席谈到了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其中双方第五次通话（2022 年7 月28 日）“特别关注气候变化”（见表2）。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分别于2022 年11 月和2023 年11 月在巴厘岛G20 会议期间和旧金山APEC 会议期间举行元首会晤，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都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内容。两国元首对气候变化的高度重视构成重启中美气候变化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①解振华：《中美应重启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从遏制竞争走向共赢》，载《全球化》2021 年第2 期，第15 页。

表2：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五次通话

作为对中美两国元首推动气候治理合作共识的落实，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进行了多次会谈，就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磋商协调。值得一提的是，克里和解振华两人曾分别作为中美首席气候谈判代表在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上合力促成了《巴黎协定》的签署，两位“老将”的重逢对于中美重建气候工作关系具有积极意义。2021 年4 月14 日-17 日，克里作为总统气候特使首次访华，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上海举行会谈，双方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沟通交流。此次访问的成果体现在会后发表的《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声明一方面强调了中美气候合作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为双方未来一段时间在气候领域的务实合作做出了具体部署。声明中关于“气候危机”的表述是双方第一次在书面文件中用“危机”来定义气候变化，表明中美在气候变化的威胁认知上取得了一定共识。同年8 月31 日-9 月3 日，克里二度访华，并与解振华在天津再次举行会谈，双方就一系列气候合作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为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关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中美气候特使及团队分别于2023 年7 月16-19 日在北京、11 月4-7 日在加利福尼亚阳光之乡举行两轮会谈，最终发表了《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强调“中美双方重申致力于合作并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危机”，并决定启动“21 世纪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开展对话与合作，以加速21 世纪20 年代的具体气候行动。①《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23 年11月13 日，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11/t20231115_1056452.shtml

（三）推动对华气候务实合作

随着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对话的重启，中美之间的气候务实合作也渐次展开。鉴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影响力，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协调以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克里首次访华达成的《中美气候危机声明》表示，“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这既包括强化各自行动，也包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多边进程中开展合作。”①《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国政府网，2021 年4 月18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4/18/content_5600381.htm。克里首次访华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由拜登总统倡议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举办在即，拜登政府希望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确保领导人气候峰会的成功举办。2021 年4 月22 日，应拜登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展现了中美携手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姿态，成为此次峰会成功举办的一个重要标志。同年4 月，解散三年后得以重启的G20 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在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升级为可持续金融研究工作组（SFWG），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任联合主席，共同牵头G20 可持续金融工作。10 月，SFWG 发布了《2021 年G20 可持续金融综合报告》，并推出《G20 可持续金融路线图》，提出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多项建议，成为中美重启气候合作后的首批重要合作文件成果。

此外，中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关键时刻携手推动了会议进程。2021 年10 月31 日-11 月13 日，因新冠大流行延期一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 届缔约方会议（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在各方围绕减排路径激烈争论致大会僵局之际，中美共同发布了《中美关于在21 世纪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宣言通过回顾历史、着眼当下、展望未来体现了两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成为COP26 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成为大会的重要转折点，最终会议以各方签署《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圆满落幕。同样的一幕再次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上演。由于各方围绕大会协议文件细节争执不下，原定于2022 年11 月18 日闭幕的会议被迫延期。11 月19 日，中美气候团队宣布恢复因佩洛西访台而暂停的双边气候变化问题正式磋商，为充满分歧的沙伊赫谈判进程开辟了一条“外交生命线”。①Chao Deng and Sha Hua,“Resurrection of U.S.-China Ties Boosts COP27 Climate Talks”,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7,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resurrection-of-u-s-chinaties-boosts-cop27-climate-talks-11668698953.大会最终通过了《沙姆沙伊赫实施计划》成果文件，就气候变化减缓、适应和《巴黎协定》履约等重点议题做出进一步安排，释放了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合力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积极信号。 2023 年12 月13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延期一天后闭幕，中美在大会期间进行了积极的协调与合作，有力推动了大会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会就《巴黎协定》进行了首次“全球盘点”（Global Stocktake）、就“损失与损害”基金、能源公正转型等多项议题达成“阿联酋共识”，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与此同时，中美在清洁能源、甲烷减排、绿色金融等方面积极开展政策对话、项目交流与研究合作。2021 年6 月22-23 日，中美能源与水联盟年会重启，来自中国科技部和美国能源部的官员以及中美相关研究人员共150 余人参加，双方就进一步开展清洁能源科技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进行了交流协商。甲烷减排是中美气候合作的一个新亮点。2022 年1-6 月，来自中美两国20 家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关于甲烷减排的联合研究，并共同撰写了一份旨在推进中美甲烷减排合作的研究报告。报告通过对两国甲烷排放现状、相关政策框架和减排机会的全面概述，为两国梳理了甲烷减排方案，明确了两国在排放清单编制、政策和标准、技术推广应用等方面的合作可能。②Jenna Behrendt and Mengye Zhu,“Roadmap for U.S.-China Methane Collaboration: Methane Emissions, Mitigation Potential, and Policies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Center for Global Sustainabili⁃t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Energy Foundation China, 2022.中美绿色金融合作也持续推进。2021 年12 月，在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8 届全球年会上，国际金融论坛同高盛集团共同启动了中美绿色金融工作组，工作组将汇聚全球企业的高级领导和领先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深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加强公共及私营领域的绿色金融协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和工作支持。③《国际金融论坛第18 届全球年会在穗举行》，中国新闻网，2021 年12 月4 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1/12-04/9622294.shtml。2023 年10 月23-29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访华。访问期间，纽森州长先后到访了香港、深圳、广州、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与中国政府、地方以及企业界重点商讨环境保护、清洁能源转型等气候变化合作问题，并签署相关合作谅解备忘录。在中美气候合作重启的背景下，纽森州长此访开启了中美地方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新篇章。

二、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的动因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有多层动因：一是与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有关；二是受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三是服务于拜登政府的总体对华政策。

（一）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

首先，拜登总统本人是一个典型的气候保护主义者。拜登在国会担任参议员期间就对气候变化问题特别关注。从美国国会网站的统计数据来看，从第99 届国会（1985-1986 年）到第110 届国会（2007-2008 年），拜登作为参议员共提出了9 项法案或决议，其中5 项都与气候变化问题有关。另外，拜登还作为共同发起人参与了其它多项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的议案和决议。1986 年，拜登参议员推出《全球环境保护法案》（S.2891），建议政府建立一个全球气候工作组，以研究、制定和实施一项协调的全球气候国家战略，体现了拜登看待气候变化问题的多边理念和全球视野。①参见美国国会网站：https://www.congress.gov/member/joseph-biden/B000444?q=%7B%22search%22%3A%5B%22Global+Environmental+Protection+Act%22%5D%2C%22sponsorship%22%3A%22sponsored%22%7D。进入奥巴马政府后，拜登作为副总统负责监督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的实施，其中包含900亿美元清洁能源投资。2020年大选期间，气候变化问题成为拜登的核心竞选纲领。拜登将应对气候变化与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复苏美国经济、恢复种族平等并列作为政府施政的四大优先事项，成功塑造了“气候总统”的标签。

其次，被拜登任命为总统气候特使的克里也是坚定的气候治理派。同拜登一样，克里在做参议员期间大力推动气候变化立法。美国国会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从第99 届国会（1985-1986 年）到第111 届国会（2011-2012 年），克里作为参议员共提出了多达26 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议案或者决议。①参见美国国会网站：https://www.congress.gov/member/john-kerry/K000148?s=1&r=1&q=%7B%22search%22%3A%5B%22John+Kerry%22%5D%2C%22sponsorship%22%3A%22sponsored%22%2C%22subject%22%3A%22Public+Lands+and+Natural+Resources%22%7D。2004 年大选，克里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选，其重要主张就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以应对气候变化。2009 年7 月，作为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的克里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全国记者俱乐部讲话中呼吁，“为应对气候变化，美国和中国需要只争朝夕地建立气候伙伴关系（Climate Change Partner⁃ship）。”②John Kerry,“America And China On The Road To Copenhagen: Toward A Climate Change Partnership”, July 29, 2009, https://china.usc.edu/sen-john-kerry-america-and-china-road-copenhagentoward-climate-change-partnership-july-29-2009.2013 年1 月，克里接替希拉里出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推动了中美在战略经济与对话框架下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进行磋商。2015 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克里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气候代表进行了数十轮磋商，最终促成了《巴黎协定》的成功签订。如今再次出任总统气候特使，可以说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贯穿克里整个政治履历。

最后，负责拜登总统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团队普遍支持中美气候合作。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与拜登一样，都曾在奥巴马政府有过供职经历：布林肯曾任拜登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随后官至国务院的常务副国务卿，沙利文曾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两人都不同程度参与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制订和执行，也见证和亲历了中美气候合作的黄金时期。沙利文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正式进入拜登政府之前还曾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没有灾难的竞争：如何与中国在竞争中共存》一文，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见解，认为美国应避免冷战逻辑，与中国进行“没有灾难的竞争”（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是完全可能的，美国与中国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存在合作的空间。③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98, No.5, 2019, pp.96-110.

人事即政策，随着带有气候治理偏好的拜登入主白宫，布林肯、沙利文、克里这类民主党传统建制派政策精英进入政府外交安全决策团队，他们的气候情结和政策理念也逐步反映到拜登政府的对华气候政策之中，构成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的重要推动力。

（二）受到国内政治因素驱动

其一，是对民主党传统气候立场的回归。气候变化在美国不仅是环保科学议题，也是个政治议题。在有关如何看待及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显示：近八成（78%）的民主党人将气候变化描述为对国家福祉的主要威胁，相比之下，只有大约四分之一（23%）的共和党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主要威胁。①Alec Tyson et al.,“What the Data Says about Americans’Views of Climate Change”,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18,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science/2020/06/23/two-thirds-of-ameri⁃cans-think-government-should-do-more-on-climate/.不过随着极端天气在美国的频繁发生和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大多数美国选民（56%）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②“Understanding American Voter Attitudes Toward U.S.-China Climate Cooperation”, The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February 2021, https://asiasociety.org/sites/default/files/2021- 02/Download%20the%20Joint%20Paper.pdf.拜登作为典型的民主党建制派，重启对华气候合作既符合民主党在气候问题上的传统立场，也是对广大民主党选民诉求的积极回应，且在全球气候危机日益凸显的背景下，这种进步主义立场也能形成对共和党的某种“道德优势”。

其二，受到党内进步派的施压。民主党进步派和温和派在美国对华气候合作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前者认为在对华气候合作应优先于对华战略竞争，后者则认为可以兼顾对华战略竞争和对华气候合作。拜登虽属于典型的温和派，但进步派的政策诉求对拜登难免产生影响。2021 年6 月9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遏华色彩浓厚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USICA）后，长期支持民主党的28 个进步团体写信敦促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推动一种更平衡、更合理的国家安全方法来应对与中国的竞争，而不是让类似USICA 中咄咄逼人的条款为与中国合作解决从气候变化到核扩散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制造困难”。③“28 Undersigned Groups, Are Writing to Urge You to Support Efforts by House Democrats to Advance a More Balanced and Reasonable National Security Approach to Competition with China”,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 July, 2021, https://quincyinst.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Pelosi-Letter.pdf.同年7 月7 日，被认为是拜登传统“票仓”的四十多个进步派组织致信拜登总统和国会，“呼吁拜登政府和所有国会议员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避免采取目前主动性的对立方式，而应优先考虑多边主义、外交方式与中国合作，以应对气候危机这一生死攸关的威胁。”①“Cooperation Not Cold War to Confront the Climate Crisis”, Friends of the Earth, July 7,2021, https://fo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Cooperation-Not-Cold-War-To-Confront-the-Cli⁃mate-Crisis-129.pdf.

其三，国内利益集团的推动。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本质，美国的气候政策最终取决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以及它们之间的利益交换和妥协情况。②赵行姝：《透视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 年第8 期，第51 页。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得到国内以清洁能源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利益集团的支持。他们希望中美气候合作，以加快落实全球减排进程，推动全球能源转型提速升级，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清洁能源产业的国内外市场。另外，伴随着气候变化认知的深化以及新能源技术的普及和发展，美国国内支持全球气候治理的利益集团正在不断壮大。如代表金融资本的华尔街开始意识到在碳交易、新能源等气候融资方面有利可图，转而支持全球气候治理。此外，面对气候危机背景下全球能源转型的大势所趋，美国传统能源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一些传统化石能源、汽车制造等行业也开始进行业务转型和拓展，如埃克森美孚专门成立了碳捕集和封存商业化的新业务子公司，通用电气提出“净零排放”的战略发展目标，不断加大对低碳产业的投资力度。业务的转型和拓展也带来气候立场的逐步转变，传统能源利益集团内部坚决反对气候治理的一派式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布局绿色产业的美国跨国公司纷纷寻求扩大在华业务，争夺中国市场，他们也更倾向于支持中美气候合作。

（三）服务于拜登政府的总体对华政策

拜登政府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自特朗普政府确立的对华竞争战略，但另一方面也寻求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打击毒品、粮食安全、全球宏观经济等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换言之，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的“竞争性共存”。在拜登政府看来，“竞争”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但“共存”是前提，而气候变化事关人类生死存亡，与中国进行气候合作即是为了“共存”。2022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不能让分歧阻止我们（美国和中国）在诸如应对气候变化这类关乎彼此人民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的优先事项上共同前进。”①“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te House”, October 2022, p.25.需要明确的是，拜登政府的对华气候政策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虽然寻求与中国进行气候合作，但不会改变拜登政府对华进行“长期竞争”和“激烈竞争”的总体政策，且在某种程度上服务于这一政策。这里的基本逻辑是：拜登政府认为，要“竞赢”（Outcompete）中国，美国必须注重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但特朗普政府赤裸裸的单边主义行径和对华极限施压并没有提升美国的竞争力。②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2, 2018, p.70.拜登政府希望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由“蛮对抗”到“巧竞争”的转变。具体到对华气候政策上，拜登政府不断推动对华“合作型施压”，③“合作型施压”是指一方充分利用合作的契机，以合作领域、合作规则、合作概念和合作方式来影响另一方。参见王帆：《不对称相互依存与合作型施压——美国对华战略的策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12 期，第35 页。以合作之名行竞争之实。

一方面，拜登政府通过重启对华气候合作以回应国际社会诉求，带领美国回归气候治理多边主义，使美国在对华竞争中更具“道义的力量”。为实现上述目标，拜登政府采取了“损人利己”的策略。所谓“损人”，是指拜登政府旨在贬损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形象，具体表现为炒作“中国气候责任不够论”。尽管中国制订了“到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拜登总统依然认为中国还需要“强化温室气体的排放目标”，克里也称“中国在气候应对方面做出的承诺还不够好”。在中国宣布因佩洛西窜访台湾暂停双边气候变化工作商谈后，克里指责中国“不识大局”，认为中国暂停气候变化商谈“不止是在惩罚美国，更是在惩罚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谓“利己”，是指拜登政府注重打造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负责任”形象，展现全球气候领导力，占领国际道义制高点。具体而言，拜登政府通过设定较为激进的减排目标，加大国际气候治理援助力度等，以凸显美国的气候雄心和中国的“贡献不足”。例如COP26 大会期间，拜登政府宣布与欧盟正式发起“全球甲烷承诺”（Global Methane Pledge），提出到2030 年将全球甲烷排放减少至少30%的目标，拜登政府在全球甲烷减排的目标设定上“带节奏”，不仅可以彰显美国的负责任形象，也可以借此向中国施压。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借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重振西方国家气候议题联盟，联合盟友以确立起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权和规则主导权，形成对华竞争的“领导力优势”和“规制效应”。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避而不谈”，导致当时美欧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几乎“无话可谈”，不仅损害了美欧同盟关系，也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与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利益契合，全球气候治理成为中欧合作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拜登政府强势回归全球气候治理，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不仅可以打破中欧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的协调共治局面，争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主导权，还可以离间因全球气候治理而密切的中欧关系。为此，拜登政府将依靠盟友、注重“规则”的遏华策略在对华气候政策中如法炮制，即通过与盟友协调，率先在气候治理领域确立符合自身利益的相应规则，再将规则进行“国际化包装”，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期实现对中国的“规锁”（Confinement）。如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提出美国要与印太伙伴在清洁能源、脱碳等基础设施方面加强合作，其本质是要在印太地区确立起一套清洁能源生产、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和规范。2021 年3 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年度报告，称拜登政府将把碳边境税纳入考虑，以改革国际贸易体系，并宣称要与盟国合作对不履行环境义务的贸易伙伴采取行动。①“2021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20 Annual Report”,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2021), March 2021,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reports/2021/2021%20Trade%20Agenda/On⁃line%20PDF%202021%20Trade%20Policy%20Agenda%20and%202020%20Annual%20Report.pdf.一旦美国与盟友特别是已经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欧盟就碳税问题达成一致，建立某种形式的“气候俱乐部”（Climate Club），②“气候俱乐部”是指积极落实碳减排责任并就“国际目标碳价”达成一致的各方成立一个集团，集团成员之间实行自由互惠贸易，但对非集团成员国的进口商品则征收统一的碳关税，作为对其不积极承担减排责任的惩罚。参见William Nordhaus, “Climate Clubs: Overcoming Free-rid⁃ing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5,No.4,2015,p.1341。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国际贸易规则和全球气候治理规则，对中国形成规制压力。

三、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的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多重制约因素。从国内政治维度看，气候立场相对消极、对华态度更加强硬的共和党始终是中美气候合作的一大障碍；从国际政治维度看，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拜登政府同时面临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

（一）共和党的强势持续压缩中美气候合作空间

反华遏华已成美国“政治正确”，共和党热衷于通过批评拜登政府重启对华气候合作是对华软弱和攫取政治利益。就克里访华商谈气候合作一事，时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领袖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指责克里是在“对中国发出错误信号”，表示美国“不应和正在制造或恶化国际问题的国家合作”。①“McCaul: Kerry Traveling to China to Discuss Climate‘Sending the Absolute Wrong Signal’”,Committe on Foreign Affairs, April 13, 2021, https://foreignaffairs.house.gov/press-release/mccaul-kerrytraveling-to-china-to-discuss-climate-sending-the-absolute-wrong-signal/.保守派媒体《华尔街日报》更是形容克里之行是“借气候向中国磕头”。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主席、肯塔基州共和党人詹姆斯·科莫（James Comer）扬言要对奔走在中美气候协商一线的克里进行“严格审查”，指责克里在进行一项与美国不利的气候谈判。

除了言论上的攻击，共和党还采取实质行动制约中美气候合作。首先是在国会层面为中美气候合作“制造麻烦”。2021 年5 月25 日，时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Gregory Meeks)提出《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与接触法案》（EAGLE Act），旨在聚焦应对中国挑战。共和党议员却抱怨此份涉华法案力度不够，尤其反对法案中有关就应对气候变化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条款，他们认为与中国进行气候合作“不合时宜”“美国的气候变化战略不能依赖中国”。作为拜登气候政策议程标志性法案的《降低通货膨胀法》在参议院遭遇了共和党的顽强阻击，最后凭借副总统哈里斯的“破冰票”才以51∶50 涉险过关。另一项包含气候投资的《两党基础设施法》也在共和党压力下以严重缩水版本通过。②拜登政府于2021 年3 月提出“基建一揽子计划”（Infrastructure Package），计划投资规模高达3.5 万亿美元，但在共和党的反对以及民主党党内出现分歧的情况下，最终投资规模在几经妥协后缩水至《两党基础设施法》中的1.2 万亿美元左右。2022 年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取得了对国会众议院的优势，对拜登政府重启对华气候合作将产生两大不利影响。第一，共和党可利用众议院多数席位继续对拜登政府气候政策立法施加更多限制，削弱拜登政府的气候行动力。第二，共和党议员可在国会推出一系列涉华消极立法或就涉华问题展开听证调查，破坏中美气候合作的“大气候”。例如，共和党在众议院成立了“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宣称要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监督，确保“美国对华政策不会偏离战略竞争的轨道”。

其次，共和党对中美企业间的绿色合作进行阻挠和干扰。美国新能源企业因在华投资而在美国国内频频受到共和党的不公正对待。如美国电池制造商微宏公司根据《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可从美国能源部获得2 亿美元拨款，用于支持其在田纳西州新建一个电动汽车电池组件工厂。但众议院科学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弗兰克·卢卡斯（Frank Lucas）却以该公司在华有投资提出反对。他在给能源部长格兰霍姆（Jennifer Granholm）的信中写道：“向一家已知与中国有联系的公司提供资金，令人严重担忧能源部保护美国纳税人资金不受中国剥削的能力。”①“Letter from Frank Lucas, Ranking Member, House Committee on Science, Space, and Tech⁃nology to Jennifer Granholm, Secretary of Energy”, March 9, 2023, https://republicans-science.house.gov/_cache/files/d/1/d1381eb1-7e3e-4f91-87f2-f8dd1411741b/27CFCC8A001AD09D7C9473A00C443303.2023-03-09-doe-iija-battery-grants-letter.pdf.美国能源部最终在压力之下宣布取消向微宏提供的2 亿美元拨款。中国新能源企业的赴美投资之路也因共和党的反对而路途坎坷。2023 年1 月，弗吉尼亚共和党籍州长格伦·扬金（Glenn Youngkin）叫停了福特汽车公司与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在弗州共建电池厂的合作计划，声称“弗吉尼亚制造不能成为掩护中国的幌子”。同年2 月14 日，福特与宁德时代又宣布了新的合作计划：福特将投资35 亿美元在密歇根州新建一座电池工厂，由宁德时代提供技术支持。但再次遭到多位共和党人士反对，他们以安全风险为由要求政府审查福特与宁德时代的合作协议。

最后，即将到来的2024 大选也会为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带来更多不确定。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如今的拜登，白宫层面的两党轮替导致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呈现一定的周期性特点：民主党政府往往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主张严肃对待气候问题，并采取切实行动；共和党则倾向于否认气候变化，拒绝全球气候治理。②欧歌：《拜登政府的气候优先：表现、动因及困境》，载《国际研究参考》2021 年第7 期，第3 页。作为传统能源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者和单边主义理念的倡导者，共和党始终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的一大障碍。气候政策的党派属性和国内政治的周期性为美国对华气候政策带来巨大不确定性，若共和党在2024 年大选后上台执政，美国的气候政策可能再次出现翻转。而即便民主党在2024 大选后继续执政，作为民主党的牵制力量存在，共和党的强势也会持续压缩美国对华气候合作空间。

（二）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

一是围绕温控目标的争论。2015 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巴黎协定》制订了“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的温控目标。2018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提出1.5℃为“气候临界点”（Climate Tipping Points），警告一旦超过临界点，由全球变暖引发洪水、干旱、野火等极端天气和粮食短缺、能源危机的可能性将急剧增加，要求国际社会尽快设定1.5℃的新目标。①“Global Warming of 1.5℃. An IPCC Special Report on the impacts of global warming of 1.5℃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and related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pathways, in the context of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response to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fforts to eradicate poverty”, IPCC, 2018,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22/06/SR15_Full_Re⁃port_HR.pdf.拜登政府为展现气候雄心和领导力，极力“兜售”1.5℃的温控目标。中国支持国际社会朝1.5℃的温控目标努力，但不赞成将1.5℃作为一个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强制性气候目标，主要基于下几点现实考虑：第一，全球气候治理累积的巨大赤字需要弥补。目前各国自主决定贡献的总和与《巴黎协定》制订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在2℃目标任务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仓促设定1.5℃的新目标只会加大愿景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第二，不具备1.5℃温控目标的现实条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报告评估显示，要实现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需要在2030 年将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5%，但目前没有可信的途径可以达到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之内的目标。②“Emissions Gap Report (EGR) 2022: The Closing Window–Climate Crisis Calls for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ies”, UNEP, October 27, 2022,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emissions-gapreport-2022.大规模的减排需要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转型的配套跟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相关的经济技术基础。第三，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要求所有国家设定1.5℃的温控目标，实际上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平摊”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发展中国家要为此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研究估计，1.5℃温控目标要求中国为此减少90%以上的碳排放和近40%的能源消耗，到2050 年，中国的累计政策成本可能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至5.7%。①Hongbo Duan et al.,“Assessing China's Efforts to Pursue the 1.5°C Warming Limit”, Science,Vol.372, No.6540, 2021, pp.378-385.

二是有关气候治理融资的落实难题。当下全球气候治理谈判之所以举步维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始终未能兑现气候融资承诺。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大会（COP15）上，发达国家作出到2020 年每年提供1000 亿美元气候融资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发达国家2020 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和调动的气候融资总额为833 亿美元，与每年提供1000 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承诺相比少了167 亿美元。②“Aggregate Trends of Climate Finance Provided and Mobilis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2013-2020”, OECD, https://www.oecd.org/climate-change/finance-usd-100-billion-goal.其中美国对国际气候融资缺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2020 年仅提供了国际气候融资5%的份额，为欧盟十二分之一，而同年美国经济规模却是欧盟的140%。③Sarah Colenbrander et al.,“A Fair Share of Climate Finance? An Appraisal of Past Perfor⁃mance, Future Pledges and Prospective Contributors”, ODI, June 26, 2022, https://odi.org/en/publications/a-fair-share-of-climate-finance-an-appraisal-of-past-performance-future-pledges-and-prospectivecontributors/.拜登政府虽然在气候融资问题上的表态相对积极，但能否落实到行动，并尽快补齐历史“欠账”仍有待观察。气候治理融资兑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气候资金接收方和提供方存在认知上的差异：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负有历史责任和国际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但发达国家则认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是出于道义的考虑。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改变对气候资金的既定认知，不正视自身碳排放的历史与各国发展差异的现实，国际气候融资的落实就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也就无从谈起。

三是对于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争议。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更多历史责任。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美国对此日益不满。2022 年9 月下旬，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旨在减少氢氟碳化物生产和使用的《基加利修正案》，同时全票通过了一个附加提案，要求终止中国在条约中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根据《基加利修正案》相关条款，发展中国家有相对更宽裕的时间来逐步减少使用氢氟碳化物，并可以获得一定的资金援助。美国还试图让中国成为“损失和损害基金”（Loss and Damages Fund）的出资国。拜登政府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当下最大的碳排放国，有责任提供“损失和损害基金”。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对此明确表示，中国支持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赔偿机制，但发达国家负有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资金，发展中国家出资与否应当基于自愿原则。①《解振华：发达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为应对气变提供更多资金》，中国政府网，2022 年11 月21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11/21/content_5728042.htm。美国则指责中国利用“发展中国家”身份逃避承担气候责任。2023 年3 月29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票通过《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剥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美国执意要摘掉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帽子，其用意是要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等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额外责任，充分暴露了美国无视自身历史责任、蛮横剥夺中国发展权的自私傲慢，也体现了美国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的霸权逻辑。

（三）拜登政府面临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

第一，拜登政府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强势打压会冲击全球气候治理的产业技术根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全球绿色产业发展和清洁能源技术变革的支撑。拜登政府为护持美国技术霸权，先后提出“小院高墙”“去风险”等理念，推动与中国在关键产业上的脱钩断链，以阻滞中国在高科技产业的追赶势头，确保美国产业和技术优势。如拜登政府以确保供应链安全和韧性为由，推动美国绿色产业供应链“去中国化”，要求以清洁能源为代表的绿色产业尽快摆脱对中国关键矿产等原材料的供应链依赖，以实现“美国制造”“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目标。但从全球绿色产业的供应链现状来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几乎难以撼动。以太阳能光伏产业为例，国际能源署（IEA）2022 年7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1 年底，中国拥有占全球79%的多晶硅产能（多晶硅是生产太阳能组件的关键原材料），以及高达97%的太阳能硅片产能、85%的太阳能电池产能和75%的成品太阳能组件或电池板产能。中国是世界十大太阳能光伏生产制造商的原材料供应商来源地。①“Special Report on Solar PV Global Supply Chain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July 2022,p.58.此外，拜登力推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鼓励电动汽车“美国制造”，特别是要实现电池的“本土化”生产。但目前全球电动汽车最大的两个电池供应商分别是中国的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二者合计约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0%，他们凭借成熟的技术和低廉的成本成为包括美国特斯拉、福特在内的众多电车制造商的长期电池供应商。

强行推动绿色产业供应链“去中国化”，不仅违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破坏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也是在给美国的清洁能源转型作茧自缚，最后拖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2023 年8 月9 日，拜登政府酝酿已久的对华投资限制行政令在经过内部激烈讨论后最终出台，要求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该限制令未包括一开始政府内部讨论的清洁能源和生物技术，似为中美在此类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领域进行合作预留了一定余地，也凸显了拜登政府在“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但不排除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和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拜登政府后续会在相关领域出台进一步的限制措施。

第二，拜登政府不断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会持续干扰中美气候合作。2022 年8 月，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拜登政府则以行政部门不能干预立法部门为借口默许此行。中国外交部随即宣布采取包括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在内的一系列反制措施，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遭遇重大挫折。直到2022 年11 月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巴厘岛举行会晤，中美气候商谈才得以再次重启。然而，2023 年2 月初，中国两个用于气象监测的民用气球因不可抗力因素误入美国领空，却被美国污蔑为“间谍气球”，拜登总统下令美军击落气球以示对华强硬。拜登政府在“气球事件”上的过度反应和持续炒作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氛围，中方再次暂停了双边高层沟通，中美气候合作再次停摆。

拜登政府批评中国将气候变化问题“武器化”，称气候合作不应成为外交的“附属物”。但气候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脱离中美的战略互动独立成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美气候合作早已超越了气候问题本身，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含义。拜登政府把气候合作比作中美关系的“绿洲”，也希望气候合作可以成为中美在关键时刻进行沟通接触的“绿色通道”，实现对华“有管理的竞争”。但事实是，美国一方面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一系列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却要求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无条件与美国合作。这种违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的“照单点菜式”外交，中国显然不会接受，这也是拜登执政以来中美气候合作多次重启后又陷入停滞的症结所在。

2023 年6 月以来，拜登政府先后派遣多位高官来华，就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商讨，中断数月的中美高层沟通渠道得以重建。同年11 月，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也在旧金山APEC 峰会期间再次实现了元首会晤。正是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的大背景下，中美气候合作才得以再次重启，并取得积极成果。中国通过牢牢把握中美气候合作的主动权向拜登政府传递了足够清晰的信息：美国一边打压中国一边寻求气候合作的两面行径注定走不远、行不通，唯有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中美气候合作方能稳定高效、可持续。

四、结语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顺应了国际社会期待，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正能量，也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些许积极的“气候变化”。但中美气候合作的前路不会是一马平川，根本在于拜登政府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其一，共和党利用反华遏华的国内政治共识，通过国内政治过程有效牵制拜登政府，持续压缩中美气候合作空间。其二，拜登政府强推1.5℃温控目标、推脱兑现美国气候融资承诺、否定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本质是要向中国推卸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妄图用气候治理的超额“负重”迟滞中国发展。其三，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与其鼓吹的对华战略竞争存在不可避免的现实矛盾，面临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从目前态势来看，拜登政府似更倾向于后者。

对此，中国一方面要回应国际社会期待，对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持开放态度，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另一方面也要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捍卫全球气候治理的公平正义。同时继续用实际行动向拜登政府表明，决不容许美国在寻求气候合作的同时，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接受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对中国的“道德绑架”。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说，美方希望气变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如果“绿洲”周围都是“荒漠”，“绿洲”迟早会被沙化。中美气变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采取积极行动，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①《王毅应约视频会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新华网，2021 年9 月2 日，http://www.news.cn/2021-09/02/c_1127818786.htm。拜登政府唯有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才能避免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出现“卡顿”甚至“死机”，确保中美气候合作长期稳定，持续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