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政策内容量化分析
——基于2009年以来国家级教育政策文本

常 丽 丽

(吉林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一、引 言

拔尖人才培养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一项尤为重要的系统工程,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会处于关键位置。我国拔尖人才培养可以追溯至“少年班”时期,先后经历了“少年班”“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三个阶段[1]。这三个阶段都是由政策驱动,有了特定的教育政策,才有相关的教育改革[2],并且三个阶段之间存在交叉并行现象。“历史昭示,中国大学的治理及其变革始终与中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内在地关联在一起,几乎没有离开过国家出台的各种政策法规的指导和引领。”[3]从教育政策视角探究拔尖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和价值取向,将更有助于总结拔尖人才培养的“中国智慧”,形成“中国方案”。

2009年,教育部启动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选择19所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经过十年的探索与实践,教育部又启动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秉持“拓围、增量、提质、创新”的总体思路[4],将基础学科从纯理科拓展至大理科、大文科和大医科等20个学科类别,建立起288个拔尖人才培养基地。在此过程中,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具有高度的指导性和建设性,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拔尖人才培养思路。

关于我国高校拔尖人才培养的研究文献呈现集中多元化现象。一部分文献基于某一所或几所高校的人才培养实践开展案例研究,总结被研究高校在招生选拔、培养模式、资源配套、机制体制建设等某一或某几方面的建设举措和探索经验。还有一部分研究以特定的拔尖人才群体为研究对象,如两院院士、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等,聚焦于拔尖人才的素质特征或成长经历[1]。

本文从宏观视角对拔尖人才培养教育政策内容进行量化分析,探寻拔尖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思路和政策优化空间。

二、研究方法

(一)政策文本收集

笔者以“拔尖”“拔尖学生”“拔尖人才”为关键词,在国务院、教育部等官方网站,以及北大法宝、中国知网等网络数据库中查找与拔尖人才培养直接相关的政策。为保证政策文本的准确性和代表性,笔者建立了筛选原则：一是权威性原则,聚焦于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即国务院、教育部等相关部委颁布的教育相关政策,地方层面出台的政策文本未被纳入选择范围;二是关联性原则,所选文本内容包含拔尖学生培养或者相近表述的信息,体现国家宏观层面的教育理念,排除政府工作会议通知、申报通知、数据收集等不具有实质性政策含义的政府公文;三是时效性原则,所选文本时间跨度为2009年以来的政策,政策必须是现行有效的,对于已经公开宣布失效的政策文本,不纳入选择范围[5]。按照上述筛选原则,笔者共收集到43份国家层面的政策文本(部分政策文本列举见表1)。

表1 2009年以来拔尖人才培养相关政策文本

从政策文本类型来看,通知类文本8份,意见类文本24份,规划类文本9份,办法类文本2份。从发布时间来看,自2009年以来,有关拔尖人才教育政策文本发布数量波动较大,在2012—2013年和2017—2018年出现明显的增长点。2012—2013年共发布10份教育政策文本,2017—2018年共发布14份教育政策文本。

(二)分析框架建构

笔者采用NVivo 12 Plus 软件对43份国家层面拔尖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分析。NVivo 软件是比较常用的质性分析软件,用其对政策文本进行词频统计,设置检索条件为前50个词频最高的词语,剔除提高、建设、发展、实施等动词,绘制出词汇云(见图1)。由图1可以看出,教育、培养、创新、人才是国家在制定拔尖人才培养政策文本时关注的重点。

图1 43份拔尖人才培养相关政策文本词汇云

为深入研究政策文本内容,笔者以政策工具类型和人才培养阶段为视角建立二维分析框架,继续运用NVivo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析。有关政策工具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不同学者对政策工具的理解角度不同,进而形成不同的种类划分。Rothwell和Zegweld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侧、需求侧和环境侧三个维度,通过维度的划分揭示政策的结构和不同政策的作用范围,是一个经典的政策分析框架[6]。

笔者借鉴Rothwell和Zegweld的划分方式,以政策工具类型为分析框架的X维度,结合拔尖人才培养政策的具体内容,对政策工具及次级维度进行界定。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体现为通过资源投入直接推动拔尖人才培养,包括资金投入、队伍建设、基础设施、理论研究、信息共享和自主办学等[7]。环境型政策工具表现为通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间接推动拔尖人才培养,具体包括目标规划、标准规范、政策引导、法规管制和质量评估等。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体现在通过释放需求拉动拔尖人才培养,包括教学改革、国际合作、试点建设和组织协同等(见表2)。

表2 拔尖人才培养政策工具分类表

“人才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长期、连贯的投入,才能取得较好的成效。”[8]拔尖人才的培养更是如此,是一项需要“招生、培养、就业”三个阶段有效衔接、协同联动的系统工程。不同阶段对于政策工具的需求也会有所不同。本研究以政策工具类型(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为分析框架的X维度,以人才成长的三个阶段(招生、培养、就业)为分析框架的Y维度,构建拔尖人才培养政策文本二维分析框架(见图2),探究我国拔尖人才培养的政策内涵。

图2 拔尖人才培养政策文本二维分析框架

三、结果与分析

(一)X维度：政策工具类型分析

以政策工具类型为X维度对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形成拔尖人才培养政策工具类型的节点和参考点(见表3)。从编码参考点整体来看,43份政策文本兼顾了供给侧、环境侧和需求侧,从多个方面保障拔尖人才培养。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45次,占比为22.6%;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56次,占比为28.1%;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98次,占比为49.2%。依据Rothwell和Zegweld对政策工具划分的理论,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体现为政策“推力”,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表现是政策“拉力”[9]。编码结果表明,国家对拔尖人才培养的政策“拉力”明显高于“推力”。

表3 拔尖人才培养政策工具类型、使用频次与占比分布统计表

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资金投入政策使用最为广泛,占比为37.8%,主要体现在国家为拔尖人才培养主体提供经费支持和保障上。队伍建设政策占比为26.7%,主要体现在师资配备上：一是通过专项人才计划吸引外部一流人才,构建人才培养团队;二是通过改革人事制度,如薪酬制度、评聘制度等,优化内部人才培养团队。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占比17.8%,主要表现为实验、实践等场所硬环境和科研训练平台等软环境建设。同时,政策文本中还提及了在拔尖人才培养上扩大自主办学权、鼓励拔尖人才培养理论研究等政策工具。从次级维度占比来看,我国拔尖人才培养政策更强调“人力”和“物力”投入。

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目标规划占比最大,约为35.7%;政策引导次之,约为33.9%。目标规划为拔尖人才培养指明了发展方向,政策引导对拔尖人才培养提出了总体要求。二者共同营造了拔尖人才培养的政策环境,体现了国家对拔尖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法规管制和质量评估占比分别为12.5%和10.7%,主要体现在对拔尖人才培养试点建设单位的监管和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估上。标准规范占比最小,约为7.1%,主要是对学业标准的规范,宏观描述多于具体条款。

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最多,涉及98项,主要通过教学改革和试点建设来拉动拔尖人才培养,两项占比分别为41.8%和29.6%。教学改革主要体现在体制机制改革和培养模式创新上。政策文本多次提及创新培养模式,注重个性化培养,要求在招生、培养、就业等阶段建立新的体制机制,服务于拔尖人才培养。同时,政策文本多次强调拔尖人才培养试点建设,不论是建立“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区”还是实施各类专项人才培养计划,皆是调动社会多方主体参与到拔尖人才培养中来,以点带面,提高影响力[10]。这一思想也体现在组织协同和国际合作两项政策工具中。组织协同(占比为18.4%)强调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主体协同、各级教育部门与高等教育主体协同、高等教育主体与企业等社会机构协同,合力推动拔尖人才培养。国际合作(占比为10.2%)则强调人才培养在国际化层面上的协同发展。

(二)Y维度：人才成长阶段分析

从人才成长阶段来看,现有政策对拔尖人才培养从招生、培养到就业阶段都有干预,但绝大多数的政策工具应用于培养阶段,其次是招生阶段,最少的是就业阶段。这说明,政策发挥空间主要是拔尖人才培养的高等教育阶段,在基础教育和未来就业两个阶段的政策指导有待加强。

从招生阶段来看,目前以需求型政策工具为主,以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为辅。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表现为教学改革,具体而言是招生改革,通过优化招生机制来实现科学选才,发现和甄别优秀学生。鼓励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紧密衔接,提倡中学与大学协同联动,从基础教育中发现具有潜力的学生,为高等教育的拔尖人才培养提供生源,并通过“中学生英才计划”等专项计划,拓宽拔尖生源渠道。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体现在规范招生过程和监管招生质量上。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表现为增加高校自主招生权、对优秀生源给予奖励等。

培养阶段是拔尖人才培养政策工具应用的主阵地,教学改革和试点建设两项政策工具使用最多,二者也互为因果。现行政策多次强调开展“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等试点工作,并要求在试点内探索教学改革路径。同时在目标规划和政策引导中反复体现教学改革和试点建设的思想,并配以人力和经费等供给型政策利好。

目前政策对于拔尖人才就业阶段干预较少,主要聚焦于“本—硕—博”或“本—硕”贯通式培养。这与拔尖人才的培养特征和就业方向有关。一方面,拔尖人才培养周期较长,本科四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大部分人才还要继续完成硕博阶段的学习[11]。另一方面,目前政策文本中所说的拔尖人才更多地被预期为基础学科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就业方向相对单一。

四、结 论

本文从政策工具类型和人才成长阶段两个维度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43份国家级教育政策文本进行编码统计和分析,发现现有政策在人才成长不同阶段运用的特点和优化空间,结论如下。

(一)拔尖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清晰,培养思路明确

2009年国家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并颁布《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实施办法》,确定了拔尖人才培养目标,并以拔尖人才培养试验区建设和试验区内实施教学改革为人才培养思路[12]。我国拔尖人才培养政策中,试点建设和教学改革占比最高(35.2%),目标规划和政策引导次之(19.6%),这是对我国拔尖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和主体思路的反映。

(二)拔尖人才培养政策中,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占比偏高,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占比偏低且内部结构不均衡

从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种政策工具类型占比可以看出,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据半壁江山,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偏少。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以队伍建设和资金投入为主,信息共享、理论研究和自主办学方面支持尤显不足,同时这三方面的政策文本表述也相对笼统。就环境型政策工具而言,拔尖人才培养的标准规范明显缺失,法规管制和质量评估方面也有待加强,适当的人才培养标准和适度的质量监督有助于规范高等教育主体的培养过程。

(三)招生和就业阶段政策工具使用明显不足,培养阶段政策工具有待创新

目前我国拔尖人才培养政策绝大多数应用于高等教育阶段,在优秀学生选拔和学生就业阶段存在政策支持不足的情况。人才培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招生、培养和就业彼此关联,相互承接。如何补充招生和就业阶段的政策为完善拔尖人才培养政策体系提供了努力方向。此外,随着“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深入实施,试点建设的学科范围实现了拓维和增量,但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措施等仍与“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趋同,制度创新尚显不足[13]。

五、建 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完善我国拔尖人才培养政策,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统筹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加强人才培养各阶段政策协调性

现行政策中需求型政策工具比例偏重,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能量有待释放。强化供给型政策工具,为拔尖人才培养提供多样化政策支持,满足培养主体需求多样性。优化环境型政策工具,营造拔尖人才培养氛围,完善监管评估措施,构建人才培养良好生态。做好政策工具与人才成长阶段的匹配,在人才成长各阶段提供系统的政策支持。政策工具的运用要根据人才成长各阶段的具体目标和需求,考虑政策内容的连续性与适应性,对各个阶段的政策工具进行优化布局[14]。不少发达国家围绕拔尖人才所形成的幼时甄别技术、追踪数据、培养策略、心理干预、生涯指导等关键经验,积淀长达百年。虽然方法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存在一定程度制度化、体系化、科学化的明确安排[15]。我国拔尖人才培养历程仅有40余年,尚有较大的政策完善空间。

(二)依托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重视政策工具运用形式,提高政策工具运用成效

“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对教育信息化建设有着重大影响,其建设成效直接影响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方面的创新发展。”[16]在拔尖人才培养的供给型政策工具中,信息共享这一子工具并未充分发挥作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需要长期、系统、稳定的平台支撑以及政策层面的保障,单靠教育主体技术联合或者通过服务外包无法保证持续性和稳定性。从长期发展来看,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共享方面的政策工具运用,切实保障教育资源建设与使用,提高拔尖人才培养效果。

(三)强化拔尖人才培养质量监管与评估,加快人才培养机制体制创新

现阶段我国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出现同质化趋势,不分专业或领域,培养模式大同小异,创新不足,个性化培养难以实现。“为拔尖人才提供异质性课程是国际上改革的大势所趋,已在国际拔尖人才教育界达成共识。我国高等学校也应该顺应国际趋势,转变拔尖人才培养理念,从现有以专业为中心的组织模式走向专业需求和拔尖学生个体需求相结合的育人模式。”[17]为了推动高校积极进行这一教育理念转变,国家不仅要提供各项支持政策,还应合理运用监管和评估工具,规诫高校加快教育创新步伐,紧跟时代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