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付丹丹，王向前

（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煤炭行业既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基础行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蓬勃发展重要手段，能够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企业的可持续竞争力[1]。数字化转型是实现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量，推动煤炭行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煤炭行业优化升级的必经之路，可以为经济体系的建设提供战略支撑。

一、文献综述

数字化转型研究正处于初步阶段，并且数字化转型指标的测量缺乏统一标准[2]。赵宸宇等[3]和吴非等[4]构建数字化指标体系，通过文本挖掘来统计企业年报中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度量数字化转型程度。梁琳娜等采用“熵值法”构建指标体系并计算评分，来测算数字化转型指标[5]。孙超等从数字化技术投入、创新效益、生产应用三个维度测算数字化水平[6]，张永珅等将财务报告中数字化相关的资产与无形资产总额的比值作为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7]。学者们还从多方面探究数字化转型，较多集中在企业价值、绩效上[8]，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较少，多选取制造业作为数据样本，鲜有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角度来研究。金昕等通过门槛效应的分析得出制造业企业处于较高或较低数字化转型水平时，均对企业发展质量存在促进作用，但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其促进作用也更强[8]。吴浩强等选取制造业上市公司，探究出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存在中介作用[9]。苗春霞以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之间正相关，且管理层权力发挥正向调节作用[10]。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煤炭行业数据作为样本，从企业创新能力和内部控制质量两个角度进一步研究数字化转型对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本研究有助于企业提高内部管理效率，优化管理者决策行为，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丰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证研究，为企业落实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技术的巨大生产力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加强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给企业转型升级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优化企业与外部的沟通渠道，实现高效沟通，提高企业的协同创新能力，向公众展示企业的良好形象，获得投资者的支持[1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通过降低企业运营风险，增强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助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12]。数字化转型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力，产业结构升级又能够显著推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13]。数字技术加速了企业内部的资源流动，从而提高了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其生产成本，此外，数字技术的应用也降低了对人力资源的依赖，从而减少了劳动成本[14]。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1：

H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煤炭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二）数字化转型、创新能力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会促使企业探索新商机，反思当前的经营战略，促进资源的有效融合，推动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实现智能升级。数字化转型打破了市场分割，企业将面临更加良好的竞争环境，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将外生技术转化成自己的创新能力。企业的创新激励将会明显增强，为企业带来更为可观的回报和收益，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的创新能力与企业文化、考核机制、业务流程等多方面结合在一起，从而共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15]。创新能力的提高可以推动行业技术革新，促使研发人员不断探索技术知识和学习新东西，新技术的引入又能提高劳动和资本要素效率，拓展技术研发体系，为煤炭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动能支持[16]，从而提升煤炭企业的发展质量。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2：

H2：创新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三）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可以改善企业内部环境，缩短公司的治理链条，下放管理层权力，有助于公司治理结构趋于扁平化，增强企业管理的灵活性。同时数字化转型能使企业对员工的监督更加透明和规范，拓宽内部监督的范围大小，从某一具体对象扩大到整个经营活动流程[17]。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强化企业的内部管理，有效地制约企业的不合规行为，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有效提高管理者的自由选择权，提高资源分配效率，加强对财务成本的管理，帮助管理者作出正确的决策分析，防范企业的经营风险，保障企业的发展质量[18]。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3：

H3：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与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21 年中国A 股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进行如下处理：剔除带有ST 和*ST 标志及数据缺失的样本，为避免极端值对结果造成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处理，最终获得了30 家上市公司369 个样本观测值。研究所需数据来源于CSMAR 和WIND 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及迪博数据库。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TFP）：本文借鉴朱晓杰等[19]的研究，采用LP 法测算上市公司TFP，它可以反映企业的发展水平、技术能力、管理效率等，来衡量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2.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Dig）：本文参考赵宸宇等[3]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的做法，使用Python 工具爬取公司年报，对年报中披露的与数字化相关的词频加总，做取自然对数处理，形成数字化转型指标。

3.中介变量

创新能力（RD）：现有研究主要从投入角度和专利申请角度来衡量，企业可能存在回避专利申请的情况，专利申请的数量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企业的创新能力，因此本文参照代飞等[11]的研究，采用企业年度研发投入强度RD，即研发支出占总资产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

内部控制质量（IC）：借鉴梁丽娟等[20]的做法，选用迪博数据库披露的内部控制指数，来度量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

4.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的研究文献，选择可能影响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年龄（Age）等，并加入年度虚拟变量。所有变量具体描述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三）模型构建

为探究数字化转型对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验证上述假设，本研究采用以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模型（1）是基准回归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煤炭企业TFP 的影响假设；模型（2）和模型（4）分别用来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两个中介变量的影响；模型（3）和模型（5）则用来检验RD 和IC 在研究中的中介作用。Controls 代表控制变量，Year 为年份的虚拟变量，i、t 分别表示公司、年份，α0、β0、λ0、χ0、γ0为模型常数项，εit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表2 显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结果，可以得出TFP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6.508 和11.280，均值为8.902，由此看出企业间的TFP 有差异。Dig 的均值为11.380，标准差为5.415，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4.300，说明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之间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具有较大的差距。中介变量RD 的均值为0.467，最小值和最大值为 0 和 6.474，IC 的均值为 5.958，最小值和最大值为0 和6.838，说明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内部控制质量两者均存在一定差距。

表2 描述性分析

（二）相关性分析

表3 为相关性分析结果，Dig 与TFP 的相关性系数为0.161，两者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与上述研究假设相符。并进行多重共线性分析，VIF 值均小于10，见表4。

表4 共线性分析

（三）基准回归分析

利用上文构建的模型（1）进行分析，表5列（1）为回归结果。Dig 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煤炭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与H1 一致。控制变量中，Size、Age、ROA 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Lev 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均和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的关系。

表5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四）中介效应分析

在基准回归的研究基础上，检验RD 和IC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借鉴戚聿东等[21]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对模型（2）进行回归，其结果见表 5 列（2），Dig 的回归系数为0.034，在1%水平上显著，可以得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RD。为进一步检验RD 在数字化转型和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继续对模型（3）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列（3）所示，Dig 的回归系数为0.015，在 5%水平上显著，RD 的回归系数为0.145，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RD 对数字化转型与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来实现高质量发展，与H2 保持一致。

同样，在上述基础上，继续检验IC 能否发挥中介作用，对模型（4）进行分析，检验数字化转型能否显著影响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水平，回归结果见表5列（4），Dig 的回归系数为 0.032，在5%水平上显著，这可以得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其内部控制质量。其次对模型（5）进行分析，如表 5 列（5）所示，Dig的回归系数为0.019，在1%水平上显著，IC 的系数为 0.037，在5%水平上显著，能够看出内部控制质量发挥了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五）稳健性检验

替换被解释变量。为避免变量选择对本文的研究结果产生影响，选用OP 法代替LP 法测算出TFP，具体结果见表6 列（1），Dig 的回归系数为0.006，在1%水平上显著，仍与上文的研究假设相符。

替换解释变量。借鉴吴非等[4]的研究，重新建立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进一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具体结果见表6 列（2），Dig 的回归系数为0.019，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本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稳健性。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为缓解本研究中可能会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将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上年度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滞后一期，具体结果见表6 列（3），L.Dig 的回归系数为0.022，在5%水平上显著，结论仍然保持稳健。

为保证创新能力和内部控制质量发挥的中介作用的稳健性，采用Bootstrap 法从样本中随机抽样1 000 次，结果如表5 所示，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 值，通过了Bootstrap 检验，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

五、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A 股煤炭行业上市公司2008—2021 年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探究数字化转型对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企业创新能力和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效应，结论如下：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煤炭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创新能力能够在数字化转型与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能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间接促进煤炭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与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即数字化转型能正向作用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进而促进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建议

为促进煤炭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要采取措施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提供优惠扶持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扩大数字化技术应用领域，站在企业的角度，考虑推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帮助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政府还要完善数字化领域的法律法规，合理规范企业的市场竞争环境，尽可能降低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

企业应重视数字化体系建设，合理利用政府提供的优惠扶持政策，结合自身发展状况制定经营战略。加大在数字化研发技术上的投入，完善企业的科技创新体系，增强企业人员的创新意识，营造良好的企业创新环境，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且企业要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框架，改进内部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