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反哺”与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研究
——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邓永辉,刘 慧

(哈尔滨商业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28)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发展关乎国家大计,人口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国家未来发展水平。近年来,我国新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增速快且未来一段时间内老年人口数量只增不减的趋势与其并存,呈现出“高龄少子”的特征,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我国生育政策历经了“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四次改革。20世纪计划生育政策为限制性政策,而之后实施的“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皆以倡导和鼓励为主,放松了生育数量的限制,尽管该项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有小幅回升,提升了人口平均出生率,但政策实施效果未达到“预期”目标[1]。为促进人口均衡,2021年生育政策调整为“三孩”政策,有数据显示,2021年新出生人口为1062万,较2020年有所下降,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甚至2022年出现人口负增长。短时间内,低生育率有利于缓解我国人口与环境资源等之间的矛盾,但长期来看,过低的生育率导致的新生人口少裹挟着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如不加以调控,我国将会面临极高的“低生育陷阱”风险,进而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生育率低不仅是国家发展关心之要切,更是当下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2021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出台了“三孩”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显现出国家推动人口均衡、应对少子老龄化的积极态度;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表明党和国家在提高生育率和扩大育龄群体生育行为方面的坚定决心。生育率这一数据具体表现在个体的生育行为上,个体的生育意愿越高和生育行为越多,生育率提高的可能性就越大。个人生育意愿常会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育龄群体由于工作压力大[2]、房价高[3]、经济负担重[4]、儿童照料欠缺等现实困境而降低生育意愿,减少“三孩”生育行为[5]。与此同时,家庭层面的家庭关系以及家庭互动模式等也会改变子辈的生育意愿,正如父母给予子代支持且达到一定量时会显著增加子代生育意愿[6],也有学者认为祖辈的儿童照料支持既不能有效提升子代生育意愿,也无法促进一些有再生育意愿却因没时间精力而不生的妈妈做出生育决策[7]。父母以经济帮助和时间照料为表现形式支持改变了传统的“抚育—赡养”模式[8],更多呈现出“逆反哺”的特征[9]。以往研究着重于祖辈支持对子代生育意愿的研究,而没有仔细探究何种形式的“逆反哺”与子代“三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那么,父母“逆反哺”对子代“三孩”生育意愿有什么影响呢?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素影响“三孩”生育意愿呢?探究以上问题,不仅能够认识“逆反哺”与子代“三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可为国家未来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生育意愿是生育研究的重要领域[10],1936年美国学者乔治·盖洛普在一项民意调查中首次使用“理想子代数”这个概念,这标志着生育意愿进入了生育研究的视野[11]。生育意愿是个人关于生育的想法,一定意义上表现出个体的生育期望和生育理想数量,往往生育意愿不等同于生育行为,但可以作为生育行为的观测值。基于结构主义视角,分析社会经济、文化等宏观因素对个人“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微观视角,分析个体的年龄[12]、性别[13]、受教育水平[14]、健康和家庭的结构等微观因素对个人“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15]。

在社会经济层面,经济负担重、养育成本高等经济因素成为影响生育意愿最重要的因素[16],如收入水平对子代生育意愿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17],有学者认为收入水平提高会降低生育意愿,而王晓娟等则认为收入水平提高会带来生育意愿的提高[18],也有研究表明收入水平与生育意愿呈“U”型曲线关系。在文化层面,内嵌于生育政策背后的生育文化和价值规范也是导致中国女性生育意愿显著降低的重要原因[19]。在年龄层面,特斯塔基于奥地利数据调查发现女性年轻时生育意愿比较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降低[20]。邢采等认为当个人主观感觉最佳生育年龄受到生育政策限制时会刺激其生育意愿,即生育意愿将会增加[21]。在性别层面,女性是生育意愿抉择和生育行为的直接承担者[22],女性赋权假说认为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参与率也得到提高以及包括生育意愿在内的思想观念发生转变,她们会在“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理性思想的指导下权衡“工作—家庭”之间的冲突、经济和时间成本的约束后会减少“三孩”生育意愿[23]。在受教育水平层面,有研究证明:多数个体受教育水平提高会通过初婚推迟而降低生育意愿[23]。在健康层面,程雅馨等通过马尔可夫模型分析并推测出女性身体健康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24],足以说明身体健康状况已成为育龄群体在产生生育意愿和做出生育行为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家庭层面,父母的生育数量会影响下一代的生育意愿,年轻一代的低生育意愿是其在儿童数量减少环境中的社会化结果[25]。

(二)“逆反哺”与生育意愿的作用机理

在参考车茂娟等研究的基础上,将“逆反哺”界定为家庭中父母为子代提供经济支持或隔代照料孙辈[9]。父母为子辈、孙辈提供“逆反哺”可能基于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26],这两种动机的相互交织有利于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一方面,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父母给予子代经济支持是以子代履行赡养责任为动机[27];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夹带的“家本位”思想加强了祖辈无偿照料孙辈的责任[28],也有部分父母因渴望子代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而帮助子代看孩子[29]。子女面临着较大的生活压力,父母可能基于利他主义提供“逆反哺”。已有研究认为,以代际支持为特征的“逆反哺”对女性生育意愿影响显著,张孝栋等认为当前“三孩”政策背景下家庭父母的代际支持在子代生育意愿中的作用显得更重要[30],这与麻宝斌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但麻宝斌等人发现代际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性,代际支持对女性的生育意愿影响高于男性[31]。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父母给予子代经济支持,子代“三孩”生育意愿越高。

H2:父母对孙辈提供隔代照料,子代“三孩”生育意愿越高。

三、数据介绍及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该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维度的数据,切实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涵盖25个省(市)份,数据全面、代表性强。选用该数据研究“逆反哺”与子代生育意愿的原因主要是:数据库包含的子代生育意愿、子代个体特征以及父母是否给予经济支持和隔代照料等内容,与研究主题部分契合。本文选取CFPS2018年数据,对18～49岁适婚育子代的生育意愿数据即个人库中的期望孩子数进行筛选,并与代表“逆反哺”变量的“与子代及父母关系”部分中的指标进行匹配,采用Winsorize对个别数据作上下1%分位的缩尾处理,以剔除极端值对研究的影响,并在剔除缺失值、不适用值后最终得到7887份数据。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三孩”生育意愿:生育意愿与未来子代的期望数量有关联,所以以CFPS2018个人库中的“期望子代数”作为变量指标,由于研究对象为“三孩”生育意愿,因此,存在两种选择:有“三孩”生育意愿、无“三孩”生育意愿,所以,对“期望子代数”采取二值虚拟变量的方法进行赋值,对期望子代数量小于3的赋值为0,即无“三孩”生育意愿;对期望子代数大于等于3的赋值为1,即有“三孩”生育意愿。从下页表1可知,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平均值仅为0.083,说明在现有条件下,子代“三孩”生育意愿非常低。

表1 变量说明表

核心解释变量。“逆反哺”主要是指家中父母对子代提供经济支持或帮助子代料理家务、看孩子,父母其中一方或双方为子代提供以上其中一种都视为“逆反哺”。与上述被解释变量相同,选取个人库中“与子代及父母的关系”部分“父亲/母亲是否为您提供经济帮助”和“父亲/母亲是否为您料理家务或照看孩子”问题,若回答为是,视为父母逆向反哺子代且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从变量的两个指标的平均值来看,父母为子代料理家务或看孩子的时间照料的均值要高于为子代提供经济支持,在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作用下父母对子代可能存在“金钱—时间”机制[32]。

控制变量。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性别、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经济收入水平和地区等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在性别变量中将女性赋值为0,男性赋值为1,该样本中男性数量稍多于女性;健康状况按照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和非常健康顺序赋值,该样本中个体的健康状况多处于中等水平;受教育水平按照文盲/没有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及本科、硕士及以上依次赋值,样本中的文化水平多在初中及以上;经济收入水平选取CFPS2018数据库个人问卷部分“主观态度”中的“您的收入在本地”作为变量指标,并以很低、较低、中等、较高和很高依次赋值,样本中个体的收入水平多处于中等程度;地区借鉴统计局的划分标准进行界定,并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并且赋值,具体说明见下页表1。

(三)模型设定

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存在两种状态:一是有“三孩”生育意愿;二是没有“三孩”生育意愿。因此子代“三孩”生育意愿问题符合离散选择模型中的二元选择模型,故采用Log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并将公式设定为:

Willingnessi=α+β1Ecoi+β2Carei+β3Xi+εi

其中,Willingness代表子代“三孩”生育意愿,α表示常数项,Eco表示父母为子代提供经济支持,Care是父母为子代料理家务或看孩子,X为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控制变量,i表示受访者个人,ε代表误差项,β1、β2、β3分别表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β的正负和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之间的正反关系相关。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下页表2展示了父母“逆反哺”和子代个体特征对子代“三孩”生育意愿影响的回归结果。前两列为不考虑控制变量的条件下,父母只为子代提供一种形式的“逆反哺”时对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父母为子代提供经济支持和家庭照料或看孩子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呈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这表明父母为子代提供经济支持不足以提高子代生育意愿,而提供料理家务或看孩子的非物质性支持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拒绝了H1并验证了H2,这不同于大多数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更多依赖于孩子照料因素有关,突出我国婴幼儿照料服务不足的短板,据此可以推测出:我国婴幼儿照料服务增加将会提升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这在发达国家有所体现。列(3)为不加入父母“逆反哺”的因素下,子代的个体特征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自身的年龄、性别与“三孩”生育意愿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受教育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自评经济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呈正相关,但未通过统计性检验。这说明,年龄较大的子代和男性的“三孩”生育意愿高于年轻的子代和女性,受教育水平低的子代的生育意愿较受教育水平高的子代高,可能的原因有:年龄较大的子代相比较年龄小的子代事业已处于成熟期,重心逐渐转移至家庭,而年龄小的子代正处于收入积累期和职业晋升期,会降低其“三孩”生育意愿;男性在生育过程中承担的责任少于女性,同时他们也肩负着家族“传宗接代”的使命,而女性在生育和养育过程中承担着较多的责任,同时职业女性会面临着“工作—家庭”的冲突;工业文明时代下,子代在受教育过程中思想观念等主观意识易发生转变,他们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提升、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而非生育和养育方面,所以会主动削弱生育意愿。列(4)、列(5)和列(6)为父母只为子代提供一种形式的“逆反哺”和父母为子代提供两种形式的“逆反哺”且加入控制变量时对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经济支持仍不显著,父母为子代料理家务或看孩子对子代“三孩”生育意愿影响的显著性增强,其余控制变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与上述分析基本一致。

表2 基准回归分析表

(二)异质性分析

从上述基准回归分析中可知,子代“三孩”生育意愿是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因素对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不同,同一因素对不同群体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人们的“三孩”生育意愿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其思维意识会受到来自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小环境的影响。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于“三孩”生育意愿的态度不同,因此,选取年龄和地区两个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年龄段以医学意义上最佳生育年龄30岁及以下和30岁以上进行分析,地区按照前文划分标准进行分析,以明确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地区之间的“三孩”生育意愿的差异性。

从下页表3可知,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地区的子代接受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对其“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都未通过统计学检验,但不管在哪个年龄段,父母给予子代经济支持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只不过影响较小而已,30岁以上的子代较30岁及以下的子代“三孩”生育意愿更强烈,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父母逆反哺对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较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更大。父母为子代料理家务或看孩子会显著提高30岁以下、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子代的生育意愿,和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孩子无人照料、照料难已然成为人们生育意愿降低的主要原因,若家中父母给予照料,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热情将会有所回升,除此之外,普惠型托育服务的完善也将会显著提升子代生育意愿;父母料理家务或看孩子也会一定程度上提升30岁以上和西部地区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但对它的作用不显著;东北地区的父母为子代料理家务或看孩子却不会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这就解释了东北地区人口出生率低的现象,可能与东北地区的发展迟缓、人口流失严重有关。

表3 异质性分析表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上述分析,选取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将父母为子代提供经济支持、父母为子代料理家务或看孩子替换成父母为子代提供的经济金额和父母为子代料理家务或看孩子频率的对数,具体见表4。

表4 稳健性检验表

从表4可知,对控制变量加以控制后,父母对子代提供经济支持金额对数与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回归结果基本与基准回归一致,验证了父母对子代提供经济支持对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作用并不显著,外在经济支持不足以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三孩”生育意愿受多元复杂因素的共同影响。在不纳入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父母为子代料理家务或看孩子的次数越多,越容易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而纳入子代自身特征和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时会中和仅提供一种形式的“逆反哺”对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利用CFPS2018数据对父母“逆反哺”与子代“三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当父母仅为子代提供经济支持形式的“逆反哺”时,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会显著降低,而当父母为子代提供料理家务或看孩子形式的“逆反哺”时,会显著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子代“三孩”生育意愿会随其频率增加而提高,但当两种形式的“逆反哺”都提供时,两种形式的“逆反哺”会中和提供一种形式的“逆反哺”对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作用,总体来看,父母“逆反哺”会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子代个人的年龄、性别、户口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也会显著作用于“三孩”生育意愿,年龄越大的子代“三孩”生育意愿越强烈,男性比女性的“三孩”生育意愿强烈,受教育水平高的子代比受教育水平低的子代“三孩”生育意愿低,这可能与男性肩负着家族使命、女性面临着就业压力和工作的机会成本,以及子代所受的思想文化熏陶有关。据此可以看出,婴幼儿的照料问题是影响子代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提高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举措不仅应该着眼于生育环节,而更应该重视养育这一环节。由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家庭中父母应给予子代隔代照料帮助。目前,我国0～3岁婴幼儿照料支持主要来自于家庭,若婴幼儿父母均参与劳动市场,那么祖辈是婴幼儿照料的主要力量。此时,祖辈大多已退出劳动市场,一般以帮助子代照料后代或者颐养晚年为主要目标。祖辈照料孙辈是积极老龄化的一种途径,可以提升老年人的自我价值;对于家庭来说,祖辈照料孙辈能缓解子代抚养压力,使其能更好地投入工作,增加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从社会角度来说,祖辈照料孙辈既能提升当代夫妇的“三孩”生育意愿,也能将人口老龄化引起的负面影响转化为提高“三孩”生育意愿的积极影响。因此,在生育政策中,可以将祖辈照料纳入考虑范围,如为提供隔代照料的祖辈按月发放补贴和安排定期免费体检,为他们提供喘息服务场所,以提高祖辈在婴幼儿照料支持中的积极性,进而从家庭角度提升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

其次,社区和用人单位给予婴幼儿照料支持。社区要加快推进普惠型托育服务设施的建设,为0～3岁婴幼儿提供优质的托育服务资源,在社区养老模式的基础上增项,将“一老一小”的养老育幼需求有机结合,打造社区辅助养老和托育的共同体,在婴幼儿助餐、智力开发、医疗保健等方面提供科学指导和专业服务,减轻“上班族父母”的照料压力。用人单位可在经济条件支持的情况下设立专门的婴幼儿照料室,为子代照料婴幼儿提供空间;同时,用人单位还可以增设育有两个孩子及以上女性的假期,以帮助育龄女性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前提下,平衡好婴幼儿照护与自身职业发展的关系,实现努力工作和更好生活的双重目标。

最后,营造关爱女性生育和养育的环境。认可女性生育和养育行为的家庭价值和社会价值,理解女性在婴幼儿照料和职业发展中时间和精力的平衡,提升社会对生育女性的尊重。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婴幼儿照料中发挥较大作用,因此应在其生理、心理和工作领域给予更多的关注,如成立专门的育龄女性呵护中心,对其生理、心理和工作方面提供动态健康检查、咨询和职业指导;并以公益宣传片的形式将亲子时光、养育愉悦、多子女家庭养老分担等场景充分展示,培育形成女性对生育的憧憬和向往。促进照料责任承担和工作领域的男女平等,如在设立男性陪产假、育儿假的基础上大力呼吁男性在养育过程的责任分担,减轻女性的照料压力,减少乃至消除女性因生育和婴幼儿照料导致的在职场晋升、收入增长等方面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