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历史脉络、理论逻辑与路径构思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视角

罗 哲 张云具

作为新时代人才队伍的重要构成，高技能人才对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具有深远影响，已经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要素之一。2011年7月，由中组部和人社部出台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 年）》，将高技能人才定义为具有较高技艺和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主要包括技能劳动者中取得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人员。根据政策实践和学界认知，本文探究的高技能人才指的是“具有某一领域较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技术，能够攻克关键技术和工艺难题，并获得技师和高级技师及相应技能等级的人才”〔1〕。高技能人才往往能在生产、运输和服务等领域中的关键环节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工艺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才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2〕。毋庸置疑，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对提高国家竞争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窗口的开启，加快形成高技能人才集聚效应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2022 年10 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突出强调“人才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3〕。高技能人才作为支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其规模结构影响着制造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的成效和底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鉴于此，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打造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技艺精湛、素质优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高技能人才队伍，这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双重作用下，知识、技能和创新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奠定了高技能人才在国家人才工作大局中的核心地位。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本质，试图梳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历史脉络，解构中国式现代化对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内在要求，探索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方向和路径，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才发展问题提供思想启示。

一、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历史脉络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演进谱系具有高度统一性和内在关联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人才发展的高技能导向更加突出，核心对象经历了从“高素质产业技术工人”向“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技能大师”转变。高技能人才队伍结构规模从低端少量转变为高质足量，建设方式从粗放开发转变为精益治理，开发方向从强调单一技能积累转变为创新效能激发。同时，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服务于现代化发展需要，促进了经济、产业和科技等领域的现代化。

（一）工业现代化驱动下高素质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内忧外患、百废待兴，政治上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封锁，经济上社会生产力低下、工业基础薄弱，现代化建设进程任重道远。在此艰难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步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以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为样板，以赶超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以构建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动力。〔4〕经过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即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现代化。〔5〕1963年，“四个现代化”调整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领域的现代化，其中工业现代化是重点，是提升国家竞争能力的关键所在。在工业现代化目标的指引下，加大对工人和农民的培训力度，建设高素质的产业技术工人队伍成为重要任务。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以培养产业技术工人为重点，旨在扩大规模和提升素质，以适应工业现代化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一方面，为了解决失业问题、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恢复，政府以职业训练为抓手，促进劳动力优势向人力资源优势转变。1950 年，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激励全国各地采取以工代赈和职业训练的方式增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逐步建立技术工人教育制度和培养后备技术工人制度，广泛开展产业技术工人知识和技能培训，夯实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产业技术人才基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政府先后出台了《技工学校暂行办法（草案）》《工人技术学校标准章程（草案）》等文件，推动了高素质技术工人培训教育的蓬勃发展，1949—1959 年我国累计培养产业技术工人20余万名。〔6〕同时，根据产业技术工人的技能水平，我国建立了“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并配套实施差异化的八级工资制。八级工资制契合了该时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状态，体现了技术水平、技能等级在劳动分配中的贡献，激发了产业技术工人成长为高级技术工人的内生动力。总体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素质产业技术工人的教育、培养和劳动分配体系初步建立。

（二）科教融合导向下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1978—2002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中央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标志着我国的现代化迈入了新的阶段。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通过对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经验的批判性审视，党中央明确了以生产方式变革助推现代化目标实现的路径〔7〕，并将该种现代化阐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8〕。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党中央认识到科学技术和教育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了“四个现代化”的内涵。1979 年3 月21 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在20 世纪末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9〕在这一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着力推动科技和教育现代化协同并进，拓展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空间。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主要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经济增长依赖劳动力投入和原材料消耗，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不高。〔10〕在科技驱动生产方式变革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对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依赖性增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便出现了高水平技能人才严重短缺的现象，亟须建设一支能够引领产业技术创新、专业技能突出、文化水平高的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因此，该时期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呈现以下显著特征。第一，坚持“实用型、应用型”导向，以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开发为重点，同步推进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一线工人培养，形成了高端引领、重点突出和整体开发的人才培养体系。第二，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职业教育逐渐走上法治化、规范化道路，逐渐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1979 年以来，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工作条例》（1979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 年）等政策文件，并在1996 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在培养高技能人才方面的目标和要求，为我国构建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重要指导。第三，专业技术资格和职业技能鉴定被纳入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范围，逐步构建了涵盖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工人技术等级和技术职务序列，高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宽。据统计，该时期我国累计培训高级工350 万人次、评聘技师20 万人次，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规模显著扩大。〔11〕总而言之，该时期一系列法规、政策的颁布与出台为健全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下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2003—2012年）

21 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影响下，我国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阶段。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我国要在21 世纪头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2〕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3〕，丰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涵。在该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指引下，党中央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重点任务，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为支撑推进现代化。随着科技和人才贡献度的显著提升，党中央强调持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高技能人才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在该时期，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迎来快速发展的窗口期，推动高技能人才队伍提质增量成为人才工作的风向标，呈现以下新特点。第一，高技能人才的概念在政策层面得到阐释，其重要性和独立性进一步彰显，成为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重点建设的人才队伍之一。2003 年12 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强调高技能人才是国家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建设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高技能人才队伍，这意味着高技能人才的地位达到了新高度。201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将高技能人才队伍列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六支人才队伍之一，并提出实施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在此《纲要》指导下，人社部专门制定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 年）》，首次明确了高技能人才的概念和范畴，提出加快培养造就一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技艺精湛、素质优良的高技能人才队伍。第二，高技能人才发展体系逐渐完善，涉及高技能人才培养、选拔、评价、激励和交流的制度环境明显优化。在该时期，高技能人才培养以校企合作、岗位实践等为主要方式，着重推进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建设。〔14〕在人才福利待遇方面，2008 年，人社部出台了《关于高技能人才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的意见》，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的选拔范围扩大到高技能人才。在交流、合作方面，积极构建完善的竞赛体系、技能人才库和技能成果信息库，鼓励高技能人才开展技术分享活动。第三，产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发生明显转向，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和产业需求的一致性逐渐提高。2005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将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专门人才作为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基于此，我国职业院校将人才培养目标由培养实用型、应用型人才转变为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专门人才，并广泛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综合来看，这一时期是高技能人才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地位的上升期，高技能人才“选拔、培育、使用、留才”体系逐渐走向规范化、科学化。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2013年至今）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入新时代。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5〕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把“治理”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范畴，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方法和路径。中共十九大将“美丽”一词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涵，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将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6〕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下，高技能人才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成为建设人才强国、制造强国的重要动力。

在该时期，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成为影响综合国力的关键变量。党中央作出人才是实现民族复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资源的重大判断。发达国家爆发了人才争夺战，除领军科技创新人才外，高技能人才也成为国际人才竞争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国家对高技能人才的重视程度达到历史新高，积极采取政策工具、投入资源培养高技能人才。在该时期，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举措和特点如下。第一，全面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注重依托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规模优势来提升高技能人才自主培养能力。2014 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突出了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主体地位。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将现代化作为职业教育的目标之一，鼓励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变，以培养更加契合现代产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开展“1+X”证书和现代化学徒制试点工作，建设技能大师工作室、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打造“双师型”教师团队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特色举措。第二，注重创新和产教融合，强调高技能人才对先进制造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为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2015 年5 月国务院专门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要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加大高技能人才、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力度。在此基础上，人社部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要求依托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和技师培训等项目，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高超技艺、精湛技能和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为中国制造提供人才支撑。第三，全面优化高技能人才发展生态，提高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薪酬福利水平。为鼓励更多人才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道路，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着力提升高技能人才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鼓励用人单位对高技能人才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项目分红和股权奖励等激励方式，努力营造“尊技重才”的社会环境。第四，积极为高技能人才发展提供多元化支持，破除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天花板”。例如，构建覆盖不同年龄段、城乡劳动者、不同职业生涯阶段高技能人才的职业培训制度；推动专业职称评审和职业技能等级融合发展，畅通高技能人才成长为专业技术人才的横向通道。在该时期，国家对高技能人才的渴求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时期，高技能人才成长发展的政治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化。

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理论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系列现代化的耦合叠加，既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区别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根据中共二十大作出的战略决策，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我国提高国民经济收入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能够为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资料。〔17〕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人才支撑，要充分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推动制造业产业现代化，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成。在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中，高技能人才作为战略资源之一，既是新时代人才发展的重点对象，也是连接科技创新和产业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在建设人才强国、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见图1）。加快建设一支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将蕴含在高技能人才身上的技能优势和创新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图1 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的逻辑关系

（一）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高水平实现必然以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基础，这意味着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发展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强调，生产方式变革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消除私有制的前提条件。〔18〕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创新为核心动力，推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19〕同时，高质量发展要求培养、集聚更多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人才红利释放提升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生产力保证。

一方面，高质量发展要求聚焦提质增量，加快释放高技能人才规模效应和技能红利。高技能人才作为战略性资源，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迭代升级、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是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形成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截至2021年底，我国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 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重达30%，其中高级工为4700 万人、技师为1000 万人、高级技师为300 万人。〔20〕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重均在40%以上，并且形成了“双元制”“高等学徒制”“社区学院”等高技能人才特色培养模式。〔21〕尽管我国高技能人才总量逐年增加，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亟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的新优势。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要求锚定增值赋能，提升高技能人才的人力资本水平。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更加强调“质量赶超”“结构升级”“创新驱动”“共同富裕”和“绿色发展”〔22〕，注重发挥人力资本积累与开发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高技能人才通过教育、实操训练等获得的专业知识、精湛技艺和创新能力是高技能人才为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的原动力。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和社会资本对高技能人才创新的内生动力具有正向作用。〔23〕因此，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重视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和培育，加大人力资本开发投资，促进技能资本转化为发展效能。

（二）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是新时代人才发展的应然指向

人才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第一要素，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实现民族振兴的关键因素。高技能人才作为新时代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技术创新和生产实践最核心、最基础的劳动要素，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当前，全球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中国式现代化既面临大国博弈、科技革命和人才竞争等多重挑战，又迎来了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重塑的历史机遇，这要求我们高度关注以高技术、高技能和高学历等为特征的高端人才的迁移和集聚。从外在挑战和内部需要看，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已成为新时代我国人才发展的重点任务和目标指向。

第一，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是深入落实人才强国战略的题中之义。根据高技能人才队伍发展的历史脉络，能够发现高技能人才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作用日益突显，并被纳入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范畴。加快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等则是重塑世界人才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在现阶段，全球高端人才存在流失、流入、回流和环流等复杂现象。〔24〕美国为了增加高技能移民数量，专门出台《保障美国未来法案》，试图通过减少低技能移民和临时签证移民来增加高技能人才流入的机会。因此，准确把握高技能人才流动的规律，统筹用好技能移民和本土人才是新时代高技能人才发展的着力点。

第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还面临一些亟待消除的痛点。为强化高技能人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党中央始终将高技能人才作为人才工作的重点对象，并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相应的高技能人才发展目标（见表1）。21 世纪以来，尽管我国高技能人才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人才总量和结构明显优化，但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难点。具体表现为：职业教育的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需求匹配度不够，高技能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有待提升；总体上，高技能人才的薪酬水平偏低，薪酬制度缺乏弹性，技能要素在劳动成果分配中体现不够充分；高技能人才社会地位普遍不高，职业发展空间受限，崇尚学历、轻视技能的社会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应着重破解制约高技能人才发展的藩篱，创造有利于高技能人才聚集和发展的优质生态。

表1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时期高技能人才队伍发展目标

（三）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是促进科技创新的必然要求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来源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驱力，是实现社会生产力变革的关键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形态塑造。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必然要求创新流、人才流和产业流高度融合。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经验，高技能人才是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催化剂”，在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要弥合我国在科技领域与发达经济体间存在的技术差距，既要聚焦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吸纳，又要关注能够助力关键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第一，高技能人才队伍是我国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力量。当前，互联网革命和新一轮信息革命加速推进，全球科技创新格局加快重塑，颠覆性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的“归零效应”日益突显，催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形态，为建设科技强国带来黄金机遇。〔25〕然而，创新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总量不足制约了我国的自主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尤其是对高精尖人才需求旺盛的机器人产业。2020 年，我国高端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为300 万人，到2025 年将扩大至450 万人。〔26〕科技革命和技术发展要求高技能人才参与“卡脖子”技术攻关，填补新兴产业技术空白。

第二，高技能人才队伍是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难题的主体。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渗透社会发展各领域，高技能人才的技能特质正从“熟能生巧、精益求精”转向“技术赋能、跨界融合”。高技能人才成为连接技术创新和生产实践的关键要素，在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中发挥突出作用。相较于科技创新人才，高技能人才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创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扮演“嫁接者”角色，助力产业发展瓶颈的突破。此外，在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高技能人才还能够发现既有技术的缺陷，实现新技术的改进以及再创新。

（四）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是推动产业现代化的实然需要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共同推动产业现代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27〕，深刻阐明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重点关注的产业领域。中国式现代化导向下的产业现代化，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基础，以服务业现代化为保障，依靠规模庞大、素质优良和技能卓越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引领和带动。

一方面，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现代化要求培养、聚集更多高技能人才。随着产业变革浪潮席卷全球，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为我国制造业迈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创造条件，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导向和目标要求。〔28〕在产业结构变革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要实现“制造”向“智造”转变的新型工业化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作为支撑。高技能人才一般具有丰富的经验、高超的专业技能和突出的创新能力，是推动“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力量。抢占先进制造产业和尖端技术的制高点，需要着力培养能够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成果转化的高技能人才。另一方面，我国高技能人才总量、结构仍难以适应产业现代化的需要。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在1.5 左右，而高技能人才的这一指标则始终保持在2以上，说明高技能人才需求仍存在较大缺口，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29〕在人工智能、5G 和量子力学等前沿领域以及芯片、集成电路、新材料等“卡脖子”领域中，高技能人才总量明显不足，能够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和关键领域技术突破的高技能领军人才缺乏问题更加突出。〔30〕同时，受传统文化和就业观念的影响，青年人才从事生产制造工作、提高个人技能的意愿不高，许多传统工艺面临传承难题，某些领域面临人才断代风险。因此，实现产业现代化需要围绕产业需求链布局教育链，提高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三、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构思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才需求是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起点，党管人才原则是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的根本遵循，具有比较优势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则是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保障。基于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践经验，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技能人才发展的理论逻辑，以高质量发展、人才开发、科技创新和产业现代化为着眼点，以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痛点和难点为突破口，坚持“引进、培育、使用、激励、留才”一体化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实现高技能人才队伍“扩量、提质、增效”是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路径。

（一）坚持政策工具创新，着力打造全球高技能人才聚集高地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开创性的伟大事业，是全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壮举，需要规模宏大、结构合理和素质优良的高技能人才队伍提供智力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布局和系统推进为高技能人才创造社会价值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平台，也对高技能人才的规模、结构和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应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吸引高技能人才的政策体系，加快打造全球高技能人才聚集高地。一方面，要加快构建人才发展新格局，坚持以国内人才大循环为主，合理使用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人才政策工具，推动区域高技能人才共引共育、协同发展、合作共享，减少区域和城乡之间人才的恶性竞争。制定明确的人才选拔标准，在选拔高技能人才时注重考察政治素养、技能水平和实际贡献，重视从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和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选拔高技能人才。另一方面，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着力提升我国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完善全球高技能人才来华停居留政策和服务措施。美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广泛吸引全球高技能人才，能够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获得巨大收益。因此，我国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独特优势，探索完善高技能人才引进和移民政策，吸引国际高技能领军人才和大国工匠来华长期发展。另外，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契机，鼓励中心城市因地制宜推进人才高地建设，全面提高地区经济、科技投入和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等人才迁徙引力因素，高水平建设国际人才社区，全面优化外籍高技能人才子女教育、医疗健康和配偶就业等服务，以实现全球高技能人才在我国安家立业和安居乐业。

（二）聚焦职业教育改革，全面提升高技能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依托规模巨大的人口基础。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着力点在充分挖掘人口资源和人力资源，促进更多劳动年龄人口通过教育培训成长为高技能人才，以实现“人才红利”向“技能红利”转化。建设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需要发挥我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优势，推动教育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以提高高技能人才自主培养水平。首先，应加快构建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精准定位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以培养创新型、技能型和知识型的高技能人才为导向，推动中职、高职和应用型本科等院校学生贯通培养，以提高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着力完善STEM 教育顶层设计，科学设置STEM 教育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发挥STEM 教育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上的独特作用。〔31〕其次，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创新产学研一体化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发挥政府、职业院校和用人单位等多主体的联合育人作用，推动入职前的学校教育和入职后的企业培训有效衔接，鼓励用人单位通过联合办学、开设“订单班”等方式参与高技能人才培养全过程，积极推广“师带徒”、现代学徒制、“学中做、做中学”等中国特色的培养方式。最后，搭建高技能人才培养平台，发挥创新平台的育才效应。注重整合区域职业教育资源，组建区域职业教育联盟，结合产业需要建设一批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学生实训中心和实习基地，促进产教深度融合。发挥技能大师工作室、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等平台育才作用，完善“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技能竞赛体系，不断拓展高技能人才培养渠道。

（三）推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深度融合，加速形成高技能人才发展技能红利

产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以先进制造业为重点领域的产业现代化要求合理配置高技能人才，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与高技能人才的适配度，促进高技能人才“技能红利”和人才效能的有效发挥。一方面，要推动高技能人才向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流动，形成高技能人才聚集的规模效应。高技能人才是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力量，要鼓励高技能人才向信息通信设备、航空航天装备、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领域集聚，开展工艺研发、技术升级和创新创业活动，推动制造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围绕产业链合理布局人才链，在5G、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采取“揭榜挂帅”“联合攻关”等科研组织模式，赋予高技能领军人才更充分的技术路线决策权、资源调度权和人员支配权。另一方面，要向用人主体充分授权，突出用人单位在高技能人才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岗位使用制度，重点发挥高技能人才在领导团队、传技带徒、技术创新和技术升级等方面的作用，鼓励高技能人才参与企业决策、班组管理和生产线改革等重要事务，推动高技能人才的“技能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发展效能。不断拓展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为取得相应技能等级资格的高技能人才参评专业技术系列职称创造便利条件，支持高技能人才通过“技师+工程师”等形式组建合作团队，支持重大项目技术攻关和核心工艺流程优化改造。此外，加大高技能人才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培育力度，引导高技能人才向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领域流动，提高高技能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四）锚定创新活力激发，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评价与激励制度

科技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现代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时代科技强国，亟须建立契合现代化发展需要的高技能人才评价与激励制度。第一，强化人才评价的贡献导向，加快构建多元化、长效化的高技能人才评价制度体系。破除学历、论文、资历和行政级别等对高技能人才职称评审的桎梏，在评价过程中重点关注高技能人才的技能水平、创新能力和实际贡献，确保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一致。突出发证机构、人社部门和用人单位在高技能人才评价中的主体作用，支持企业开展高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根据高技能人才的工作特点和成长规律合理设置评价周期，实现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协调联动。第二，重点完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持续突破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天花板”。全面总结特级技师评聘试点经验，加快构建新“八级工”职业等级（岗位）制度体系，不断突破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边界，为高技能人才成长为专业技术人才搭建桥梁。支持企业设立特级技师岗位，为符合条件的高技能人才提供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等正高级人员享受的待遇，以激励更多劳动者成长为高级技工、特级技师等领军人才。第三，完善“技能导向”的劳动分配制度，着力提高高技能人才的福利待遇。秉持多劳多得、技高者多得的分配理念，完善技能要素参与劳动分配的制度体系，将高技能人才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发展对象，以技能增收方式推动高技能人才创收致富。引导用人单位建立突出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岗位贡献的高技能人才薪酬分配制度，推广高技能人才企业年金制度，为取得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等职业等级的高技能人才发放技能津贴，以提高高技能人才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五）遵循技能成才规律，营造高技能人才发展生态环境

强化高技能人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作用，需要营造有利于高技能人才发展的生态环境，激励更多劳动者和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道路，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后继有人。高技能人才的技能结构由职业道德、专业技能、特殊职业技能和高级素养技能构成，其技能的习得和积累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打造与高技能人才成长规律相适应的生态环境至关重要。首先，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发挥党对高技能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优势。推进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要秉承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念，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支持和社会参与的高技能人才工作体系。强化党委对高技能人才的政治吸纳，将高技能领军人才纳入党委“一对一”联系、服务范围，注重推荐优秀高技能人才担任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着力提高高技能人才的政治地位。其次，促进人才需求链和服务链深度融合，构建多元化高技能人才服务体系。在引进高技能人才过程中，公共服务等软环境的改善比货币性收益对人才的吸引力更大。〔32〕因此，提高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各地应采取“量身定制”方式为高技能人才精准提供人才公寓、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和创新创业等服务，实现高技能人才对城市归属感和单位认同感的同步提升。最后，加快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大力营造“尊技重能”的良好氛围。改革高等职业院校的招生方式，推动中职教育和高中教育并行发展，努力扭转重学历、轻技能的教育观念，提高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围绕“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建设目标，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加大对高技能人才先进事迹的宣传和表彰力度，促使高技能人才成为青年人才成长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