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照护中的性别身体边界协商及其自洽逻辑

沈锦浩

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不可避免地要与疾病打交道，也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医院。疾病的治愈有时短暂而轻松，有时却漫长而痛苦。不管愿意或者不愿意，很多时候患者往往需要他人的照护。长期以来，患者住院期间的照护工作大多由护士和家属共同承担，护士提供注射、抽血、用药等专业服务，而家属则承担喂食、身体清洁、协助排泄等生活照料服务。不过，由于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多重转型阶段，人口老龄化、家庭少子化等问题日益凸显，传统的家庭照护供给逐渐陷入短缺状态。与此同时，公共的照护资源又没有及时跟进。在此背景下，市场化照护应运而生，病房中的照护服务也出现外包现象。近三四十年来，护工作为非专业护理人员逐渐替代家属的角色，在住院照护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随着照护工作的市场化，市场活动进入亲密关系领域，原先属于私人的领地，如个人空间、生活细节，不得不向陌生的照护者开放。在这种市场化的照护关系中，雇佣双方需要处理彼此之间的边界问题，或者说进行“划界工作”（boundary work）。不少学者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一点，并且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细致的分析。家政工由于住家的工作要求，需要直接进入雇主的家庭空间并且和雇主进行长期互动，因而涉及多重边界协商，成为学者们讨论的主要对象。

从情感边界来看，家政工通常在“干活时把雇主当家人，相处时把自己当外人”，但是因为与雇主长期共同生活，家政工不可避免地卷入雇主家庭关系中，并发展出与雇主家庭成员的私人关系①刘育婷、肖索未：《“干活时把雇主当家人，相处时把自己当外人”——住家家政工的雇主关系及情感劳动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20 年第4 期，第73 页。。从阶层边界来看，雇主会从家务分工和育儿风格两方面划定阶层边界，构建出家政工区别于中产阶层的等级秩序②周群英：《“家里外人”：家政工身份转换的人类学研究——以阈限理论为视角》，《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2 期，第88 页。。不过，部分家政工也会采用“深层表演”策略将工作关系拟亲属化，并且会打造“育儿专家”形象来建立象征性秩序，最终通过构建象征性边界来挑战社会性边界③梅笑：《情感劳动中的积极体验：深层表演、象征性秩序与劳动自主性》，《社会》2020 年第2 期，第111 页。。从空间边界来看，雇主会通过对家庭内部空间的分隔和监视来实施对家政工劳动过程的控制，而家政工则会将城市公共空间转化为休憩的场所和暂时的家园④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208页。。

区别于一般家务劳动，从事住院照护的护工具有独特的职业特点，即在照护过程中双方会发生密切的身体互动和亲密的身体接触，甚至需要直面患者裸露的身体。当前的市场化照护工作依然延续着传统的性别框架⑤佟新：《照料劳动与性别化的劳动政体》，《江苏社会科学》2017 年第3 期，第43 页。，当照护对象是异性时，护工面对的便不仅仅是情感边界、阶层边界和空间边界的张力，还有一重性别身份带来的尴尬⑥吴心越：《照护中的性/别身体：边界的协商与挑战》，《社会学评论》2022 年第1 期，第200 页。。那么，在住院照护中，护工如何协商和患者的性别关系与身体边界？在这些边界协商策略背后，护工有着怎样的行动逻辑？这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基于对上海市多家医院的田野调查，本研究试图分析护工与患者关于性别身体边界的协商策略，并且揭示协商策略背后的行动逻辑。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视角

由于照护一般嵌入在非正式的私人关系中，研究者通常着重分析其中的社会关系和情感经验⑦吴心越：《照护中的性/别身体：边界的协商与挑战》，《社会学评论》2022 年第1 期，第200 页。。但在实际的田野调查中，可以发现以护工为代表的照护工作者的日常劳动包含大量的身体工作，如喂食、抬抱、身体清洁、协助排泄等。作为贴身的陌生人，护工必须直面照护对象的赤裸身体，协商身体接触的边界。因此，有必要在研究中找回缺失的身体维度。

（一）情感劳动：照护工作研究的主流视角

“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是服务业劳动研究中的重要范式。此概念最初由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提出，是指劳动者通过对自身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管理，诱发或抑制自己的感受，以便在他人身上产生适宜的心理状态。在霍克希尔德看来，劳动者的情感劳动被商业组织所管理，以便符合商业化要求，情感劳动是为某种报酬而售的，因而具有交换价值①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 年，第21 页。。“情感劳动”概念提出后，被广泛应用于百货、餐饮、家政等行业研究②汪建华：《劳动过程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与反思》，《社会发展研究》2018 年第4 期，第202 页。。由于照护工作涉及情感互动，照护者往往是照护对象情绪支持的重要来源，因而此概念也被引入照护工作研究中。

相对于一般家务劳动，照护老人或患者往往包含更密切的情感互动和更多的情感投入。凯瑟琳·狄奥多西（Catherine Theodosius）将护理领域中的情感劳动分为治疗型情感劳动（therapeutic emotional labor）、工具型情感劳动（instrumental emotional labor）和集体型情感劳动（collegial emotional labor）等三类，指出不同类型的情感劳动受到不同情感规则的制约③Theodosius C, Emotional Labour in Health Ca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2008,pp.143-198.。梅笑和涂炯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探讨了护工情感劳动发生的社会条件，提出了一种以“关系”为核心的情感劳动分类方式，将护工的情感劳动划分为“消极情感劳动”和“积极情感劳动”，前者主要表现为管控负面情绪，后者主要表现为生产正面情绪④梅笑、涂炯：《效率与温情：大病照护中的情感劳动何以可能》，《妇女研究论丛》2021 年第3 期，第53 页。。申林灵等人则引入职业场域视角，指出护工的情感劳动具有工作与生活的时空融合特征，并且受到服务对象、中介公司及医护人员共同的形塑⑤申林灵、刘谦、孙文喜：《情感劳动的职业向度分析——基于北京S 医院安宁疗护病区护工群体的田野调查》，《社会工作》2022 年第1 期，第89 页。。张智慧和苏熠慧结合情感劳动理论框架与男性气质研究视角，发现男性从事护理工作时经常会遭遇两种歧视，一种是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的歧视，另一种是在劳动过程中遭遇的城乡、阶层和性别相交织的歧视。面对歧视时，男护工会通过“浅层表演”或者“深层表演”展演出“技术专家”“大丈夫”“孝子”“仁人”等不同类型的男性气质⑥张智慧、苏熠慧：《男性养老护理员的情绪劳动与性别气质展演——以上海“长期护理保险”的社区居家照护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22 年第2 期，第57 页。。

事实上，照护工作包括事务性的照料（care for）和关系性的互动（care about）两个方面⑦吴心越：《市场化的照顾工作：性别、阶层与亲密关系劳动》，《社会学评论》2019 年第1 期，第75 页。。关系性的互动虽然不可避免，但也不可忽视，对于照护对象来说，身体上的照料才是最基础的内容和最关键的部分。总的来说，鲜有研究关注照护工作的身体属性。当前的照护工作研究大多延续情感劳动的理论脉络，预设了照护者在工作中相对理性和有序的情感管理，而忽视了在照护过程中最为直接的身体接触。因此，本研究试图将“身体”重新拉回照护工作研究的视野，强调照护工作的身体属性，凸显身体在照护工作中的关键性质。

（二）身体工作：照护工作中的性别身体维度

近二十年来，随着照护、医疗、美容产业的迅速发展，工作社会学、照护研究等领域的学者逐渐关注到“身体工作”（body work）的重要特征并将之概念化。茱莉亚·特威格（Julia Twigg）对“身体工作”的定义是，为他人处理身体与身体延伸物（如体液、排泄物）的工作①Twigg J, "Carework as a Form of Bodywork", Ageing & Society, 2000, No.4, p.391.。卡罗尔·沃尔科维茨（Carol Wolkowitz）将身体工作诠释为“在他人身上工作”，强调将身体视为当下的劳动场域，且工作内容涉及和身体亲密的、混乱的接触②Wolkowitz C,"The Social Relations of Body Work",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2022,No.3, p.497.。许多学者指出，无论是医疗照护还是社会照护，核心内容都是身体工作③Twigg J, Wolkowitz C, Cohen R L, et al, "Conceptualising Body Work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011, No.2, p.171.。雷切尔·劳拉·科恩（Rachel Lara Cohen）认为照护行业的重要特质在于，劳动者与其工作界面（即他者身体）往往必须在时空中共存，纵使未来照护走向机械化和电脑化，身体工作具备的实体性、亲密接触特质仍难以取代。加上每个被照护的身体都是独特的，且会回应与变化，因此劳动过程往往难以标准化④Cohen R L, "Time, Space and Touch at Work: Body Work and Labour Process (Re)organisa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011,No.2, pp.189.。

在身体工作的视野下，他者身体是被处理的客体，但是由于身体同时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⑤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第三版，李康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年，第38 页。，照护者不得不面对身体的社会性带来的工作困境。其中，由照护双方身体亲密接触所衍生的性与性别议题最为常见。照护行业的从业者以女性为主，当照护对象是男性时，照护者在频繁的身体接触中可能会遭遇刻意的性话语，甚至是性骚扰。栾文敬等人发现，养老机构老年人存在多种形式的性表达，护工对此主要采取刻意忽视、直接制止、隐藏自身女性特质等消极应对方式⑥栾文敬、李瑞丹、华若昕：《养老机构护理员对老年人性表达的认知与应对策略》，《老龄科学研究》2021 年第11 期，第36 页。。吴心越则关注到部分护工相对积极的应对方式，她们会主动参与性的玩笑，甚至会和老人发展出另类亲密性⑦吴心越：《照护中的性/别身体：边界的协商与挑战》，《社会学评论》2022 年第1 期，第200 页。。即使没有遭遇性暗示、性表达，女护工也会因为需要照护男患者而承受“不正经”的生活作风污名⑧栾文敬、李蓝天、张金鹏：《养老护理职业污名的类型、应对策略及文化阐释》，《老龄科学研究》2022 年第5期，第62 页。。

讨论照护工作，如果忽视身体所扮演的角色，将失去许多内涵与意义。如果将身体纳入研究视野，就必然会涉及由身体所衍生的性与性别议题。因此，基于住院照护以身体工作为核心的特质，本研究试图弥补当前照护研究中身体维度的缺失，重现社会科学中“身体”的在场性，聚焦于身体的社会性存在，分析护工与患者关于性别身体边界的协商策略，并且揭示协商策略背后的行动逻辑。

二、田野地点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在上海展开。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以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上海市常住人口中，60 岁及以上人口为581.55 万人，占总人口的23.4%，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404.9 万人，占比16.3%①《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2021 年5 月18 日，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10518/001a0cef127c499eb381fa8dc3208e95.html，2023 年8 月1 日。。无论是60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还是65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都远超全国水平。上海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而年龄增长往往伴随着身体机能衰退和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慢性病、常见病占比越来越高，且存在多病共存特点，对照护服务需求持续增加。与此同时，上海护工行业的从业规模和规范化程度都处于全国前列。从2004 年4 月1 日起，上海就规定在本市医疗机构内从事护工工作的人员必须持有上海护理学会发放的《护工上岗证》后方可上岗，当年4 月前共有近5000 名护工领取了上岗证②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护工护理员今持证上岗近5000 人在上海领取了从业证》，2004 年3 月31 日，http://wsjkw.sh.gov.cn/xwfb/20180525/0012-31960.html，2023 年8 月1 日。。截至2020 年7 月，通过上海护理学会培训并拿到上岗证的护工已有4 万余人③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0702 号提案的答复》，2020 年7 月10 日，http://wsjkw.sh.gov.cn/zxtadf/20200710/4b2902f62e784068911b643e3caacc4d.html，2023 年8 月1 日。。因此，选择上海作为调查地点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本研究的两个主要田野地点是普仁医院和汇南镇社区医院，普仁医院是一家三级乙等综合医院，汇南镇社区医院是一家一级基层医院④按照学术伦理要求，本研究涉及的医院和访谈对象均已匿名化处理。。之所以选择这两家医院，是因为笔者有意比较不同等级医院的护工的工作内容差异。从调研结果来看，不同等级医院的护工提供的照护服务的确略有区别，但就本研究探讨的性别身体边界协商问题而言，两家医院并无明显区别。

普仁医院的调研时间是2022 年2—3 月和11 月，笔者首先与医院社工部主任取得联系，在她的引荐下，又与医院护工办主任取得联系，并且获得他的允许和支持。由于疫情常态化管理的要求，该医院规定非医院工作人员不能随意进出住院部，因此，与两位主任商量后，笔者以医务社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医院开展调研。调研期间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在工作中实时观察护工的具体照护实践及其与照护对象的互动过程，并就双方互动的相关问题对护工进行访谈。

汇南镇社区医院的调研时间是2022 年12 月，笔者首先与医院办公室主任取得联系，在她的帮助下，又得到了医院医务科和护理部的同意，以研究者身份直接进入医院开展调研。调研期间主要采用非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不参与病房的日常工作，专心观察护工的工作和生活日常，详细了解护工的日常作息、具体工作流程、工作内容、工作安排等情况，并就观察到的现象对护工进行访谈。

在田野调查中，因为受疫情影响，上海所有医院病房采取封闭式管理，笔者又在2022 年5—7 月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对上海市另外四家医院的数十位护工开展电话访谈。参与观察和非参与观察相结合的方式，使笔者全方位掌握了护工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也体会到了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的不同文化氛围。面对面访谈和电话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使笔者获得了丰富翔实的材料，了解了护工关于照护工作和性别议题的真实看法和实际体验。

三、住院照护中的性别身体与边界协商策略

当身体被视为医学身体时，医护人员的性别显得无关紧要，无论是护士还是护工，都只是在为患者进行护理。然而，在具体的照护实践中，照护者面对的是活生生的性别身体，因而经常会处于日常规范下的性别与职业身份的冲突中，患者也不得不同时面对无性别的医学实践与有性别的照护者个体①刘宏涛、蒋睿：《性别与身份：中国大陆妇产科医患冲突的一个分析维度》，《思想战线》2017年第3期，第29页。。护工以女性为主，其日常工作主要围绕身体照护展开，包含密切频繁的身体接触，尤其是面对失能失智的患者时，他们的赤裸身体和生理过程会完全向照护者敞开。在现代的性道德秩序下，合宜的性接触只能在浪漫爱情或者异性恋婚姻内进行②Rubin G S,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Vance C S（ed.）.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 K.Paul, 1984, pp.267-319.。任何跨越边界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对既有分类秩序和道德规则的冲撞，也会被定义为不洁的、带有危险性的行动，人们必须通过分隔、净化等方式来重建被破坏的秩序，平复道德上的不安③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剑波、柳博赟、卢忱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第143-159 页。。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面对照护性别身体带来的尴尬和羞耻，护工主要发展出以下四种边界协商策略。

（一）“男做男、女做女”：遵循性别规范

虽然很多医院不招收男护工，但是少量男护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护工职业身份实践与日常性别规范的冲突困境。在有男护工的科室，护工之间会私下达成协议，尽可能遵循性别规范。男患者通常交给男护工照护，女患者通常交给女护工照护，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如果男患者太多，女护工会参与照护；但是如果女患者太多，男护工则不会参与照护。这种对于性别规范的遵循，既是男护工自身的想法，也是医院和公司的要求。正因为如此，男性在医院做护工往往会被认为很吃亏，因为他们不能照护女性，收入相对于女护工来说会少一些。

“男护工一般只能做男的，女的不好做的。女护工男的能做，女的也能做，别的没什么。”（梅阿姨20221110）

在普仁医院的神经内科，总共有方师傅、代阿姨和香阿姨三个护工。他们三个人采取的是小组合作制，用行话来说就是“打统账”。也就是说，整个科室内请护工的患者三个人一起照护，护理费三个人平分。如果遇到男患者，就主要由方师傅照护；遇到女患者，就主要由代阿姨和香阿姨照护。普仁医院的骨科也是如此，该科室同样有一男二女三个护工，采取的也是小组合作制。

“像（女病人）擦身、换尿布什么的都是我们弄的，小方不做的。他最多就是拿拿饭、看看盐水，就是不能擦身，擦身人家要有意见的。”（代阿姨20221104）

小组合作制需要护工之间相互协助，尤其是彼此之间不能太过计较，很多科室之前都采取过这种模式，但是后来又改为“管床制”，而科室内的“夫妻档”护工则可以避免类似事情的发生。夫妻两人一起在同一科室做护工，既可以遵循“男做男、女做女”的性别规范，又可以避免相互之间计较谁做得多、谁做得少。普仁医院中医科的霞阿姨和权师傅就是一对“夫妻档”护工，两人从2016 年进入医院以后，就一直一起在中医科做。期间权师傅虽然有调到骨科的机会，但是两人还是决定不分开。在访谈中，霞阿姨和权师傅详细说明了两人的分工，并且强调了夫妻两人在一起做护工的优势。

“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嘛，就这一点好，男病人他做，女病人我做，我基本上不搞男病人的。有的时候男病人多，我想帮忙，我老公说，不要你帮忙的，你歇着吧。因为我女病人多的时候，他帮不上忙的，他最多就是打打水、拿拿饭，别的不好帮的。不像别的科室，女护工男女都要做的。”（霞阿姨20221123）

（二）“他们自己弄”：维系身体界限

虽然护工在照护实践中会尽量遵循“男做男、女做女”的性别规范，但是在没有男护工的医院或科室，女护工不得不亲自照护男患者。不过，从笔者的田野调查来看，很多女护工会尽可能地维系身体界限，尽量减少、避免触碰男患者的私密部位。比如，在为男患者擦身时，女护工会帮助他们擦拭身体上的各个部位，包括脸、手、脚、腹部、背部等部位，但是会尽量避开患者的下体。尤其是当患者头脑清楚或拥有部分自理能力时，女护工会跟患者协商，是否需要擦拭下体、能否自己擦拭下体，甚至有时候女护工会直接让患者自己“擦一擦”。以下是笔者在骨科病房里观察女护工照护男患者的一则田野笔记：

今天下午3 点半左右，80 床病人刘某某（45 岁）左手骨折，刚刚入院，要换上病服。君阿姨在换病服前要给病人擦身，擦完上身以后，君阿姨让病人把裤子脱下，擦一下大腿。擦完大腿之后，君阿姨让病人自己简单擦一下那个地方（下体），并且说“你手骨折了，你也没办法，我也不讲究男的女的，你是病人，你要方便的话，就自己擦下，我就不给你擦了。”之后，病人接过毛巾，准备自己擦，君阿姨则转过身去，为病人拉好床帘。（田野笔记20221127）

从田野笔记中可以看出，君阿姨面对年轻男患者非常羞耻，因此她虽然表示自己愿意为患者擦下体，但是还是希望患者自己擦。大多数女护工像君阿姨一样，她们在照护实践中会尽量掌握性别身体的边界，尽量减少可能产生性意味的不必要的身体接触。苏阿姨在访谈中也表示，自己在面对年轻男患者时非常不好意思，如果是双手或单手能够活动的患者，她会让他们自己擦拭私密部位，如果是双手都不能活动的患者，她也只是对他们的下体简单擦拭，尽量缩短接触下体的时间。

“有的小伙子也不要我做，我嘛也不好意思。有的人其他地方擦完了，小便的地方我就让他自己擦擦吧，有的人不方便，我也就是马马虎虎地擦擦。”（苏阿姨20221127）

叶怡廷对台湾地区居家照护服务员的田野调查也发现，她们大多秉持着“能洗到就尽量自己洗”的工作原则，在照护实践中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触碰，比如：在老人能力所及之处，维持身体距离，仅协助冲水；为老人准备好沐浴用品，让其自行清洗特定部位①叶怡廷：《“每个人的身体都不一样”：居家照顾服务中的身体工作》，张晋芬、陈美华编：《工作的身体性：服务与文化产业的性别与劳动展演》，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19 年，第222 页。。可以说，在身体照护工作中，性别规范是横亘在照护者和照护对象之间的鸿沟，不论是照护者还是照护对象都不希望跨越这一规范，在被逼无奈下，照护者会尽可能维持一定的身体界限，这是她们最后的坚守。

（三）“老人没关系”：去性化想象

虽然护工在照护过程中会努力维系身体界限，但是面对生活完全无法自理的患者，护工不得不进行亲密的身体接触。由于完全无法自理的患者以老人为主，护工会对患者进行去性化想象，强调老人是“无性”的，照护老人“没关系”“没什么”。具体而言，面对老年男患者，女护工采取的应对策略有三种。

第一种是强调对方身体的“老化”，视之为没有性能力的个体。由于社会一般将性活跃的界限建立在年龄和身体能力的基础上，衰老失能的身体往往被视为无性的②吴心越：《照护中的性/别身体：边界的协商与挑战》，《社会学评论》2022 年第1 期，第200 页。。很多照护老年患者的阿姨在访谈中都会强调“患者是老头”，虽然并没有直接地指出患者是没有性能力的，但是其暗含的意思已经不言而喻。因为照护对象是没有性能力的“老头”，所以自己的照护实践无涉性意涵。

“照顾男病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们都是老头了，我们反正也这么大了，反正都是人，这个工作就是这样，不要往那方面想就好。”（袁阿姨20221110）

第二种是强调对方头脑的“痴呆”，视之为没有性意识的个体。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像汇南镇社区医院这样的社区医院收治的患者基本患有包括认知症在内的多种疾病，在普仁医院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心内科、中医科等科室也有很多患者存在认知障碍。照护这些患有认知症的老年男患者，对于女护工来说，就少了许多性别上的忌讳。因为在她们看来，“脑子不清楚”的患者没有辨别事物的能力，更不会有性意识和性需求，因而自己的照护实践同样无涉性意涵。

“像我们做护工的，好像不存在什么男女性别的感觉……脑子清爽的人是会有的。但是来到这里的都是年纪很大的老人，脑子都是不清楚的，就像孩子一样的。”（刘阿姨20221208）

第三种是将对方的生殖器官客体化，视之为没有生命的物体。前两种策略主要从老年男患者整体出发进行去性化想象，第三种策略则是对部分身体器官进行去性化想象。女护工照护男患者最关键的性别麻烦在于对私密部位的清洁，因此她们会将触碰的部分视为具体的器官、患病的生物体，而非具有性别的身体，如同男妇产科医生为女患者检查私密部位时一样①刘宏涛、蒋睿：《性别与身份：中国大陆妇产科医患冲突的一个分析维度》，《思想战线》2017年第3期，第29页。。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经常能看到女护工给失能失智的老年男患者扎尿袋或擦洗下体。在她们看来，她们触摸或擦洗的只是没有生命的物体，因而无关紧要，也早已习以为常。

“这个都没什么的，跟动物差不多的，擦的时候不要去想别的事情，该怎么擦就怎么擦，摸上去没什么感觉的。刚开始不好意思，后面就慢慢习惯了。”（邢阿姨20221117）

（四）“他们是病人”：去性别化建构

除了区分患者的年龄，很多女护工会在照护实践中将男患者的性别身体重新建构为医学身体，对男患者进行去性别化建构。当笔者问及女护工照护男患者的麻烦时，很多女护工会强调，在她们眼里，自己照护的对象就是“病人”，而“病人不分男女”。

“我们这里男女不分的，都一样看待的。也有男病人说要男护工，我跟他说，在医院里男女都不分的，我们都是老太婆了，我们是工作人员，没关系的。护士还是小姑娘嘛！你不要放在心上，你早日康复就行，很多事情不要放在心上。人家就感觉，想想也是。刚开始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就觉得都是病人嘛！也没有想得那么多。”（张阿姨20220704）

在凤阿姨的丈夫张师傅进入泌尿外科做护工之前，凤阿姨一个人在该科室做护工。该科室相比于其他科室，有一个更明显的性别麻烦，就是有时候需要帮患者刮阴毛，方便医生进行手术。刚开始凤阿姨非常不好意思，后来慢慢适应了工作内容。

“刚开始人家男的也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特别是刮阴毛，有的年轻人就说自己来。时间长了，我就觉得他们只是病人，我就是护工，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男的女的。医生男的也给女的看病，女的也给男的看病，护士小姑娘这么小，我说这个不能分什么男女的。”（凤阿姨20221122）

从凤阿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医护人员去性别化的医学实践是女护工为自己照护男患者建构正当性的合法依据。在访谈中，很多护工表示，女医生会为男患者看病，男医生会给女患者看病，甚至比自己年轻的女护士也会给男患者进行护理，自己作为中年女性，不应该在意这些细小的问题，只需要把照护对象当作患者就好。和医护人员一样，患者身体只是自己日常工作实践的对象。

“这个东西吧，我看我们病房的医生护士给男病人插导尿（管）什么的，也很正常，我觉得。然后老师也跟我们讲，在医院里面，没什么男的女的，只要家属能接受就行。但是在接收男病人之前，老师都会提前问一句，介不介意要女护工护理？如果病人能接受的话，我们才去护理的。如果家属有一点点不同意的话，我们都不会去的。因为他不配合的话，也影响我们工作的。”（胡阿姨20220701）

四、性别身体边界协商中的自洽逻辑

正如上文所述，护工面对不同的患者和不同的情境会采取不同的边界协商策略。不同的策略折射出不同的行动逻辑，但护工的行动主线始终是努力寻求自洽。具体而言，照护工作中的行动逻辑包括性别逻辑、金钱逻辑、道德逻辑三重逻辑。

（一）性别逻辑

“男女有别”是中国传统性别文化中的重要内容，直到今天，这一观念仍然制约着两性的行为方式。《礼记·大传》云：“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与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男女有别”是礼中“不可得与民变革”的重要经法之一，古人认为“男女有别”是维持人类群体生活不可缺少的基本准则①刘舫：《“男女有别”新议》，《经学文献研究集刊》2016 年第2 期，第279 页。。“男女有别”不仅仅停留在观念上，而且体现在“男女授受不亲”的行动上。《礼记·坊记》云：“礼，非祭，男女不交爵。”《礼记·内则》云：“非祭非丧，不相授器。”从《坊记》和《内则》可以看出，古代男女只有在祭祀时，才有合法接触的可能，否则就是“越礼”。具体到照护工作，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照护”与“伺候”总是难以区分的，这是一个家庭的责任，有着根深蒂固的性别规范和地位等级制度，照护只能由同性且比患者地位低的家庭成员承担。对于中国古人来说，由“良家妇女”去照护患者尤其是男患者，简直是无法想象的②Liu C T, "From San Gu Liu Po to 'Caring Scholar': The Chinese Nurse i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1991, vol.28,No.4, p.316.。就当下社会而言，虽然“男女有别”的“礼”之层面的内涵已经被部分消解，但人们对于“性”依然讳莫如深③沈燕：《“脏”与“不值钱”：养老院老年人的身体感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20 年第4 期，第25 页。，男女之间在浪漫爱情或者异性恋婚姻之外的亲密接触往往会引来非议。因此，护工在照护工作中会尽可能遵循性别规范，避免照护双方的异性组合。即使异性组合不可避免，护工也会尽可能维系身体界限。

需要注意的是，日常照护工作中的异性组合仅限于女护工照护男患者，而男护工是不愿意也不允许照护女患者的。可以说，“男护工只能做男病人，女护工男女病人都能做”是护工行业的默认行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相比于男性，女性在接触身体方面享有更大的自由。霸权型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将男性视为性掠夺者，并且限制男性接触身体，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身体④R.W.康奈尔：《男性气质》，柳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106 页。。而女性的性行为表现为被动、等待性唤起，范围更为有限，其行动被认为是性中立或安全的。再加上母性模式的主导地位，许多身体工作的积极文化关联，包括作为安慰或治愈的触摸，通常被视为是女性化的⑤Twigg J, Wolkowitz C, Cohen R L, et al, "Conceptualising Body Work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011, vol.33,No. 2， p.171.。因此，女性可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来进行可能违反道德准则的身体照护工作，而不被认为具有威胁性或性意涵①Twigg J,"Carework as a Form of Bodywork", Ageing & Society, 2000, vol.20,No.4， p.391.。这一点男护工有别于男护士。虽然男护士在护理女患者时，经常会遭遇到女患者的拒绝和排斥，但是有时候也可能凭借自己医护人员的权威和专业角色而受到接纳②李雅芬、杨玉娥、涂嘉玲：《看见性别或专业——男护生于妇产科病房之实习经验》，《护理杂志》2013 年第3期，第68 页。。

（二）金钱逻辑

在“男女有别”的性别逻辑下，护工会尽可能建立身体接触的实质性边界，但是在男性照护人才稀缺和照护对象身体限制的情况下，护工不得不跨越社会规范划定的身体边界。在这一过程中，护工的行动逻辑转向金钱逻辑，“为了赚钱”成为护工克服一切困难的主要驱动力。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做护工，就是因为背负着沉重的家庭压力。苏阿姨1997 年进入普仁医院做护工，谈及打工前的家庭生活时，苏阿姨有着一肚子的苦水。苏阿姨至今都记得特别清楚，当初低三下四地向别人借钱买盐的场景，更记得为了大女儿上学向别人借钱却被“放鸽子”的场景。过往没有钱、没有尊严的生活让苏阿姨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赚钱，不能再让别人瞧不起。因此，苏阿姨来到上海打工，先是做家庭保姆，之后又托人介绍进入医院做护工。虽然苏阿姨在照护男患者时经常会觉得难为情，但是在经济回报的激励下，一直坚持到现在。从田野调查来看，护工的收入是相对可观的。无论是三级医院，还是社区医院，护工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五六千块钱，好的时候可以达到七八千块钱，远高于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农民工平均收入4615 元③国家统计局：《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3 年4 月28 日，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304/t20230428_1939125.html，2023 年8 月1 日。。

在访谈中，很多人会将照护工作与其他工作进行比较，分析这一工作的利弊得失。对于她们来说，身体上的亲密接触仅仅是照护工作的一点小缺陷，相对于工作整体的收益来说，不值得一提。当问及女护工照护男患者时是否会不好意思，很多人表示，“只要能赚到钱，没什么不好意思”。

“人家把人交给你，你怎么办啊？你要是怕丑、怕羞、怕难为情，那你就不适合做这个，你在家里呆着吧！”（贺阿姨20220306）

一项关于性工作者的调查报告表明，生存和挣钱是性工作者首要解决的问题，道德是她们生存状况改善之后才可能追求的东西④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3 期，第58 页。。护工选择从事照护工作遵循着类似的逻辑。在很多护工看来，和患者的亲密接触是照护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在努力赚钱的奋斗目标之下，传统性别观念成为需要努力克服的心理障碍。

（三）道德逻辑

“为了赚钱”是护工突破性别规范的主要动力，但是护工的论述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金钱逻辑上，她们还会强调自身行动的道德逻辑。在访谈中，很多护工将照护工作解读为对患者的帮助，是一种有偿的利他行为。很多人认为，每个人都有生病的时候，做护工就是在“做慈善”“做好事”。面对老年患者，部分护工还会进一步强调自己在“替子女尽孝”。成年子女作为中青年照护者往往“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既要照护生病的老人，又要照护年幼的孩子。将照护工作外包给护工，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子女照护的主客观负担。在田野调查中，刘阿姨对某短视频称“护工是医院里的怪胎”的说法非常愤慨。在她看来，护工就是扮演家属的角色，给患者提供基础的生活护理。田野调查还发现，部分护工在话里话外会谴责子女的不孝，并且将子女的“不作为”与自己的“尽心尽力”相比较，以此来暗示自己的高尚道德。在“老年无性”的社会普遍认知基础上，“做好事”“替子女尽孝”等论述为照护工作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并且淡化了照护工作中的性与性别意涵。

不仅如此，不少护工在访谈中还会将自身与医护人员作类比，进一步强调照护工作的道德内涵。

“当初医院闭环管理的时候，我就主动要求到隔离病房去，24 小时穿防护服戴口罩，每次里面的衣服都能挤出很多汗水。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这就像一个国家打仗一样，总要有人冲锋向前。”（苏师傅20220228）

在她们看来，医护人员承担着救死扶伤的崇高使命，自己作为辅助护理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因而可以说是在间接地救死扶伤。在医学实践中，医护人员将患者的社会性别角色剥离，以统一的病人角色取而代之。护工在照护实践中运用类似的策略，强调“病人不分男女”。部分护工还会强调自身在患者的治疗和护理服务中承担了大量肮脏、污秽的工作，以此来凸显自身的劳动道德、模糊其中的性别麻烦。从田野调查来看，部分护工在日常交流中或者访谈中会不时地积极表述自己的劳动，她们试图让他人意识到自己照护患者的伟大付出，以获得他人对自己的劳动以及道德品质的承认。总之，在“老人没关系”和“他们是病人”的话语之下，护工建构了循规蹈矩、品德高尚、充满利他主义的道德自我，减轻了自己突破性别规范的心理负担。

五、结论与讨论

在照护市场化的趋势下，护工逐渐替代家属的角色，成为住院照护中“不可或缺的局外人”①Tu J, Mei X, Fang C, "Indispensable Outsider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he Working Experiences of Hospital Care Workers in China", Journal of Nursing Management, 2021, vol.29, pp.2686.。照护工作包括事务性的照料和关系性的互动两个方面，既有研究在“情感劳动”概念的启发下聚焦于照护者的情感管理，却忽视了在照护过程中最为直接的身体接触。对于护工来说，身体工作是其照护工作中最基础的内容和最关键的部分，由此决定了照护双方会发生密切的身体互动和亲密的身体接触。护工作为贴身的陌生人，在性别规范的约束下，经常会面临性别身份带来的尴尬，因而需要和患者围绕性别身体进行边界协商。

通过对上海市多家医院的田野调查，发现护工在照护实践中发展出遵循性别规范、维系身体界限、去性化想象、去性别化建构等边界协商策略。不同的策略折射出不同的行动逻辑，但护工的行动主线始终是努力寻求自洽。具体而言，照护工作中的行动逻辑包括性别逻辑、金钱逻辑、道德逻辑三重逻辑（见图1）。三重逻辑贯穿于整个照护工作过程，在不同的情境中或在不同的患者身上选择性地呈现。

图1 性别身体边界协商中的自洽逻辑示意图

遵循性别规范和维系身体界限两种策略背后的主导逻辑是性别逻辑，根源于传统性别规范。“男女有别”的观念在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其包含的重要含义是男女身体或空间上的隔离①李志生：《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259 页。。这种观念是女护工照护男患者时必然会遭遇的障碍，也阻碍了部分劳动者进入照护行业。对于已经入行的护工来说，依然会按照“男女有别”的观念，尽可能建立身体接触的实质性边界。去性化想象和去性别化建构两种策略背后的主导逻辑是道德逻辑，其核心在于获得工作意义的补偿途径。张慧指出，“福与命”的观念在宇宙观的层面是对那些“我们所做的”“我们能做的”以及“超过我们能力范围的”事情的合理化反思②张慧：《羡慕 嫉妒 恨:一个关于财富观的人类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40 页。。道德逻辑对于护工而言，也可以如此理解。护工需要寻找一些途径来获得更多的对自己工作意义的肯定，而强调照护工作的道德意涵则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的方式，将自己有违传统性别规范的照护行为转化为一种高尚、利他的正面行动，从而为自己建立了获得意义的新的补偿途径。同时，上述四种策略都受到金钱逻辑的影响，金钱逻辑的内在是经济理性驱动，构成性别逻辑和道德逻辑的过渡。农民工的经济理性已经被诸多研究广泛证实，很多人会通过比较经济得失来选择工作或权衡行动，希望达到一个经济值的帕累托最优。正如项飚所说，“老百姓在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时候，通常是彻底的政治经济学家，倒是外来学者要对社会现象作文化解释”③项飚：《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王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49 页。。从事照护工作对多数护工来说是最优选项，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护工们努力克服身体接触时的尴尬和羞耻，并通过对照护工作的合理化反思来维护自身的主体性。简而言之，护工基于金钱逻辑来突破性别逻辑，却又以道德逻辑来修补金钱逻辑。

在人口老龄化和疾病普遍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各种疾病之中，住院照护需求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各级政府推动照护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认为，加强照护人才队伍建设，既要提高护理人员的收入待遇，又要注重从性别文化和道德文化着手。一方面，要努力改变传统性别观念和工作观念，引导和吸纳更多男性加入照护行业，帮助他们克服传统性别刻板印象和劳动性别分工引发的心理障碍；另一方面，要加大照护工作道德内涵的宣传力度，呼吁全社会尊重护工、认可护工，增强护工的职业认同感、工作成就感和道德高尚感。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照护的市场需求与照护者的自我需要，实现被照护者与照护者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