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模式及机制研究
——基于T 市的多案例分析

薛立强，赵 月，范文宇

（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天津 300134）

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是指城市生活中有回收价值但回收利用成本高、市场主体回收意愿低、具备生活垃圾和再生资源双重属性的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废玻璃、快递废塑料包装袋、泡沫塑料、纸基复合包装、废旧织物等多个品类[1]。大量低值可回收物混入城市其他生活垃圾进行焚烧处理，浪费大量再生资源。据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测算可知，2021 年全国城市垃圾清运量达3.17 亿吨，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占比40%～50%[2]。城市低值可回收物管理是城市生活垃圾清运体系和废旧物资回收体系的交叉内容，也是衡量城市环境治理水平及可持续发展潜能的重要指标[3-4]。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一方面在实践中以推进城市生活垃圾清运网和废旧物资回收网“两网融合”为主要方向，另一方面在学理上具备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特性。参与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个体回收者、公众等。因此，本文以中国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为研究场域，致力于探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的进程中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是怎样的？这种协同治理机制能为低值可回收物治理产生哪些效用？本文尝试构建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分析框架的同时归纳出不同类型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类型，分析和比较不同治理类型对城市低值可回物治理产生的实际影响，探究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相对理想的协同治理模式，为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建议。

1 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

1.1 文献综述

1.1.1 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的产生与影响因素

相较于城市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的收集和清运，兼具生活垃圾和再生资源属性的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其治理难度和复杂程度要高很多。一方面在城市环卫部门负责的生活垃圾清运管辖范围内，低值可回收物在其生活源头产生数量多，市场回收比例低，地方政府每年需耗费巨额财政资金进行末端处置[5]。另一方面在城市商务部门监管的废旧物资回收市场中，零散回收个体抢占的大部分市场高度分散，企业相关回收数量难以规模化稳定化限制中端精细分拣，长期较低的市场价格制约末端再利用水平[6]。在减少“垃圾围城”带来的环境负面效应、发展“逆向物流”下的循环经济产业、助力节能减碳绿色新时尚等多重意义下，促进城市生活垃圾清运网和废旧物资回收网的协同融合（即“两网融合”）应运而生。

国内外学者基本上从技术、制度、市场和参与四大层面探究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在技术层面，20 世纪60 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低值可回收物治理技术。在低值可回收物的清运和精细分拣环节，学者们集中讨论了清运路线设计、可回收物分拣技术等问题，如Serrano 等[7]运用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来设计逆向物流网络，以实现建设成本最小化与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需求；Weisheng等[8]介绍分拣技术发展历程，即从原来施加重力、磁力或手动拣选等直接分离手段，或者使用传感器检测某类材料再机械分拣到如今使用基于计算机视觉（CV）算法的全品类自动分拣技术。对于末端处理，Kumar 等[9]趋向于研究废弃物焚烧技术的不断完善和能源转化，如焚烧效率和焚烧后产生的新物质综合利用等。在制度层面，Turner 等[10]提出实行原生材料征税和再生材料补贴，可从源头减少垃圾量，进而鼓励企业进行绿色设计。同时，王建明等[11]认为原生材料征税存在税负转移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再生材料补贴政策的实行或取消不会影响废弃物回收率，结合回收补贴和消费税的押金返还制度是较优选择。杨凌等[12]介绍该制度要求公众为购买具有潜在污染性的产品支付一笔“附加费”，此款项在消费者将产品包装交还给回收处理机构后返还。在市场层面，Hao Xinyu 等[13]通过建模分析认为潜在的“公地悲剧”和市场失灵值得关注，即处置方式不当的非正式回收商主导回收市场，从而产生“公地悲剧”，所以治理模式中社区参与和公众认知仍然很重要；同时回收商的逐利行为和对低附加值废弃物的无知导致市场失灵，因此，适当的基础设施回收能力建设和政府与市场的创新合作模式将缓解市场失灵。在参与层面，Ahmed 等[14]发现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是形成公私伙伴关系的核心，这两类组织可直接参与问责，改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提供的服务质量。郑芬芸[15]认为中国公众参与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的实践处于起步时期，需依赖于政府进一步引导、鼓励和支持。

1.1.2 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由“两网融合”延伸出学理上的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确有必要。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研究偏重于结构分析，缺少学理层面的探究分析。徐林等[16]从市场与技术的协同视角分析了包含低值可回收物在内的垃圾分类形成机制；徐林等[17]把包含低值可回收物在内现存的废弃物治理模式分为“公共部门—正式私人部门”治理模式、“社会组织—非正式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社会组织—非正式私人部门”治理模式；潘永刚等[18]通过实地调研归纳出我国目前“两网融合”运营模式，如环卫回收一体化模式、再生资源企业跨界转型模式等。仅仅是对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现状进行静态的结构分析，难以判明多主体协同行动秩序的内在机理，无法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联性变动做出适应性的调整，无法透射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隐藏机制。

总体来看，以上研究为解读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这一议题做出有益贡献，但仍有进一步的分析空间。简言之已有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缺少各个影响因素互相协同的解释逻辑。国内外低值可回收物研究虽然从制度、技术、市场和参与四大方面有侧重性地分析了影响的程度和效果，但是较少有研究深入探究主要影响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低值可回收物治理，不同情况下影响因素互相协调融合的底层逻辑是怎样的。二是缺少理论整合视角分析协同机制。以理论整合视角探讨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的研究相对较少，现实中无法单独抽出问题的一个方面进行治理，必须以整合的理论构架来整体推进低值可回收物治理。基于以上考量，本文将从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源于城市政治研究的互动式治理理论及协同论的整合来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以T 市推进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的多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多主体协同行动秩序的内在机理。

1.2 理论视角：“行动环境—治理结构—服务效度”分析框架

在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现实逻辑中，粗放的治理过程、单一治理结构及弱化的绩效评估愈发难以适应城市环境治理的要求[19]。本文提出构建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需要着眼于行动环境、治理结构和服务效度三方面，建构“行动环境—治理结构—服务效度”的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分析框架

图2 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机制

1.2.1 行动环境：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制度—技术”环境

首先，运用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将“行动环境”进行理论维度解析。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组织会受到两种环境变量的影响——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20]，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技术环境则要求组织服从效率。借鉴该理论分析视角，本文认为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过程中会受到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共时性影响。其中，制度环境是指政府出台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和公共环境规制制度，这与社会组织合法性相关；技术环境是指多元主体提供的有关低值可回收物收运处置的企业设施环境、行业协会的标准规范等，这与社会组织的生产效率有关。

1.2.2 治理结构：互动式治理理论与协同论共建的协同机制和主要模式

接下来，结合城市政治研究的互动式治理理论和协同论将“治理结构”进行维度分解。互动式治理源于城市政治研究，强调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各个阶段都应参与其中[21]。在全球公共管理变革的第三次浪潮中，互动式治理理论更强调市场机制与社群机制的相互嵌入。多元主体因相同的目标产生比较相似的公共价值，从而达成合作，制定并共同遵守同一制度，有效地减少订约与履行合同时交易成本，使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自主能力，实现收益最大化；社群机制支配下的网络治理内嵌于市场机制，基于信任与合作而产生的社群机制也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包括通过特定群体参与公共决策等方式来维持社会秩序。

然后，根据协同论：在一个内部非均衡的开放系统与外部进行物质或能量交换时，系统内各子系统相互作用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形成时空及功能上的有序结构[22]，将上述制度、技术、市场和参与四大类因素相互协同，得到不同的协同治理形态。依据四个判别指标强弱组合的差异，可以将十六种协同治理形态分为五种类型：分散型、依附型、驱动型、协作型、共治型。（1）分散型协同治理模式是一种弱制度、弱技术、弱市场和弱参与的形态，是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起点，主要由政府内部协作处置混杂在生活垃圾中的低值可回收物，外部协同较少，研究价值低。（2）依附型协同治理模式是制度、技术、市场和参与四个指标中有一个指标程度强，三个指标均为弱程度，本模式为协同治理的初级形态，依附于政府激励制度开展低值可回收物市场运作更为常见。（3）驱动型协同治理模式是四个指标中两个指标程度强，另外两个指标程度弱，这种模式是协同治理中级发展形态，多见于市场与参与或者技术与参与的协同，更倾向于市场机制下自发开展低值可回收物收运。（4）协作型协同治理模式是三个指标程度强，一个指标程度弱，这种模式是协同治理较高级发展形态，是在市场发展基础上带动制度和参与协同，倾向于引入公益项目或志愿活动。（5）共治型协同治理模式在制度、技术、市场和参与四指标上都达到强程度，是较为理想化的协同治理形态。鉴于分散型协同治理模式协同度低，研究价值不足，本研究重点剖析依附型、驱动型、协作型、共治型四种协同治理模式。

1.2.3 服务效度：治理模式有效性的区分

行动环境为社会组织提供生产公共服务的场域。行动主体根据不同的环境偏好与发展动机，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形成不同的治理结构，最后产生一定的服务效度。从现实条件和调适策略来看，可对我国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服务效度做出四个理论命题：

第一，依附型治理模式带来服务低等效度。政府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规划和协同，企业技术环境的发展依赖于政府制度资源。企业对政府往往是一种依附式关系，企业难以在市场化竞争中自主发展，随个体回收者和同类企业竞争愈发激烈而边际效益递减，服务低等效度愈加明显。

第二，驱动型治理模式带来服务中等效度。在市场机制驱动下的企业规模化运营有选择性布局低值可回收物收运设施，在一定阶段可促进区域性低值可回收物数量和比例提升。但面临制度环境支持的减少或不足，技术环境不断提升时，市场失灵时有发生，服务效度趋于中等。

第三，协作型治理模式带来服务中等效度。在市场发展的基础上政府有关部门联动企业开展促进低值可回收物回收的公共服务或公益活动。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和公共环境规制制度提升社区群众协作参与积极性，短期内服务效度明显提升，但长期服务效度随公益项目完成极速衰减，服务效度中等。

第四，共治型治理模式带来服务高等效度。政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和公共环境规制制度，培育龙头企业在市场中以现代化技术和竞争优势形成覆盖战略联盟，运用信息化沟通技术以及与政府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等工具，培育良好参与的社会环境来形成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格局，服务效度长期发展趋向高等。

2 T 市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的多案例分析

T 市作为我国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城市①，又是全国首批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城市②，在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与废旧物资回收“两网融合”中做了一定探索，可以说是我国推进“两网融合”促进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的一个缩影。T 市不同时期，在制度、技术、市场和参与环境下形成了不同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模式，其中的经验和不足值得剖析。课题组从2023 年7—8 月通过访谈、观察等方式对T 市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实践进行了深入调研，获取了较充分的一手资料，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2.1 案例描述

2.1.1 依附型

（1）行动环境：制度环境强，技术环境弱

该模式兴起于2004 年，模式主体为T 市政府和绿天使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天使公司”）。绿天使公司作为国企得到市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扶持，但其回收技术及设施未能协同发展。具体而言，绿天使公司是T 市供销社下属国有企业，主要承担政府机关和社区居民废旧物资和生活源可回收物的回收利用。在制度方面，通过市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绿天使公司曾整合社会流动性回收车5 000 余辆，形成社区回收网点400 余个，中转站6 个，分拣中心1 个[23]。但是，该模式过度依赖公共机构回收渠道，回收成本高且回收数量不稳定。合作回收主体仅为非正式回收群体，如拾荒者、保洁员、无证经营的个体回收户等。在技术方面，2016 年绿天使公司开发线上回收小程序结合线下智能回收箱开展“互联网+”回收。然而，由于高昂的设备成本和人力清运成本，绿天使公司仅在T 市两个中心城区的部分街道设立智能回收点。要最大限度发挥制度的引导作用，需要以企业回收技术及设备的稳定支持为前提，制度仅起协调辅助作用。

（2）治理结构：市场机制弱，社群机制弱

T 市的绿天使公司仅仅布局于再生资源回收市场这个高度分散化的环节，在T 市废弃物管理早期缺少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制度环境下，没能找到稳定回收数量和各方支出成本两方面的利益均衡点，市场占有比率不可避免快速萎缩。2015 年8家区域性分公司集体关门歇业，2020 年至今，绿天使公司很少开展规模化收购[23]。同时，该公司囿于资金和人力运营成本，未能长期、持续性在智能回收点所在的中心城区进行宣传和开展公益活动，社区群众参与意识弱。

2.1.2 驱动型

（1）行动环境：制度环境弱，技术环境强

该模式兴起于2011 年，模式主体为爱分类公司及社会公众。该公司通过全过程技术赋能来吸引公众参与，提升市场占有率，以此促进技术与市场的协同。在技术方面，该模式在前端智能回收箱自动感应物品并称重，将回收数据传输至后端数字分析平台，实时更新居民所得积分兑换现金。该模式在中端清运环节为可回收物贴上“数字标签”以保障可追溯性。末端分拣环节通过自建分拣场二次精细化分拣，爱分类公司最多可达80 个品类。“真正在这个行业里，就是你分得越细，它可能产生的价值会越高。我们也是能达到最高的这个利润效果。”③制度方面，政府主要为企业提供免费中转场所等公共服务，回收补贴有待进一步加强。

（2）治理结构：市场机制强，社群机制弱

该模式下，市场机制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回收价格高激励企业开展回收，价格低、交易成本难以覆盖回收分拣设施时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具体表现为企业中止回收、取消兑换甚至箱体停运。在社群参与方面，爱分类公司虽然与各区垃圾分类管理部门、街道、社区居委会、社区志愿者等参与主体联合开展低值可回收物分类与再利用的宣传活动，但因操作不便和提现额度限制较难提升社区高龄群体参与率。

2.1.3 协作型

（1）行动环境：制度环境强，技术环境强

该模式兴起于2022 年，模式主体为T 市N 区商务部门和易物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物享公司”）。在“以物易物、换取服务”理念下，易物享公司的回收活动已成为协同制度、技术和公众参与的路径。具体来说，在N 区商务部门协调下联合社工组织和企业，部分社区将核酸检测亭改造成便民服务站，社区居民通过投递低值可回收物可兑换家电维修、家政保洁、修锁等便民服务。“包括水电维修、疏通下水、开锁换锁，还包括家政保洁，将来我们也办保姆护工，还有家庭阳台漏水、顶子漏水进行防水这一块，让老百姓打到电话，立刻就有人响应，并且免收上门费。”④另外，易物享公司放置在社区的智能回收箱可自主兑换直饮水，同时该公司“还在J 区承包了菜地，做助农产品发放，公司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回收蔬菜，既能助农还能在前端兑换菜品，简直是双赢”⑤。该模式下，制度和技术的协同体现在公共部门联动社区组织和企业智能回收设备，将公共服务和线下回收相结合，便捷操作和便民服务一定程度上开拓再生资源回收市场。

（2）治理结构：市场机制弱，社群机制强

再生制品市场价格波动明显且需要企业前期大量投入，该模式下企业抵御风险能力弱，难以进入再生制品市场；制度与参与的协同体现在公共部门供给公共服务，社区智能回收作为实现途径，公益助农活动吸引公众参与。制度与参与的协同在公共服务和公益项目驱动下具有一定社会效益，但普适性较差，难以大范围推广。

2.1.4 共治型

（1）行动环境：制度环境强，技术环境强

该模式发起于2017 年，2023 年被T 市发改委列入本市“双碳”领域九大典型案例之一，并且是唯一以企业为主的案例[24]。该模式主体为相关部门、拾起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拾起卖公司”）、易物享公司和公众。拾起卖公司享受国家财税优惠政策扶持，与易物享公司形成技术互补联盟，与多个政府部门合作开展公共服务，完善再生制品市场，培育多元主体参与。2017 年起，拾起卖公司逐步在低值可回收物的前端回收和中端分拣环节建成以回收点、移动中转站、绿色分拣中心（简称“点、站、中心”）为主体的三级回收体系并同步开发出服务“点、站、中心”回收体系的产业互联网平台。2020 年拾起卖公司废塑料、废纸加工基地获批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准入企业，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收扶持。2023 年，在商务部门的协调下拾起卖公司与易物享公司开展合作，前者运用公共机构回收体系协助后者延展规划布局生活类及消费类区域回收体系，形成技术互补。

（2）治理结构：市场机制强，社群机制强

在再生制品市场方面，拾起卖公司不仅在末端利用环节通过自建废塑料、废纸加工基地，就近运输至原料制造企业等途径形成低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而且将城市废弃物用于口袋公园建设、废木料制生物炭用于海绵城市建设。同时，作为T 市政府遴选的公共机构类再生资源重点回收企业，拾起卖公司连续多年与T 市相关部门开展节能环保宣传活动，与社区组织、社会公益组织等多元主体培育良好社会参与环境。制度、技术、市场和参与多方协同是治理发展趋势，还需相关部门在中转站建设用地、移动回收车停靠规划、回收市场整顿等方面协助和支持。

2.2 T 市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模式服务效度比较

2.2.1 制度扶持力度不同

相关的制度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和公共环境规制制度。基础设施建设制度是指为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建设回收点、中转站和分拣中心三级基础设施的规范章程。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是为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提供或协调公共财政、公共场地、公共路权、权责分工、激励参与等公共服务的管理规定[25]。公共环境规制制度是指对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的市场主体进行限期整治、备案登记、排污许可、消防监督、环境认证等监管规定[26]。依附型、驱动型和协作型协同治理模式中企业聚焦于低值可回收物的前端回收和中端清运分拣环节，T 市政府相关部门对其整合零散回收个体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协调回收设施进驻社区、提供中转站场地、对接企业和社区组织等提供公共服务供给。共治型协同治理模式则通过企业自建低值可回收物再利用基地以实现基础设施规范化、清洁化，同时基于“两网融合”政府工程获取相关的公共服务供给支持。

2.2.2 企业运用的技术先进度不同

技术是指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中相关主体在前端回收、中端清运、末端分拣处理中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所形成的回收设备、运输装置、自动分拣等线下实体设施和产废用户端、物联网平台、交易平台等线上虚拟网络。前端回收中“互联网+”技术及设施是四种模式都有的基础技术，不同之处在于：驱动型、协作型和共治型在中端清运环节均开展物联网技术，在末端分拣环节驱动型治理中爱分类公司运用AI 光选、视觉识别技术、近红外光谱识别技术等新兴技术，末端处置环节共治型治理的拾起卖公司拥有塑料改性生产再生塑料和制品的专利技术，同时运用双轨迹定位系统打造再生资源交易平台，使整个交易过程可视化，解决了税务监管问题。

2.2.3 市场发育维度不同

促进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长效化、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完备市场体系支撑。该市场体系包括四类市场：源头无废市场、再生资源回收市场与再资源化的科技产品市场、绿色消费市场[27]。即由政府公共环境规制和高环保标准产品双重压力下逐步形成大型制造企业生产固废减量化的源头无废市场；依附型治理较难适应再生资源回收市场，驱动型治理还未实现再利用，协作型治理未实现再循环，再资源化的科技产品市场支撑下的静脉产业需要政府前期持续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共治型治理需要绿色消费市场作为关键环节，一方面强化将公共采购纳入立法稳定需求，另一方面着重培养公众绿色消费意识。

2.2.4 社群参与程度不同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公众参与主要有三种模式，分别为强制性参与、合作性参与和自主性参与。强制性参与下政府基于行政权力进行管制，市场调控作用有限，公众被动消极参与；合作性参与下政府行政权力和市场调控机制同时发挥作用，公众积极沟通参与；自主性参与下公众自觉参与生活垃圾管理过程[28]。兼具“生活垃圾”和“再生资源”双重属性的低值可回收物治理中，依附型治理下公众参与程度较低，人们仍习惯以预约拾荒者上门回收的形式进行分类；驱动型治理下政府协助企业进驻社区，在此过程中动员公众参与⑥；协作型治理下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公众主动进行合作性参与⑦；共治型治理下公众自发参与相关企业组织的相关活动⑧。

2.3 理论对话：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的持续机制

格里·斯托克[29]提出了建构公共价值管理范式，即达成公共价值管理以民主为基础，它的目标在于实现政府、市场及社会三者利益均衡，并最终达到“善治”的理想状态。公共价值管理显示出互动式治理理论的特点，即以地方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为主的行政主体，以资源回收企业、物业及非正式回收群体的市场主体，以居民、志愿者、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群主体三方利益均衡。由此抽象为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三大方面。

行政机制以公益逻辑入场，秉持“公共利益最大化”治理理念对治理策略进行设计。从案例中可发现，解决民生问题、引导市场和社会参与T 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是上级政府组织作为行动者的“出场逻辑”。以新制度主义组织学的视角来看，地方政府组织的目的和行为隐喻了对制度环境的适应和对合法性机制的遵从，然而，这其中却隐含了其对市场组织的一种“效率期待”，即决策制定在“我”但顺利落实靠“你”。在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语境下，适应技术环境、遵从效率机制并尽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组织的行动目标。行政主体与市场组织目标背反，在基层治理场域易出现治理话语的靶向偏离。因此，地方政府需与合法化、规范化的物业和环保型企业订立契约，合作开展回收网点、中端分拣站、末端处理加工场的基础设施建设，购买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的相关产品和服务，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建立价格机制和成本约束机制[30]。建立低值可回收物分类、收运、处理的考核机制，确保市场主体从事低值可回收物分类和处置工作始终处于可控状态。同时，市场机制在商业化运营的过程资源和精力最大化投入到低值可回收物的服务供给中。市场机制中的不同行动者需要保持密切的对话，相互配合，行动取向要重视长远利益，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在市场社会中，以居民、志愿者、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区群体有两种我们关注的角色坐标：其一，社区群体处于治理结构内部，与基层政府组织之间具有治理关系和一定程度自主性；其二，社区群体同时处于国家正式治理结构的外部，在与市场组织博弈和互动过程中有一套独有的行动逻辑。展开来讲，一方面，社群机制与行政机制存在“组织—反馈”运行逻辑。社群机制要充分运用好业委会、志愿者团体、文化队伍等组织力量，构建社会网络来强化组织间人情等非正式规则，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提升社区的凝聚力，提高社会资本，从而促进居民更加主动参与低值可回收物分类；行政机制也要进一步推进社区自治，搭建民主协商平台，畅通线上线下渠道，居民能够针对低值可回收物分类与积分兑换、公益服务需求进行反馈。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与社群机制存在“优化—反哺”行动逻辑。在政府的支持下，市场机制要主动提高实现低值可回收物再利用全产业链的水平，在提升再生制品附加值、开拓绿色消费市场上下深功夫，提高资源筹集和配置方面的效率，不断优化低值可回收物分类和处理的方案，增进市场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社群机制的主动参与要能够反哺市场机制，居民参与低值可回收物前端分类会发现设施存在问题，对于较满意设施会自觉维护运营，社群机制协助和配合市场机制吸纳更多的社会组织进驻社区，构筑共通性社会资本，协调多样公共服务。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新制度主义学派、互动式治理理论与协同论为理论支援，构建了“行动环境—治理结构—服务效度“的组合式分析框架，并且聚焦一个当下的环保实践——低值可回收物治理在基层的推进，力图凭借理论逻辑与本土治理实践展开对话，丰富学界关于构建低值可回收物多元共治格局的认识。经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第二，低值可回收物治理存在依附型、驱动型、协作型和共治型四种模式且四种模式在服务成效上存在差异；第三，理想化、长效化的协同治理机制取决于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合作程度，推动行政机制、市场机制与社群机制的协调互动有利于城市低值可回收物的长效协同治理。

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本研究与基层治理的中国经验展开深入对话，构建了一个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对本土情境中的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与社区群体、地方政府与社区群体之间的互动进行解读，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理论的本土化建构，为构建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协同治理机制提供了“新制度主义组织学”“互动式治理”的答案。其次，不同理论视角可以为实践提供新的解释，实践同样也可以反哺理论。新制度主义组织学本身脱胎于西方，常用于国家层面等宏观场景下的社会组织为对象的研究。本研究尝试性地将其运用于微观互动场景中的地方政府、企业组织和社群组织的分析上，对该理论解释空间的拓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之，城市低值可回收物治理不仅是生活垃圾管理和废旧物资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助力节能减碳的重要举措，应以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治理目标，在实践中不断构建基于本地实际的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能。

注 释：

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26 号）确定北京、天津、上海等46 个重点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分类。T市即为天津市。

②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等关于印发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重点城市名单的通知》（发改办环资〔2022〕649 号）中发布60 个重点建设名单，天津市（T 市）名列其中。

③ 访谈记录：20230713——爱分类公司河西区经理：CBY。

④ 访谈纪录：20230724——易物享公司南开区项目负责人：YPL。

⑤ 访谈纪录：20230711——易物享公司津南区员工及社区垃圾分类督导员：JJF。

⑥这一模式下爱分类公司的低值可回收物回收箱前期入驻社区时居民抵触不让用电，通过基层部门化解企业与居民的矛盾，回收箱才能正常运营。

⑦这一模式下南开区商务部门和易物享公司共同助力低值可回收物回收与社工便民服务挂钩，部分老年居民因担忧箱体被破坏成为免费巡视员。

⑧这一模式下公众自主参与拾起卖公司组织的节能环保宣传活动，与T 市多所高校开展毕业季以废旧物品换绿植的活动，学校环保社团成员主动组织和实施前端绿植换购。

⑨ 访谈记录：20230727——拾起卖公司公共机构回收项目负责人：Z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