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与共同富裕
——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李永海，陆 胤

（兰州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兰州 730020）

引 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共同富裕的实现既要求实现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富裕”，也要求实现相对均等、差距可控的“共同”。政府和企业作为科技投入的两大主体，其中，政府的财政科技支出可以有效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政府主要通过直接的经费投入和间接的政策激励来推动科技进步。其中，直接的经费投入体现在政府通过财政科技支出直接拨付资金来支持科技活动，如加大科技经费投入等；间接的政策激励体现在政府通过为科研活动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政府采购等措施来实现。从共同富裕的本质出发，高质量发展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路径[1]。而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可以有效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和高新技术的突破，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文献中，学者们主要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与经济增长方面进行研究，关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推进共同富裕的研究相对较少，而经济增长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目前，学者们主要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认为财政科技支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梁长来[2]通过构建VAR 模型对我国1980—2012年的财政科技支出和经济增长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财政科技支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刘铸[3]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认为财政科技支出可以有效弥补科研活动的外部性，引导资金流向创新活动，推进经济增长。池自先等[4]基于江西省2003—2014 年数据分析认为财政科技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二是认为财政科技支出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侧面反映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反映经济增长贡献的因素，也可以很好地表现经济增长状况，相关研究发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周忠民等[5]指出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市场异质性。三是认为财政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胡欣然等[6]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分析认为财政科技支出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铁卫等[7]使用Granger 因果检验等方法分析陕西省1986—2009 年的数据，得出财政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不大。王晓芳[8]基于1990—2013 年广东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财政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财政透明度作为衡量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程度的指标，用于反映政府向公众公开政府结构、政府职能和财政政策信息的程度，更侧重于反映地方财政的状态[9]。目前，关于财政透明度的研究多聚焦于因果关系中所发挥的影响作用。例如，肖鹏等[12]研究表明可以通过提升财政透明度缩小政府性债务规模。靳伟凤等[13]实证研究得出财政透明度可以有效降低地方政府债券利差。孔德玉[14]利用回归分析认为政府预决算偏离度与财政透明度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杨开峰等[15]通过对我国地方治理综合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强财政和预算绩效信息公开水平，来满足社会公众对财政透明程度的预期。马亮[16]基于我国36个主要城市居民的电话调查数据，分析得出政府透明程度对电子政务使用与公众的政府信任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具有完全的中介效应。杜亚斌[17]运用多层次模型分析得出财政透明与腐败感知间存在倒U 型关系。财政透明度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中一般作为调节变量发挥作用，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例如，侯世英等[10]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财政透明度在数字金融和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间的中介效应。易禾[11]通过研究财政透明度在政府补助与非效率投资间的关系，认为财政透明度发挥负向的调节效应。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从财政科技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角度展开，但对于兼顾“富裕”与“公平”的共同富裕目标，鲜有文献探讨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与共同富裕间的关系，有关财政透明度在此影响机制中发挥调节效应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基于此，本文首先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我国城市共同富裕水平，在此基础上分析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其次，引入财政透明度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在此影响机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为：第一，构建我国城市层面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城市共同富裕水平进行科学的测算和分析。第二，实证研究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与共同富裕间的内在关系，并引入财政透明度作为调节变量，对财政透明度在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检验。第三，检验不同共同富裕水平下的异质性，深入探究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和财政透明度在不同共同富裕水平下的作用效果，为地方政府合理运用财政科技支出和财政透明度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与共同富裕的理论假说

当前，我国的共同富裕是兼顾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多维度的共同富裕，是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是现代化新征程背景下的共同富裕。现阶段共同富裕的推进与科技发展紧密相关，对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和共同富裕的关系，本文认为二者之间存在以下理论机制。

首先，无论是基于Cobb-Douglas 函数发展出来的以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假定条件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式1），还是由罗默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式2），都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可以看出，随着技术进步，经济会持续增长，且呈现边际递减的增长趋势。从将技术进步视为内生变量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可以看出，随着技术进步，生产过程中可被利用的资本品增多，有助于规避更多由于边际递减效应带来的损失，提高经济效益。基于两大经济增长理论，各国将科技发展作为国家的“第一生产力”，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科技已然成为国家提高自身实力的核心动力。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从而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其中，Y为产出，K为资本，L为劳动力，A为技术水平，α为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

其次，科技投入具有高风险性和高不确定性的特征，因此，科技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3]。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水平，弥补社会自发科技投入的不足，使得社会的科技投入趋于最优水平，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进而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再次，财政科技支出有利于高质量发展，进而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18]。当前我国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优化产业体系，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解决供需上的结构矛盾，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而且有助于调整生产关系，形成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能够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实现“分好蛋糕”的目标。因此，以科技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在“共同”和“富裕”两方面均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有利于推进乡村振兴，补齐共同富裕的短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共同富裕是工业化、城镇化、农村现代化和信息现代化的共同发展[1]，当前农村现代化亟需发展。财政科技支出有利于发展农业现代科技，推进农业生产机械化和信息化，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以科技振兴促乡村振兴。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1：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提高会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1.2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财政透明度与共同富裕的理论假说

财政透明度是财政管理的重要手段，提高财政透明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政府治理和社会公平实现。较高的财政透明度有利于财政在均衡发展、合理分配中充分发挥调节效应，以更严格的监督促进社会公平，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本文认为财政透明度可以从两方面发挥调节作用。

一方面，财政科技支出作为财政八项支出之一，发挥其推动科技发展的作用不仅取决于财政科技支出的“量”，同样取决于它的“质”。良好的财政透明度可以有效改善信息不对称现象，抑制隐性经济扩张和寻租腐败现象的出现，进而提高财政支出效率[19-21]。良好的财政透明度意味着社会公众更好地拥有对财政资金安排和使用的知情权，由于财政支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紧密相关，社会公众会对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更严格的监督，确保财政支出效率，更好地发挥财政推进社会财富增加、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保障[22-23]。

另一方面，财政透明度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上具有天然优势。随着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政府行为更好地接受社会的监督，确保公平、公正、公开地作出财政决策，可有效遏制腐败行为，保障社会公平实现。企业和个人将能够获取更多的财政信息，有助于合理配置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保障财政科技支出的合理性、透明性和公平性。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2：财政透明度水平越高，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越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总结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发挥促进作用和财政透明度发挥调节效应的影响路径与效应，如图1 所示。

图1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路径与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共同富裕水平测算

2.1.1 指标构建

从共同富裕的内涵出发，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是共同和富裕两个方面的共同实现。本文基于相关研究文献[24-27]，从共同富裕的发展性、社会性和可持续三个维度来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如表1 所示），并将3 个一级指标进一步细分为8 个二级指标和21 个三级指标，其中，发展性指标由富裕度和共同度两方面构成，社会性指标由文化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三方面构成，可持续指标由生态环境水平、信息科技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三方面构成。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参考干春晖等[28]的评价方法。为避免主观赋权的弊端，本文先将共同富裕的三级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上的不一致，再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三级指标进行赋权，将标准化处理后的三级指标简单加权得到各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记为CP。

表1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2.1.2 测算结果

基于我国各城市的相关数据，本文对我国287个城市2012—2020 年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算。从测算结果来看：总体上，我国各城市共同富裕水平介于12.88～57.56 之间，整体上呈上升态势；增速上，我国各城市共同富裕水平的均值由2012 年的19.80 增长到2020 年的25.53；区域上，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从各年份共同富裕指数均值来看，东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排名上，排名靠前的城市位次较为稳定，而排名靠后的城市位次波动较为明显；差距上，共同富裕水平最高分与最低分间的倍数由2012 年的3.60 倍下降到2020 年的3.03 倍，地区间共同富裕水平差距逐渐缩小（如图2）。

基于上述测算结果。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应当努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共同富裕进程；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在区域间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应当集中力量缩小区域差距，加强各地区协同推进。

2.2 模型构建

为更好地分析地方财政科技支出、财政透明度和共同富裕水平三者之间的影响作用，本文构建以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在未加入调节变量情况下，考察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模型设定如式（3）所示。CPi,t为被解释变量，为i地区t年份的共同富裕水平；FTEi,t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水平，地方财政科技支出金额越高，该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水平越高；CONTROLi,t为控制变量组；μi为模型的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其次，通过借鉴温忠麟等[29]和江艇[30]的研究方法，加入财政透明度作为调节变量，检验模型中调节效应的作用效果，模型设定如式（4）所示。其中，FTRi,t为财政透明度水平；FTEi,t×FTRi,t为财政透明度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交互项，用来检验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水平影响作用中的调节效应。

最后，由于模型（4）仅能考察财政透明度在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与共同富裕水平关系中的线性调节效应，只能反映单调的正向促进作用或负向抑制作用，为进一步考察财政透明度的非线性调节效应，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财政透明度的平方项和财政透明度平方项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交互项，模型设定如式（5）所示。

2.3 变量定义

2.3.1 被解释变量

地方共同富裕水平（CP）。为全面反映我国共同富裕水平，本文使用由多级指标构建的共同富裕水平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一方面，该指标从富裕度和共同度两个角度构建发展性指标来衡量共同富裕水平；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的共同富裕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多维度的富裕，为更好地表示共同富裕水平，指标构建中加入了社会性指标和可持续指标。

2.3.2 核心解释变量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FTE）。财政科技支出是指政府为支持科技活动、提供科技产品和提高科研水平所进行的支出，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使用各城市的财政科技支出对数值来衡量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水平。

2.3.3 调节变量

地方财政透明度（FTR）。财政透明度是反映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程度的衡量指标，高财政透明度有助于地方财政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本文使用清华大学发布的历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中财政透明度得分来衡量地方财政透明度。

2.3.4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地方城镇化水平、地方投资水平、地方财政赤字率和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实施共同作为控制变量组。

地方城镇化水平（UB）。一般而言，城镇化程度反映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高的城市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促进社会公平分配，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使用地方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这一指标。

地方投资水平（IM）。理论上，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手段之一，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地方投资水平越高，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越高。投资规模的扩张会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优化经济结构和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使用地方房地产投资额对数值来衡量这一指标。

地方财政赤字率（DE）。财政支出是政府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财政收不抵支所形成的财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地方经济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采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缺口（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这一指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改革（BD）。2015年我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实施对财政信息公开作出了明确要求，促进了我国财政制度向规范透明的方向发展，这有利于防止财力失衡，实现财政公平。本文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时间作为分界线来设置虚拟变量，其中，2012—2014 年设定为0，2015—2020 年设定为1。

2.4 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主要源于各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清华大学发布的历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部分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得到，样本时间段为2012—2020 年。由于部分城市增加、取消或更替等因素，本文仅选取包含4 个直辖市在内的287 个城市作为样本对象，具体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描述性统计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相关性检验

为检验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首先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从表3 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间存在相关性较大的现象。为进一步检验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进行考察，从表4 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中最大的为3.37，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5，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由于变量间相关性较强，为避免关键变量在回归估计中的作用效果被模糊，下文将对核心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表3 相关性检验

表4 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3.2 平稳性检验

为确保模型回归结果的有效性，避免伪回归情况的出现，故进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本文样本数据为短面板数据，使用HT 和IPS 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 所示。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和财政透明度的HT 和IPS 检验的P值均至少有1 个显著小于0.01，强烈地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故核心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均通过平稳性检验。

表5 HT 和IPS 检验结果

3.3 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进行Hausman 检验，确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对式（3）进行回归考察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见表6 的列（1）和列（2）。其中，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的推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在列（2）加入控制变量后有所下降，但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假说1 得到验证。

表6 基准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考察财政透明度在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文章将财政透明度与发挥促进作用的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交互项加入到回归方程中，并对式（4）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 的列（3）和列（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财政透明度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可见财政透明度会提高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财政透明度通过改善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抑制寻租腐败现象等途径，促进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发挥促进作用，本文的假说2 得以验证。此外，基于列（3）和列（4）中财政透明度的系数可以看出，财政透明度对推进共同富裕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有利于抑制隐性经济扩张，防止资金浪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经济增长。财政透明度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政府行为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实现社会公平，推进共同富裕。

考虑到财政透明度可能在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推进作用中发挥非线性调节效应，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依次加入财政透明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及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交互项来考察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并对式（5）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 的列（5）和列（6）。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财政透明度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交互项的系数仍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进一步印证了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推进所发挥的正向促进作用和正向调节效应。而通过观察财政透明度平方项和财政透明度平方项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交互项的系数可知，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系数显著为0.000，在加入控制变量时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0.000，财政透明度平方项不显著。因此该调节效应为线性的，不存在“U 型”的作用效果。

此外，各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也都符合预期，城镇化率、投资水平、财政赤字率和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实施与共同富裕推进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且均在至少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提高城镇化水平、投资水平、财政赤字率和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实施可以有效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3.4 内生性处理

为规避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基准回归选取城镇化水平、投资水平、财政赤字率和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实施四个变量加以控制，同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但共同富裕由指标体系测算得到，共同富裕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互为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仍然有待考察。一方面，科技投入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能够正向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推进会促使地方加大高新技术发展，也会对财政科技支出产生影响，二者之间会产生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郭家堂等[31]的方法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首先，采用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滞后一期（L.FTE）作为解释变量，探究双向因果关系中的主因。回归结果如表7 的列（1）和列（2）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保持一致。由于当期的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对滞后期的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影响基本不存在，可见在双向关系中主因是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本文继续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问题处理。选用滞后一期的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作为当期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工具变量使用2SLS 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 的列（3）和列（4）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列（3）和列（4）结果与表6 基准回归结果对比，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系数均有提高，且系数符号没有改变，依然均在至少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可见，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财政透明度和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与财政透明度交互性均显著为正。可见，财政透明度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

表7 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

3.5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结果可靠有效，本文采用更换样本范围和替换回归模型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检验结果均表明本文回归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具体结果见表8。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

3.5.1 更换样本范围

由于直辖市在我国具有特殊地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具有更加优越的政策倾向，考虑直辖市的数据存在异常值给计量结果造成干扰，本文从287 个城市中剔除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和重庆市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8 的列（1）和列（2）。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剔除直辖市后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几乎没发生变化，进一步证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促进作用和财政透明度所发挥的调节效应。

3.5.2 替换回归模型

本文进一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和财政透明度所发挥的作用，结果见表8 的列（3）和列（4）。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交互项和控制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与基础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再次证明本文假说。

3.6 分位数异质性分析

为了更全面考察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作用，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在不同共同富裕水平下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和财政透明度的正向调节效应的异质性，本文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模型设定如式（6）所示。

其中，τ表示不同分位数，β（τ）为不同分位数下的变量估计系数，文章选取20%、40%、60%和80%四个分位数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9 所示。在不同分位数下，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和财政透明度的正向调节效应均表现出异质性差异，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作用在共同富裕水平的80%分位数处最大，而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在共同富裕水平的20%分位数处最大。基于此，可以得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在相对发达地区的作用较大，原因可能是在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的地区，自身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程度较高，再进一步提高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需要更高级的生产力来拉动，如加强科技创新、钻研核心技术、注重高水平人才培养、引进先进技术和优质资源等方式，因此，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拉动地区科技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会更加明显。财政透明度在相对落后地区的作用较大的原因可能是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程度不高，财政透明度水平也普遍较低。财政透明度作为提高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公平的利器，可以有效降低地区间经济水平和社会公平程度，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表9 分位数异质性分析结果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聚焦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与共同富裕水平的关系及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展开分析，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地方财政科技支出、财政透明度与共同富裕推进的影响机制及原因。基于构建的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2012—2020年287 个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对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和财政透明度发挥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并采用工具变量法、改变样本范围和回归模型三种方法解决实证分析的内生性问题并保证稳健性，最后进行了分位数异质性分析。研究的主要结论为：第一，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的推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二，财政透明度在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财政透明度在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与共同富裕推进关系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是线性的，不存在U 型调节效应。第三，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和财政透明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的地区（80%分位数），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在共同富裕水平较低的地区（20%分位数），财政透明度所发挥的调节效应最明显。第四，基于本文实证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化水平、投资水平、财政赤字率和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实施也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财政科技支出、财政透明度和相关影响因素的角度，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提高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量”与“质”。首先，提高财政对科技投入的绝对量，为科学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保障。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财政科技支出相对不足，现阶段各地方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支出有利于激发科技创新能力，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应当完善财政科技支持体系，优化政府科技投入的结构。政府除财政科技支出外，还应当加大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等方式扩大政府科技投入，助力共同富裕的推进。

第二，不断加强地方财政信息公开程度，提高财政透明度水平。提高地方财政透明度是我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之一，也是保障社会公平、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各地方政府要以多维度、全方位的信息公开体系推动财政透明度的发展，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的深度和广度，以多种形式公开财政信息，提高社会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效率和质量，加强关于财政信息公开的法律建设来提高财政透明度水平。提高财政透明度水平不仅有助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推动共同富裕，也有助于提高社会经济水平和公平程度。

第三，其他措施。各地方政府应努力提升城镇化水平，缩小城乡经济不均衡问题，确保资源共享的公平化和均等化；有效驱动经济发展，改善城乡居民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合理安排财政资金使用途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财政赤字带来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和最小程度的风险冲击；完善法律法规，建立科学的法治政府，以法律的普遍性、国家性和强制性为政府的管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促进公平，积极采取上述方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