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与机制

姜 月, 翟有龙*, 王 睿, 李 谦

(1. 西华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9; 2. 西华师范大学 商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高质量发展已经融入到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各个层面,成为新时期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新思想、新理念、新目标.作为新时代发展的核心要义和重大战略,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指经济数量层面的增长,而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有机统一,二者协调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2].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并不是两种增长,而是属于经济增长的两个方面,数量反映经济增长规模的扩张,质量反映经济增长品质的优劣[3],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阶段性领先滞后关系,也可能存在长期递进式发展关系[4].如果重数量轻质量,则会产生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局面,而如果在重数量的同时能够有效地改善质量,通过加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民生福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等措施激发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就能进一步推动数量的增加[5].

县域作为我国最基本的行政区域单元,直接关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化等重大战略的有效实施,对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至关重要[6].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新旧动能转换、化解发展矛盾[7],促进共同富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举措.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索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关联机制,对制定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自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以来,经济增长数量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探讨的中心问题[8].经济增长质量是增长数量的相对范畴,现有研究多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经济增长质量内涵.早期学者多从狭义的角度将经济增长质量理解为资源要素投入比例和经济增长的效率[9-11],体现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如何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质量[12],也有学者表示用全要素生产率度量经济增长质量存在局限性[13].近年来学者大多从经济增长动力(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经济增长过程(经济结构、经济稳定性、经济协调性等)、经济增长结果(福利水平、成果分配等)等方面对经济增长质量阐释,涵盖了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内涵更加综合化、多维化、立体化[14-16].二是经济增长质量测度.基于不同的认知,经济增长质量呈现不同的评价标准.从狭义视角理解经济增长质量的学者大多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经济增长质量,而从广义视角来理解经济增长质量的学者则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度[17].

针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相互关联的研究,魏礼群[18]认为推动经济发展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效益的关系,在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任保平等[19]对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做出解析,提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制度创新等路径;付一婷等[20]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了我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之间具有异质性因果关系,并表明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间的协同互动效应引导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张诗颖等[21]对安徽省2005—2015年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进行了评价,对两者间协调关系的未来演化趋势进行了预测;程承坪等[22]运用耦合模型测度了湖北省2003—2013年经济增长的发展度与协调度,得出湖北省经济仍处于数量增长强于质量增长阶段的结论,并提出提高人民福利水平、不断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等建议;黎雪等[23]对黑龙江省2003—2013年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协调度测算,发现其经济增长仍处于调整期;徐现祥等[24]考察了2000—2012年的省区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联性,发现低效的要素投入可能会带来高速增长,但增长质量下降;吕品等[9]利用耦合机制分析了浙江省1993—2014年的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耦合情况,结果表明现阶段数量主导特征明显,仍未跨越粗放型数量增长阶段.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速度减缓、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攻坚期,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分析能够更好的掌握经济发展质量状况.而纵观以上相关研究,大多基于省域、市域、城市群层面,鲜有对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进行耦合协调分析.鉴于此,本文以四川省183个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2006、2010、2016、2020年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时空演变与机制,为促进四川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概况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部,地处长江上游,东连重庆,南临云贵,西通西藏,北接陕甘,是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的重要结合部.全省共辖21个市(州)、183个县(市、区),辖区面积48.6万km2,地貌复杂,高低悬殊,西部为高原、山地,东部为盆地、丘陵,气候类型多样,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赋予了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条件.2020年人均GDP最高的武侯区(161 656元)是最低的美姑县(15 629元)的10.3倍,区域不平衡是四川省发展的基本省情,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

2.2 数据来源研究以四川省内的183个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结合“十一五”(2006—2010年)和“十三五”(2016—2020年)规划,选取2006年、2010年、2016年、2020年作为评价的时间点,各县数据来源《四川统计年鉴》、各市州《统计年鉴》、各区县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相邻年份均值法进行补全.考虑到分析前后的一致性,本文以2020年四川省行政区划图作为标准底图,采用ArcGIS 10.6软件进行空间分析.

2.3 指标体系构建在全面反映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内涵以及考虑县域指标可获取情况下,本文从GDP增速、人均GDP、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经济开放性、经济发展潜力、经济稳定性、福利分配和资源环境9个方面来构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经济规模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支撑,经济增长数量反映经济增长的快慢并直接影响经济规模的大小,采取GDP增速和人均GDP综合权重测度经济增长数量;经济效率反映的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11],可以由全劳动生产率表示;经济增长结构是指经济系统内要素间联结关系及要素数量间的比例关系,包括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收入消费结构、区域结构等[11];外贸依存度是指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反映了经济开放性,由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表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以科技创新表征经济发展潜力;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短期经济增长对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偏离应保持在较小的范围内,由产业和就业波动情况反映;经济增长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成果由人民共享,表现为医疗教育资源、基础设施等民生福利方面;资源环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资源和保障,表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利用程度以及对生态环境干扰力度,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及共生关系[25](表1).

2.4 研究方法

2.4.1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用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具体步骤如下.

Step 1 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标准化:

x

(1)

负向指标标准化:

x

(2)

Step 2 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县占该指标的比重

p

(3)

Step 3 计算第j项指标熵值

elnpij),ej≥0.

(4)

Step 4 计算各指标权重

w

(5)

Step 5 利用加权平均法测度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质量或数量水平

S

(6)

其中,xij表示第i县第j项指标标准化值,n、m表示样本中县的个数和评价指标数.

2.4.2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分析事物的协调发展水平.耦合度可以反映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程度.协调度指耦合相互作用关系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反映协调状况的优劣[26],公式如下:

T=αU1+βU2,

(7)

其中,C为耦合度,取值区间为[0,1],数值越大表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相互作用越强;U1、U2分别为该区县经济增长数量水平与经济增长质量水平;T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综合发展指数;D为耦合协调度;α、β为待定系数,借鉴已有研究[2],取α=β=0.5.

2.4.3相对发展度模型 为进一步探究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相对发展程度,在耦合协调度分析的基础上计算二者之间的相对发展度[27-28],公式如下:

(8)

借鉴已有研究[27],并综合耦合协调度值及相对发展度值,对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耦合协调等级进行划分(表2).

表 2 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等级与类型划分标准表

2.4.4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能够揭示空间分异性的驱动力,包括因子探测、交互探测、生态探测.本文采用因子探测来分析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影响机制[2],公式如下:

(9)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时空演变

3.1.1经济增长数量时空演变 从县域经济增长数量来看,四川省经济增长先大幅提升后略有下降.2006—2010年为全省经济增长数量水平跃升阶段,均值由0.174增加到0.252,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以来,四川省紧抓时代机遇,实施“追赶型、跨越式”发展战略,县域经济呈现加速发展的特征,增长数量提升显著,高值县域主要集中分布在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攀枝花市、自贡市、乐山市等地区.2016年我国经济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四川省县域经济也进入了增速减缓、动力转换的时期,“粗放式”经济增长难以为继,2016—2020年全省经济增长数量整体水平有所下降但均值仍高于研究初期.在空间分布上,中部、东部地区大多数县域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开放优势、技术条件等在全省经济增长数量水平提升中长期领先西部地区,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西北地区的石渠县、德格县、壤塘县、白玉县、巴塘县、丹巴县等县域经济规模较小,这些地区受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的约束,经济基础薄弱,资金、人才等要素短缺,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也不高,经济增长数量的提升不明显(图1).

3.1.2经济增长质量时空演变 从县域经济增长质量来看,四川省整体水平呈上升趋势.2006年全省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不高且整体差异不大,均值为0.155.较高水平县域呈现多样性分布特征,在中部地区形成以温江区、武侯区、涪城区、绵竹市、什邡市、平武县等为主的带状结构,在西北区形成以马尔康市、康定市、红原县、松潘县、九寨沟县等为主的“倒U”型结构,在川东北和川西南地区零散分布在利州区、恩阳区、通川区、顺庆区、梓潼县、船山区、前锋区、攀枝花东区等县域.2010—2016年全省经济增长质量整体水平有所下降,早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规模扩大的外延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绿色发展理念相悖,制约了经济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不均衡现象也愈发突出,最高值为龙泉驿区(0.86),最低值为普格县(0.08).2020年全省经济增长质量整体水平大幅提升,均值增加到0.247,增幅60%.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在“五大”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四川省县域转型发展、科学发展,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质量提升显著,得益于政策扶持,西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有所“回升”.从空间分布来看,2006—2016年中心城市的虹吸能力不断加强,空间极化效应越发凸显,以武侯区、龙泉驿区、锦江区等县域为核心的高值区逐渐成形,在西北地区逐渐出现以石渠县、甘孜县、色达县、新龙县等和以黑水县、茂县、若尔盖县等为主两大连片式经济增长质量低水平县域.2020年全省县域经济增长质量差异有所减小,高值区由成都市向外围扩散,零散分布在涪城区、朝天区、利州区、广安区、顺庆区、翠屏区、江阳区、攀枝花东区、若尔盖县、马尔康市、壤塘县、德格县、稻城县等县域,“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略成效初显(图2).

3.2 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时空演变

3.2.1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水平随时序变化呈持续上升态势,总体上实现由濒临失调向基本协调过渡.2006—2010年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等级主要以濒临失调为主,该类县域分别占比63%、54%.2006年耦合协调水平总体不高且差异性显著,有美姑县、屏山县2个严重失调县域,仅有武侯区、锦江区、金牛区、龙泉驿区、成华区、青白江区、温江区、青羊区、涪城区、翠屏区、攀枝花东区11个中度协调县域.2006—2010年全省耦合协调水平有所增加,均值由0.38上升至0.42,主要得益于四川省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三产业比重逐步上升,打破了以第一产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公路覆盖率明显提升;医疗、教育等基础公共服务能力有所提高,其中,青羊区、武侯区、锦江区转化为高度协调县域,梓潼县、北川羌族自治县、洪雅县、崇州市、大邑县、丹棱县、简阳市、大英县、阆中市等14个县域转化为基本协调县域.2010—2016全省耦合协调等级向以基本协调为主转换,其中,濒临失调县域减少到63个,降幅45%,基本协调及其级别以上的县域增加到120个,增幅85%,新增了龙泉驿区1个高度协调县域和北川羌族自治县、朝天区、蓬溪县、资中县、荣县、富顺县、石渠县等16个中度协调县域.2020年全省整体耦合协调水平大幅度提升,均值增加至0.52,主要是由于全省县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普遍提升,其中,基本协调及其级别以上的县域由2006年的65个增加至178个,增幅174%,占全省97%,仅有甘孜县、道孚县、雅江县、喜德县和美姑县5个濒临失调县域(图3和表3).

表 3 2006—2020 年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度级别数量表

3.2.2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变从空间分布来看,2006—2010年中部地区的县域主要形成以成都市、绵阳市、攀枝花市3市为核心的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集中区,外围县域主要是以濒临失调为主,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部南部凸起,外围塌陷”的空间格局.2016年成都市辐射带动作用加强,中心城市和区域频繁联动,基本协调县域由成都市向外围地区加速扩散,直至2020年基本协调县域几乎遍布全省,中度协调县域则零散分布在成都市、绵阳市、遂宁市、广元市、自贡市、泸州市、雅安市、攀枝花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图3).

3.2.3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相对发展度分析 借助相对发展度模型对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等级进行分类,从整体来看,2006—2016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数量超前于经济增长质量,2020年全省经济增长数量基本同步于经济增长质量,耦合协调类型逐步由以质量滞后为主向以相对协调为主转变.从县域数量变化趋势来看,相对协调型县域数量先略微下滑后平稳增长,数量滞后型和质量滞后型县域数量变化趋势呈“六边形”对称分布.从空间分布看,2006年全省有近34%、37%的数量滞后型县域分别集中分布在川西北、川东北地区,质量滞后型县域则从绵竹市、旌阳区起,经什邡市、宝兴县、康定市、德昌县等县域到仁和区、会理市止,整体上呈带状分布.2006—2010年全省数量滞后型县域数量大幅减少,质量滞后型县域数量显著增加,基本占据成都平原和川西南地区,相对协调型县域则在川东北地区呈团状分布.2010—2016年全省相对协调型县域数量略有增加,多由质量滞后型县域转化而来,只有稻城县、新龙县、道孚县、小金县、美姑县等极少数县域由数量滞后型演变而成.2016—2020年全省质量滞后型县域数量明显减少,数量滞后型县域数量显著增加,一是由于全省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二是受到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打击,经济增速受到一定影响(图4、图5).

图 4 2006—2020年四川省县域相对发展度数量变化图

4 经济增长数量与数量驱动因子分析

运用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模型来分析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的影响机制,选取经济效率(X1)、经济结构(X2)、经济开放性(X3)、经济发展潜力(X4)、经济稳定性(X5)、福利分配(X6)、资源环境(X7)、GDP增速(X8)、人均GDP(X9)等9个因素作为四川省县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差异化的驱动因子.从探测结果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指标p值均低于0.05显著性水平,说明各因子对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均具有显著异质性.具体来看,福利分配和人均GDP的影响力最显著且增长态势强,q值分别从0.613、0.868上升到0.700、0.882.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决胜之年,各级政府为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在医疗设施、医护人员覆盖率和教育资源分配方面高度重视.GDP增速的影响力研究初期较强,但整体呈下降趋势且影响力远低于人均GDP的影响力,这正表明四川省经济发展逐步由规模速度粗放式增长逐渐向质量效率提升式增长转变,各级政府深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着力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人均GDP,在扩大经济相对规模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的需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此外,基于以创新为驱动力、以生态建设为基本需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专利授权这一量化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和资源环境指标的影响力也愈发重要,也从侧面反映了加强科技和生态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一定的推动力.经济开放性影响力逐渐增强,但在2020年略有下降,这是由于在疫情的打击下四川省对外开放水平受到一定影响,进出口总额有所下降.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和经济稳定性q值较小,波动不大,表明对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力不大且具有一定稳定性(表4).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四川省2006、2010、2016、2020年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及机制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1) 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数量水平先大幅提升后略有下降.2006—2010年为全省经济增长数量水平跃升阶段;经济规模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2006年全省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不高,较高水平县域呈现多样性分布特征;2010、2016年全省经济增长质量整体水平下降且县域差异也逐步扩大,空间极化效应越发凸显;2020年全省经济增长质量整体水平大幅提高且差异有所减小.

2) 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度随时序变化呈持续上升态势,总体上由濒临失调向基本协调转换.2006年全省耦合协调水平不高且差异性显著;2006—2010年得益于四川省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省耦合协调水平有所增加;2010—2016年全省耦合协调等级向以基本协调为主转换;2020年全省耦合协调水平大幅度提升.从空间分布来看,2006—2010年全省耦合协调水平呈现“中部南部凸起,外围塌陷”的空间格局,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突出.2016年全省基本协调县域由成都市向外围地区加速扩散,直至2020年基本协调县域几乎遍布全省.

表 4 2006—2020 年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度因子探测器结果表

3) 四川省耦合协调类型逐步由以质量滞后为主向以相对协调为主转变.相对协调型县域数量先略微下滑后平稳增长,数量滞后型和质量滞后型县域数量变化趋势呈“六边形”对称分布.2010—2016年全省相对协调型县域数量略有增加;2016—2020年全省质量滞后型县域数量明显减少,数量滞后型县域数量显著增加.从空间分布来看,2006年,数量滞后型县域主要集中分布在川西北、川东北地区,质量滞后型县域呈带状分布.2010年质量滞后型县域基本占据成都平原和川西南地区;相对协调型县域在川东北地区呈团状分布.

4) 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耦合协调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福利分配和人均GDP对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耦合协调的影响力最显著且增长态势强,是促进四川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GDP增速的影响力逐渐下降且远低于人均GDP的影响力.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和资源环境指标的影响力也逐年增强,反映了加强科技和生态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一定的推动力.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和经济稳定性对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力不大且具有一定稳定性.因此,四川省应该继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强化科技创新,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注重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有机结合,促进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致谢四川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项目(XY2020009)和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项目(SLQ2019C-18)对本文给予了资助,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