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传播体系建设的公共性逻辑

陈接峰

【摘要】媒体参与农村现代化治理，对于推动农村振兴、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单向宣传模式下，媒体参与农村现代化治理面临着功能失调、结构失衡、行为失范、方式阙如等一系列困境，这些问题掣肘了媒体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功能释放。究其根源，传统传播体系是以工具性为核心的功能定位，忽略了农村社会、文化需求和利益诉求。文章认为，以公共性为核心的公共利益发声与公共准则协商机制在满足农民基本需求、防范农村社会风险和促进农村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关键词】发声机制 协商机制 农村治理 传播体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4）1-061-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4.1.008

长期以来，媒体对农村的公共传播服务一直较为脆弱，信息传播在农村现代化治理中没有被足够重视；对农传播如何在满足农村基本需求、防控农村社会风险、促进农村民生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也缺少足够的理论关注与研究。尽管近年来应对农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农村“村村通”广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将紧急情况下农村动员手段视为农村传播的常规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当下农村发展的实践需要。因此，如何建设农村媒体、如何发挥农村公共传播的作用，就成为当前农村现代化治理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农村传播体系建设虽无关乎经济建设的大局，却是促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点。所以，必须把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传播基础设施，构建覆盖全部农村、适合农民、能夠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村传播体系，提高到全面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理论高度，才能为农村传播体系建设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径和方法。

一、农村传播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

农村广播作为典型的单向宣传方式，其被动性特征决定了其难以有效参与到农村现代化治理中。传统农村社会互助体系解体，以市场交换为特征的新型农村社会关系日益占据主导地位，[1]农村社会交往关系的变迁直接导致了传统组织体系的结构失衡、功能失调、行为失范、方式阙如等一系列问题，农村传播体系在此变迁中显得更加脆弱。这不仅暴露了以工具性为核心的传统传播模式功能定位的缺陷，也显示出传播体系建设忽略了农村社会的现实需求和农民的利益诉求。

1. 农村传播面临新的问题

关于农村社会变迁有三个观点具有代表性：一是“农村社会出现了值得警惕的‘原子化’趋向，乡土团结陷入困顿”，[2]这一观点认为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发生变化；二是“农村社会在工业对农业、城市对乡村的挤压下，面临着价值失落和文化衰败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转型危机”，[3]这一观点认为农村的文化结构已发生变化；三是农村的诸多问题“在实践中的表现可综合概括为农村社会的公共性衰落，而公共性衰落的后果则是社会治理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广大农民生活质量的可持续提高受阻”，[4]这一观点认为农村社会的公共性缺失问题已成为当前农村现代化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面对农村社会传统价值基础日益薄弱的现状，建构新的农村公共传播体系面临诸多难题。首先，农村社会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初期遭遇了“市场与权力的双重宰制”，[5]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乡村互助体系和熟人社会也随之衰微，农村信息传播和社会交往也因此遭遇新的困境。其次，农村现代化治理的公共准则尚未建立，需通过公共传播介入农村社会生产实践之中，尤其是为农村社会公平呼吁“介入性和参与性的力量”。[6]而介入性与参与性在当代社会日益重要，随着农村经济的改善，逐步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寻求政治上、文化上被尊重，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7]如河南新郑农村地区推行戏曲进乡村制度，将文化公共服务模式纳入农村传播体系建设之中，从传统的单向“送戏下乡”到双向互动的“种戏在乡”，再到自我生成的“养戏在民”，用当地农民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探索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模式，且找到了一个公共的媒介连接点，将原本离散的农民重新组织在一起。因此，新型农村传播体系建设的文化贴近性、话语方式的在地化等，都需依据地区的不同来区别对待，这与传统的“一对多”传播模式有着显著的不同。

农村社会长期以来依靠村庄自治实现社会发展，随着传统村庄的不断瓦解，新的社区逐步建立起来，农村社会正在经历巨大变迁。新型农村传播体系需化解传统传播体系过度强调宣传工具性思维与农村现代化建设主张传播公共性思维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推进农村现代化和建设共同富裕的新型社会发挥调节和平衡作用。公共性因此成为建设新型农村传播体系的价值内核，并以此改变了传统传播体系工具性所带来的紧张关系。以工具性作为价值定位的单向宣传模式，是以牺牲介入性和参与性为代价的，由此衍生出对农传播的结构失衡、功能失调、方式阙如等现实困境。以公共性为核心的传播模式，不仅成为农村社会“建构协商的重要环节”，[8]而且成为缩小农村与城市数字鸿沟的内在需求。淘宝、快手等平台推出的助农直播、农人短视频等新的媒介形式，是内在需求的一种体现，不仅推动了农村物流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而且以现代媒介手段带动了农村数字化的社会实践。

2. 农村传播的公共诉求

解决农村诸多现实困境的实践前提是重建农村社会的公共性。尤其是随着农村社会由宗族集居向单门独户乡墅转型，重建农村社会的公共性越来越迫切，这种对新的公共性的追求是农村传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正是农村传统公共性的解体，使得农村社会治理、环境治理、农地关系等陷入多重新的矛盾之中。“农村公共性是农民组织化的持续动力……影响着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9]“重建村庄公共性，建设一个基于村庄的强社会，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10]

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还会出现其他新的问题，但公共性始终是农村社会共同体需要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所以重建农村公共传播体系，是农村社会公共准则建立的前提条件，公共性最终成为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村民及其组织的共同价值选择。“人们基于共同的事务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而交流则是他们拥有这些共同事务的方式。为了形成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必须在目标、信念、渴望、知识等方面是共同的。”[11]可见，农村公共传播体系不只是信息交流与沟通的问题，还是重建农村社会共同事务的一种方式。为什么新型传播体系对农村现代化治理有如此重要意义？一是从形式上看，依靠传统的方法和路径，作为基层治理组织的村委会很难在团结村庄和组织村民上发挥有效作用；[12]二是从实质上看，农民是附着在土地资源之上的生产者，而随着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大量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离开了土地的农民的经济利益将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所以，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农村社会传统共同事务方式都已解体，而“现代社会公共性的缺失，正是孕育公共传播的‘时代症候’”，[13]“在面对社会的‘共识困境’时，公共传播可以参与共识生产系统的建构”。[14]

因此，构建新型农村传播体系就有着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一是在形式上能够弥补农村基层组织话语权、话事权失效后留下的治理缺陷，二是在实质上能够监督脱离土地之后农村社会的利益再分配。也即新型农村传播体系的功能定位有了新的变化：不仅要在形式上对农民进行赋权，让农民用自己听得懂的话语进行表达，而且要在实质上能够重建共同事务并形成公共价值，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对农村传播赋予的新的历史使命。基于此，新型农村传播体系建设有兩大基本职能：一是成为农村、农民公共利益的发声者，二是成为农村社会公共准则的协商者。新型农村传播体系对公共性功能的强调，并非对全媒体时代异质性价值目标的否定，而是多元主体间共同事务、共同价值构建的方式。当然，做到这两点并不容易，一是要正确对待我国当前农村社会所面临的紧迫课题，如农村税赋制度和财税政策问题、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问题、城乡居民财产权的平等化问题、城乡居民自由流动问题、城乡国民权益共享问题；二是要正确处理农村传播体系与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问题。

二、农村传播体系建设的公共逻辑

农村传播除前面所说的普遍性问题外，还存在一个地域性差异的问题。由于我国东西部之间、南北之间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不同地区农村富裕程度和农民素质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使得地域性差异问题随着智能传播和社交平台的广泛应用而被放大。不同区域的传播诉求在形式与内容上差异明显，这些差异的存在导致农村传播体系难以形成过去那样一种模式覆盖全国的形势，促使农村传播地域化趋势加强，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公共议题。这就要求新型农村传播体系建设必须优先考虑其内在的公共逻辑，优先回应地域化问题，将农村信息分享作为参与农村社会程序治理的重要调节手段，将农村信息流通和知识生产作为农村现代化治理的解决方案，直接参与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得信息交流与传播以公共的形式出现在广大农民的惯常之中。

1. 新型农村传播体系的公共意识

公共传播是“以多元主体并基于公共性而展开的沟通互动过程、活动与现象，其目的是促进社会认同与公共之善”，[15]是“利用传播的过程、技术和媒介，帮助人们全面认识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变革的手段，帮助人们解决冲突、达成共识，帮助人们制订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帮助人们获取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改善自身的处境和社会状况，提高机构的效率”。[16]在农村公共传播体系与传统媒体语境下讨论公共传播的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由于“进入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理论视角发生转向，在一种交互性的新型主客体关系中，公共传播的公众视角日益凸显”，[17]关键是公众参与演变为农民参与，尽管农民也是公众特征的一部分。相对于作为群体特征的公众而言，农民有着鲜明的异质化特征，其传统差序格局并不具备公共属性，所以，在农村建设信息交流的共享空间相对而言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农村传播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外源发展到内源发展的过程，即更多地倾向于认为农民愿意被动地接受外来信息。随着无线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全覆盖，农民已逐步摆脱对被动信息的依赖，进入主动参与信息生产与话语表达的新时代。新的传播技术也鼓励农民参与传播过程，把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调动和发挥出来，农民作为主体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彰显。一旦农民的主体意识被激活，就意味着传统传播体系以灌输和宣传推广为手段的信息传播方式很难继续维持，新的传播技术不仅能够满足农民对信息的需求，而且还能够拓展农民的交流空间，实现与外界平等对话。这一点对农民而言其实非常具有吸引力，长期以来农民被土地局限在狭小空间里，互联网带来一个完全异质化的世界。因此，新型农村传播体系面临一种改变，即新的传播基础设施已将信息交换作为一种参与协商的模式，迅速普及农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也使得传统单向的宣传模式不再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新的传播体系需思考如何让新的传播技术转变为促进农村社会公共利益积累、提高农村自然资源配置效率的新平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双向互通的交流沟通体系，这不仅可以弥补农村基层治理的不足，还可以发动所有人共同发现和解决问题，并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新型农村传播体系建设的目标，不局限于农民在传播过程中的参与和协商，还要提升农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获得感和归属感。农村与城市不同，实行的虽是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家庭经济，但农民还集体享有山林、宅基地、自留地、承包地等大量自然资源，涉及村庄整治、小流域治理等公共利益。这些事项如果没有农民的参与，或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把持，不仅会降低农民的家园归属感与获得感，而且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也难以有效实现。所以新型农村传播体系的建设，不仅可提高新时代农民对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获得感，而且有利于提高农民分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受益感。

2. 新型农村传播体系的公共价值

农村现代化的人民价值导向，意味着农村现代化本质上是农村日常生活的现代化。农民不仅习惯从日常生活中获得趣味，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日常生活中也蕴含着在地的家园感。某种程度上，维护家园感也成为农村传播的情感诉求所在。一定意义上，家园感是农民对抗信息爆炸异化的一种方式。所以，农村传播需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农民能够听得懂的话语、看得见的物品，使得农民能够清晰和流畅地获得家园感。农村传播必须契合农民对书面语言的疏离感以及对日常话语的亲近感，契合农民日常生活经验的逼真性。这种能让农民参与其中的传播模式越具有临近性与接地性，就越能够促使农民参与公共事务、遵守公共准则，越与现实世界感知一致，越容易參与分享和交流。

农村传播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能够对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进行管理，农民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感知暴力、财富、知识等，这些是农村社会日常生活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农村现实人际关系的重要尺度。农村传播在农村社会治理中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要避免农民被不断增加的财富所左右，避免农村陷入暴力的无序风险之中。而放大其中知识的意义生产作用，能够让农民接受的知识一定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所以，农村传播需将农村社会逐步增加的社会风险转化为新的公共准则。借助传播手段将风险诉诸公共准则，是农村现代化建设有序发展的有力保障。公共准则一旦建立并得到有效维护，就能促进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延续，从而避免出现社会交流的中断，导致人类社会的诸多矛盾和风险。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多元主体之间就更加容易滋生互不理解，不同主体间的交流距离就会被加速拉开，社会隔阂也因此被无限放大。社会多元化也更容易促使知识传播趋向碎片化，认知鸿沟、信息不对称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意味着新型农村传播体系建设必须承担起团结村庄、组织村民的时代重任，而实现这一重任就必须搭建起一个能够为公共利益发声的平台，能够为公共准则提供协商的运作机制。由此，农村现代化对农村传播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1）农村传播要介入农村日常生活之中。现代化首先就体现在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上，农民的日常生活里潜蕴着农村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准则的理想条件，农村传播的目的就是要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交往经验升华为农村社会的公共准则。只有有效维护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准则，维护农村社会日常生活的基本秩序，尊重农村日常生活的基本规则，赋予农民平等发起对话和回应对话的权利，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治理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如北京延庆区通过“北京延庆”APP将过去基层政府职能简化为当下农村建设亟待解决的服务模块：文化文艺、医疗保健、健身体育、法律咨询、科学科普、教育培训、个性化项目等。村民日常生活需求均可以通过手机一键式操作得到回应，政府职能通过传播平台直接演变为服务菜单，农村传播直接转化为公共服务，村民诉求与信息供给能够得到及时响应。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基层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而且直接参与到农村现代化建设之中。

（2）农村传播要实现对农村社会理性的询唤。农村社会作为一种典型的“弱文化”社会，更看重自然社群及家庭经验，更倾向于关切家庭作为单元在自然村落中的处境和位置，以及维系所在村落存续、发展的社会价值。“现代化素养的高低并非农村社会现代化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人们更看重熟人群体或可信任的社会关系的偏好与合意。”[18]建立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之上的新的传播技术，赋予农民更加多元、敞开、持续的发声机会和公共协商权力，彻底打破了传统农村依靠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的情感机制，农民也可借助社交媒体随时实现交换个人生活片段和共情的需求。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农民能够随时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且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个体的见解就会逐步协商一致成为公共理性。

（3）农村传播要善用在地知识。农村社会相对落后于城市的发展，由于每一地域农村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各地农民的在地知识也与其土地、资源、历史经验等相互关联。传播作为一种知识生产，“需与现实世界的整体境况相关联，而不能仅产出悬隔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变量和数据”。[19]因此，农村传播须与农民的在地知识连接才能发挥效用，这种在地性包括话语体系、习俗、人情观念等。农民的在地视角、日常生活的现实需求和在地经验，通过公共传播被建构为农村社会的公共准则，反过来，现代化的公共准则只有经过农民在地经验的诠释和检验，才能成为农村社会的共识体系。

三、农村传播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

1. 公共利益赋权

（1）为公共利益发声的传播机制是新型农村传播体系的一种赋权方式。基于互联网的传播技术已对全民进行了技术赋权，也即在技术上取消了传统媒体所垄断的代言功能和信息过滤功能，实现了人人发声和信息畅通。因此，作为农村现代化治理多元主体的组成部分，农村传播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为公共利益发声。这是农村“弱文化”场域下，农村传播满足刚性需求的最重要的价值体现。新型传播体系的社会治理价值体现为，能够让农民获得更多实质性的发声机会，从而彰显农民被忽略的主体意识，缓解以强凌弱、权威宰制的风险，推进平等精神和平等价值，这也是实现中国梦和共同富裕的基本保障。“平等具有基于正义要求的内在价值”，[20]因此，搭建一个基于实现农民自主发声的传播平台，成为构建新型农村传播体系的首要任务，农村公共传播需与农村社会的多元主体间形成平等交流、友好协商、良性互动，以有效克服农村社会公共治理失效的问题，实现农村传播从为宣传灌输到为公共利益发声的转变。

（2）为公共利益发声与传统主流媒体为公众代言，本质上一脉相承。为公众代言是作为主流的媒体代表大多数社会公众亮明态度，意在引导公众舆论走向一致，而为公共利益发声则是个体作为参与者独立表达对公共权益的态度，意在争取主流意见符合大多数人认知。代言机制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社会生产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整合和动员作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发展格局和社会生产状况间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发声机制在面对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时，具有很强的调和作用。尤其是农村传播过程中的发声机制，有利于平衡地区、城乡间的认知差异，弥合收入差距拉大衍生出的社会裂痕，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和农民素质。随着农村现代化建设对共同价值的追求成为农村社会的主要诉求，发声机制成为农村现代化治理的主要推动力。

一是外部推动力，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传播平台，须有为农民谋福利的政策动机，尤其是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地区，公共服务的发展还不充分，社会发展的成果还不足以惠及这些地区的农民，新型农村传播体系就需要打破这种新的不平衡，从而弥合农村地区因发展不充分所滋生的弊端。新型农村传播体系就需要在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体间建立充分的发声机制和协商机制，使得社会发展资源在社会主体间形成相对合理和公平的再分配，至少是公共服务供给能够在各社会主体间形成比较充分的信息对称。二是内部推动力，村委会和村民自身必须要有实现农村现代化和追求共同富裕的内在愿望，农村、农民的需要和向往才是新型传播体系建设的内在推动力。正是外部动机和内在愿望形成的合力，使得农村传播成为实现各社会主体共同價值一致的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参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性，提升农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获得感、幸福感。正是从这个维度出发，发声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发展资源有效分配的公平保障，成为提升村民生活品质和增进社会福祉的有效手段。

（3）农村传播参与农村现代化治理是农民的需要，更是农村社会自身规避社会风险、确保长治久安的需要。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农村社会面临诸多新的考验，将农村传播与农村社会现代化治理结合在一起统筹设计，不仅为农村现代化治理找到了长治久安的可能性，也为农村传播体系建设找到了出路。“风险和信任交织在一起，信任……或把这些危险降到最低的程度”，[21]传统农村社会是依赖互助合作建立起来的熟人关系，随着互助合作的瓦解，需在新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原本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之上的农村社会变得碎片化，农村自治组织也失去了号召力，需要有新的公共平台为农村的公共利益发声，并通过公共利益重新将农村社会连接在一起。因此，农村传播其实已超越了传统政治宣传的范围，参与到农村社会公共价值的供给当中，实则已成为保障农村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设施。如疫情期间，农村广播就与当地政府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形成了很好的合力，成功应对疫情，妥善处理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

2. 公共准则赋权

（1）为公共准则提供协商的平台是农村传播另一重要职能。公共准则是不断碎片化的农村社会以及不断原子化的农村家庭，重新组织成为一个共同体的关键所在。共同体的本质是协商，[22]农村社会原本就建立在宗族协商的自发民主基础之上，在宗族势力和熟人社会面临解体的当代农村，需要重建协商机制。一是协商有利于农村公民社会的建设。传统农村社会实行的是家庭个体经济模式，长期以来的小农经济格局限制了农民的思路和眼界，缺乏公民社会理念。提倡农村公共传播就是主张关注公共利益和公共准则，将农民以及家庭通过公共准则重新组织起来，形成公民社会，以此提高村民的社会公德，构建相互信任的关系。二是协商有利于信息共享。没有信息沟通和共享，无所谓信任，信任是信息对等的结果。开放的社会需要足够的信息分享，充分的信息自由流动又改变了信息结构的鸿沟，使得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逐步平衡和充分起来。

（2）能否获得充分的协商是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新型传播体系为公共准则提供了充分协商的机制，使农民实实在在介入现代化发展之中，而不是被排斥在外。农村传播首要任务就是要使农村社会的公共利益有人关心，农村社会的公共准则有人关注，农村社会的公共风险能够控制。充分协商不仅使得农民可以共享科技进步、社会进步带来的知识平等，而且使共同价值成为一种社会理想。多元、平等、理性的协商机制，有利于农民在相互妥协中达成共识，使农村社会风险得以防范和化解，维持农村社会的持续、安全、稳定。

（3）新型农村传播体系需要承担起塑造农村多元主体间和谐关系的时代使命。新型传播关系须建立在能够为农村社会提供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成为农村多元主体间实现利益平衡的新路径。有效的传播关系能够通过多元主体的充分协商来增进各方利益，而不是以削弱他人利益来实现自我利益的增进。因此，充分协商成为新型传播体系参与农村社会现代化治理的基本特征，协商机制使得农民作为主体被置于共同价值建构的过程中，农民不仅成为农村社会现代化治理的参与者，而且成为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行动者。

结语

同经济建设相比，农村传播体系建设略有滞后。尽管近年来“村村通广播”工程成绩斐然，但农村广播依然局限于传统单向宣传模式，其背后所遵循的还是灌输与推广逻辑。灌输与推广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时的确起到了组织和动员作用，但与农村现代化建设整体进程和理念仍不匹配，其单向宣传的方式受到线性播出的时间约束，信息的容量和时效性受到影响。随着新的传播技术广泛进入农村，智能手机在农村越来越普及，农民能够获得更多样化的信息，单向宣传的乡村广播优势就被局限在重大事件的告知上。随着农村社会由村落聚居不断向乡墅散居转移，农村社会基层结构日益趋向于原子化，传统单向宣传方式已很难让农民信服。尤其是村庄作为共同体纽带的作用已式微，如何在新的基础之上重建农村社会共同体，成为推进农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崭新命题。

因此，新型农村传播体系建设本质上要让全体农民都有机会凭自己的能力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而这个成果在过去被认为是物质现代化的成果，现已演变为物质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之上的精神文明成果。这就是新型农村传播体系建设必须提及公共传播的原因所在，其背后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想追求。[23]建构以公共性为核心的农村公共传播体系是基层媒体融合革新的关键所在。在公共传播机制下，媒体与平台、政府与个人等主体之间形成相互尊重、平等对话、沟通协商的社会氛围，农民能够在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基础上，获得为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发声的机会和权力。农民能够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承担公共治理的责任，是现代农村社会多元主体间达成共识的前提条件，是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理想准备。

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公共传播体系不是简单鼓励多元主体意见的表达和集合，也不是采取简单的民主集中制或者少数服从多数，而是注重信息对称基础之上的充分协商。协商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农村现代化推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农民习得了知识、技能。新的体系鼓励多元主体作为现代化建设者，在发声、协商和学习中强化自我理解，强化对共同价值的遵守，这是现代化社会内生治理机制的要求。[18]农村现代化的供给需通过公共传播实现对农民的改造，公共传播是塑造中国梦美好愿景和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舆论准备和保障。这意味着传统传播机制供给的是信息、知识、技能，而新的传播体系供给的是利益、准则、价值。前者的运作机制是宣传、灌输与推广，后者的运作机制是发声、协商和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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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of  Govern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Rural Communication System

CHEN Jie-feng（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media's participa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aliz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one-way publicity mode， the media'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modern governance faces a series of difficulties such as dysfunction， structural imbalance， misconduct and lack of methods， which hinder the release of the media's function in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The root cause of these problems is that the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 is based on an instrumental orientation， ignoring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needs and interests of rural communitie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public interest， voice and public consult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centered on the public nature， will play a role in meeting the basic needs of farmers， preventing social risks in rural areas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voice and consultation on public norms， with public nature at its core，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meeting farmers' basic needs， preventing social risks in rural areas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Key words： mechanism to make the public's voice heard; consultation mechanism;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catio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