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剧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地缘传播实践与调适

刘振东 宋巧丽

【摘要】地缘文化背后潜藏着对于国家观念、价值与信仰体系建构的重要作用。文章从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的文化实践与空间表征出发，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十国问卷调查，发现其传播现状具有趋同地缘推移的网络传播力度、各国观看体验的圈层集中趋势、超越国家界限的内凝文化价值、诉诸文化审美成效的实践调整、指向动态外交的地缘文化表征等特点。中国影视作品内蕴的传统文化吸引力，是其展开地缘传播的优势所在，对此，未来中国电视剧创作应把握地缘空间形态展示的渐次推进观念，在实践调适中深耕中国传统文化内核及其外延符号，如饮食文化、传统节日、中式建筑等，实现主题选择、叙事场景、审美升维、地缘传播等层面的内涵创新。

【关键词】中国电视剧 地缘文化 国际传播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4）1-084-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4.1.011

多年来，我国对外话语建设伴随国际认同度的提高而加速形成全方位外交格局，表现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表征的新型全球治理实践。国家以高科技驱动的硬实力与价值观驱动的软实力为话语权建设基础，通过融通中外外交理论体系和多元外交形式创新话语表达，提升了国际话语权。[1]如今，面临国际传播环境剧烈变动、国际行为主体日益丰富、传播技术和媒体组织不断更新迭代的外部形势，[2]传统公共外交逐渐转向以建构有竞争力的综合形象为根本任务的软实力外交。[3]值得注意的是，早先对外传播多强调面向当地文化的适应性转化，这种转化除语言翻译与宣传造势外，更多体现在结合当地文化惯习与当时国家关系的动态调适。而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逐步走向国家主导对外话语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华文化能否跳出现有思路，向观念的传达乃至自我的表达迈进，是值得探索与验证的重要命题。对此，本文选定中国电视剧这一文化媒介，借助在俄罗斯、印尼、波兰等十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问卷调查，提出依循地缘文化空间构架的整体综合观，以期改善适应性调整不足而主体性话语充融的国产剧传播效能。

一、地缘文化传播中的影视作品实践

地缘是指因特殊地理环境与地质条件而形成的特定国家或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相互关系。[4]古代中国曾出现“缘地”概念，用以指代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及相互促进。[5]作为空间属性的复合概念，地缘囊括资源、空间、权力的有限性与民族、文化、宗教、价值观的差异性，也由此衍生出涵盖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根据地缘环境、地缘利益、战略目标划构的国家战略。[6]从学科立场予以审视的地缘政治学是一门政治技术，它将多门学科知识综合为政治发展演变的原生动力，正因如此，地缘政治学的使命在于提出政治目标，并指出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7]（12-13）同时，地缘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与边界相关的问题背后往往潜藏有对于恢复国家荣誉、尊重和权力相关的重要思想价值，而国家的持久性也常常建基于此。[7]（114）

1. 传播媒介：国产影视作品的地缘价值

随着科学技术与信息化网络的发展，地缘政治从传统的海、陆、空三维实体空间扩展到与经济、文化、信息相关的虚拟空间，[8]与此同时，在文化研究的去在地化和再在地化动态平衡的全球文化转变过程中，地缘政治层面的竞争逐渐与文化和价值之争交叠，促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这一背景下，文化的意义不是先验和固定的，而是在地方和跨地方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中得以协商与重构。[9]实际上，各地缘主体阐释自身观念、价值与信仰体系，再现他者世界的相应内容及阐明二者的相似或相异性等系列话语实践，正是构建新型地缘文化的过程。[10]地缘文化，也即各国人口状况、民族宗教、文化教育、文明特征等引发或产生的文化关系，是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参考依据和指标，[11]国家间的地缘文化差异也是作用于地缘政治格局的另一变量，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决定了这种文化地缘战略的特定价值。[6]

在跨国文化往来中，影视剧作品可谓各国观念体系传播的重要载体。电影创作缘此出现的“地缘电影”，更成为启发一批影视批判学者和创作者的理论来源。[12]从相关研究来看，目前国内地缘电影研究更多着眼于不同地区的地方性表征，较少关切国际地缘政治层面的文化输出。而在代表我国破圈出海的诸多文化作品中，国产电视剧从2012—2014年的“自发出海”，到2014—2017年的规模化、常态化输出，再到2018年以来借由腾讯视频、爱奇艺、芒果TV等网络视听媒体平台的产业链出海，[13]越来越多的他国民众通过系列文化作品窥见当前中国的社会样态，这为探索地缘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观照。

2. 文化表征：影视剧传播中的地缘空间

世界各国地缘分布中，“拓扑性结构”的文化主体在亚洲地区尤为显著。[14]“拓扑性结构”意味着地缘框架中多元文化的平行互联与立体交互，也表明异质性文化之间的平等共进与协同增值。[15]在地缘文化空间研究中，有学者将中国的地缘文化空间分为全球层次、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层次。[16]随着中國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与海外利益的拓展，外交中“周边”的概念内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7]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相对可接受性，为中国文化拓展潜在空间提供了重要基础和保障：在周边层次上，大中华儒家文化圈是中国地缘文化发展的首要空间；在亚洲地区层次上，日本文化圈、印度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均为中国扩展文化影响的潜在空间。相对而言，在南太平洋地区和中亚地区，中国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较弱，构成中国文化发展的次级空间。[16]在本文相关调查中，电视剧传播在“一带一路”国家亦显示出明显的圈层特质，相应国家民众的选择与取向更是突出指向其对中国的评价与国家感知。

实际上，我国当前的文化实践有着鲜明的传统历史文化色彩。中国古代传统地缘政治思想所要实现的地缘政治目标是维系中华一体的地缘政治秩序。“和合”地缘文化所强调的天、地、人三位一体，使其传播不具扩张性，而更具内凝性。[18]作为区域秩序主导者，中国传统地理想象的“天下观”建构共同区域空间，“和合主义”为中国传统地理想象的传播提供了实践路径，“仁义观”约束了大国的地缘战略。[19]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和践行，与中国参与塑造的区域和全球地缘政治议程密切相关，这也进一步主导中国国际政治哲学和地缘政治想象的建构。[19]同时，亚洲地区所形成的大中华儒家文化圈基于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的吸引力，形成东亚各国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与袪魅，[16]这也是中国文化展开地缘传播的优势所在。

二、中国电视剧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地缘传播成效

因循地缘文化传播的实践意涵，本文选取国产电视剧作为考察媒介。概览学界关于中国电视剧对外传播的研究，发现就电视剧作品自身而言，有结合不同内容类型管窥跨文化传播成效，如古装剧、现实题材、青春偶像以及主题正剧等的“出海”现状；也有针对各类剧作核心展开的“寻美”批判，如呈现的日常生活情节、利己主义倾向、社会认同导向等剧目分析。相关研究试图厘清电视剧表意的理论脉络，但实践中的经验取径往往因缺乏整体性视域下的审视框架而陷入观点断层。此外，部分实证研究考察了中国电视剧在马来西亚、越南及阿拉伯国家的传播情况，相关结论具有国别取向的实施参考，但缺乏宏观视野。还有研究认为中国电视剧对外传播面临传播主体单一、题材与叙事模式本土化、传播渠道匮乏及多语种译制人才不足的现实挑战，但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2013年，我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以此为契机，国家开展富有成效的多方外交，有效促进周边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沿线自贸区和亚太自贸区建设。[20]“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文化有着天然联系，东南亚地区和其他新兴市场都是国产影视剧的重要输出地。[21]在我国媒体及相关部门借由电视剧媒介主动提高国际化叙事能力的过程中，电视剧内涵的伦理价值能够助益地缘政治话语体系之构建，并能统筹国家观念对外输出的阶段性成效，[22]同时，以伦理价值为内在表意机制的中国电视剧，又能搭乘各国观众的心理接近与情感共鸣，从而影响其对于中国形象的整体认知。[23]

基于此，本文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俄罗斯、越南、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埃及、波兰、沙特阿拉伯、希腊十国展开调查，从收看习惯、媒介偏好、观看体验、国家感知等方面，以人口统计学变量测量中国电视剧破圈“出海”的实践成效（见图1）。问卷实施过程中，本文采用配额抽样获取被访者，题项编制参考了相关研究中的问题设置，①配额抽样情况为：男性（50%）、女性（50%）；18—24岁（25%）、25—45岁（50%）、46—60岁（25%）；看过中国电视剧（90%）、没看过（10%）。研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在十国各发放200份问卷，总计回收2 000份，有效问卷1 952份。问卷中量表的克隆巴赫α值与KMO值均大于0.9，表明具有较好信效度水平。

1. 趋同地缘推移的网络传播力度

分析过程中，本文尝试将“一带一路”作为地缘文化实践的主轴线索，跳出以往洲际层面的模块划分，尝试以中国为圆心，以地缘文化空间为推进层级的分类办法，并据此将本文选择调查的国家划分为邻边、邻近与远交国家。其中，邻边国家为越南与俄罗斯，邻近国家包括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远交国家则有埃及、波兰、沙特阿拉伯、希腊。

根据表1所示，较之其他国家显著用以观看电视剧的手机媒介，俄罗斯与希腊两国的电脑使用更为频繁，前者占比64.5%，后者占比60.5%。网络平台中各国均对YouTube和Netflix表现出使用偏好，俄罗斯则因受限于国际争端而较少使用网飞。在对中国电视剧的知晓渠道上，印度有49.2%的人表示从本国报纸或杂志中获取信息，泰国、波兰与希腊等国的人际传播占据主要地位，分别为48.2%、61.9%和51.8%，值得注意的是，波兰本地从电视与网络中获取中国电视剧信息的力度较弱，远不及他人告知。而埃及有43.0%的人从人际沟通获得信息，41.0%的人则从报纸获得，在沙特，人际传播同样占比41.1%。以地缘关系区分各国从网络推广获取中国电视剧信息的具体情况，可见其伴随地缘向外推移且力度减弱。有鉴于此，中国电视剧对外传播应跳出可能的地缘束缚与想象中的文化区隔，借助网络空间的无界性构架全员全效的对外传播布局。

2. 各国观看体验的圈层集中趋势

各国对中國电视剧的观看体验同样具有地缘区划特征（见下页表2）。除越南因早先部分清宫题材剧作引起较大关注而偏好古代题材外，其他国家均聚焦于近代（1840—1949年）与当代（1949年至今）题材。结合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可以得知：自身历史悠久的国家更偏好近代和古代题材，如印度、埃及；同时，地处大中华文化影响圈层的东南亚国家对于古代中国较为了解，因此更加关注中国的最新动向；还有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已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对我国近40年的发展历程饶有兴趣，因而偏好当代题材。而站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近当代作为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期，人类文明空前繁荣，国际互动越发密切。

影视作品作为相对主流的娱乐方式，同国家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影响力密切相关，而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更成为人类加速融合、加快交流的重要象征。需要注意的是，问卷收集对于中国电视剧偏好年代的客观性指标，主要受限于当地电视台引入也即我国推出的具体剧集，也会依循当地政府宣导的主流价值观做出相应调整，如抗战剧集中体现的反霸倾向、现代剧中隐藏的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同时，受众个人对历史感和现代感的主观偏好以及用以汲取经验或娱乐休闲的观看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剧作的选择。诚然，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国家发放问卷的先验取向，已然置身当代中国所主导的话语权范围之中，这也影响了各国非古代题材的电视剧选择。

3. 超越国家界限的文化价值

对于中国电视剧中呈现的角色身份，各国较为集中地选择了“恋人”，而对于印象深刻的情感模式，各国统一倾向于“夫妻”关系，同样显著的还有邻近国家偏好“朋友”，远边国家热衷“亲人”，这两类情感关系则表现为社会化程度和对亲缘关系的依附。对于中国电视剧这一异国文化作品中的叙事呈现，俄罗斯和邻近国家重视朋友关系，这可在一定程度上映射邦交互动；而远交国家重视亲缘结构，需要文化作品的自如自信式表达。在基于地缘空间的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电视剧对于邻近和邻边国家可更多呈现中国民众的社会化互动与流通性较强的社会往来，如创业题材、个人成长、情感叙事等均可有所涉猎。而对于与我国存在地理与文化等天然区隔的远交国家，中国文化作品的意义在于竞争性叙事中的出场和存在，以及在此基础上可能的文化震撼，这便需要着力提升破圈“出海”电视剧的表意能力与价值意涵，并尽可能避免因内容情节与剧制创作等问题对文化表意效果的损伤。而对于各国被试印象深刻的四则定类评价题项，其具体选项如表3所示。

其中，如将调查中对中国电视剧中印象深刻的“道德表现”与“价值取向”中的具体类目以“国家”“组织”“个人”进行3、2、1的赋分整合，可得出表4所示的分值。

本文对加总评分和显著性评分均做出统计，其中加总评分根据选项设置应分别隶属于[4，7]（n∈Z*）和[5，8]（n∈Z*）的评分区间，而显著性评分仅具有表征作用。结合两项分值可见，在阅看中国电视剧过程中，各国观众感受到的“道德表现”呈现明显两极分化，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波兰、希腊的总分更低，而首选为个人价值，俄罗斯则更为关注组织和集体导向；相对应的印度、埃及、沙特则首选国家导向，印尼则呈现个人与国家并重的观看体验。而在“价值取向”方面，除俄罗斯、波兰首选为组织价值及泰国首选为国家价值外，其他各国较为均衡地选择了个人价值，且总分表明在个人与国家的选择倾向中更为偏向个人。这两类题项结果一方面显示出我国电视剧突破了既往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重在宣导集体主义精神的刻板认识，得以从现代化的叙事场景、个体导向的叙事手段、人文主义的叙事主题等方面，塑造崭新的以人为本的中国叙事；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国观众在影视作品中重在观照个人，也即从人与时代相遇的经历与互动中寻求人生经验或累积寻美体验，发展出对国家界限的超越。

4. 诉诸文化审美成效的实践调整

各国观众的寻美体验与观照个人的核心诉求，也体现在印象深刻的“呈现元素”和“叙事主题”中。相较于各国偏好的“人物对话”，波兰观众更加关注“人文建筑”；而相较于各国选择的“衣着外貌”，越南观众则更关注“时代背景”，这与该国偏好古代题材电视剧有一定关联；此外，“自然风光”是各国均选择的呈现元素。这表明在电视剧的叙事场景搭建中，传播者应重视自然环境所投射的地方意蕴、演员衣着外貌所体现的生活品位与时代特征、借由人物对话推进的内容主题，并能够在景与人的相得益彰中，内嵌国人自如的生活主张，从而实现影视剧观看体验的审美升维。而在叙事主题方面，各国观众的选择受限于具体的观看经历，但从中亦可窥见其对电视剧的主题诉求偏向有深度、有内涵的故事情节，如启发个人成长、反映时代变迁、促使矛盾解决、升华情感思考等。

但就表5所示，各国反映我国在电视剧制作以及传播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制作层面，排除选项设置的首因效应带来的影响，波兰反映的“难以共情”、埃及提出的“剧情悬浮”、马来西亚认为的“粗制滥造”以及较多国家认为的“剧情夸张”等问题值得注意。而在电视剧自身问题之余，各国反映出的电视剧传播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其中，尤以“字幕难懂”和“宣传有限”最具代表性，这也需传播主体着力提升改善。

5. 指向动态外交的地缘文化表征

本文调查国家借由中国电视剧的观看经历而产生的国家感知，结合各国观众的观看体验与中国印象，可以发现观看体验均值在4分及以上（总分5分）占比超过80%的国家，均认为中国“文明现代、与时俱进与历史悠久”，而低于80%的部分国家则认为中国“传统守旧”（见表6）。本文调查者年龄受限于配额抽样，因此均值较为集中，而就中国电视剧的整体评价与中国文化认同评分来看，二者具有显著相关性（p=0.006＜0.05），表明优化中国电视剧的观看体验能够提升文化认同。但对于直接发问的“观看中国电视剧是否改变对中国（人）的印象”题项，邻边国家与邻近国家都具有共识性的认同。而对于远交国家，又以同我国政治与经济互动紧密程度为区分，如埃及、沙特等最为认同，认为中国“文明现代、与时俱进”，而波兰与希腊对电视剧的影响度评分较低，结合前文呈现各国阅看度较高的具体剧作，表明以地缘区划开展的电视剧对外传播，应削弱外化的功能期许，更为专注自身的展现与自我的表达。

就各国印象深刻的文化符号来看，各国较为集中地选择了“饮食文化”和“传统节日”。反观我国现行电视剧，鲜有以展现中华美食和传统节日来源或将其作为重要符号的剧作，当下年轻一代生活网络化与网络生活化现象加剧，越来越多影视作品被作为“下饭”专用的“电子榨菜”，轻松愉悦的美食与文化短剧不仅成为休闲选择，也内蕴中华文化的特性与吸引力。

三、中国电视剧地缘传播的观念与调适

“一带一路”作為文化在时空维度内的延展与交融，无论是其依托的悠久历史基础与文化互鉴渊源，还是沿线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构成，都为跨文化传播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现实语境。[24]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逐步走向国家主导对外话语建设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电视剧作为一种主体性话语充融的文化媒介，其对外传播成效帮助搭建起以中国为圆心、国别距离为推进层级的分类办法，即中国式对外传播实践的地缘文化空间整合观念。

1. 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的地缘文化观念

传统儒家文化在支撑庞大国家体系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处理小地方与大地方以及边缘和中心的关系，其办法便是意识上的内在化——其所想象的地方与中心关系不是等级化的，而是如同月照千湖，每一个湖里都有自己的月亮，以此构造一种共同性。[25]（24）当今之世，万物互联，不理解地球的环境、社会、政治和文化构成，就会闭门造车，失去对外部世界的有效感知能力。[25]（202）在剧烈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背后，通过观照地方性文化作品及其关键概念的形成，能够有效作用于个体对人与地方关系以及环境差异造成的文化差异的思考，重建技术中介化后的交流方式和与所处环境的跨空间互联。[26]无论是出于对中华文化的探索兴趣而观看中国电视剧，还是当地媒体的宣传成效，国外受众通过这一文化作品，获得对当代中国民生的人本主义思考，进而产生基于文化吸引的国家感知。与此同时，中国电视剧作为他国场域中同各类文化作品共在的竞争性叙事，其出场本身即构成一种自如的中国式表达。

从中国电视剧跨文化传播反映出的深层意涵观照地缘区划整合发现，对于邻边、邻近以及有着历史互助渊源的国家，对外传播可以尝试通过更为深入的观念引导来构筑和合并包的文化吸引，而对于距离较远的国家，中国电视剧则可降低效果期待，以在当地的出场为重要参与，形成一种竞争性叙事（见图2）。叙事间具有的潜在竞争是叙事的一种本质特征，通过显性或隐性的竞争性表达，同一社会事实在不同叙事间被建构、重构乃至改写，进而叠合个体不同的情境化理解，形成对外部世界的再度审视。[27]在此，对个体命运与时代前沿的思考常能超越国别区隔，引发各国人民的深度共情，这也更是当前世界公民身份认同弱化的后果之一。[28]电视剧作品作为地方性文化的认知窗口，全景式呈现了地理环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观看者在其中与相近的地理环境发生移情，亦能产生共情。从叙事层面来看，移情需要个体深入特定情境中再度评价其叙事意义，同时，透过反映式移情和另我移情，个体常会将具有共同体验或经历的他者视为另一个自我，从而拉近并重构讲述者与接收者间的关系。[29]

2. 中国电视剧国际传播的地缘实践调适

在地缘文化传播过程中，有学者指出跨文化传播是文化融合和文化冲突间不断互动和动态平衡的结果。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摩擦和阻力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变得更加显著，而文化的跨国实践能否取得良好成效，取决于文化、行动者、传播介质间的互动关系。[9]中国地缘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仍面临一定挑战与威胁，包括西方文化霸权扩张带来的冲击、不同文化间的竞争与冲突、亚洲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跨界文化认同的发展所带来的相应问题，[16]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逐渐侵蚀世界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地位，文化政治变得更加“内向化”。[9]而媒介对传播内容进行语言转换和文化对接的二次加工能力不强，导致传播效果不明显，也是周边传播的主要困境。[30]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化想“走出去”，须形成既具有独特个性又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文化作品，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在全球层次上拓展潜在的地缘文化空间。[16]汲取中国“和合”地缘文化精髓，充分发挥中华地缘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18]通过电视剧、电影、新闻报刊、音像制品和艺术、体育等载体传扬中国地缘文化内核，引导民众逐步认同其所表达的价值观和理念。

本文调查显示，在增大网络宣传力度、改善语言翻译、扩大优秀作品的多渠道传播等具体举措之余，在电视剧内化的创作层面应着力从以下角度展开创新。第一，对于具有地缘优势的邻近和邻边国家可在稳定邦交的基础上，更多呈现中国民众的社会化互动与流通性较强的社会往来，如创业题材、个人成长、情感叙事等；对于先天地理与文化区隔的远交国家，注重中国文化作品在竞争性叙事中的有效出场，即借由内蕴中华文化意涵的精良表意，营造可能的文化震撼。第二，在既有突围经验的基础上，从现代化的叙事场景、个体导向的叙事手段、人文主义的叙事主题等方面，塑造以人为本的中国叙事与审美体验，以助益他国观众在观照个人与寻美互动中实现认知层面对于国家界限的超越。第三，注重提升中国电视剧的美学价值，如借由中国的自然环境，凸显别具一格的地方意蕴，通过演员的衣着外貌表征当下国人的生活品位，以及重视人物对话对故事情节的推进和隐含的时代特征。而在表层审美感受之余，中国电视剧还需重视更具深度和价值内涵的叙事主题，如启发个人成长、反映时代变迁、促使矛盾解决、升华情感思考等。第四，重视对中国饮食文化和传统节日等文化符号的创意挖掘，生产相关主题电视剧或网络短剧，开展跨文化传播。

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概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差异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中国道路对全球范围内世界各国现代化的重要贡献和普遍启示。[31]电视剧所集约的中国符号，在传播实践中逐渐深化为内嵌中国道德秩序与伦理价值体系的媒介景观，通过建构故事性的叙事场景，依托在地文化传播环境，中国电视剧打造出内蕴时代人文风貌的传播语境。传播者在电视剧中的“自塑”，创新重构当地民众认知与传播中的“他塑”，助推实现国际传播互动中地方性与全球性、整体性与多元性、动态发展与纵深推进的辩证统一。[32]地缘区划整合作为观念层面的理论创构，旨在凸显“以我为主”的自如自在式文化观念，也期待在精良的电视剧作品中把握文化主动，助推中华文化繁荣与文化强国建设，[33]进而筑牢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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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ommunication Practice and Adaptation of the Chinese TV Play in Te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U Zhen-dong1，2， SONG Qiao-li3（1.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of Yanzhao Cul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3.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The geo-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ncepts， values and belief systems. Based on the cultural practice and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TV plays and combined wit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e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current communication status of Chinese TV plays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network communication intensity which converges geographically; the circle concentration trend of viewing experienc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ternalized cultural values that transcend national boundaries; the practice adjustment of the cultural aesthetic effect and geo-cultural representation pointing to dynamic diplomacy.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attraction inherent in Chi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s the advantage of its geographical dissemination. Therefore，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TV plays in the future should grasp the gradual promotion concept of geo-spatial display， and deeply cultivate the cor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s extension symbols， such as food culture，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Chinese architecture， which can realize the meaning innov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theme selection， narrative scene， aesthetic enhancement and geographic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Chinese TV play; geo-cultu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