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课堂:数字化转型下的现实冲击、应然形态与未来图景

2024-02-18 04:56吕立杰荆鹏
中国电化教育 2024年1期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基础教育高质量

吕立杰 荆鹏

摘要:课堂是基础教育教学实践的主阵地,课堂的数字化转型是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义。目前,囿于技术介入基础教育课堂教学的层次不深、理念陈旧等原因,课堂场域权力紊乱、课堂文化意蕴流失、课堂交往情感退位、课堂生态系统失衡等问题频现,难以满足现代化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为此,该文探析了基础教育课堂的应然形态,即从“标准化”转向“个性化”、从“大规模”转向“定制化”、从“技术依赖”转向“数字融合”、从“单向传递”转向“反哺共享”,并提出了一种以教学设计系统、学习支撑系统和反馈评估系统组成的“DIGITIZE”课堂设计模式,该模式以课堂中的“人”為中心嵌入数字文化基因,以课堂中的“物”为底座创设智能学习环境,以课堂中的“技”为手段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关注课堂中“人—物—技”融合共生,旨在为教育数字化转型下基础教育课堂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课堂教学;基础教育;课堂形态;高质量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本文系2022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双减背景下基础教育课堂形态与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2JZD047)研究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2023年2月,在京举行的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提出我国将坚定不移推进基础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以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2]。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正在撬动课堂教学发生深层次变革[3]。课堂作为基础教育教学实践的主阵地,课堂的数字化转型是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义。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基础教育课堂迎来新发展机遇的同时亦进入了革新转型的“深水区”。为此,本文理性审视数字化转型将对当下基础教育课堂的现实冲击和分析其应然形态,并在此基础上绘制基础教育课堂的未来图景,探寻促进数字技术与课堂教学创新融合的设计模型,旨在助力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与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为后续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一、数字化转型下基础教育课堂的现实冲击

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迭代升级,课堂教学改革迎来了新的机遇。正如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指出:“在努力使机器更能为人所用的过程中,人类几乎把全部心力都投入到改进人与机器接触时机器对人的感应和作出更好的物理设计上”[4]。数字技术融入教育场域,将从根本上改变不同教育主体的实践方式[5],为基础教育课堂注入了新场景、新元素和新动力。技术迭代对教育的影响,超越了技术手段带来的工具革新,将引发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的重塑。尽管数字化转型一词很早便已被提及,但基础教育课堂的数字化转型还处于探索阶段[6],囿于技术介入基础教育课堂教学的层次不深、理念陈旧等原因,不可避免的会给传统课堂教学带来冲击与挑战,对技术赋能课堂教学进行理性思考以及审视数字化转型对基础教育课堂的现实冲击,是规避课堂教学陷入“盲目技术乐观主义”鸿沟的有效举措。

1.课堂场域的权力紊乱

自16世纪初班级授课制被创建以来,课堂便成为了师生共同生活的特定社会化场域[7],根据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分析和界定场域的概念离不开对场域中力量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的分析[8]。课堂这一场域中存在着或明显或隐晦的多种不同的权力关系和权力场,这些关系和场干预课堂主体的行动、选择、思想等方面。作为教育活动的核心部分,课堂教学超越了纯粹的技术问题,涉及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包括教师、学生、学校管理层、教育政策制定者等。其在课堂教学中有着不同的目标、需求和权力,影响到课堂场域的分配与运作逻辑。为此,只有把课堂视作一个社会场,才能在这一个由现实规则所构成的权力系统之中,窥探课堂教学形态和功能的演进路向。现代信息技术介入下的基础教育课堂的教学条件、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活动组织等形式演变赋予课堂这一社会场兼具动态性、开放性、包容性,使其原有权力中心轴出现了位移。长期以来,基础教育课堂中教师的权力中心地位源于其身份职业、学识修养和业务能力。自主、合作和探究为基础的学习权力,被视为学生自主的象征,而教师教学的权力被认为是课堂控制的主导。技术介入正在打破课堂场域的物理空间壁垒,不断拓延学生知识的获取渠道。从某种意义而言,师生间发生了“依赖权威”到“超越权威”的跨越,教师教的权力在课堂教学中受到束缚与弱化,而学生学的权力在课堂教学中正被不加节制地扩张和膨胀。从教师权力向学生权力的中心偏倚,稍有不慎会造成教师权力和学生权力间的冲突和失衡,使学生权力演化成课堂场域的主导性力量。然而,这种传统课堂中源自逻辑上的推演和观念上的预定的权力难以在师生权力边界划分中找到一个适切的均衡点,跨越了教育需要教师权力的理智化、合理化,导致师生地位隔阂,形成了课堂场域中权力体系的实践误识与价值失序,造成了课堂控制与自主支配的权力关系紊乱。

2.课堂文化的意蕴流失

课堂现代化的实质是课堂文化的现代化[9]。数字媒介正潜移默化而又快速深刻地突破封闭的课堂文化交互空间,将其拓展至无远弗届[10]。随着数字技术不断介入教育教学实践,课堂文化的构成要素正在发生重组演替,并按一定的相互关系重构课堂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数字化衍生的文化基因作为全新的文化形态展现在教育面前的时候,课堂必须以深刻的思考和积极的态度去作出主动的回应,廓清课堂文化该如何去汇聚新的教育文化基因。若非如此,数字化转型下的课堂文化的创新精髓将湮灭在各种杂质中,而数字化文化对课堂精神的塑造,对课堂文化的内涵促进就更无从谈起。遗憾的是,在变与不变之间,在断与融的抉择中,课堂文化的变化明显地滞后了,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基础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要求。学科本位和技术本位这两种技术形式介入基础教育课堂的教学观念十分普遍,在这两种极化观念中忽视了学生成长所需的价值底蕴与课堂本应涌现的人文情怀。一方面,技术赋能课堂的浅表化,通常体现在教学方式方法与信息技术走过场式的生硬叠加,这将深刻影响课堂文化的知识传承创新和主体状态的转变这两大基本功能[11],课堂功利性期望与急功近利的效率观体现得淋漓尽致,削减了课堂的共享性、社会性与学科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总体的上位价值观缺失把握,课堂文化的形象和意蕴陷入了流失困境;另一方面,体现在课堂对技术过度依赖,过分夸大技术之于课堂的功能。这可能会短暂带来繁荣,但学生所获得的发展却是片面的,未能实现从单向度育人向全要素育人的转变。其漠视课堂上的创新创造力与生命灵性,即学生的创新能力、创造性思维与学生的内在生命力和意志力、情感和意识等精神能量,将难以塑造学生的完整人格。为此,保留赓续优秀的课堂文化精髓,厘清课堂文化在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革新坐标在哪,才能在不熔断历史的情况下建设起一个与数字化时代脉搏同韵动的课堂文化。这是走向自觉的课堂文化的发展必由之路,否则,课堂教学所肩负的传承和发展着文化的使命[12]将难以企及。

3.课堂交往的情感退位

苏霍姆林斯基有对教学交往互动的生动描绘:“教育是人和人心灵上的最微妙的相互接触”[13],换言之,情感因素会在教育的全过程中会持续影响学生的学习能效[14]。课堂是教学发生的即时性、动态性的“教学场”。课堂教学中情感能量,有利于塑造情感共同体、传承文化基因、完成自我认同与国家认间[15]。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为学生提供了开放多元的智能化学习全场景以期重塑教育的同时,也促成了一场师生交互的深度变革,工具化和虚拟化的技术工具正在更多的教学场景中演化替代师生面对面手口相传的交往条件和交往场所。个性化、定制化的学习样态使学生不再囿于传统课堂的学习时空,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更多元和灵活。当学生知识与信息的获得不再拘泥于教师的课堂讲授,课堂交往的形态从形式到内涵逐渐式微,师生交互情感急剧降温。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介入课堂教学为例,常见于“人—机”交互或“人—机—人”交互,将原本充盈在师生、生生之间的思维碰撞和精神氛围异化为机械提问与标准回答的浅表化水平,简化了思维的激活与创造性的激发,失去了对话这一探索真理与自我认识的途径[16]。机器交互的深度、广度与温度,远不及人与人对话所带来的知识生成与情感体验。在看似便携高效的对话捷径中,学生辨别良莠不齐信息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发生消退。“信息茧房”和“大数据”极易被学生泛在的不加筛选的认定为丰富“知识资源”,以致脱离学习正轨而坠入歧途。长此以往,在技术持续蚕食的课堂中,被数据不断裹挟的学生对师生交往索然无趣,教学主体的位将被曲解,主导作用被忽视。然而,教育的价值内涵和人文旨趣都蕴含在师生关系之中[17]。若不能对数字技术介入课堂以理性审视,师生共论道的场景将被颠覆改写,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往将向以技术为中介的交互中心转移,那么,匮乏情感的课堂交往将充斥着冷漠和距离感。

4.课堂生态的系统失衡

1932年,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威拉德·沃勒(Willard W.Waller)首次提出“课堂生态学”概念。作为一种独特的人工生态,课堂生态具有整体性、协变性和共生性三大生态特征[18]。数字化转型下的课堂生态要素,即教学主体、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环境等被赋予了新形态,技术为课堂生态因子的注入了新动能、提供了新养料和带入了新循环,其中“物质”这一课堂生态中能量的载体的内涵发生了拓延,如学习资源从传统教材转向数字教材,环境资源从传统教室转向数字空间。目前,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教学实践还主要关注单一技术的应用效果,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5G、物联网等技术的综合应用将以数字融合的形式对传统的基础教育课堂生态产生剧烈扰动。融合技术的教育教学理念经过十余年的磨合仍未得以充分达到预期成效,数字化教学的行动实践滞后,数字技术联动理念的转变迟缓,以致课堂生态主体与环境间匮乏良性循环。一方面体现在中高考这一“指挥棒”的应试指向仍在,“重知识轻能力”“重标准轻个性”的现象普遍,课堂生态所具有的整体性、协变性和共生性三大生态特征未能彰显,教学主体对教学资源的加工处理和消化吸收缓慢,阻滞了系统所蕴涵的信息和能量的转化及其程度,加速了课堂生态的失衡。另一方面,教学主体的角色未能发生根本性改观,且原有的教学观、学习观和价值观加固了学生的消费者和分解者身份、教师的生产者身份标签。同时,师生数字素养与技术更迭进程尚不对称、不协同,长期以来,教师的数字素养未被纳入考核范畴,如教师资格证考试、师范生教育课程体系、绩效考核中鲜有体现,造成了混合式教学、交互式教学等技术介入的新型教学模式中涌现出的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机的各种矛盾,阻碍了学生知识的建构与素养的发展,这是课堂生态系统失衡的教学体现。构建数字技术融合的生态化学习环境,打造联通、开放、敏捷、个性化的新型数字化教育形态[19],将是未来基础教育课堂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热点趋势。

二、数字化转型下基础教育课堂的应然形态

教育改革的主阵地在课堂,课堂教学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20]。面对新技术,人们总是迫切的将其引入教学实践,希冀为教育带来数字化的转型创新,然而结果多不尽人意。自20世纪初以来技术更迭数代,学校广播、程序教学、教育电视、计算机辅助教学(CAI)等技术尝试进入学校教育但至今未给课堂教学带来质的变化。技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实现技术赋能课堂教学须规避“以技术为中心”的数字鸿沟与数字使用陷阱,积极寻求“育人为本”理念下的技术与课堂的深度融合创新,加速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耦合,推动传统教学向数字化转型。

1.从“标准化”转向“个性化”:教学主体的价值关切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指出要发挥新技术的优势,探索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服务个性化学习[21]。从“标准化”转向“个性化”是开展差异化教学,加强个性化指导,落实因材施教,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凸显对教学主体的价值关切,是将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以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新范式,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基本遵循。经过多轮课改后,几近所有课堂都宣称教学活动围绕学生进行设计和组织,但不可置否的是,课堂教学在既定时间内,采用标准化的教材、统一的教学模式、教学媒体以及标准化的评价方式等开展的标准化教学的立场没有质的改变。这种“标准化”课堂这种培养方式源自工业时代发展需求,方便教学管理、课程评估、掌握和统计学生学习进度,却忽视学生个体差异,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难以满足学生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学习需求。教育领域如何超越整齐划一的教学模式,真正实现因材施教,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大难题[22]。技术赋能课堂教学是实现教育个性化的关键支撑,为革新流水线式的课堂教学模式,实现因材施教创造了更多可能。如自适应学习是学习视角下人工智能技术与教学流程的深度融合,其可围绕学习知识与价值主题为学习者提供智能画像,并借此绘制知识图谱了解学生学习风格、学习习惯、技能水平等信息;智能推荐个性化的练习题、视频、课件等学习资源;通过动态采集调整、精确监测评估、可视化反馈开出“个人处方”等服务,避免信息过载和浪费。此外,虚拟现实技术(VR)可创建和展示逼真的三维场景和学习内容,提供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如基于VR技术的学习游戏可以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场景体验,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想象力;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可用来挖掘和分析大量的教育數据,以支持个性化和精准化的教学和学习。这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了新思路和可能性,为每个学习者提供最适切的学习内容和节奏。教育数字化转型下“个性化”课堂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创设不同的学习方式、内容、节奏、评价等个性化要素,超越传统课堂物理时空限制,供给符合学生个体需求和能力水平的学习服务和支持,尊重主体能动性,关切到课堂教学中的“每个人”,是教育现代化和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2.从“大规模”转向“定制化”:教学内容的量身打造

卢梭在《爱弥儿》写道:“应该使一个人的教育适应他这个人本身” [23]。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大规模的集中授课或已经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正被定制化教学方式所取代。在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教学场景中学生们在同一个课堂中集中接受统一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具有规模大、资源共享等优点,然而学生个体差异性难以得到充分关注,无法满足差异化学习需求。“定制化”在特定的场景下根据某些条件和需求对教学内容进行的量身打造,基于人工智能推荐算法针对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根据不同学生的知识掌握水平,量体裁衣式地从海量教学资源中精准推送不同难度级别和不同表征形式的教学内容,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喜好。在实践层面,实现教学内容的定制化服务主要定基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学习诊断和分析,对教学内容进行精筛和重组。教师要在根本上实现从既定教学内容的制定者转变为具备敏锐教学观察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的评估者,学情识别已不能单向度依赖分数高低的二维坐标呈现,而是辅之关联精准掌握学生的认知、思想、行为特征的数据结果,旨在增强学生个体特征与教学内容的匹配度、学生学情和教学内容的融合度,依据认知偏好与习惯态度进行精准定制化推送,最大化地激发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3.从“技术依赖”转向“数字赋能”:教学理念的创新融合

教育不仅要为可持续学习提供开放且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与制度支撑,还要不断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动力与需求,特别是关注到终身学习的机会[24]。过度关注技术的形式、缺乏深入挖掘其功能和特点、未充分考虑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忽略了技术背后的育人初心,诸如此类的教学行为为教学带来的负面影响可归结于陈旧的教学理念。从“技术依赖”转向“数字赋能”,需要课堂教学全要素、全流程、全场域和技术的深度融合,构建以学生为中心,注重个性化、协作式、跨学科和实践性教育,促进学生的终身学习发展的教学理念。“教育变革的成败取决于教师的所思所为”[25]。教师不仅是技术与教学融合的设计者、协作者,还是推动基础教育课堂数字化转型的学习者、实践者和评估者。数字技术赋能教学的关键前提是对教师赋能,也就是说,教师教学观念的创新融合是推动基础教育课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其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教学行为方式,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成效。

为此,从认知层面、价值观层面、行为层面三个维度探析教师课堂教学观念与数字技术创新融合的路径。其一,认知层面。教师需要从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学生学习评估方式的进行转变,这对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新要求。纵观国际经验,发展教师的数字素养近年来已是国际关注研究热点。美国教育技术国际协会在2017年发布的《ISTE教育工作者标准》给出了教师角色的职责和能力标准,旨在促进教师应用数字技术创新教学[26]。欧盟委员会在2020年颁发《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强调要打造“欧盟数字技能认证”架构,优化教师数字技能评估[27]。2022年12月,我国教育部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弥补了我国教师数字素养框架的空白[28],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了我国教师数字素养的相关行业标准。其二,价值观层面。教师需要从学习目的、教育公平与伦理等方面进行转变,关注课堂弱势群体,采用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教学手段,倡导个性化、协作式、跨学科学习,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学生数据隐私保护,给予学生享有均衡的教育资源和学习机会。其三,行为层面。教师应积极适应数字化教育环境的教学方式并磨合新工具、新手段,将目光从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中抽离,在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向“能动学习”,即培养学生需要具备驾驭技术的能力,能够自主运用数字平台提升自我,避免因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弱化而导致的自我意识、自我价值的混乱和失序。

4.从“单向传递”转向“反哺共享”:课堂文化的时代解读

课堂文化是对学生成长影响最大、烙印最深的精神要素[29]。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新技术引起的教学手段变更,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碰撞出的火花将持续点燃课堂文化重塑的篝火。如果将课堂文化隐喻为在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教育价值观、教育方法和教育氛围构成的碱基序列,那么原有的课堂教学文化基因将迎来变构重组。课堂教学主体借助技术通过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并秉持积极态度向他人分享传递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这种“反哺共享”是双向、流动的,既可以发生在生生之间,亦可以存在于师生之间、师师之间,是对传统课堂中僵化的、线性的知识和经验单向传递模式的摒弃,体现新时代课堂呼唤的新文化基因——“数字文化”。从生生之间的关系维度来看,更容易获得信息资源和更加熟练地运用各种数字工具的学生不再仅为课堂听众,通过共同合作、交流和分享,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以达成培养自主学习、协作和创新能力的预期。从师生之间的关系维度来看,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平等和尊重。师生角色将不是一成不变,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成果和体会分享给教师,参与到课堂教学的知识的传递流通中,成为课堂设计的合伙人。从师师之间的关系维度来看,促进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共同探究教学和课堂管理的最佳实践,解决教育工作中的共同难题,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质量。如利用教育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在线教学研讨会和交流活动,参加线上和线下的教育研讨会和会议等形式探讨技术赋能课堂教学的技巧策略和经验方法。教育数字化转型下的课堂文化在数字技术与资源的赋能下,课堂教學活动以数据为驱动、以互动为核心、以创新为目标,形成了精准化、个性化、协作化、智能化和探究化的表征指向。“数字文化”中,合作、创新、分享和互助成为了课堂教学的重要价值观,其基于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观的反哺与共享促成走向学习共同体的意义生成,推动数字化转型下课堂文化的意涵重塑与课堂教学的高质量发展。

三、数字化转型下基础教育课堂的未来图景

基础教育的课堂形态伴随技术的不断迭代将演进的愈发丰富多元。以数据媒介为支撑的数字底座已基本建成,围绕教育数字化开展全要素、全业务、全领域和全流程的课堂模态研究,绘制未来课堂的可能图景以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既是当务之急,亦是长远所需。然而,课堂是具体的、动态的,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课堂的模型范式也从未有亘古不变的法则。基于现有的文献资料分析和对数字化转型、课堂形态等的深入理解,我们提出了数字化转型下基础教育课堂一种模式建构——以教学设计系统、学习支撑系统和反馈评估系统组成的“DIGITIZE”课堂模型,包含课堂设计(Design)、课堂交往(Interaction)、指导支持(Guidance)、资源支撑(Information)、技术融入(Technology)、思维创新(Innovation)、无界学习(Zoneless)、评估反馈(Evaluate)八个要素,如图1所示。三个系统与各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超越了简单地线性关系或者纯粹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在实践过程中不可规避的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依据模型进行课堂教学设计需要进行修正与完善。

1.教学设计系统:以课堂中的“人”为中心嵌入数字文化基因

以课堂中的“人”为中心,是教学设计系统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教学设计系统主要涵盖了“DIGITIZE”课堂模型中的课堂设计(Design)、课堂交往(Interaction)两个要素。在此系统中,课堂设计(Design)是关键要素之一,其要明晰教学目标、精筛教学活动和优化教学方法。在课程设计中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考虑学生的特点和需求,结合教材和教学资源,制定设计出符合教学目标和学生学习特点的教学计划,注重教学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也要遵循教育部门总体规划和依据学校班级学情特点,确保课堂教学质量,旨在为学生提供足够的个性化支持和帮助。课堂交往(Interaction)是教學设计系统的另一个要素,技术的介入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师生交互的频次、深度与动机,它强调教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的互动,以实现知识的多向流通传递。教师可结合数字化工具,采用多元互动交流形式,营造积极的课堂氛围,提升学生参与度,如在线讨论、投票、问答、互动游戏等,提高互动的质量和实效。教师需要在课堂上对教学设计进行适当修正和优化,以实现预期目标。

将数字文化基因嵌入到教学设计过程中,课堂中的“人”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受益主体。一方面,教学设计系统应该注重学生参与和合作,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探究知识、分享经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符合学生学习特点、学习风格和知识需求的课程内容、教学活动和评价方式,让课堂更具吸引力和互动性,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促进学生的终身学习和个性化发展。另一方面,教师利用技术结合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教学设计,能精准把握教学进度和每个学生的学习状况,实现课堂的个性化教学和定制化服务。

2.学习支撑系统:以课堂中的“物”为底座创设智能学习环境

以课堂中的“物”为底座,是学习支撑系统利用技术赋能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体现。学习支撑系统强调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充分利用数字化工具和资源来提供学生的学习支撑和辅助,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教学设计系统主要涵盖了“DIGITIZE”课堂模型中的指导支持(Guidance)、资源支撑(Information)、技术融入(Technology)、四个要素。在学习支撑系统中,指导支持(Guidance)旨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指导,以满足学生的差异化学习需求和风格,其涵盖学习规划制定、学习目标确立、学习任务分解、学习进度追踪、学习策略指导等环节。资源支撑(Information)这一要素是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拓展学习渠道和空间的关键前提,其包括课堂中各种信息媒介和软硬件资源,如教材、课件、设备等。信息资源的整合支撑,将有助于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和创新思维培养。这一要素中要注意学生与数字化工具和资源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新技术与课堂教学设计的深度融合(Technology),是支撑课交互式学习、在线学习、移动学习等多种课堂形态的基本保障。有效的技术融入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也需要教育和科技行业的双向促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样需要思维创新(Innovation)这一要素。诸如启发式教学、情境教学、探究式学习、设计思维等多种教学模式和方法是未来基础教育课堂中不可或缺的思维激发形式。

学习支撑系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和学习路径,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和学习兴趣。在学习支撑系统中,教师作为学生与技术的第三视角需要警惕学生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与沉迷。未经筛选过滤的不良信息和“信息茧房”极易导致处在青少年时期的学生出现心理危机,教师在学习支撑系统中不仅是技术推介的策划者,更应是学生使用技术的引导者和监督者。这对教师与学生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是智能化学习环境和学习支撑服务高效利用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

3.反馈评估系统:以课堂中的“技”为手段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以课堂中的“技”为手段,是反馈评估系统精准的评价的时代选择。技术在反馈层面以数据的形式呈现,数据成为推动未来课堂教学精准反馈评估的核心动力。反馈评估系统主要涵盖了“DIGITIZE”课堂模型中的评估反馈(Evaluation)、无界学习(Zoneless)两个要素。反馈评估系统关注教学的学习区域和评价反馈、如何构建多元化的学习环境和场景,以及如何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和标准,以促进教与学的体质增效。评估反馈(Evaluation)是反馈评估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是课堂设计(Design)的重要参考。它强调可通过在线测试、评分系统、数据分析工具等数字化工具和方法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估和反馈,其包括成绩评估、项目评估、自我评估等,多方位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进展,以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指导,此外,精准的评估反馈数据将有效指导教师的教学改进和课堂设计的调整优化。在数字化转型下,课堂的边界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时间和空间的束缚,通过数字技术打造多元化、开放式、互动式的学习环境,构建无界学习(Zoneless)的课堂学习环境,指向教与学的深度融合。一是,学生可依据兴趣、需求和能力,选择差异化的学习资源、方式和路径,与教师、同伴和社会进行多维度、深层次的交流合作,能动的根据反馈评估结果实现个性化学习;其次,教师也可以利用“大数据”实现对学生学习过程和成果的精准评价和指导。

反馈评估系统中教师应做好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的管理与保护,特别是收集的全面而细致学生、家长及其他人的数据要妥善保管并合法使用及销毁,在传播时维护数据安全,肩负起数字社会的责任。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学情的反馈不能完全依赖技术支持,教师应充分发挥机器所不具备的基于经验的主观判断,基于学生具有人情关怀的反馈评估后的反馈,是对学生的精准指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路径。

四、结语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技术赋能教学的内涵式革新,也是我们再次将目光从纷繁的技术中抽离出来,理性审视技术之于课堂教学本源性的意义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化转型的前进征程中要尊重真实的教学主体,而非过度推崇新技术、新手段,一以贯之把握不变的主旋律,即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没有变、培养全面发展和健全人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创新人才的目标没有变。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尚在探索初期,从起步到实现基础教育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全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还有诸多现实问题亟待化解。课堂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教学实践的主阵地,课堂的数字化转型是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义。本文基于教育学和社会学等视角梳理审视数字化转型下基础教育课堂可能面临的现实冲击与风险,并探寻其应然形态,旨在构建具有可行性的课堂实践模型。未来,基础教育课堂教学的形态将如何演进,课堂的功能会发生怎样的变迁,这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探索发掘。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论坛在京舉行[EB/0L].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2023/2023_ zt01/pxlt/pxlt_jcjy/202302/t20230214_1044669.html,2022-04-21.

[3] 夏惠贤.以创造性视角变革课堂[N].中国教师报,2021-08-25(04).

[4] [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103.

[5] 段俊吉.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数字代沟:数字反哺的教育镜像[J].中国远程教育,2023,43(3):46-54.

[6][19] 祝智庭,胡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探析与研究展望[J].中国电化教育,2022,(4):1-8+25.

[7] 冯建军,刘霞.“适合的教育”:内涵、困境与路径选择[J].南京社会科学,2017, 361(11):141-149.

[8]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2.

[9] 李帆,张伟等.教育现代化的关键:课堂文化生长力的现代化转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44(2):57-63+190.

[10] 谌兵.数字媒介重构大学课堂文化[J].江苏高教,2015,180(2):86-88.

[11] 潘光文.课堂文化的批判与建设[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2.

[12] 蔡宝来.课堂教学文化:理论诉求及实践重构[J].教育研究,2008,339(4): 54-55.

[13] [苏]苏霍姆林斯基.少年的教育和自我教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275.

[14] 施良方.学习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5+242.

[15] 蒋文宁,车越彤等.课堂教学中情感能量的发生、功能与激发[J].课程·教材·教法,2022,42(8):115-121.

[16] [德]雅斯贝尔斯.邹进译.什么是教育[M].上海:三联书店,1991.10.

[17] 肖川.论教学与交往[J].教育研究,1999,(2):58-62.

[18] 李森.论课堂的生态本质、特征及功能[J].教育研究,2005,(10):55-60+79.

[20] 黄荣怀.未来学习,要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EB/OL].https://m.gmw. cn/2022-04/05/content_1302883197.htm,2022-04-21.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4.

[22] 桑新民,谢阳斌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系统工程笔谈[J].现代教育技术,2023,33(1):5-16.

[23] [法]卢梭.彭正梅译.爱弥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98.

[24] 杨晓哲,王若昕.困局与破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下一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3):82-90.

[25] [加]Fullan M.武云斐译.教育变革的新意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9.

[26] ISTE.2017.ISTE Standards:Educators [EB/OL].https://www.iste.org/ standards/iste-standards-for-teachers,2022-04-21.

[27] European Commission.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 (2021-2027) [EB/OL]. https://education.ec.europa.eu/focus-topics/digital-education/actionplan,2018-09-24.

[28] 教科信函[2022]58号,教育部关于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的通知[Z].

[29] 陈光全.课堂文化:旨在彰显学生学习的文化[J].思想理论教育,2012, 370(2):18-22.

作者简介:

吕立杰: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部部长,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荆鹏: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教育信息化。

Basic Education Classroom: Realistic Impact, Due Form, and Future Vision Unde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v Lijie, Jing Peng

Faculty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Jilin

Abstract: Classroom is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basic education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lassroom is the core meaning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At present, due to the low level of technology involvement in basic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outdated concepts, and other reasons, problems such as classroom field power disorder, loss of classroom cultural connotation, emotional dislocation in classroom communication, and imbalance in classroom ecosystem frequently occur, making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modern and innovative talent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roper form of basic education classroom, namely, from “standardization” to “personalization”, from “large-scale” to “customization”, from“technology dependence” to “digital integration”, from “one-way transmission” to “feedback sharing”, and proposes a “DIGITIZE” classroom design model composed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systems, learning support systems, and feedback evaluation systems, This model focuses on “people” in the classroom, embeds digital cultural genes, creates an intellig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ngs” in the classroom, improves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by using “technology”in the classroom, and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of “people, things, and technology” in the classroom,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actitioner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basic education classroom unde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Keywords: education digitiz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basic education; classroom form; high-quality

收稿日期:2023年9月22日

責任编辑:赵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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