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第二守护神”

在笔者与敦煌研究院老专家谢成水先生的多次交谈中，特别是在讲到敦煌的保护时，谢成水先生一再提及一个人——窦占彪。他说，众所周知，常书鸿先生是公认的“敦煌守护神”，而在每个敦煌莫高窟人心里，窦占彪可谓不能忘记的“第二守护神”，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这个人真的值得好好写一写。

在新近拍摄的沪剧电影《敦煌女儿》中，摄制团队没有忽视这位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普通工作人员，甚至把他列为主要人物之一，由专门的演员来扮演，以讲述他的传奇故事。张大千、常书鸿、樊锦诗、段文杰、王子云等老一辈敦煌研究者都曾与窦占彪有过交集，这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工人呢？

读书不多的普通工匠

在画家、美学家高尔泰先生的回忆录里，窦占彪占据了单独一节，而且被描写得非常传奇。“石窟保护部的老工人窦占彪是个奇人。脸狭长而脑门特大，下巴向前抄出，个子瘦小佝偻，走路有点瘸。恰像是我的老师吕凤子先生画的罗汉。读书无多，木讷寡言。但技艺高超，而且绝顶聪明。十多年来，在石窟保护和加固工程中出过许多好点子，也解决了不少专家们束手无策的难题。说到他，全所上下，没有人不敬佩。”

1917年，窦占彪生于甘肃省敦煌县（今敦煌市）东郊窦家墩，早年因家贫做过民警。1941年，窦占彪随同西北文化考察团的王子云教授来到莫高窟，从此留在了敦煌。后来，著名画家张大千率队到敦煌临摹壁画，窦占彪随张大千等人对满目疮痍的莫高窟进行了清理，当时他的身份是油工。张大千的儿子张心智在文章中提到了窦占彪，说他是父亲托人在当地招来的油工，而且与张心智分在一组工作。

高尔泰是1962年在常书鸿的帮助下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虽然他有学历又专业学过绘画，有时却主动给“泥水工”窦占彪当“小工”，还很愉快。那是一个知识分子遭到批判的时期，但是窦占彪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或是上台发言，或是贴大字报，或跟着起哄。就连在批斗会上，他都是靠边走的。窦占彪体弱力小，但很正直，爱打抱不平，以至于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打人，“真要打，他也挡不住。但不知为什么，只要他在一边静静看着，人家就不好意思动手了”。

当然，窦占彪最擅长的还是自己的专业。高尔泰说窦占彪砌墙很快，在火烤似的夏天工作，依然把墙面抹得光整平直。除此之外，窦占彪还会盘炕、砌灶、打造门窗、驾驭骡马，还会做拉面，不愧是地道的敦煌本地人。

被誉为“敦煌的女儿”的樊锦诗，说起对于敦煌洞窟保护有所贡献的人，也特别提到窦占彪。她说窦占彪作为一个匠人，既能干木工，也能干泥瓦工。“窦师傅没怎么上过学，但天资聪明，心灵手巧，且性格开朗，莫高窟几乎每个洞窟都有他的足迹。有一些塑像脱离了墙壁，好多专家都没有办法，后来是窦师傅想出了既不影响原作又使倾斜的塑像恢复原位的方法，到现在为止那塑像还很好地固定在墙上呢。”

1981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对这位普通的工匠进行过专门报道：

窦占彪原本不是泥瓦匠，他看到风剥雨蚀的莫高窟实在心疼，便整天提着泥浆桶，拿着泥抹子，蹲在廊檐下，趴在洞窟里工作，度过了整整四十个春秋。在莫高窟那浩如瀚海的四万多平方米的壁画上，随处可以见到他为保存这些壁画所花费的辛勤劳动。

在130窟，二十六米高的大佛周围画满了壁画。但由于年久失修，精湛的壁画已经脱离了岩层，随时都有剥落坠毁的危险。看到这种情况，窦占彪心急如焚，想方设法要把它修复。但是，如何使这些壁画免于坠毁，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窟顶离地面近三十米，二十多米高的大佛又占去了洞窟的大部分空间，可供施工的地方很小，脚手架十分难搭，稍不留心，就会破坏壁画和佛像。最后，窦占彪和同志们像喜鹊营巢一样，在狹窄的空间立起了脚手架。窦占彪和大家凭着这个脚手架“飞”上窟顶，给要脱落的壁画镶上了三百多个铆钉，使壁画又牢牢地固在岩层上了。这项工作整整用了两年时间！

在427窟，一尊高达两丈，重千余斤的金刚力士泥塑，因天长日久，即将倾倒。窦占彪又通过精巧施工，使其重复原位。

报道中还提及，窦占彪于六十四岁退休后，仍旧在敦煌忙碌着。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者们说：“莫高窟离不开窦师傅，窦师傅也离不开莫高窟。他把他的青春献给了莫高窟，却让莫高窟永远年轻。”

常书鸿的重托

谢成水说，他1984年刚去敦煌工作时，大家的房子都在莫高窟前的那片树林子里，窦占彪住在窟区最南头的小房子里，他们每天散步都会看到他坐在门前做事。因常常听人讲窦占彪的故事，有时，他们会走过去聊聊天，想亲耳听他讲讲自己的故事以及常书鸿先生当初来到莫高窟时的情况。可是窦占彪不善言语，也从不讲他做过什么。后来，谢成水他们只好去问另一位当年一起留下看管莫高窟的老同志范华。范华是当年常书鸿先生请来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比窦占彪后到莫高窟工作。

当时正值抗战胜利之际，国民政府竟然撤销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此前被常书鸿招来的研究者如潘絜兹、李浴、董希文夫妇等，都一起离开莫高窟，回内地了。

机构要被撤销，经费也要断绝，所有人都走了是残酷的现实。危难之际，常书鸿不得不离开敦煌，去陪都重庆向国民政府争取经费，恢复研究所。临行前，他把敦煌交给了窦占彪和范华两人看管，并一再叮嘱窦占彪：“老窦，这洞窟的维护和保管的事就交给你啦，你可千万要上点心！”

或许是因为知道窦占彪在当地做过民警，常书鸿才决定把这保护宝藏的重任托付他。事实上，当1943年张大千离开敦煌前，将热心、手巧的窦占彪推荐给了常书鸿时，常书鸿还有些犹豫，毕竟他需要的是具有研究和绘画能力的专业人员。然而，令常书鸿没想到的是，眼前这个“匠人”不只是个泥水匠，更是一位真正的能工巧匠，甚至能够解决疑难问题，帮了他们的大忙。

早在20世纪初期，敦煌洞窟的栈道就已经被毁坏了。最先，王道士采取在洞窟内两侧打洞的方式使并列的洞窟相通，进而从一个洞窟进入另一个洞窟。而要从洞外的地面进入洞窟则需要依靠较高的梯子。在敦煌工作了四十多年的孙儒僩先生说：“1944年，常书鸿所长上到第196窟，因为扶梯倒了，无法从洞窟上下来，又没有胆量从山坡上爬上山顶，最后是工人窦占彪从洞窟爬上山顶，再从九层楼的楼梯下来，取了绳索后才把常所长拉上山顶……”与此同时，窦占彪还把常书鸿掉入山崖的一本调查记录捡了回来。对此，当时正在敦煌临摹壁画的董希文直言，“小窦真是好身手”。

为了应对洞窟众多，大家需要爬高爬低的情况，窦占彪不但默默地修筑栈道，并且还有针对性地用旧木料做了一种名叫“蜈蚣梯”的独木梯，使得大家能够更加便捷地进入洞窟做调查研究。

对于窦占彪在工作中的贡献，常书鸿大为感慨。1951年，常书鸿带队去炳灵寺勘察：“在炳灵寺石窟的十天勘察工作中，我们始终群情激昂。大家互相配合，尤其在攀登高空危险洞窟时，窦占彪同志挺身在危岩上搭架，帮助我奋力攀登数百年来无人迹的佛窟，发现并搜集到许多重要资料。至今事隔整整三十年，但这次难忘的勘察工作我记忆犹新。”

1952年，常书鸿去麦积山考察，他记录道：“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技工窦占彪，是一贯善于登攀悬崖峭壁探宝的开路先锋。在他与天水麦积山当地木工文德全的配合下，在五六十米以上的峭壁上，抽出一个朽烂的木桩，再在桩眼中安装上一个新的木桩，架上木板，就这样，一个木桩接一个木桩，一块木板连一块木板，艰难地开辟了飞栈的通路，把我们引上天堂洞等许多高层洞窟……”

有段时间，窦占彪因个人原因向常书鸿辞职，常书鸿不同意，一再请求他留下来。最后，在1949年前后，窦占彪回到了敦煌，从此一待就是一辈子，还曾在工作期间英勇负伤。

对窦占彪受伤一事，孙儒僩可谓印象深刻。据他回忆，1952年，常书鸿带领一队艺术家对麦积山进行调查，“因为西崖不能上去，先开展东崖的摄影、临摹、测绘工作。段文杰、史苇湘临摹壁画，范文藻摄影，我测绘洞窟，常书鸿所长在窦占彪的配合下调查洞窟。梯子是湿木料做的，十分重，从一个洞窟移向另一个洞窟时，几个人控制不住，梯子倒下了，幸亏有一块大石头顶住，没有出大的问题，但窦占彪的膝关节被砸了一下，一瘸一拐地坚持工作，后来虽然经过多次医治，但始终没有康复，成了老残疾，留给他终身的痛苦”。

保护文物，技艺高超

在敦煌，窦占彪除了忙着对洞窟和佛像进行加固外，还帮助专业人员临摹壁画、探测洞窟、记录数据。在此期间，他有过多次重大的文物发现，这些事迹被各位专家记录了下来，并被多次报道。

1944年8月初，窦占彪在清代土地神塑像肚子里发现了北魏经文六十六件及残经三十二片。他不仅理直气壮地拒绝了高价收买和人情索要，将全部经卷上交研究所，还追踪一个木匠偷走的一件文物，将之从沙土中挖出来交了公。这批珍贵的文物是继1900年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引起了海内外学者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也成了敦煌研究院最珍贵的院藏文物。该北魏写经残卷距今一千五百多年，极其珍贵，而其中三十二块残经碎片，因记有年号、六朝职官花名册等，更是可供文物工作者研究参考的珍贵文物。此事当年即被《西北日报》报道，一时间引起震动。

1944年10月，窦占彪在清理莫高窟第220窟的流沙时，发现了该洞窟中覆盖于宋画之下的初唐壁画，这使得该窟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四五百年。常书鸿在多部著述中均提到此事：“这是老工人窦占彪从宋代重绘的泥壁下剥露出来……真是一幅举世无双的现存最大最古的山水人物画。”

根据敦煌研究院公布的文物史料，该院所藏西夏文《金刚经》为1959年3月窦占彪在维修莫高窟宕泉河东岸喇嘛塔时，于最南端一座小型塔坡中发现的。该经卷为经折装，高二十厘米、宽十八厘米，上下单栏。经文一百零七面，面五行，行十二字。“本刻本扉页版画一副两面，高19.2厘米。上下单栏，栏高15.5厘米。封面有蓝丝绸与发愿文旧汉文及西夏文粘贴而成，是目前国内所藏西夏文献中保存最完整的《金刚经》。”目前，该经文已被收录进《中国藏西夏文献·甘肃卷》中。

1963年，窦占彪带领工人修缮西夏土塔时，发现了一本保存完整的插图本西夏文《法华经》。经书在敦煌西夏王国文物展中展出，受到国内外学者的称赞。1965年，在整修第130窟时，窦占彪发现了六七十件唐代丝绸经幡，为研究唐代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而在文物修复方面，窦占彪也有其独特贡献。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文物修复设备和经费都严重不足，窦占彪却克服种种困难，协助研究人员解决了第427窟的巨大塑像脱离墙壁、向外倾斜的难题，以高超的技艺修复了千佛塔的塑像，“窦师傅用廉价的土坯砌了三面台座，把一些残像立起来安放在固定台座上。一些残存的塑像头部也制作了不同大小的泥座，分别把它们安放在泥座上”。当时，由于年久失修，一件唐代木雕六臂观音的身、手、臂分离，然而经过窦占彪的巧手拼装，分离的各个部分居然被修复成一件珍贵的木雕六臂观音像。

窦占彪还在困难时期，利用人力、牛马搬迁了莫高窟对面高耸陡峭的三危山之巅的慈氏之塔。可以说窦占彪在敦煌保护文物的故事，有很多值得记录的经验和重要细节。如1965年在对130窟进行铆固壁画时，窦占彪不单单发现了唐代开元的丝绸画幡，而且因为意外看到了窟顶的五龙藻井壁画脱落大约一个平方米，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修复的好机会，后来就参照其他金龙的形象，由美术家李承仙负责修复，将壁画完美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中不能说没有窦占彪的功劳。

长眠莫高窟，与敦煌同在

1990年5月，窦占彪与世长辞。敦煌研究院大会议室里放满了花圈，挂满了挽幛，上悬有窦占彪的遗像，遗像上的他依旧精神矍铄。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主持纪念仪式，当说到“今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悼念……”时，他已经泣不成声，在场的人无不落泪。一位老工人，一位对敦煌充满着深切感情的能工巧匠，一位地道的敦煌人，在这里默默奉献并奋斗了半个世纪。他虽然学历不高，也没有个人著作，却被无数专家和同事所尊敬和敬佩。

《人民日报》以《敦煌的“守护神”——记敦煌研究院老工人窦占彪的事迹》为题进行报道，称：“窦占彪，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将和敦煌文物同样不朽。”

高尔泰在很多年以后回忆窦占彪去世前后那段时间时说：“记不得哪天了，我在成都，突然心里一动，回忆起同他相处的日子，历历如在目。……十几天后，《光明日报》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正是那一天，不免感到奇怪。报上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他的追悼会上，许多人都哭了，我相信。”

在大漠之地，三危山以“危峰东屹”名列敦煌八景之首，被称为“敦煌第一圣境”。三危山下，宕泉河畔，与莫高窟九层楼相望的莫高窟公墓区安葬着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敦煌艺术导师”段文杰先生及其他二十四位敦煌文物事业的先辈，其中就有窦占彪，同事们还专门为他做了墓碑。

在孙儒僩、高尔泰的印象中，窦占彪不识字，但这不妨碍他盡心保护敦煌的每一处遗址、每一件文物。如20世纪50年代初，敦煌县要扩建马路，准备拆除一座大牌坊。窦占彪得知情况后，赶紧赶着牛车去把牌坊上的木构件一件件拆下、装车，运回了莫高窟。百余件大小构件，后来居然被窦占彪完美地重新拼接起来，立在了莫高窟正门处。现在这座名为“石室宝藏”的高高牌坊，成为莫高窟迎接客人的第一道门，而这一件文物的背后，藏着窦占彪以自标暗号正确拼接出木牌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