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前期拓跋氏皇族的儒学素养与文风趋尚

许鹤

（阜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目前学术界关于鲜卑拓跋氏皇族的儒学与文学研究，多集中于北魏政权迁都洛阳之后，尤其是孝文帝元宏的政治谋略和文学才华，实际上在迁都洛阳之前，鲜卑拓跋氏就已基本形成完备的皇室教育体系，皇室成员自身的儒学素养与文化水平也已显著提高，为北魏后期皇室的儒学接受和文学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北魏前期的皇室教育

这一时期北方实现了统一，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北魏统治者在前期与汉文化接触的基础上，逐渐转变对汉文化的看法和态度，开始主动向汉文化靠拢以推动汉化改革，而开展学校教育无疑是学习、接受汉文化的重要途径。如道武帝拓跋珪初定中原，“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399）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1](P1841)北魏的学校教育体制延续了汉魏传统，重建太学、国子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在教学内容上“以经术为先”，在人员选拔上“置五经博士”，完全按照汉族教育模式进行建设，学员所接受的主要是儒家经典教育，学校规模也由千余人迅速扩大到三千人，足见当时学校教育事业的兴盛。到明元帝拓跋嗣在位期间，则“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之后太武帝拓跋焘又“别起太学于城东”，令州郡举荐才学之士入太学学习，可见学校教育的规模在不断扩大，重视教育的传统在北魏前期一直保持。而在人数众多的生员中，鲜卑贵族子弟当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统治者为了保证皇室贵族子弟能够入学接受教育，甚至借助诏令推行强制措施，如太武帝拓跋焘就曾于太平真君五年（444）春下诏：“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1](P97)拓跋焘一方面心系国家文教事业发展，另一方面则注重提升统治阶层文化素养，强制王公以至一般官员的子嗣入太学接受文化教育。

除此之外，北魏皇宗学的建立也在提升皇室子弟儒学素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魏书》记载，文明太后于太和九年（485）下令曰：“自非生知，皆由学诲。皇子皇孙，训教不立，温故求新，盖有阙矣。可于闲静之所，别置学馆，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以匠成之。”[1](P533)自此在北魏官学体制中新增了训教皇子皇孙的专门学校，并注重选拔“忠信博闻”之士传授知识，“世以儒学相传”的武邑人孙惠蔚就曾担任皇宗博士。皇宗学作为北魏教育制度的创举，设立的目的当以传授儒学经典知识为主，从而提升皇室子孙儒学素养和文化水平，反映了北魏统治者试图借助皇宗学强化皇室儒学教育的迫切心理。正是在北魏皇室大力推动官方经学教育背景下，北魏前期即已出现“人多砥尚，儒林转兴”的繁盛景象，为北魏后期儒学复兴和文化繁荣提供了知识和素养的积累。

除发展官学教育以提升皇室儒学修养，鲜卑拓跋氏还注重选拔硕学鸿儒为皇子授业讲经，或皇室宗亲赴私人学馆听讲，都可提高皇室子弟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据《魏书·儒林传》与本传记载，新兴人梁越“博综经传，无所不通”，被北道武帝拓跋珪选中教授皇子经书，明元帝拓跋嗣曾从其学，即位后“以师傅之恩赐爵祝阿侯,后出为雁门太守”；昌黎徒河人卢丑，亦“以笃学博闻入授世祖经。后以师傅旧恩赐爵济阴公”；范阳人李䜣深受世祖赏识，“入授高宗经。高宗即位，䜣以旧恩亲宠，迁仪曹尚书，领中秘书，赐爵扶风公，加安东将军，赠其母孙氏为容城君”；勃海人高允博通经史以及天文术数，尤其擅长《春秋公羊》，“以本官为秦王翰傅。后敕以经授恭宗，甚见礼待”；被称为“儒林先生”的河内温人常爽，“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世祖西征凉土时被征入朝，元赞、司马真安、程灵虬等皆从其受业，其中元赞为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玄孙、常山康王拓跋素之子，为北魏皇室宗亲，深受孝文帝信赖。可见，鲜卑拓跋氏注重选拔汉族名儒作为教习皇子的业师，所传知识自然以儒家经典为主，而深受儒家伦理规范浸染的皇室子弟又多对授业之师怀有感恩之心，一旦亲政后便通过封官加爵来表达对业师的感激之情，并多能礼待恩师。太和九年（485），孝文帝还专门下诏：“仲尼在乡党，犹尚恂恂，周文王为世子，卑躬求道，禧等虽连萼宸晖，得不尊尚师傅也？故为置之，以加令德。延尉卿李冲可咸阳王师。”[1](P534)选拔陇西人李冲作为咸阳王元禧的老师，并以仲尼、周文王作类比，叮嘱元禧等人虽贵为皇胄，仍要发扬尊尚老师的传统，来增加美好的德行，直接承继了汉族尊师重教的传统。

在以上官学与私学教育的熏陶下，儒学思想已广泛渗透到鲜卑拓跋氏的知识体系和文化素养中，加快了鲜卑贵族汉化与文士化的进程，改变了鲜卑拓跋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形象气质，使其尽管在心理上仍对中原文化存有芥蒂，但在行为方式上已逐渐向汉族士人靠拢，

二、拓跋氏皇族的文士化倾向

据台湾学者孙同勋先生的统计，鲜卑拓跋氏武将人数所占全体宗室百分比，从道武帝时期的54%已降至献文帝时期的38.7%，[2](P74)武将人数的下降，标志着鲜卑拓跋氏文士化的倾向渐趋明显。具体而言，这种文士化倾向还表现在：

一方面，鲜卑拓跋氏在价值取向上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旨归，以礼治国，恪守传统儒学孝亲思想。据《魏书》记载，明元帝拓跋嗣“明睿宽毅，非礼不动”，在拓跋氏子贵母死的传统制度下，其母刘贵人被赐死，“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太祖怒之。帝还宫，哀不自止，日夜号泣。”同时还“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中原儒学思想的影响已十分明显。太武帝拓跋焘也深受儒学思想影响，即位不久就专门下诏：“夫士之为行，在家必孝，处朝必忠，然后身荣于时，名扬后世矣。”以传统“孝”“忠”思想来诏令臣子，并鼓励以此赢得生前身后名，所宣扬的依然是儒家文学思想。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也曾专门下诏：“其不孝父母，不顺尊长，为吏奸暴，及为盗贼，各具以名上。其容隐者，以所匿之罪罪之。”将孝亲尊长上升为国家诏令，足见其以儒治国的迫切性。献文帝拓跋弘，亦“仁孝纯至，礼敬师友”，几乎无异于深受儒学文化浸染的中原贤君。

孝文帝元宏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长而渊裕仁孝，绰然有君人之表”，太和十一年（487）冬专门下诏：“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1](P162-163)以诏令形式将孝悌友恭思想推行到州郡乡里，以此构建和谐融洽的社会伦理秩序，所体现的正是传统儒学治国之道。孝文帝本人亦是恪守儒家孝道的典范，“幼有至性，年四岁，显祖曾患痈，帝亲自吮脓。五岁受禅，悲泣不能自胜。”面对将自己抚育成人的祖母文明太后的去世，他“哀毁过礼”，“绝酒肉，不内御者三年”，尽管文明太后曾因担心元宏继位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但“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抚念诸弟，始终曾无纤介，惇睦九族，礼敬俱深”。[1](P186)孝文帝的纯孝之情可谓感天动地，即使是汉族君主亦有几人能匹敌？由此可见，在入主中原的百余年间，鲜卑皇室已逐渐接受汉族儒学文化，在尊老孝亲、治国理民方面承继汉族文化传统，以儒学之道来溉灌思想、规范言行。

另一方面，鲜卑拓跋氏在文化心理上仰慕汉族儒家文化，明习经传，逐渐由崇武向尚文转变。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期间，就对“天下可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之，为国之道，文武兼用”的治国方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曾组织博士儒生编纂四万余字的《众文经》。当时虽建国不久，“冠履不暇，栖遑外土，而制作经谟，咸存长世”，已将“文武兼用”的思想付诸于治国实践。明元帝拓跋嗣，不仅礼爱儒生，还好览史传，对刘向所撰《新序》《说苑》等经典进行正义整理，“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以帝王之身亲自参与汉文化典籍的整理，在奉行“兼资文武”的国策上显然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之后，“初造新字千余”，并诏令“颁下远近，永为楷式”，从整理规范文字入手，自觉奉行“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的治国之道。拓跋焘本人虽戎马一生，但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史载：“三年春正月庚子，车驾还宫。壬寅，大赦天下。癸卯，行幸广宁，临温泉，作《温泉之歌》。”[1](P75)此歌已不存，但从创作背景和题目上看，当为颂世之作。

拓跋焘对儒学经典作品应该也比较熟悉，在所下诏书中常引据经典，以增强内容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如神䴥四年（431）九月，在一次大范围征召汉族士人的诏书中写到：“《诗》不云乎：‘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邕熙之美。《易》曰：‘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1](P79)恰当地引用了儒家经典《诗经》《周易》名句作类比、比喻，并要求“州郡以礼发遣”，表达了求贤若渴的诚恳态度，自然容易拉近与汉族士人的感情。此次征召之士被称为“神䴥征士”，据柏俊才统计，共计卢玄、崔绰、李灵、高允、游雅等三十五人，“多为饱读诗书的鸿儒”，征召的目的也是“有意识地吸收中原汉族知识分子，加强其统治”。[3](P270)这批胸怀兼济之志的“贤俊之胄”、俊乂之才，服膺于拓跋焘的汉族文化情结以及以礼待之的态度，纷纷走向了北魏统治的历史舞台，与鲜卑拓跋氏一起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这也正印证了陈寅恪先生所说：“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4](P79)在当时汉族士人心中，所愿意效力的正是已汉化的北魏政权，所服膺的正是已文士化的鲜卑统治者，而与其血统和种族无关，这恰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鲜卑拓跋氏在与汉族文化融合之后，其自身气质文化已发生质的转变。

在此种尚文风气引领下，拓跋焘还组织过一些文学创作活动，如史书记载：“神䴥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僚赋诗，逸制诗序，时称为善。”[1](P1145)上巳节为中原汉族传统节日，鲜卑君主在这样一个特殊时节，组织群臣赋诗言志，并令赵逸制作诗序，活动本身的文化意义已十分凸显。孝文帝元宏即位之后，亦多次组织文学集会活动，一定意义上是对鲜卑拓跋氏这种尚文传统的继承。

三、作品留存与文风趋尚

随着北魏国家的建立、统治区域的扩大以及与汉族士人的接触，鲜卑拓跋氏在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上都在不断向汉族文化靠拢，汉族士人重文的传统对其产生深刻影响。但北魏前期的文学成就却并不突出，遍检史书、文集可以发现，北魏前期皇室留存的文学作品并不多。为更直观显示，兹将北魏前期拓跋氏帝王太后和宗亲作品列表统计如表1和表2：

表1 北魏前期拓跋氏帝王太后作品篇数一览表

表2 北魏前期拓跋氏宗亲作品篇数一览表

上表所列为北魏前期鲜卑拓跋氏帝王、太后、宗亲作品情况，帝王太后作品总数为120 篇，宗亲作品为14篇，无一篇诗赋，全为应用文体。

从体裁看，帝王太后所下诏令文书的数量远远超过宗亲所上奏疏议表，前者约为后者的8.57 倍，且以皇帝发布的诏书所占比重最大，五位君主共下诏91 篇，约占前期帝王太后作品总量的76.7%，其中以拓跋焘、拓跋濬、拓跋弘三朝所下诏书数量为多，其次是文明太后、太子拓跋晃所发布的令书10篇，所占比重为8.3%，再次是皇帝写给臣下的信件，又称“赐书”，共有8 篇，所占比重为6.7%，其他各类体裁作品数量相对较少。在宗亲所上奏疏议表中，臣下向皇帝上表所占比重较大，共有6 篇，约占前期宗亲作品总量的42.9%，其中拓跋休一人即有4 篇，其次为“陈政事，献典仪”（《文心雕龙·奏启》）的奏，共有4篇，皆为新兴公拓跋丕所奏，所占比重为28.6%，其他各类体裁作品数量则相对较少。

从所述内容看，诏令文书主要是帝王太后向臣民发布的各类政令，以实用为主，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密切相关，反映了北魏前期国家治理和社会改革的主要措施方略，凸显了这一时期实用文体的政治功用。如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颁布的《定国号为魏诏》、天兴三年（400）颁布的《官号诏》，即为确定国号和官名的诏书，《赈贫穷诏》为明元帝拓跋嗣于神瑞二年（415）赈济百姓的诏书，《征卢玄崔绰等诏》是太武帝拓跋焘于神䴥四年（431）为国纳贤选士的诏书，《修建佛寺诏》《灭佛法诏》则反映了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以及佛教在北魏中期的流传过程。奏疏议表则主要是宗室亲王向皇帝进言时所用文书，根据所用体裁的不同，进言的内容也有差异，所谓“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文心雕龙·章表》），如新兴公拓跋丕《对诏奏既葬即吉》《又奏既葬即吉》是上奏讨论丧葬礼仪，安定王拓跋休《请依成式公除第一表》《请依成式公除第二表》是为劝说孝文帝元宏在冯太后死后除去孝服而作，拓跋素《皇子名议》则是讨论商议皇子起名问题。不同文体的适用主体不同，适用范围也有差异，所表达的内容和承载的功能自然也就不可一概而论，但在具体内容上则多涉及到礼制改革，“宗经”的色彩较为明显，文体格式也有严格要求和明确限制。

从作品风格看，诏令文书和奏疏议表属于应制性文体，多数应为汉族士人代笔之作，但受北魏皇室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制约，前期的这些作品大多就事论事、质朴无华，极少带有情感夸饰和文学修辞，如道武帝拓跋珪天兴三年（400）所下《天命诏》：

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废兴之有期，审天命之不易，察征应之潜授，杜竞逐之邪言，绝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则几于神智矣。如此，则可以保荣禄于天年，流余庆于后世。夫然，故祸悖无缘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厥来世，勖哉戒之，可不慎欤。[5](P3511)

目的在于阐明北魏受命于天，像这类文章本该写的大气磅礴、典雅隆重，但该诏书却显得直白、拙朴，无法达到“言必弘雅，辞必温丽，垂于后世，列于典经”（《后汉书·袁张韩周列传》）的写作要求，自然也就难以显现出皇家帝王气象。明元帝拓跋嗣《敕有司劝课》：“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凡庶民之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死无椁，不蚕者衣无帛，不绩者丧无衰。教行三农，生殖九谷；教行园囿，毓长草木；教行虞衡，山泽作材；教行薮牧，养蕃鸟兽；教行百工，饬成器用；教行商贾，阜通货贿；教行嫔妇，化治丝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5](P3512)尽管在行文上注意运用排比、对偶等四、六句式，但在语言的典丽、雅正上还较显不足，尤其是逐句使用“凡庶民之不”“教行”领起，更使得文章显得稚嫩、呆板。之后随着鲜卑拓跋氏汉化程度的加深，帝王诏令文书的写作也逐渐注重艺术手法和写作技巧，如文成帝拓跋濬《遣使巡行州郡诏》：“入其境，农不垦殖，田亩多荒，则徭役不时，废于力也；耆老饭蔬食，少壮无衣褐，则聚敛烦数，匮于财也；闾里空虚，民多流散，则绥导无方，疏于恩也；盗贼公行，劫夺不息，则威禁不设，失于刑也；众谤并兴，大小嗟怨，善人隐伏，佞邪当途，则为法混淆，昏于政也。”[5](P3518)通篇以四字句为主，显得文章较为典雅厚重，排比句式的运用更增加了文章的情感和气势，但语言还不够华丽、温润，文学韵味就稍显不足。

一般而言，皇室宗亲的奏疏议表因是向皇帝进言的公文，或用于奏请，或用于议事，或用于陈情，理应写的儒雅厚重、情真意切、文采斐然，如刘勰所言：“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6](P422)但受知识素养和文学水平的限制，北魏前期的14 篇奏疏议表中很少能够达到如此艺术水准，多是直切主题、说理陈事，不太注重语言的雕琢和艺术手法的运用，情感性和文学色彩就显得相对不足，如安定王拓跋休有《请依成式公除表》四篇，均是关于孝文帝元宏为其祖母文明太后冯氏服丧礼而作，分别摘录如下：

臣等闻先王制礼，必有随世之变；前贤创法，亦务适时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异致故也。三年之丧，虽则自古，然中代已后，未之能行。……伏愿天鉴，抑至孝之深诚，副亿兆之企望，丧期礼数，一从终制，则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将就，请展安兆域，以备奉终之礼。（《请依成式公除第一表》）[5](P3591)

臣等闻五帝已前，丧期无数，三代相因，礼制始立，名虽虚置，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谅暗之言，而无可遵之式；康王既废初丧之仪，先行即位之礼。于是无改之道或亏，三年之丧有缺。夫岂无至孝之君、贤明之子，皆以理贵随时，义存百姓。……伏愿天鉴，抑哀毁之至诚，思在予之深责，仰遵先志典册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请。（《请依成式公除第二表》）[5](P3591)

臣等闻承乾统极者，宜以济世为务；经纶天下者，特以百姓为心。故万机在躬，周康弗获申其慕；汉文作戒，孝景不得终其礼。此乃先代之成轨，近世所不易。……陛下虽欲终上达之礼，其如黎元何？臣等不胜忧惧之诚，敢冒重陈，乞垂听访，以副亿兆之望。（《请依成式公除第三表》）[5](P3592)

臣等具位在官，与国休戚，庇心之至，不敢不陈。咸以为天下之至尊，莫尊于王业；皇极之至重，莫重于万机。至尊故不得以常礼任己，至重亦弗获以世典申情。……愿陛下思大孝终始之义，愍亿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终制，以时即吉，一日万机，则天下蒙恩，率土仰赖。谨依前式，求定练日，以备祔禫之礼。（《请依成式公除第四表》）[5](P3591)

四份表奏依据古代礼制反复劝说元宏在太后葬后即除去孝服，分析透彻、有理有据，可见对中原儒学礼俗的熟悉，但这种据理论事的文章，凸显的依然是儒学的社会功用性，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仍有不小差距，尤其在情感的渲染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作品本身所带来的心灵触动。

结语

北魏前期拓跋氏皇族的儒学接受与文学创作，是其在文化对立和融合中的重新选择，带有汲取与扬弃的行动自觉，既显示出中原儒学的强大功用性和思想穿透力，也可看出北魏前期统治者对儒学的服膺和重视。尽管这一时期，北魏皇族所重视的主要是儒学在国家政权建立和推动社会改革方面的作用，但儒学在北方的复兴以及在皇室教育中的推行，已深刻渗透到鲜卑拓跋氏的知识体系和文化素养中，使其呈现出渐趋明显的文士化倾向，并进而影响到北魏前期皇室文学创作的思想内涵和文风趋尚。

在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北魏前期皇室文学的面貌并没有发生多大改观。从作品内容上来看，多为诏令册表等实用文章或歌功颂德之作；从艺术上来看，浅切的语言和质朴的文风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文学的政教色彩浓郁，文学基本发挥了为政治服务的功能，符合北魏前期文学的整体风格和审美趋尚。客观而言，这一时期儒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皇室成员文化知识的积累、思维方式的改变、审美水平的提升和文体创作的规范上，这为北魏后期孝文帝元宏全面实施汉化改革和推动北方文学复兴做好了前期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