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能力视角下环境战略转型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研究
——以江西铜业为例

张子健,王思力

(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长沙 410081)

0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经济高速增长所衍生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开始显现,对如何提升发展质量、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平衡提出了更高要求。2020年9月中国提出要力争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也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绿色发展已成为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而要实现这一愿景,作为污染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双重活跃主体——企业,责无旁贷。2022年4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要求上市公司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并首次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信息纳入投资者沟通内容中。未来需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明确政府和企业在环境治理中分别发挥的重要作用。

企业加强绿色管理决策,不仅是宏观规制环境的要求,还具有其逻辑合理性。自然资源基础观指出,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实背景下,企业要想获得难以被模仿的、可持续的资源和能力,就需要在生产经营时注重环境治理,通过技术创新等手段形成绿色竞争优势[1]。而当企业在动态情境中面临环境问题困扰时,首先应当推进的战略目标便是环境战略转型[2]。但实践中,企业选择的环境战略、环境战略转型的时机、驱动因素和最终效果等都不尽相同。那么在新发展情境下,企业的环境战略决策受到哪些因素的驱动作用? 不同的环境战略会给企业发展带来什么差异化影响? 企业最终又该如何决策以更好地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 现有文献尚未能较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本文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方法,以江西铜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动态能力视角探究在内外部双重因素驱动下企业环境战略转型的过程机制,并进一步揭示环境战略转型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

1 文献回顾和研究框架

1.1 动态能力理论

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y)是指企业为适应环境的变化,对其潜在能力进行整合、建立和重构的能力[3]。动态能力是助力企业进行战略转型和变革的基本动力,企业提升动态能力的过程,也是实现内部发展与外部环境变化相匹配的过程[4]。近年来有文献将动态能力应用到了环境管理领域,并提出了“绿色动态能力”(Green Dynamic Capability)这一概念,以研究动态能力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5]。绿色动态能力理论指出,企业环境战略的转型依赖于具体的、可辨识的运作过程,这一实现过程中包括知识获取、复杂的持续创新、组织学习和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等内容[5]。而企业所拥有的污染防治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协调管理能力等可支配的资源或能力,是影响企业环境战略效果的关键所在[6]。由于企业日常经营中所接收信息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其要想在市场中抢占先机,就需要准确把握战略转型的时机和重点。而绿色动态能力通过对企业内外部资源和能力的整合、重构,能够在厘清动态环境中的复杂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新的“行为惯例”,帮助企业完成环境战略转型[7]。

1.2 企业环境战略转型

1.2.1 企业环境战略转型的基本内涵

环境战略是指企业为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诸如遵守环境规制等一系列的行动措施及其产生的结果[6]。通常将其划分为反应型环境战略、防御型环境战略、适应型环境战略和主动型环境战略四种类型[8]。企业环境战略转型正是其从反应型环境战略等较低层次的被动型战略向主动型环境战略等较高层次的前瞻型战略的转型[9]。战略转型内涵还可以从战略内容变化和战略路径变化两方面进一步明晰[10]。在战略内容变化方面,企业环境战略转型体现在领导者对待环境问题态度的转变[6]、内部员工亲环境行为参与度的提高[11]以及在组织层面更主动地进行知识学习、绿色生产和绿色技术创新等活动[12]。在战略路径变化方面,企业最初制定环境战略是对外部环境规制做出反应的一种被动行为[13],随着自然环境对其发展的约束加强,企业逐渐意识到应实施更为主动的环境战略。而由于企业间资源和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同企业环境战略转型的历程和结果并不相同。一般而言,企业会按照“反应型环境战略—防御型环境战略—适应型环境战略—主动型环境战略”的路径完成环境战略转型[10],但实践中不少企业出于时间、成本等考虑,会试图直接实现从反应型环境战略到主动型环境战略的跨越来获得竞争优势。

1.2.2 企业环境战略转型的驱动因素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指出,企业环境战略的转型过程会受到环境规制[14]、利益相关者压力[15]、动态能力[3]、组织文化环境[16]和管理者认知观念[17]等多种不同要素的驱动作用。具体来说,首先,随着环境规制主体、手段、强度和实施情况等方面的变化,企业选择的环境战略会相应进行调整[18],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制定环境战略的影响作用大小也有差异[19]。一般而言,根据其内涵的不同,环境规制可分为命令型环境规制、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三类[20]。其次,企业为了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以维持良好的社会形象,会主动调整其实施的环境战略[21]。再次,绿色动态能力通过在把握恰当的转型时机、为转型提供战略支撑和明确转型的具体路径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来驱动企业环境战略的转型[9]。最后,从组织行为学角度,组织内部倡导“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会显著影响员工个人的亲环境行为,进而影响领导者对环境战略转型的价值判断[22]。

1.2.3 企业环境战略转型对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1)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在顶层设计层面,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落实到具体层面,主要从状态视角对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界定,认为其是一种动静结合的企业状态,刻画了企业的发展状态、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企业高质量发展是相对于低水平、低层次和低质量发展而言的,是企业发展追求的目标状态,在实现过程中需要一定的资源基础、能力禀赋和战略使命的支撑[23]。综合企业发展系统、价值实现层次和价值对象范围三个维度,企业高质量发展可提炼出资源能力突出、产品服务一流、管理机制有效、综合绩效卓越和社会声誉良好等典型特质[24]。

(2)企业环境战略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目前较少有研究直接探讨企业环境战略转型与其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这一问题,更多的是关注转型后的效果,即环境战略转型将会如何影响企业绩效。而事实上,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多个方面都与环境战略转型影响企业绩效的表现有着共性:其一,在企业环境战略转型的过程中,不论是资源、能力的提升,还是产品服务、管理机制的完善……都实质上体现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特质。如随着转型的推进,企业将更加注重技术创新,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15],而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样要求其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功能,为社会提供经济、环保的产品与服务[24]。其二,从企业环境战略转型的结果来看,环境战略的选择将影响企业的创新、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绩效表现[25-26]。而企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集约型、内涵式和可持续发展范式的集成,也强调企业除了关注自身的财务绩效,还要努力实现包括利益相关者、社会等更全面的综合绩效的提升[24]。综上所述,通过资源、能力等因素驱动,在逐步完成环境战略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发展水平也逐渐达到目标状态,最终实现卓越的综合绩效。环境战略转型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更具前瞻性的环境战略会对企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3 文献述评

现有文献已对企业环境战略转型的基本内涵、驱动因素和转型效果等问题进行了较丰富的研究,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仅探讨了不同要素对企业环境战略转型的驱动作用,而对具体实践中这一转型的过程机制与内在逻辑提及甚少。同时在探讨企业环境战略转型的效果这一问题时,尚未有研究基于我国新发展情境,将环境战略转型的效果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联系起来,并对此进行综合性评价。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采用实证量化的方法,关注其静态特征,而难以较好地将环境战略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机理进行清晰阐释,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较弱。因此,本文基于动态能力视角,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方法,刻画内外部双重因素驱动下企业环境战略转型的过程机制,并探究环境战略转型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1.4 研究框架

外部环境规制的变化和内部绿色动态能力的提升,共同促成了江西铜业由实施反应型环境战略到主动型环境战略的转型[9],在转型过程中,不同阶段企业实施的环境战略会对其发展质量产生差异化影响。基于此,本文遵循“驱动因素—环境战略—实施效果”这一路线:首先,厘清企业发展不同阶段外部环境规制的具体内容及其变化;其次,分析动态情境下企业的绿色动态能力对其资源和能力进行整合、建立和重构的过程并指出其阶段性特征,由此明确在内外部双重因素驱动下企业选择的环境战略;最后,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多维度评价不同阶段实施的环境战略给企业发展带来的差异化效果,进一步揭示出环境战略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图1)。

图1 研究框架Fig.1 The research framework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选取与阶段划分

本文以江西铜业为案例研究对象,主要有3个理由:①企业应对环境问题敏感,即外部环境规制变化会显著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江西铜业既是国有企业,也是我国铜冶炼行业的龙头企业,产权性质和所处行业的特殊性使其受到的环保约束较多。公司在发展早期曾出现过环境污染问题,跟踪其在后续期间是否调整了环境战略,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②企业的环境战略阶段性变化较为明显,并具有可持续性。在中国神华、洛阳钼业和厦门钨业等备选案例中,江西铜业不同时期环保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等的变化情况更符合案例选取要求。③企业数据资料丰富且易于获得。江西铜业成立于1997年,2002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长期的发展历程为纵向深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料。

开展纵向案例研究的前提是进行阶段划分。从本文的研究思路出发:外部环境规制的变化和内部绿色动态能力的提升分别作为直接外因和内源动力,共同影响着企业的环境战略选择,推动其完成环境战略的转型。由此可以认为,对这两个驱动因素的动态识别和分析,是划分企业环境战略转型不同阶段的关键。基于上述分析,通过整理江西铜业自成立以来与其面临的规制环境、动态能力有关的数据资料,归纳分析其在发展历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战略调整、关键事件以及重要节点,并结合对其不同时期绿色动态能力的编码分析结果,最终综合起来形成判断,将江西铜业环境战略转型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表1)。

表1 江西铜业环境战略转型过程的阶段划分Tab.1 The stage division of Jiangxi Copper’s environmental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process

2.2 数据收集

本文主要以二手资料为数据来源,包括:①权威媒体对企业的专题报道、评论文章;②江西铜业多位公司高管的公开演说、访谈对话与相关言论;③企业在巨潮资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等渠道公开披露的信息;④中国知网(CNKI)、Wind等数据库的有关资料。虽然受到研究条件的制约,缺少当面访谈企业的一手资料,但基于已有的案例研究经验,本文借助二手资料展开质性研究也是可以接受的[27-29]。其一,二手资料来源广、时间跨度大且细节丰富[30],适合对企业环境战略转型这一长期过程展开研究,且相较访谈而言公开数据还能避免由印象管理和回溯性释义带来的误差[31]。其二,从本文的逻辑思路出发,外部环境规制和内部绿色动态能力的变化共同促成了企业环境战略转型。一方面,环境规制政策这一因素通过环保部门网站等官方渠道获取更为准确、可信;另一方面,作为一家行业地位较高的国有上市公司,公司高管公开接受媒体访谈的内容及其言论可以代表他们真实的观点,同时从年报、社会责任报告等可提炼出与企业环境战略决策相关的关键事件并进行编码分析,也可以把握企业动态能力的变化。同时,本文在数据收集时,重视方法的科学规范性以及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利用三角验证来保证所收集数据的信度和效度。

2.3 数据分析

本文以江西铜业环境战略转型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为案例分析单位,运用Corrbin 和Strauss[32]提出的编码技术和程序,对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编码分析,通过开放式编码和主轴式编码提炼出企业绿色动态能力的维度,并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

2.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指对收集的来源广泛、内容杂乱的原始资料进行揉碎、重组和归纳的过程,目的是实现原始资料的逐步概念化和范畴化[33]。其编码过程主要包括(表2):①对收集的原始资料进行仔细梳理,找出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语句并贴上标签,形成关键语句。通过初步分析,从第一阶段至第四阶段分别提取了27、51、85和126条关键语句。②通过对得到的关键语句进行重复者合并、无效者剔除以及归纳整理,提炼出更为精简、契合的概念。第一阶段至第四阶段分别提炼出11、25、54和62个概念。③根据合理的逻辑关系对概念进行进一步聚类,最终在第一阶段至第四阶段分别抽象出6、11、20和23个范畴。

表2 开放式编码示例(第四阶段)Tab.2 Part examples of the open coding(in the fourth stage)

2.3.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的主要任务是,探讨发现开放式编码所得到的范畴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情境关系或过程关系等潜在的联系,并以此将每个相对独立的范畴进一步展开归纳分类,从而最终形成若干个主范畴[34-35]。在主轴式编码过程中,将江西铜业环境战略转型中各个阶段的范畴进行分析归纳,并参考其他的绿色动态能力维度测量题项[36-37],提炼出核心范畴,最终获得了环境感知能力、学习吸收能力、整合协调能力、绿色创新能力4个主范畴(表3)。

(续表)

表3 主轴式编码示例(第四阶段)Tab.3 Part examples of the spindle coding(in the fourth stage)

2.3.3 理论饱和度检验

在对新收集的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时,如果不再产生新的概念和范畴,则表明达到了理论饱和[34]。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补充了江西铜业2023年上半年相关的网络二手资料做理论饱和度检验,所得结果基本与前文分析一致,在编码过程中并未得到新的概念和范畴。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的数据资料收集和编码分析在理论上已达到饱和。通过编码分析,统计出江西铜业绿色动态能力各维度在企业环境战略转型不同阶段的企业编码条目数(表4)。

表4 江西铜业绿色动态能力的编码条目统计结果Tab.4 Statistical results of coding items for each dimension of Jiangxi Copper’s green dynamic capability

2.4 构念测度

为测度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单一指标法和多维度指标法。单一指标法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唯一评价指标,在实证研究中应用较为普遍;多维度指标法则基于不同视角,综合各个维度来构建分总指标。基于此,为更好地体现出企业环境战略转型对其发展质量的综合性影响,阐明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本文采用多维度指标法,构建了适用于江西铜业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及评价指标体系(表5)。

表5 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及评价指标Tab.5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3 案例分析

3.1 第一阶段(1998—2006年):反应型环境战略

3.1.1 环境规制整体较弱:以法律法规出台为主的探索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在发展早期,由于国民经济的初始规模较小而区域生态环境的容量大,我国企业大多秉持“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理念,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态度,实质上是以高投入、高消耗为典型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经济粗放式发展背后的生态破坏问题初显;另一方面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使得国家在政策制定时更多地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并依照国际准则进行相应调整。我国开始从战略高度上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1998年6月,为加强对环境保护的统一规划和监督管理,国家环境保护的主管机构被升格为正部级单位;2002年1月,第五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首次将环境保护列为政府的五项重要职能之一;2002年11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重要论断,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在此基础上,我国政府探索性地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将环境问题正式引入社会公众的视线。如:2003年1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指出,应发展循环经济,督促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清洁能源和原料,改进工艺技术,从源头上减少污染;200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施行,强调要对各类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实现从“先污染后治理”到“先评价后建设”的转变;2006年6月,国家发改委颁布《铜冶炼行业准入条件》,从工艺设备、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明确了铜冶炼行业的准入条件。

总体而言,在此阶段我国的环境规制体系建设已具雏形。但仍存在着规制主体单一、工具简单、政策定量化要求较少和强制性不足等缺陷,使得企业事实上受到的外部环境规制的约束力度较为有限。对大部分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来说,继续凭借资源优势快速扩张,才是发展的主要选择。

3.1.2 第一阶段绿色动态能力的特征

由编码统计结果可知,第一阶段江西铜业的绿色动态能力整体较弱,环境感知能力和学习吸收能力维度特征明显。其中环境感知能力对企业战略决策起主导作用,占编码条目总数的55.56%。这主要由于:一方面,江西铜业在这一阶段正处于成功挂牌上市后的快速发展时期,公司秉持着“快速发展”的战略方针,以“提高生产能力,增强资源储备,巩固行业地位”为战略重点,需要充分了解行业环境、把握市场动态变化,同时借助国内外先进设备和技术,扩大生产规模,以实现快速扩张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江西铜业作为我国的综合性铜生产企业,由于所在行业和所有制性质的特殊性,使得其具有更高的政策敏感性并感受到了更大的环保约束力,由此在其他维度的动态能力尚且缺乏完备的成长环境时,有力促成了环境感知能力这一维度的优势地位。

而受企业战略的影响,这一阶段公司的相关投入主要表现为通过设备引进、技术模仿以提高生产能力进而巩固行业地位,而很少涉及自主技术创新,专门的绿色项目或绿色技术创新也稀缺。在应对生产经营压力时,首先考虑的也是调整生产计划、完善产品销售网络运行机制和提高资源储备等非创新性手段。同时,尽管江西铜业在此阶段延伸了自身的产业链,但大多局限于铜加工产业的行业上、下游,尚未涉足高技术领域,产品的增值空间较小。再加上此时很少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展开合作,因此造成了这一阶段企业整合协调能力、绿色创新能力较弱的特征。

3.1.3 反应型环境战略下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

在效益发展维度,得益于这一阶段保持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江西铜业依靠丰富的矿产资源储备和大型资产积累,专注于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营业收入维持了近40%的年平均增长率,实现了销售收入和净利润的稳步提升(图2)。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企业盈利能力和增长能力的提升,主要受产品销售价格上涨、销售结构调整、外购矿生产比例减小以及自有矿山生产能力提升等因素的影响。

图2 反应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的销售收入与净利润Fig.2 Sales revenue and net profit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re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绿色发展维度,如前所述,环境治理并非江西铜业这一阶段的发展重心,公司对这方面的内容提及甚少,相关表述也较为不明确,如“通过引进技术对德兴铜矿酸性水进行治理,初步实现了矿区污水变清水的环保治理”,缺乏持续性的客观数据支撑。由此可知在此阶段江西铜业并未取得较多可量化的绿色发展成果。

在创新发展维度,首先,在创新人才方面,在此阶段江西铜业并未对外公布其研发人员具体数量,从员工受教育程度来看,尽管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总员工数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公司绝大部分人员的学历仍然较低(图3),创新人才储备不足。其次,在创新资本方面,在当时较为宽松的外部监管环境下,江西铜业追求的是简单扩张式的发展,由此与每年的营业收入相比,公司的研发投入额显得不足,尤其缺少与环保相关的创新投入,且江西铜业甚少对外披露当期研发投入的具体金额,研发创新意识较薄弱。最后,在创新成果方面,应验了“投入少、产出少”这一规律。从公布的财报来看,在此阶段江西铜业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绝大部分来源于采矿权、土地使用权,而非通过自主研发形成的资产。且尽管其在年报中强调“公司长期坚持科学技术攻关”,但后续所列举的科学技术成果却均为“引进应用”他人的技术所得,难以体现出真实创新能力的增强。

图3 反应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的员工受教育程度分布情况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employees’education level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re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共享发展维度,首先,在员工权益方面,在此阶段江西铜业的应付职工薪酬总额逐年增加,2006年更是增长上千倍(图4),契合了企业加速扩张时期的庞大用人需求。其次,在社会公益方面,这一时期江西铜业的社会责任履行主要体现在销售规模迅速扩张下企业经济效益的实现为国家带来的利税贡献。最后,在安全合规方面,由于当时政策环境和监管力度尚且不严,公司并未因违规行为而受到较多处罚。

图4 反应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的应付职工薪酬Fig.4 Employee remuneration payable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re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开放发展维度,与国内销售收入总额的快速增长保持一致,这一时期江西铜业海外地区收入总额同样逐年增加,由6 997.00万元上升至229 267.60万元,并在2002年公司实现了230.19%的增长率,但此时公司海外营收的产品业务构成、地区来源等均较为单一,整体海外业务能力不强。

3.2 第二阶段(2007—2011年):防御型环境战略

3.2.1 环境规制逐渐加强:以政府绩效考核为主的落实阶段

进入2007年,国内能源供应矛盾总体趋于缓解,一些地区的高耗能行业又呈盲目扩张之势。当时我国经济总量持续扩大,GDP增长率多年维持在10%左右。但这一高速发展仍是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基于此,政府逐步提高了对环保工作的重视程度并进一步明确相关政策要求,推动了我国环境规制体系建设。

2007年10月,国家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这一重要命题,指出要基本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江西省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以加强对企业环境问题的监管和引导:2010 年2 月《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发布,对有色金属冶炼业重点防控,严格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同年12月出台《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对有色金属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监管,着重解决其可能造成的酸雨等污染问题。2011 年4月发布《关于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意见》,意识到德兴等铜矿资源重点城镇环境问题突出、资源日益枯竭,鼓励引导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转型。此外,在此阶段我国环境规制力度加强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将环境目标的实现情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之中。2007年11月国务院发布《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增加环保考核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突出了地方干部的污染物减排绩效这一考核项目。由此一方面环保责任分解至各省市区,降低了地方政府为经济发展而“包庇”污染企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加大了规制政策的落实力度,推动我国环境规制由“软约束”向“硬约束”转变。

纵观来看,这一时期我国的环境规制体系仍是以命令型环境规制为主,行政强制力虽加强,市场激励却不足。企业进行环境治理依然更多是政策要求下的被动行为,而在权衡违法违规行为、加强环境保护的成本与效益后,很少会愿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开展环保工作和绿色创新活动。

3.2.2 第二阶段绿色动态能力的特征

与第一阶段相比,江西铜业第二阶段企业绿色动态能力各维度的条目数均有所增加,条目总数从27条增加至51条。首先,环境感知能力、学习吸收能力是这一阶段的两个关键维度,二者总占比达到了68.63%,这是因为:一方面出于感知市场形势变化、环保政策调整和寻求发展机会等需要,环境感知能力对企业仍十分重要;另一方面从以引进设备、技术为主的单方面获取外部先进知识,到完善职工培训体系并提倡知识共享,知识学习和吸收由第一阶段的个体学习转化为以群体学习为主,并经过不同阶段的积累,在未来企业创新和整合能力提升上发挥关键作用。其次,整合协调能力的提升幅度较大,相较上一阶段,条目数增长了很多。以收购国际国内地区铜矿等金属矿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资源整合增多,与企业快速发展战略相契合的整合协调能力显著提升。最后,相较其他维度而言,绿色创新能力特征仍不明显:一方面,创新投入、环保领域的自主创新成果等尚有不足;另一方面,诸如“2011年上市公司十大环境污染事件之一”等多起环保事故的发生也对公司环保设施的实际运行状况和环境治理能力提出了疑问。

3.2.3 防御型环境战略下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

在效益发展维度,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江西铜业的产销规模继续扩大,销售能力进一步提升,2011年全年销售收入总额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江西铜业在此阶段的销售收入总额逐年增加,其收益水平却呈现出整体下降的态势(表6)。2010年收益率虽较上年度有较大增长,但究其原因是依靠宏观经济环境回暖带动了阴极铜等产品的工业需求、使得其市场价格和销售量攀升,同时进口铜精矿补贴等政府补助收入增加也带来短期影响。这一态势的形成主要由于:一方面,在江西铜业的产销结构中,高附加值的产品占比仍较为有限,而阴极铜、铜杆线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贡献了一半以上的营业收入,核心竞争力不足;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江西铜业的铜、金、银等生产原料的外购数量增幅显著,而公司本身采取的是以自主加工为主的生产经营模式。选择提高委托加工占比,在当时我国环境规制约束加强的特定背景下,起到了向外转移自身环境污染成本的作用,也带来了毛利空间被挤占、利润水平波动的结果。

目前，技术对调查的影响力还停留在第一现代性阶段，即技术之于调查工作更多体现为嵌入性而非控制性。调查人员对于技术的依赖性尚未达到诸如智能手机对人的控制程度。在多数时候，由于技术运用的诸多阻碍，调查人员并未真正和技术进行亲密接触，依然保持着技术的意识理性。但从长远来看，在完成技术嵌入后，不可避免地将进入自反性阶段。这就推导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图景：科技自反性该如何克服？在自反性现代阶段，不是人控制技术，而是人受技术的束缚与支配。人一刻也不能离开技术，否则思维就要重置。可以想象的场景是，当调查人员的思维起点已然不是集体决策而是如何通过技术获取信息时，自反性就已经形成。

表6 防御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的销售收入和净资产收益率Tab.6 Sales revenue and return on net assets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defens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绿色发展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指出,自2007年以来江西铜业每年投入2～3亿元用于环保治理设施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成效(表7)。但与此同时,数据显示2007 年、2008年公司通过发行可转债等方式共募集资金1 063 650万元,其中仅有27 261万元专用于环保领域,且这一时期企业环境污染事件屡有发生。江西铜业作为一家排污体量较大的上市公司,环保达标并不意味着造成的污染小,仅在监管压力下追求环保治理的合规性而缺少足够的环保投入、规范化的运行管理,难以实现真正的绿色发展。

表7 防御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的“三废”综合利用情况Tab.7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three wastes”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defens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创新发展维度,首先,在创新资本方面,在法律法规约束和环保违规成本加大的压力下,江西铜业加快了自主研发创新的步伐,2007—2009年公司的科研经费投入分别为1 808万元、2 136万元和1 380万元。其次,在创新人才方面,公司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员工所占比例不断提高,初中及以下较低学历者比重逐渐下降,员工整体学历水平提升。最后,在创新成果方面,截至2009 年,江西铜业共有376项技术成果获得专利授权,2010年、2011年分别获得专利授权54项、113项。可见公司取得了一些创新成果,但相较于收入水平和发展规模,其在研发创新领域的投入和产出仍显得不足,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在共享发展维度,首先,在安全合规方面,这一时期江西铜业发生了尾矿泄漏、污水排放超标和废水违规排放等多起事故,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同时也加重了公司的经营额外负担(表8)。其次,在社会公益方面,销售收入的增长推动了江西铜业利税贡献总额的逐年增加,2011年社会贡献总额达134 亿元,2008 年至2011年公司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分别为2.39元、2.15元、3.03元和3.87元。最后,在员工权益方面,应付职工薪酬总额仍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从2007 年的20 632.30 万元上升至89 517.95万元,进一步迎合了公司生产销售规模持续扩张的用人需要。

表8 防御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的违法违规行为情况Tab.8 The violations of law and discipline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defens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开放发展维度,这一阶段公司海外地区收入总额继续逐年增长,2009年江西铜业被批准成为七家允许开展进口铜精矿、出口铜及铜产品加工贸易业务的铜冶炼企业之一,海外业务收入增长率232.58%,业务发展迈向了新高度。

3.3 第三阶段(2012—2015年):适应型环境战略

3.3.1 环境规制日趋严格:多元化环境规制体系的形成阶段

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持续推进,我国能源、资源需求呈刚性增长,废弃物产生量不断增加,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要求更为迫切。2012年11 月国家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被列入其中,我国绿色治理体系建设迈入崭新阶段。

2015年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简称新《环保法》)经修订后实施,其中强制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向社会如实公开环境信息,并创新性地推出了“企业违法排污行为按日计罚、上不封顶”“企业环境违法信息计入社会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布”等举措,加强了对环保违规行为的监管力度。这一时期还出台了许多专门适用于铜冶炼行业的政策文件,如2014 年5月发布《铜冶炼行业规范条件(修订)》,从污染物排放总量、污染物处理工艺技术等多个方面对铜冶炼企业提出了要求。同时我国还摸索出了推进绿色治理体系建设的新模式——区分不同污染类型,开展专项污染防治行动。2013年12月江西省也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此外,除了命令型规制的强化,这一时期市场激励、公众参与等规制主体在环境问题上的影响力也得到提升。市场激励方面,2013年2月,工信部发布《关于有色金属工业节能减排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强化财政税收政策对有色金属行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支持引导作用;2013年8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将“建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作为我国环境资源领域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的机制创新和制度改革来推进。公众参与方面,新《环保法》中明确了“公众参与”原则,并提出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依法受理环保公益组织的诉讼请求;2015年7月发布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进一步对社会公众该如何参与环保工作作出了具体说明。

由上述可知,在此阶段我国的环境规制体系在监管模式、手段和强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从“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的出台,到凸显市场激励优势的排污权交易、奖励税费机制的实施,再到鼓励社会公众有序参与环保工作,共同推动了我国多元化环境规制体系的初步形成。而对企业而言,这一体系意味着可能面对更大的环保违规处罚力度、更强的绿色治理激励机制。

3.3.2 第三阶段绿色动态能力的特征

通过统计发现,江西铜业在第三阶段的企业绿色动态能力整体得到较大的提升,环境感知能力、整合协调能力和绿色创新能力为该阶段的三个关键维度。首先,环境感知能力依然是关键维度。诸如在2015年底带头多家铜冶炼行业骨干企业宣布联合减产35万吨、将企业使命由“共创、共享”变更为“致力于持续发掘资源价值,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全新修订的《事业宣言》中将“成长为广受尊敬、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资源型企业”确立为企业愿景等一系列举措,体现了江西铜业作为行业领先的国有企业敏锐感知外部环境形势变化的突出能力。其次,与之前阶段不同,第三阶段的整合协调能力、绿色创新能力由较弱维度变为关键维度,增强幅度明显。这主要得益于企业发展基调的调整。这一时期,江西铜业的发展基调由“稳中求进”变更为“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其外部业务发展重心从兼并扩张转变为了积极与竞争者、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展开战略合作。最后,在监管压力、经济下行压力和经营业绩压力等多重压力下,江西铜业坚定了绿色创新的发展道路,通过加强科研人才引进、组建技术研究院等多种手段来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并取得了一定阶段性成果。

3.3.3 适应型环境战略下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

在效益发展维度,尽管因业务规模扩大、产品销量增加和贸易收入的增加,2012—2014年江西铜业的销售收入总额仍在增加,但其营业收入增长率却持续下降,净资产收益率的同比增长率一直为负值,2015年更是较上年度下降78.01%(表9)。同时公司的净利润也逐年减少,净利润率不断下降。且在收益率增长水平慢于收入增长的情况下,收益率下降速度却要快于收入的下跌速度。由此可知,这一时期江西铜业的盈利能力和增长能力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表9 适应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的销售收入和净资产收益率Tab.9 Sales revenue and return on net assets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adap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绿色发展维度,在内外部紧张的经营形势下,江西铜业在节能减排、污染控制和循环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如2012年公司万元产值可比价能耗同比下降2.2%,节约标煤1.74万吨;通过“三废”综合利用回收铜金属55 750吨,生产三氧化二砷2 283吨,利用余热发电2.04万千瓦时,生产硫酸烧渣24.3万吨,循环经济带来的收入超46 亿元。截至2015年,江西铜业累计投入节能减排资金20多亿元,淘汰落后工艺、更新补充设备6.2万台套,建成投产了16个循环经济项目。

在创新发展维度,首先,创新资本方面,在适应型环境战略下,江西铜业的研发投入明显增加,企业更重视产品与技术的创新,但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仍然不高(图5)。其次,在创新人才方面,公司大专及以上学历员工占全体员工的比重首次超过了初中及以下学历者,但从研发人员数量来看,2015年江西铜业在年报中首次公布了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653人,仅占公司总人数的3.1%,还难以完全支撑起公司的自主创新活动。最后,在创新成果方面,2012—2015年江西铜业共有367项技术成果获得专利授权(表10),整体来看技术创新成果较为丰富,但仍存在获得的发明专利数量较少、绿色技术成果不足和科研技术成果转化率较低等可完善之处。此外江西铜业还参与了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修订工作,如2013年参加了《粗银化学分析方法》等七项行业标准的修订工作。

表10 适应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的有效专利数量Tab.10 The number of effective patents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adap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图5 适应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的研发投入及其占营业收入比例Fig.5 The amount of R&D investment and ratio of R&D investment to operating revenue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adap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共享发展维度,首先,在安全合规方面,环保监管日趋严格,2013年江西铜业先后因重金属污染、建设项目违反环保规定等问题遭到了有关部门的处罚。2015年的罚款支出中也包含了为尾气颗粒物浓度超标、雨水沟废水排放超标等事项支付的罚款(表11)。环保成本的上升让江西铜业深刻意识到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性。其次,在社会贡献方面,2012—2014 年江西铜业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分别为3.50 元、3.40元和2.69元,即利税总额的减少使得企业缩减了对外捐赠等非经营支出。最后,在员工权益方面,这一时期江西铜业的应付职工薪酬总额逐年减少,2012—2015年应付职工薪酬增长率分别为-11.25%、2.98%、-15.24%和-9.46%。经济效益的下滑使公司缩减了员工薪酬福利费用等支出,并控制了用人规模。

表11 适应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的违法违规行为情况Tab.11 The violations of law and discipline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adap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开放发展维度,与公司销售收入变化情况保持一致,2012—2015年江西铜业海外业务收入总额也呈先增后减的趋势。海外业务收入增长率逐年下降,由2012 年的107.48%下降至2015年的-19.33%。

3.4 第四阶段(2016 年至今):主动型环境战略

3.4.1 环境规制呈多元化:多元化环境规制体系的完善阶段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被摆在了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环保事宜也越来越关注。我国多元化环境规制体系的建设正全方位推进。

其一,在命令型环境规制方面,2018年5月《铜铝等有色行业规范及准入条件》修订,从技术、能耗和环保等多方面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同年又陆续发布了多项环保标准,进一步规范了企业污染防治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此外这些年来我国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标准,如2022年4月公布《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证监会首次将环境保护等信息披露纳入其中。其二,在市场型环境规制方面,2016—2018年我国首部专门体现“绿色税制”的单行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颁布并施行,环保“费改税”的完成,有效发挥了税收杠杆的绿色调节作用。2018年4月江西省发布《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工作实施细则》,指出将探索引入第三方支付机制,推进能效贷款、节能减排收益权和排污权质押融资等治理新模式,提升排污单位污染治理的积极性。2021年12 月,江西省排污权上线交易启动仪式在南昌举行。此外,随着2016年《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发布、2020年“双碳”目标正式提出、2021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开市,我国绿色金融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其三,在自愿型环境规制方面,2018年4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印发,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环保公众参与制度的规范化。同时环保认证、环境审计等社会化环境治理手段逐渐完善,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主动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环境相关报告。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涵盖“命令型+激励型+自愿型”的多元化环境规制体系逐渐完善,绿色经济正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在环境规制监管趋向常态化、多元化下,企业既感知了来自外部的环保压力,也增添了其绿色创新的内在动力,绿色发展成为了其实现自身稳定增长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3.4.2 第四阶段绿色动态能力的特征

在第四阶段,江西铜业的绿色动态能力整体提升显著,编码条目总数为126条,达到较高水平。环境感知能力、整合协调能力和绿色创新能力成为三个关键维度。值得注意的是,整合协调能力、绿色创新能力的总条目数为69条,两个维度的总占比为54.76%,其中绿色创新能力单一维度占总体比例达到了34.13%,为各维度中最高。究其原因,这一统计结果与公司在该阶段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实施的发展战略相契合。近年来,江西铜业正式提出并实施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链协同”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贯彻落实以“三年创新倍增”“技术创新战略规划”等为代表的企业发展计划,对其绿色创新能力进行针对性提高。如通过与中南大学、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等合作创立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合江西省科学院及省内重点铜业企业等组建“铜产业创新联盟”,集聚原始创新和集成突破的强大势能。并构建和完善“成果+平台+股权+运营”的转化机制,促进技术创新与市场应用精准衔接,保障公司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益。另一方面,以绿色矿山、工厂建设为抓手,培育绿色新型产业,发展绿色项目,并逐渐形成了主辅结合、虚实互补和产贸融协同共进的江西铜业产业“共振带”。江西铜业高质量发展铜、金冶炼等传统产业,也培育新材料、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同时坚持“全产业链”思维,参股或并购了江西华赣、鑫铜置地、江西万铜和广东桃林等生态环保企业,成立环境资源科技公司,进一步优化环保资源配置,在全产业链寻求机会和增值空间。

3.4.3 主动型环境战略下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

在效益发展维度,从总体来看,随着这一时期企业环保创新的持续投入,环境战略转型对经营业绩带来的积极影响逐渐显现出来。自2016年起江西铜业的绩效呈现出逐渐回升的态势,销售收入和净资产收益率都大体保持着稳定增长的趋势,显现出业绩增长快于收入总额增加的创新内源效应(表12)。在2021年“三年创新倍增”计划的收官之年,江西铜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更是跃升至8.69%,其他效益指标也实现了增长。此外,由于前期环保治理设施的投入和加大自主研发创新力度等原因造成了短期内成本的增加,导致江西铜业2015年、2019年的经营绩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图6)。

表12 主动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的销售收入和净资产收益率Tab.12 Sales revenue and return on net assets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图6 2012—2022年江西铜业的净资产收益率Fig.6 Return on net assets of Jiangxi Copper from 2012 to 2022

在绿色发展维度,江西铜业开始积极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2019—2022年间分别投入3.00亿元、3.29亿元、7.86亿元、12.20亿元专用于环保领域,环保投入占资产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截至2022年,报告期末共有4家矿山入选国家级绿色矿山、8家工厂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在合规排放、节能降耗和生态复垦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绩(表13),公司对环境的不良影响逐渐降低,环境绩效提升显著。

表13 主动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的环境绩效Tab.13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创新发展维度,首先,在创新资本方面,这一时期江西铜业增强了创新的内在动力,公司的研发投入总额逐年稳步增长,2016—2022年间年均研发支出超过35 亿元(图7)。同时江西铜业抓住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机会,围绕节能环保、清洁生产和超低排放等领域布局了一系列的绿色项目,仅在2020—2021年公司已结项或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产研项目中,便有26个与绿色相关的研发创新项目。

图7 主动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的研发投入及其占营业收入比例Fig.7 The amount of R&D investment and ratio of R&D investment to operating revenue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其次,在创新人才方面,2016—2022年间,江西铜业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进了许多创新人才,公司的研发人员数量由2 473人增加到5 347人(其中博士101人、硕士438人),增长了116.22%(图8)。并通过开辟晋升岗位通道、给予产业化成果科研激励和建立知识产权分享机制等方式,不断激发其创新动能。

图8 主动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的研发人员数量及其占总人数比例Fig.8 The number of R&D staff and ratio of R&D staff to total headcount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最后,在创新成果方面,一方面,2016—2022年间江西铜业获得授权专利的数量持续增加,且其中发明专利数量较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表14),公司研发了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并在铜加工、新材料等领域取得了关键突破;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江西铜业积极推进行业标准规范化工作,为引导行业绿色升级贡献力量。2022年主持、主导或参与标准的修订与制定共39项,其中国际标准2项、国家标准18项、行业标准12项、团体标准7项。

表14 主动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的有效专利数量Tab.14 The number of effective patents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在共享发展维度,随着环境战略的转型,企业的环保意识逐渐提升,2016—2022年间江西铜业与安全环保相关的罚款支出以及实际缴纳的环保排污费用均显著减少,下属铜矿还因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排放限值50%以上被减免了环保税。同时近年来江西铜业积极以自身优势推动社区发展,带动当地经济文化建设。2021年在《大国品牌》等联合发起的“中国ESG优秀企业500强”评级中名列第159位。

在开放发展维度,在新发展格局的指引下,近年来江西铜业努力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构建国际化发展版图。海外业务收入总额较上一阶段实现了增长,国际化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3.5 动态能力视角下环境战略转型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环境战略的实施和企业经营发展紧密联系,体现在企业三大基础活动开展的多个方面。由此,基于前述案例分析的内容,按照“驱动因素—环境战略—实施效果”的逻辑,刻画江西铜业环境战略转型进程中,不同阶段实施的环境战略对其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路径,进而揭示动态能力视角下环境战略转型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首先,在反应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江西铜业依靠拥有的优质资产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快速扩大产销规模,实现了销售收入的稳定增长。但与此同时,仅追求产销绝对数量的增加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既忽视了对产品技艺的自主优化提升,也逃避了许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应当承担的环保责任,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图9)。

图9 动态能力视角下实施反应型环境战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Fig.9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by firms affects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其次,在防御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尽管宏观环境规制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了压力,但江西铜业仍凭借着丰富的资源储备及行业龙头的规模优势,继续维持了国内外销售收入的快速增长,并试图以此来覆盖应承担的环保成本。然而不论是外部逐渐加强的环保约束,还是企业内部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都表明环保责任是无法被完全覆盖或转嫁的。只有加强绿色创新,培育核心竞争优势,才能避免企业陷入持续经营危机(图10)。

图10 动态能力视角下实施防御型环境战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Fig.10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fens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by firms affects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再次,在适应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环境规制体系调整、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等因素给企业带来了较大的生产经营压力,江西铜业的销售收入及收益水平都大不如前。江西铜业痛定思痛,一方面变更企业使命,提出绿色发展宣言,指出要抓住“绿色经济”这一发展机会,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变更发展基调,强调要用创新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两方面协同并进,从根本上有助于企业摆脱发展困境(图11)。

图11 动态能力视角下实施适应型环境战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Fig.11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ap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by firms affects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最后,在主动型环境战略实施阶段,江西铜业前瞻性地以绿色发展为目标,一方面以“绿色”为基础,努力供应绿色产品、打造绿色标杆、培育绿色动能,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以“创新”赋能,从传统矿山开采到新材料研发,从引进全套冶炼装备到自主研发对外输出,逐步实现由技术应用型企业向技术创新驱动型企业的转变。最终提质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用绿色引领、以创新驱动,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图12)。

图12 动态能力视角下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Fig.12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by firms affects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当前,企业违反环保政策将面临巨大经营风险,而绿色企业会获得政策保障、市场竞争力会相对提升,在这样的形势下,环境战略转型已是企业提升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通过对江西铜业的纵向案例研究,得出3个结论:①外部环境规制的变化直接驱动了企业环境战略的转型,且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环境战略决策的影响作用不同。一方面,环境战略作为企业适应外部环境的行为导向模式,其决策必然会受到环境规制的重要影响,如本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主动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另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组织学习这一中介桥梁,推动了企业内部绿色动态能力的演进。②企业绿色动态能力的演进是企业环境战略转型的关键动力。随着企业的成长和进步,其组织知识不断积累,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不断深化,不同维度的绿色动态能力逐渐提升,有力助推了企业环境战略的转型。同时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主导作用的绿色动态能力维度不同,不同维度绿色动态能力的强弱特征与企业环境战略的内容调整和变化呈现出一致性。③在企业环境战略转型的过程中,不同阶段实施的环境战略会对企业的发展质量带来差异化的影响。且随着环境战略的更新优化,企业对应维度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将大致保持同趋势提升。如在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时,企业环保创新投入的大幅度增加,显著提升了其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和效益发展水平。综上所述,本文构建出动态能力视角下企业环境战略转型对其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理论框架(图13)。

图13 动态能力视角下企业环境战略转型对其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理论框架Fig.13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under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4.2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3点:①本文选取了环境规制、绿色动态能力这两个因素,综合考虑内外部因素的驱动作用,从一个更新颖的角度解释了影响企业环境战略转型的因素这一问题。②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的视角,详细刻画了企业环境战略转型这一大跨度事件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这一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转型得以完成并发挥效果的作用机制,弥补了现有案例研究中对于此研究主题的缺失。③在中国特定情境下,本文探索性地将环境战略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联系了起来,在阐明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选取典型案例对其进行验证与解释,并依照“驱动因素—环境战略—实施效果”的逻辑,搭建了理论框架模型,分析出环境战略转型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填补了对二者之间潜在联系的研究空缺。

4.3 实践启示

本文在“双碳”目标、高质量发展等现实背景下,从企业外部监管与内部能力双重视角切入问题展开案例研究,并最终分别从监管层面、企业层面得出2个实践启示。

从监管层面来看,倡导多元的环境规制形式,在政策端落实并运用环保理念。具体而言,一方面,发挥环境规制对企业的规范作用。①加强监管和处罚力度。当前企业的环保违规成本仍然较低,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可将重大环保违规事件纳入上市公司预警和退市机制中,倒逼企业主动承担环保责任。②完善环保信息披露制度。以往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已难以满足当前投资者需要和监管需求,应构建统一的环保行业信息披露标准,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环保报告,降低其风险。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因材施教”。企业环境战略选择表现出明显的所有制异质性,因此在政策制定时还应注意分类管理。对政策响应度较高的国有企业,以引导其应用推广标准化环保技术、优秀管理实践经验等为主,对经济效益优先的民营企业,则在强化监管的同时还要给予足够的经济激励。另一方面,发挥环境规制对企业的支持作用。①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完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题。②鼓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构建完备的激励政策体系,以分担企业环境治理的成本和风险,激发其绿色创新动能。

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升自身的绿色动态能力。具体而言,一方面,调整企业战略规划。①将环保理念融入企业发展战略。在制订企业战略规划时从环境、经济、社会等多角度出发,以实现多维度发展绩效的提升。②合理做出环境战略选择。本文表明从利润最大化目标出发,反应型和主动型环境战略均能给企业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而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时高额的环保投入会造成短期内企业成本的增加和经营绩效的下滑,对于中小企业风险较高。因此,经营者在选择环境战略时,可以灵活运用“反应型+主动型”双元主导的环境战略,以及时调整资源投入。另一方面,改善企业运营活动。①做好环保信息披露工作。当前环保投资在中国方兴未艾,在声誉机制的作用下,准确、真实的信息披露将更有助于企业获得投资市场的青睐。②加强绿色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源泉,可通过建立科研难题公开发布等制度来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并构建“成果+平台+股权+运营”的科研转化机制,加速科研成果转化;此外,应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及行业领军企业等展开战略合作,及时跟踪行业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