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
——结构性权力的调节效应

范佳颖，马艳艳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0 引言

关键共性技术 (Key Generic Technology)是指在多个行业或领域广泛应用，并对整个或多个产业形成瓶颈制约作用的技术，具有成本高、不确定性大、外溢性强、研发周期长等特点[1-2]。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共同参与是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主流范式[3-5]。近年来，中国不断遭遇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脱钩”威胁，陷入“卡脖子”困境，进一步凸显加快实现中国关键共性技术突破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企业主导地位的缺失加剧了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间的对接矛盾，以往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牵头的技术攻关模式难以适应中国新时期的科技发展需要[6]，创新体系中的“死亡之谷”问题持续存在，最终导致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难达预期。因此，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构建由企业牵头的产学研创新联合体。

目前，中国关键共性技术创新还远未形成企业牵头主导的局面[7-9]，具体表现为：企业在关键共性技术研发重大规划和任务凝练中并未发挥“出题”作用[10]；真正由企业牵头确定研究方向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项目较少；有些关键共性技术研发项目名义上是企业牵头，但实际上研发方向和研究内容最终还是由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导。依据资源依赖理论，基于异质性资源的依赖会引致创新主体之间权力的非均衡配置，为强势主体带来权力优势[11-13]。Astley等[14]认为组织的结构性权力来源于层级权威、资源掌控和网络中心性，是产生影响的基础。因此，本文致力于回答以下问题：在多元创新主体合作中，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能否促进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强化企业的结构性权力是否有助于企业通过主导产学研合作实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①在研究视角上，以产学研合作中多元创新主体之间的主导-从属关系为切入点，聚焦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探究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认识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②在研究内容上，从层级权威、资源掌控和网络位置3个维度对企业结构性权力进行刻画，并分析其对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机制，为研究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分析框架。③在指标衡量上，将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细化到专利层面，利用专利所属技术领域和技术重要程度识别关键共性技术发明专利，有助于从更加微观的尺度上识别出企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优化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经验支撑。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

在产学研合作中，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凭借各自的禀赋优势在合作中发挥价值。创新主体的资源配置偏好和组织制度的赋存状态共同决定创新主体之间创新决策权力的配置结构[15]，由此形成产学研合作的主导方和参与方。与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相比，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不仅能有效促进知识和资源向企业的流动，还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研发合作中根据市场偏好不断调整创新方向以规避可能出现的决策偏差[16]，引导产学研合作始终围绕企业关键共性技术缺口进行，借此提升企业自身技术创新能力。本文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细化考量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其中，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是指在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合作中的高校或科研院所的数量；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深度是指企业在主导产学研合作过程中与单个高校或科研院所合作的频率。

随着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的拓展，企业与更多的高校或科研院所开展合作，有助于企业从外部获取自身不具备的、更加多元化的知识资源，进而促进企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由于学研机构的研究重点可能与企业的业务重点不完全一致，多元创新主体创新目标的差异可能会模糊企业的研发目标，不利于企业专注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因此，双方在选择合作项目时需要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实现企业对学术研究向实际成果应用转换的“最后一公里”接力。但是，当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的范围过于广泛，企业就不可避免地在多个项目的研发决策、信息协调和管理控制等方面面临资源均衡决策。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广化可能会导致组织间出现信任危机[17]，有损于企业有效利用外部知识资源。此外，企业的搜寻成本、协调成本和知识整合成本也会随之增加，进而对企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产生负向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1a：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随着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的深入推进，企业与高校或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之间逐步在价值理念和管理协调等方面趋于协同一致，通过建立成熟的合作机制推动关键共性技术联合创新。合作的深入推进可以增进各方对已有知识和合作目标的理解，通过稳定的合作渠道推动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但是，随着企业与同一创新主体合作频次的增加，企业注意力及技术轨迹的限制会分散企业对其他知识来源的关注度，导致企业创新陷入同质化封闭网络。因此，当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深化时，知识同质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会超过协同合作机制强化带来的正向影响，从而对企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产生不利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1b：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深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1.2 企业结构性权力的调节作用

结构性权力是一种构建结构和规则的权力。组织中的结构性权力来源于组织所拥有的层级权威、对关键资源的掌控力度和组织在网络中的位置[14]。创新主体在合作关系中拥有不同的结构性权力，由此形成对相应决策事项的主导权，进而影响研发合作中的战略决策、资源投入、利益分配与合作关系存续等事宜。因此，本文将从层级权威、网络位置和资源掌控3种结构性权力源泉出发，考察企业结构性权力对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

(1)企业层级权威的调节机制。在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具有层级权威的企业能够在开放式创新中掌握创新决策权，为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配置最优资源组合，提升研发合作效率。拥有层级权威的企业能够基于一定的市场地位，以市场需求牵引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主导企业扮演着组织引领者的角色，不仅能促进企业主动探索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发展方向，还能引领技术标准形成[18]，强化企业在技术与经济竞争中的强势地位，提升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随着企业层级权威增强，企业在广泛的产学研合作中发挥技术架构优势，扩大技术优先选择的辐射范围，提高企业扩大合作广度带来的边际收益，弱化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广化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带来的负向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2a：企业拥有层级权威能够弱化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广化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

由于企业与学研机构的组织类型不同，存在管理体制和创新目标等方面的差异，创新主体的联合研究协同度成为影响企业共性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19]。企业拥有的层级权威越高，越有助于企业在主导产学研合作过程中构建一套适应于自身特点与规律的合作框架与相互包容、利益共享的运行机制。明确的领导权关系能有效制约产学研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企业的沟通协调成本，凝聚产学研合作中各参与方的合作共识。企业拥有的层级权威较弱时，企业与学研机构建立协同合作机制的边际成本较高，会削弱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深度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而随着企业层级权威增强，企业构建并维护协同合作机制的平均成本逐渐下降，企业层级权威会弱化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深化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2b：企业拥有层级权威能够弱化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深化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

(2)企业网络位置的调节机制。在创新网络中，企业可以凭借网络位置构建获取、控制并影响信息的结构性权力。网络中心位置有助于企业利用位置优势桥接多个创新主体，及时了解和应用其他创新主体的创新成果，持续进行市场需求观察分析、技术系统深入理解和技术发展动态跟踪，即时把握行业技术工艺、装备水平的创新进展和产品需求趋势，准确研判技术研发方向并提出有价值的创新问题。在高网络位置中心度的加成下，处于网络的中心节点可以提高企业在网络中的可见性和声誉，吸引其他参与者的合作和支持，降低企业寻找合作伙伴的搜寻成本，减轻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广化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产生的不利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3a：企业占据网络中心位置能够弱化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广化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

占据中心位置的企业能够基于网络位置优势，发挥其对信息的控制和影响能力，进而对自身及外部组织的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企业通过网络触手接触多个具备异质性知识的创新主体，一方面有助于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保持信息优势，通过替代性资源的掌控降低其对特定技术或资源的非对称依赖，促进外部异质性知识与内部资源的整合；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企业利用多样性的合作保持组织内部核心知识与外围互补知识的异质性[20]，降低组织路径依赖风险，缓解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深化导致的知识同质化问题。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3b：企业占据网络中心位置能够弱化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深化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

(3)企业资源掌控的调节机制。在研发合作中，企业掌握关键创新资源可提高合作创新的效率和质量。当企业拥有的关键创新资源不足时，企业与学研机构合作能帮助企业快速填补知识空白，但在此过程中企业对外部资源的依赖会削弱企业主导地位。当企业自身拥有的关键创新资源不断增加时，企业能够凭借资源掌控带来的结构性权力更好地掌控创新过程和创新成果，在开放式创新中吸引更多合作伙伴[21]，利用多种异质性资源实施更有效的创新战略。同时，知识基础的积累使企业对外部知识的理解和吸收能力随之提升[22]，有助于企业吸收学研机构互补性的创新资源，更好地发挥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4a：企业掌握关键创新资源能够弱化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广化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

在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合作的过程中，企业掌握关键创新资源可以提高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议价能力，实现对企业更加有利的资源配置和知识共享。基于对关键创新资源的掌握，企业能够为技术研发提供更具竞争力的技术支持，更好地指导研究方向和技术路线，发挥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出题人”和“阅卷人”作用。此外，掌握关键创新资源有助于企业自证“搭便车”嫌疑，通过知识嵌入与学研机构建立信任机制[23]，推动组织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借助高强度的异质性知识合作与共享提升企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能力[24]。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4b：企业掌握关键创新资源能够弱化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深化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

2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度

2.1 数据来源

本文将中国装备制造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该行业能够为研究提供合适的研究情境。一方面，装备制造业对企业研发强度要求较高，行业创新知识较为密集；另一方面，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脊梁，其研发创新能力决定整个产业的产出基础。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主板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智慧芽专利数据库对企业专利信息进行匹配，删去观测期内不存在产学研合作专利的企业样本与观测期内成立时间不足3年的企业样本，最终获得样本企业397家，企业财务数据及其他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2.2 变量测度

(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装备制造企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采用企业当年获批的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数 (KGT)衡量。借鉴Helpman等[25]的研究，将关键共性技术定义为能够被多个生产部门广泛使用且能对产业产生深远影响的核心技术，采用专利所属技术领域和简单专利同族数对关键共性技术进行识别。专利所属技术领域越多，表明技术应用范围越广，专利家族越大，表明该技术在全球区域的布局越广，企业花费较高成本进行多地区多类型专利布局的技术往往与企业核心技术相关。当专利同时属于两个及以上IPC知识领域分类并拥有两个及以上简单同族专利，本文即将该专利识别为关键共性技术。

(2)解释变量。本文使用企业与学研机构联合申请专利的申请人排名衡量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地位。参照贺超城等[26]和沈映春等[27]的研究方法，当企业在专利申请人中排名第一时，认为企业在该次产学研合作中作出较大贡献，是产学研合作的主导方。例如，专利第一申请人作为牵头单位，往往需要根据研究的需求组建技术研发所需的研究团队，在主要研究方向选择、不同团队之间的科研协作、经费的筹集与分配使用等问题上做出必不可少的贡献，主导科研进程的推进。进一步地，本文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细化考量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情况，采用企业在主导产学研合作过程中接触学研机构的数量衡量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 (Broad)，采用企业在主导产学研合作过程中与单个学研机构联合申请专利的平均次数衡量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深度 (Deep)。

(3)调节变量。本文重点考察企业层级权威 (HA)、企业网络位置中心性 (NC)和企业创新资源掌控 (RC)的调节作用。其中，企业层级权威采用企业市场势力衡量，参照叶云龙等[28]的方法，用单个企业勒纳指数与以销售额加权的行业平均勒纳指数之差计算企业市场势力；企业网络位置中心性采用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中心度进行衡量，运用Pajek软件对企业专利合作网络进行处理得到；企业创新资源掌控采用企业已有发明专利数量进行衡量。

(4)控制变量。企业规模 (Size)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研发投入 (Input)采用企业当年研发投入金额自然对数衡量；企业产权性质 (SOE)，当企业为国有产权时赋值为1，其他产权性质赋值为0。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运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深度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见表1。模型1仅包含控制变量，估计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规模越大，其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越好；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较非国有企业表现较差。表1中模型2a、2b检验了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估计结果表明，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深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均存在倒U形关系，模型结果在Lind等提出的曲线U形检验[29]下显著成立。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图1对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深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刻画，可以看出随着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或深度的提高，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先上升后下降，假设H1a、H1b成立。这意味着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均存在一个合理区间。

图1 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 (BROAD)、深度 (DEEP)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 (KGT)的关系

3.2 调节机制检验

(1)企业层级权威的机制检验。表2中模型4a、4b和模型5a、5b将企业层级权威的代理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研究企业层级权威对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深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从估计结果看，调节变量与解释变量交乘项系数均显著，表明调节效应成立。借鉴Haans等[30]的研究方法，以一个标准差为单位对调节变量的影响进行图像化展示。

表2 企业层级权威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图2所示为企业层级权威对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可见，随着企业层级权威的逐渐增强，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将逐渐从倒U形翻转为正U形，曲线翻转点为HA=0.28，同时正U形曲线拐点低于零值。这表明在高层级权威下，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的提高将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凭借层级权威构建的技术牵引优势能够削弱产学研合作过度广化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带来的负向影响，当企业层级权威带来的优势足够明显时，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广化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将被解除，假设H2a成立。

图2 企业层级权威对BROAD与KGT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3所示为企业层级权威对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深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较高的企业层级权威使得倒U形曲线变得平缓，且当企业层级权威较高 (HA>0.50)时，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深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倒U形关系也翻转为正U形关系，表明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深化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也将随着企业层级权威的增加被削弱，假设H2b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在合作广度和深度较低时，高层级权威企业产生的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反而不如层级权威较低的企业。上述结果表明，企业借助层级权威构建的结构性权力只有在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和深度较高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图3 企业层级权威对DEEP与KGT关系的调节效应

(2)企业网络位置的机制检验。表3中模型6a、6b和模型7a、7b将企业网络位置代理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研究企业网络位置中心性对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深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估计结果显示调节效应成立。图4表明，随着企业网络位置中心度的提高，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和深度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倒U形影响逐渐趋于平缓。当企业网络位置中心度超过临界点 (NC>1.91)时，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倒U形曲线翻转为正U形，且正U形曲线转折点在取值范围左侧，表明高网络中心度情形下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呈正向促进作用。图5表明，当企业网络位置中心度超过临界点 (NC>2.67)时，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深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倒U形曲线翻转为正U形，且正U形曲线转折点也在取值范围左侧，表明高网络中心度情形下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深度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也将呈正向促进作用。上述结果表明，高网络位置中心度能够弱化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广化或过度深化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正向影响的区间限制，假设H3a与假设H3b成立。同样，在合作广度和深度较低时，占据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产生的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反而不如网络位置中心度较低的企业。上述结果表明，企业通过占据网络中心位置构建的结构性权力只有在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和深度较高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图4 企业网络位置对BROAD与KGT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5 企业网络位置对DEEP与KGT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3 企业网络位置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3)企业资源掌控的机制检验。表4中模型8a、8b和模型9a、9b将企业资源掌控代理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研究企业掌握创新资源对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深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估计结果显示调节效应成立。

表4 企业资源掌控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图6所示为企业资源掌控对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当企业关键创新资源不足时，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呈正U形关系，同时正U形曲线拐点位于取值区间左侧，使得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关系在弱资源掌控下呈正向促进作用。随着企业创新资源的增加，正U形曲线逐渐趋于平缓，直至翻转为倒U形 (NC>5.81)，说明企业掌握关键创新资源会强化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广化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假设H4a不成立。可能的解释是，随着企业自身拥有的关键创新资源不断增加，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广化会增加企业知识外溢的风险，关键共性技术的基础性、通用性特征更加强化了这种知识泄露风险。同时，企业关键创新资源作为核心资产，企业“怀璧”可能会引致一定程度的“搭便车”问题。在关键共性技术合作研发中，资源掌控多的企业为保护核心资源、防范技术外溢损失而进行的知识隔离必然会强化其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的区间限制。但在较低合作广度下，掌握较多关键创新资源的企业通过主导产学研合作获得的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提升仍然高于弱资源掌控的企业。

图6 企业资源掌控对BROAD与KGT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7所示为企业资源掌控对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深度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当企业关键创新资源不足时，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深度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正U形影响。在合作初期，企业能够通过产学研合作快速获得知识转移，但较低程度的合作深度提升难以在企业和学研机构间建立深度信任机制，重复的相似知识合作会降低产学研合作深度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随着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的深入开展，企业从中获得的高强度的知识转移能够更加强劲地发挥其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当企业对关键创新资源的掌控增强时，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深度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将从正U形翻转为倒U形，说明企业掌握关键创新资源会强化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深度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约束，假设H4b不成立。尽管深度合作为强资源掌控企业带来的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提升依旧强于弱资源掌控的企业，但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深度对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发挥正向影响的作用区间随企业关键创新资源的增加而逐渐收窄。可能的解释是，当企业掌控更多的关键创新资源时，企业已有的创新知识作为一种沉没成本，叠加企业与学研机构过度深入的合作锁定，会增加企业的路径依赖风险，束缚其独特创新思想的孕育和实践，制约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使得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深化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产生不利影响。

图7 企业资源掌控对DEEP与KGT关系的调节效应

3.3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回归。本文借鉴Fisman等[31]的研究方法，构建与该企业同省份同行业的全部上市企业主产学研合作次数、广度与深度的均值作为企业自变量的工具变量，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加以处理。一方面，企业产学研合作行为受地区及行业趋势影响，因此选取该变量作为企业产学研合作行为的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不同区域或行业的产学研合作行为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单个企业的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表5中模型10a和10b报告了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主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仍具有可靠性。

表5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2)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更换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专利的INPADOC扩展专利族数量和IPC领域数量对关键共性技术专利进行重新统计，借助INPADOC扩展专利族更广泛地衡量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 (KGT’)。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分别见表5中模型11a和11b，得到的主要结论同样与原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围绕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如何影响关键共性技术创新这一问题，考察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和深度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基于企业结构性权力的来源，从企业层级权威、网络中心性和资源掌控3个维度，进一步探索其对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与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和深度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均具有倒U形影响；进一步考察企业结构性权力的调节作用，发现企业层级权威和网络位置中心度能够弱化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过度广化和过度深化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但企业资源掌控会强化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广度和深度对关键共性技术的倒U形影响。

本文研究结论可为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以及促进装备制造业企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提供参考。首先，企业应当积极参与产学研合作并主动寻求在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以提升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企业在通过工业互联网、创新联盟等平台广泛寻求产学研创新优势互补时，既要适当限制合作广度以避免过高的搜寻成本、协调成本和知识整合成本为创新绩效带来的负向影响，也要适当控制合作深度以避免陷入同质化创新陷阱。其次，拥有较高层级权威和较高网络中心度的企业应借助自身结构性权力，发挥大型企业的研发创新带动作用，积极主导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产学研合作，在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创新生态培育等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最后，创新资源较少的企业应当主动接入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产业园区等平台，拓展与学研机构的连接，并积极引导产学研合作解决自身“卡脖子”难题，拥有较多创新资源积累的企业在主导产学研合作时，应当更加谨慎地选择合作伙伴，预防广泛合作带来的知识外泄风险和深度合作伴随的知识同质化锁定风险，防止过度合作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产生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