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关系对科研产出的负效应
——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样本的实证

李开顺，胡奕明，谢坤煌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30)

0 引言

自然科学基金 (简称自科基金)是对基础研究领域进行资助的重要渠道。中国自科基金2021年全年资助项目4.89万项，金额为310.73亿元人民币，同期美国自科基金全年资助项目1.95万项，金额为81.70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在自科基金上投入的资源与美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从科研影响力角度看，2022年度美国科研人才 (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仍高居世界首位，占比38.3% (中国占比16.2%)。国家之间科研水平差异受众多因素影响，而自科基金作为许多国家都采用的一种科研资助体系，其有效性可作为推断一个国家科研效率的依据[1]，开展相关研究有助于提升自科基金效率，并可能为缩小中美科研水平差异提供思路。在此背景下，如何高效配置科学基金，提升科研产出，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基金项目具有周期长、结果不确定性高以及产出类型多等特点，对其产出影响因素的研究难度较大，各国都在不断探索。已有研究发现年龄[2]、时间投入[3]、行政职务[4]、社会资本[5-6]、所在单位声誉[7]、项目经费规模[1；8]均对科研产出具有显著影响，然而由于科研人员教育背景数据较难获取，目前为止少有对校友关系与科研产出之间关系的探讨。

关系网络是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它可能成为助力个体发展的重要资源，也可能成为限制个体发展的重大阻碍。校友关系是一种普遍且影响重大的关系网络，它通过共同的教育经历和知识背景将校友联系起来，使校友在进行直接知识交流和间接观察学习时更加认同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将知识转移变得更加紧密和高效[9]。然而，校友关系也可能成为圈内圈外交流的壁垒，阻碍信息自由流动[10]，形成的非正式控制还可能有碍正常的学术争鸣和新方向的开拓，使青年学者很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5]。科研人员通常具备较高的学历水平，嵌入在庞大的校友关系网络中，因此可以预见校友关系对科研产出影响重大。那么以自科基金项目作为背景，负责人之间的校友关系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项目的科研产出？不同类型校友关系对项目产出不同方面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本文拟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索。

本文的校友关系指项目负责人之间的关系，限定在项目负责人群体的原因是：①项目负责人掌控项目的资源分配、工作推进，对项目产出有较大影响。②项目负责人多为高校教师，可通过教师主页获取其教育背景信息，而论文作者数量多且并非都是高校教师，部分作者的教育背景信息因未公开而无法获取。本文主要开展以下工作：首先，构建负责人校友关系网络。搜集2009—2014年立项的30989个自科基金项目的负责人教育背景信息，根据负责人是否曾就读同所高校分年建立校友关系网络，并采用程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亲疏中心度3种方法度量。其次，构建数量和效率两个方面的项目产出指标。通过自科基金大数据门户获取项目论文产出数据，并根据论文是否被SCI、SSCI等权威引文数据库收录将其分为高质量论文和普通论文。同时，以项目投入和产出数据为基础，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计算项目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最后，以中心度作为负责人校友关系的代理变量，检验其对项目产出端的影响。从负责人所处职业阶段、项目所属学科类型、依托单位的研究级别、科研产出的语言类别4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从强弱关系和团队规模角度进行机制检验，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主要贡献：①从校友关系的全新视角补充科研产出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从资源分享效应、群体规范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3个方面初步搭建校友关系影响科研产出的分析框架，将以往集中于资本市场领域的关系网络研究[11-12]拓展到科研产出领域，对中国科学基金管理具有借鉴意义。②发现了校友关系的显著负效应，为全面认识关系网络的经济后果提供重要证据。既往研究发现与导师的合作关系以及学术近亲繁殖会降低研究人员产出[5-6]，本文则发现校友关系会显著降低自科项目负责人的论文产出数量和效率，此发现表明关系网络对科研产出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是优化科研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向。③为校友关系和科研产出两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样本经验证据。本文利用自科基金大数据门户、万方中国科技专家库、Web of Science (WOS)以及其他网络公开信息构建了包含30989个自科项目的大样本，相较于以往针对单个学科或单个依托的单位的研究而言，样本的广度和指标的多样性有较大的提升，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较高。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校友关系相关理论

校友关系通过共同的教育经历、知识背景和价值观等将个体连接起来，对其心理和行为等产生一定的影响，相关理论包括3个方面，即弱关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结构洞理论。

人际关系的强度由时间、感情、亲密度以及互惠和承认义务决定，可分为弱关系和强关系[9]。弱关系通常发生在群体之间，分布范围较广，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社会界限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个体可以通过弱关系从其他群体获取重要信息。强关系则主要存在于群体内部，是凝聚团体成员的纽带，在信息传递方面稳定但范围有限。弱关系在信任、规范和责任方面只有较低的关系资本，但传递的信息异质性较高，冗余度较低[13]。强关系包含信任、合作和稳定，因此所传递信息的质量会更高，但获取的信息往往会产生冗余[14]。在科研人员的非正式交流网络中，弱关系通常有利于个体创造力的提升，而强关系则表现出中性的效果[9]。

社会资本是嵌于社会网络中的一种能够影响个体未来各方面表现的资源[15]。社会资本一方面可以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形成良好的群体规范约束个人的行为，促进个体间的合作[16]；另一方面也会产生排斥外来者、对群体成员过度要求、限制个人自由等负面后果[17]。共同作者网络赋予研究人员的社会资本可提升研究人员的科研声誉和影响，使其发表获取更高的引用量[18]。高校近亲繁殖所构建的社会资本对大学教师学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负影响，具体表现为博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和较高的机构近亲繁殖率均对近亲教师个体的学术产出质量产生负面影响[5]。结构维社会资本对科研人员的科研绩效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认知维和关系维社会资本则在一定程度上对科研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5]。

结构洞指网络中拥有互补信息来源的两个节点之间未连接形成的空缺。当网络成员之间没有联系或不熟悉时，通过占据结构洞，网络成员能从其他成员处获得独特的信息和观点[19]。结构洞在不同类型的网络中对创新的影响不同，在知识网络中，如果研究人员的知识元素具有丰富的结构洞属性，他将倾向于较少从外部探索新的知识元素，而在合作网络中，结构洞则会促进探索性创新[20]。如果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与许多彼此不相连的其他节点有联结，这种结构将对该个体非常有利，使其可以与更多的节点进行交互，对网络中的信息流有更多的控制，对其创新能力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11]。

1.2 校友关系与科研产出

保持高水平的科研生产力对研究人员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但个体认知和理性是有限的。为了跨越个人能力的边界，与其他研究人员合作是不错的选择。校友关系赋予校友共同的文化烙印，无形中增强了彼此的认同感，更容易将个体凝聚在一起，从以下3个方面影响科研产出。

资源分享效应。科学仪器成本的大幅上升、特定领域内对专业化需求的日益增加以及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导致多数科研工作需要通过合作完成。合作促进各种专业知识和诀窍的共享，合作使研究基础设施和人员培训成本下降，思想的交叉融合还会产生知识效益[21]。隐性知识难以进行编码化或记录，只能在特定区域范围内通过面对面交流和不断接触等形式进行传播，因此合作也可以促进隐性知识的传播[22]。跨学科的合作促使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在各个学科的边界相遇，对知识的生产和创新具有积极影响。此外，合作网络中的研究人员还能获得更多的内部学习机会，比如关于目标期刊的编审信息、特定领域前沿和热门主题等[23]。

群体规范效应。校友关系形成的科研合作网络可被视为一种社会结构，隶属于该结构的群体规范可能刺激或抑制个体研究者的行为[24]。科研网络产生的群体规范会促使研究人员建立学术声誉和取得同行认可，研究人员则会通过增加发表来完成该目标，声誉和同行认可的提升又会进一步帮助研究人员获取更多资助，构成新研究活动的基础，形成良性循环[18]。然而，群体规范也可能是一堵围墙，成为隔绝网络内部与外界信息交流的无声壁垒[10]。相对封闭的学术环境不利于个人获取新思想、寻找互补性合作伙伴，学术视野的广阔性和学术网络的多元性将受到极大限制，进而造成科研能力衰减[5]。群体规范压力使研究人员缺乏勇气质疑权威，同时加剧对不同学术见解的排斥。这些非正式控制会阻碍正常的学术争鸣和新研究方向拓展，使对既有研究的突破变得十分困难。

交易成本效应。合作能提升科研产出，但也产生包括时间、资金以及管理努力等在内的交易成本。跨学科合作产生的交易成本比学科内合作更高，因为涉及合作各方之间的认知距离[24]。高级研究人员与研究生、博士后以及初级研究人员的合作可能为整个科学领域带来红利，因为新一代的研究人员正处于社会化、发展技能和网络联系的阶段，但这意味着高级研究人员单方面的输出和指导，对其科研产出提升的帮助有限。由于一些期刊存在基金论文比以及一些学者希望增加项目成果数量，合作可能导致科研“搭便车”问题，对被搭便车的研究人员而言，不仅科研产出没有增加，可能反而会损害其科研生产力[8]。

综上，校友关系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建立科研合作网络，但合作对产出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可能通过资源分享和群体规范的正向激励促进科研产出，也可能通过交易成本的增加和群体规范对个人的限制阻碍科研产出，校友关系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到底谁更强？在不同环境下是否具有系统性差异？相关研究还未有定论。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1a：校友关系将对科研产出产生正向影响；H1b：校友关系将对科研产出产生负向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主要有：①项目基础数据来源于LetPub网站，通过筛选年份、学部和学科等，可以导出项目的标题、编号、学部、项目类型、资助金额、负责人和批准年份等数据。②利用爬虫技术，通过项目编号，从国家自科基金大数据知识管理服务门户中爬取项目负责人职称、项目成员信息和项目成果信息等项目基本信息。③自科基金项目负责人的信息，包括教育经历、性别、导师资格、行政职务等。本文首先通过万方数据库的中国科技专家库与项目负责人进行匹配，获取了约1/3的样本，其次通过检索负责人所属单位网站、百度百科等方式获取剩余2/3的样本。④项目产出的高质量论文数据，主要通过WOS文摘索引库进行下载收集，整理后通过项目编号进行匹配统计。

样本包含2009—2014年批准的科学基金项目，实际结题时间为2012—2020年，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①科学基金项目的期限一般在3～4年，产出具有滞后性，且从前期小样本的收集情况来看，2015年的项目便存在尚未结题或无产出数据的情况，影响研究的精度。②高质量论文数据需从WOS获取，而WOS从2008年7月才开始对论文所受基金资助的情况进行标注，故采用2008年及之前的数据将无法区分文章质量，不利于研究开展。

样本筛选过程：初始获得管理科学部、化学科学部和工程与材料科学部2009—2014年共计48428个项目基础数据。考虑到国际 (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受国际关系影响较大，且自科基金大数据门户中未披露其项目基本信息，将其纳入会影响研究质量，共剔除4482个项目。部分项目负责人的信息属于保密信息，剔除所涉及的12957个项目，最终获取30989个样本。

2.2 变量定义

(1)项目产出数量。项目产出数量变量有3个：项目论文总数量 (Output)、高质量论文数量 (HArti)和普通论文数量 (NArti)。对论文质量的划分，参照既有研究的做法[3，25]，若文章被指定的索引数据库收录，则为高质量文章。SCI、SSCI等索引数据库收录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期刊，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的学术水平。具体而言，利用WOS中的科学引文索引 (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 (A&HCI)、科技会议录索引 (CPCI-S)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会议录引文索引 (CPCI-SSH)统计项目产出的高质量论文。

(2)项目产出效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评价项目效率。DEA方法是利用线性规划技术评估复杂系统相对效率的一种非参数方法，基本原理是保持决策单元 (本文指每个自科基金项目)的输入或者输出不变，借助线性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有效的生产前沿面，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前沿面的程度来判断相对有效性。有效性包括3个指标：①规模效率 (Scale)，用于衡量生产要素成倍增长时产量变化的程度。②技术效率 (Vrste)，用于衡量决策单元在规模报酬可变时的投入产出能力。③综合效率 (Crste)，用于衡量决策单元在规模报酬不变时的投入产出能力，为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

(3)校友网络中心度指标。基于网络中心度理论，借鉴申宇等[12]的研究，本文构建3个校友关系中心度指标如下。

程度中心度 (Degree)，计算与负责人i直接联系的其他负责人数量，该指标越大，说明负责人的直接校友关系资源越丰富，计算公式为：

Degree=∑Xij/(n-1)

(1)

式中，Xij为负责人i和j之间的连接情况，若二者存在校友关系，则取1，否则取0。n为当年项目负责人总数， (n-1)用来消除规模差异。

中介中心度 (Betweenness)，计算通过负责人i连接起来的校友关系占总校友关系的比例，该指标越大，说明该负责人的间接校友关系资源越丰富，计算公式为：

Betweenness= (∑j

(2)

其中，∑gjk为两负责人间最短路径数的汇总，∑gjk (i)为包含负责人i的最短路径数的汇总， (n-1) (n-2)用来消除计算中的规模差异。

亲疏中心度 (Closeness)，计算负责人i所有关系之和的倒数，衡量校友关系的亲密程度，指标越大，表明个体与其他校友联系越紧密，公式为：

(3)

其中，d(i，j)为两负责人的最短距离。

(4)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8]并考虑数据收集的实际情况，控制项目负责人的经验 (GraLag)、职称 (Tit)、性别 (Gen)。项目负责人经验采用负责人本次获取项目年份与负责人首次获取自科基金年份之差度量，值越大，表明负责人的经验和成熟度越高。职称方面，由低到高划分为3档，即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分别取值1、2、3。性别方面，女性取0，男性取1。

2.3 模型设计

参考申宇等[10，12]的模型构建方法，在其基础上控制了多维的固定效应，包括学部类型、项目类型、依托单位类型、年份。模型为：

Resout=β0+β1Centrality+∑Control+γ+δ+θ+φ+ε

(4)

式中，分别用Output、HArti、NArti、Crste、Vrste、Scale来代替自科基金项目科研产出 (Resout)，分别用Deg、Bet、Clo来代替科研人员校友关系 (Centrality)。Control为控制变量，包括项目负责人经验 (GraLag)、职称 (Tit)和性别 (Gen)。γ为学部类型固定效应，δ为项目类型固定效应，θ为依托单位类型固定效应，φ为年份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为避免异常值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3 实证结果

3.1 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①自科基金的总体效率偏低。综合效率 (Crste)均值为0.106，与Amara等[7]对加拿大学者的综合效率测算结果0.543相比较低。②自科基金的产出质量较高。高质量论文 (HArti)均值为12.315，与段培新等[8]的14.595较为接近，占基金论文总数量的67%。③程度中心度 (Deg)和亲疏中心度 (Clo)处在较高水平，中介中心度 (Bet)处在偏低水平。申宇等[12]程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亲疏中心度的均值为0.036，0.009和0.041，本文的均值为0.099，0.001，0.423，说明科研人员的直接和亲密校友关系更普遍。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3.2 校友关系与科研产出数量

校友关系与科研产出数量关系见表2。

表2 校友关系与科研产出数量

(1)校友关系对产出数量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列 (1) (3)显示程度中心度 (Deg)和亲疏中心度 (Clo)对论文总数量具有显著负影响。这表明，在项目负责人校友关系网络中，交易成本效应大于资源分享效应，负责人所主持项目的论文产量减少。可见，负责人一味增加与他人的连接并不一定能增加科研产出，同时还需考虑自身能否应对连接增加导致的额外成本，在不断调整中寻求关系网络收益与成本的动态平衡。

(2)校友关系对普通论文产出的负效应强于高质量论文。列 (7) (9)中3种中心度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随着校友关系的提升，普通论文数量显著下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列 (4) (6)中3种中心度的系数均不显著，即校友关系对高质量论文数量没有显著影响。高质量论文存在知识和资金壁垒，提升了合作门槛，导致他人很难仅凭校友关系搭便车。可见，校友关系的作用具有一定边界，仅对普通论文数量有显著影响，交易成本效应可以显著降低该类论文的产出，而高质量论文由于其知识和资金壁垒均较高，校友关系较难影响该类文章的产出。

3.3 校友关系与科研产出效率

校友关系与项目产出效率关系见表3。

表3 校友关系与项目产出效率

(1)校友关系对产出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列 (1) (3)中，程度中心度 (Deg)与亲疏中心度 (Clo)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为负。可见，在考虑不同项目间的投入差异后，校友关系对科研产出的负效应依然存在且显著。造成这种负效应的原因除了前述分析的交易成本效应外，还可能有群体规范对个人的限制。关于关系网络形成的规范对个体造成限制的讨论并不少见，既往研究[5]已发现学术近亲繁殖形成的规范会降低科研产出。此处发现校友关系可能产生差的群体规范，进而阻碍基金项目的产出，与既往研究形成呼应。

(2)校友关系对技术效率的负效应强于规模效率。列 (4)～ (6)中3种中心度的系数无论是大小还是显著性水平均高于列 (7)～ (9)中各中心度的系数。可能的原因：规模效率度量的是项目投入的规模是否达到最优水平，而资助金额和资助时间这两项投入主要由基金委通过匿名评审决定，校友关系很难干扰决策过程。技术效率度量的是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能力，转化过程中校友关系的3种效应均能发挥重要影响。可见在对项目效率细化分类之后，仅技术效率受校友关系影响比较显著，这是校友关系影响的另一边界。

综上，本部分结果表明校友关系会阻碍科研产出，并且校友关系对普通论文数量的负效应强于高质量论文，对技术效率的负效应强于规模效率。此外，不同种类的校友关系对科研产出的影响也有所区分，其中代表直接校友关系的程度中心度在规模和显著性上都是最强的，其次是代表亲密校友关系的亲疏中心度，最后是代表间接校友关系的中介中心度。

4 异质性分析与机制检验

4.1 异质性分析

(1)职业阶段。对不同职业阶段的研究者而言，校友关系的影响程度并非一致。职业初始期的研究者刚进入职场，尚未建立自己的人脉圈。一方面，校友关系导致的学术近亲繁殖可能禁锢其思维，使其不敢挑战权威，同时限制其从圈外寻求合作者的可能[5]；另一方面，对校友关系的过度依赖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阻碍其科研工作的推进。为了检验不同职业阶段校友关系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根据项目负责人在获取当前资助以前是否获取过自科基金，将样本划分为职业初始期组和职业成熟期组。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4。

在表4 Panel 1中，中心度系数在初始期组显著为负，见列 (1) (2)，在成熟期组不显著，见列 (3) (4)，表明校友关系的负效应对职业初始期的研究人员影响更大。处于职业成熟阶段的研究者，已建立了一定的学术声誉和地位，校友关系形成的非正式控制很难禁锢其研究思维，此时的研究者有能力也敢于挑战权威。同时，职业成熟期的研究者的社会关系更加完备，校友关系在其社会关系总和中的占比更低，研究者几乎不会对校友关系产生过度依赖，受交易成本效应影响较小。

(2)学科类型。不同学科需要的研究基础、研究方法等不同，校友关系的影响在各学科中有所区别。化学属于基础学科，需要较长时间进行知识储备，导致其研究门槛较高，容易形成少数团队垄断大部分前沿的局面。校友关系是组建团队的重要纽带，其形成的群体规范下的非正式控制往往会阻碍团队成员与外界交流，降低研究者获取新想法以及找到新合作者的可能。与化学学科不同，管理学科无论是在知识积累还是在资金需求方面，要求均相对较低，垄断可能性较小，因此校友关系负面效应被放大的可能性较低，甚至在这种研究相对分散的环境下，校友关系的资源分享效应可能占据主导。

在表4 Panel 2中，中心度的系数在化学科学部中显著为负，见列 (1) (2)，在管理科学部中不显著，见列 (3) (4)，表明校友关系对科研产出的负影响在知识壁垒较高的学科中会加剧。这与本文的预期一致，由于管理学科没有较高的知识积累要求，学科内的研究分布相对分散，因此没有放大校友关系的负效应。

(3)机构级别。依托单位为985、211以及中科院的样本占比达到70%，校友关系的影响在顶级研究机构和一般院校之间可能存在区别。其一，充足的经费使研究人员在选择合作者时具备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以校友关系而不以个人能力为基础选择合作者，会加剧校友圈的固化和封闭。其二，充足的经费会吸引更多寻求合作的校友，这意味着更高的交易成本，项目负责人会因此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筛选。为检验校友关系影响在顶级机构和一般机构之间的差异，本文根据依托单位类型将样本划分为顶级机构 (985、211以及中科院)组和一般机构组。

在表4Panel 3中，中心度的系数在顶级机构组显著为负，见列 (1) (2)，在一般机构组不显著或边际显著，见列 (3) (4)，表明校友关系的负效应在顶级研究机构中更加明显。顶级机构相较于一般机构在平台和人员上都更加有优势，以往的研究也多表明经费增加对该类机构科研产出的提升效果显著[8]，即经费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存在“马太效应”。然而，本文的发现有所不同，表明经费过度集中反而会加剧校友关系对科研产出的负效应，为优化科学基金资助在各机构间的布局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4)语言类别。英文发表有助于提升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科研影响力，科研机构在设置考核标准时，英文发表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英文发表总体上对研究能力的要求相对中文发表更高，这帮助研究者过滤了部分校友发起的合作邀约，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英文发表对研究人员的考核晋升比较重要，研究人员会分配更多时间和精力到英文发表上。为了检验校友关系影响在英文发表和中文发表间的差异，本文分别统计每个项目的英文论文数量和中文论文数量，并计算了英文产出效率和中文产出效率。

在表4 Panel 4中，中心度的系数在中文产出组显著为负，见列 (1) (2)，在英文产出组不显著，见列 (3) (4)，表明校友关系的负效应对中文产出影响更大。上述发现说明，校友关系对科研产出的负效应一方面会因为科研产出的难度增加而减弱，另一方面也会因为考核政策倾斜而减弱。

4.2 机制检验

(1)强弱关系。弱关系理论认为弱关系存在于群体之间，分布范围较广，有利于跨越社会界限获取信息和其他有用资源[13]。弱关系善于传递异质性较高的信息，但受限于传递较为简单的知识。科研工作的知识密度较高，此时校友形成的弱关系可能无法发挥思想碰撞、激发灵感的作用，甚至会占用研究人员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了检验强弱关系机制，本文根据负责人毕业院校与项目依托单位是否相同将样本划分成两组，当负责人毕业院校与项目依托单位院校不同时，该样本为弱关系样本，否则为强关系样本，机制检验见表5。在表5Panel 1中，弱关系组的中心度系数均显著为负，见列 (1) (2)，强关系组的中心系数则均不显著，见列 (3) (4)，表明校友关系通过增加负责人的弱关系对科研产出造成负面影响。

表5 机制检验

(2)团队规模。校友关系既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团队规模扩张。当负责人通过校友关系建立的团队具有好的群体规范时，可提升成员的研究素养，同时积极的研究氛围会正向激励成员，这些正面结果会吸引更多校友加入，使团队规模扩张。但是，当负责人的团队具有较差的群体规范时，则会阻止新成员进入，隔绝团体与外部的交流，使成员无法获取新思想、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从而阻碍团队规模扩张。为了检验团队规模机制，本文按年份统计团队规模中位数，当项目团队人数大于中位数时，样本被分为较大团队组，否则为较小团队组。表5的Panel 2列 (1) (2)报告了较小团队组的回归结果，中心度对产出数量和效率均具有显著负影响，说明校友关系通过阻碍团队规模扩展对科研产出造成负面影响。在较大团队组的回归中，见列 (3) (4)，中心度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均弱于较小团队组，说明校友关系没有通过扩展团队规模对科研产出造成影响。

5 稳健性检验

5.1 倾向性得分匹配法

探讨校友关系对科研产出的影响，考虑到存在尚未控制的变量导致校友关系强弱在样本中的分布并不随机，模型存在自选择问题，本文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对该问题进行处理。首先，分年度求得3种中心度变量的中位数，构造哑变量DumyDeg、DumyBet、DumyClo，当某样本的中心度大于其中位数时，哑变量取1，否则取0；其次，分年度将哑变量取1和取0的两组样本进行匹配；最后，根据匹配得到的新样本进行重新检验。匹配后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表明，经过匹配后，校友关系仍对研究产出具有显著负影响。除了列 (2) (6)以外，DumyDeg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表2和表3的结果一致，说明校友关系对普通论文数量的负效应强于高质量论文，对技术效率的负效应强于规模效率。总的来看，经过倾向性得分匹配后的结果与主结果保持一致，表明结果的稳健性。

表6 匹配后回归结果

5.2 工具变量法

考虑到研究结果可能受到关键解释变量内生性的影响，比如负责人的个人能力可能同时影响校友关系和科研产出，本节采用工具变量法对主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选择依托单位-年度层面的中心度均值 (IvDeg/IvBet/IvClo)作为中心度的工具变量。一方面，中心度均值与该负责人的中心度具有比较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中心度的均值基本上只能从影响负责人中心度的路径影响科研产出，满足排他性条件。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表明，校友关系对科研产出仍具有显著负影响。列 (1)为工具变量回归第1阶段结果，IvDeg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本文选取工具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KleibergenPaap F的值为102.623，高于10%水平的Stock-Yogo临界值 (16.38)，表明弱工具变量问题较轻微。除列 (3) (7)外，Deg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表2和表3所示的结果一致，说明校友关系对普通论文的负效应强于高质量论文，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强于规模效率。

表7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6 结论

本文以国家自科基金为切入点，建立项目负责人校友关系网络，采用中心度指标对校友关系进行量化，同时从数量和效率两个维度对科研产出进行刻画，研究校友关系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实证结果如下。

(1)校友关系对科研产出具有显著负影响。原因在于维护校友关系产生的交易成本高于其资源分享效应带来的收益。细分来看，首先，校友关系对普通论文的负效应强于高质量论文，这是因为高质量论文发表具有知识和资金壁垒，无形中帮助科研人员过滤了低水平搭便车合作者。其次，校友关系对技术效率的负效应强于规模效率，这是由于投入规模一般由匿名评审决定，校友关系难以产生影响。最后，直接校友关系的负效应强于间接校友关系，主要是因为直接校友关系往往代表着更加熟悉和亲密的情感连接，科研人员更难以避免受该种关系的影响。

(2)校友关系对科研产出的负影响会随着负责人职业阶段、学科类型、依托单位类型和发表成果的语言类型而变化。首先，当负责人处于职业初始阶段时，校友关系的负效应更强，原因是初始阶段的科研人员更易受到学术近亲繁殖的影响，同时因为尚未建立学术人脉而对过往的校友圈子更加依赖。其次，当项目所属学科的知识壁垒较高时，校友关系的负效应更强，这是因为诸如化学这类专精的学科，更容易被少数团队垄断研究前沿，形成的非正式控制会导致圈内圈外的交流困难。再次，当依托单位为985、211高校以及中科院研究所时，校友关系的负效应更强，这是由于科研经费的集中赋予了这些单位的科研人员更多的合作自由裁量权，加速了校友圈的固化。最后，当论文采用中文发表时，校友关系的负效应更强，可能的原因是英文产出对合作者的综合素质要求更高，提升了合作门槛，降低了交易成本。

(3)校友关系通过增加负责人的弱关系和减小项目团队规模这两种机制抑制科研产出。尽管较高水平的校友关系赋予科研人员更丰富的弱关系，但实证结果显示弱关系并没有发挥传播异质性信息的优势，反而因为增加了科研人员维护关系的交易成本，降低了科研产出。此外，较高水平的校友关系可能加速科研人员所处圈子的固化，阻止新成员进入，使团队规模无法正常扩张，学术交流无法正常展开，进而降低科研产出。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提升资金配置在各受资助机构以及团队间的平衡性，突出基金委的引导作用。资助无论是在机构层面还是在团队层面的集中都会加剧校友关系对产出的负效应，更广泛地看，会加剧非正式网络关系对科研产出的负效应。通过适当均衡资助在各机构间和团队间的配置，可以降低群体规范的负效应，减小负责人面临的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校友关系的负面影响。

(2)建立对科研人员的多元考核体系，提升基金结题质量在考核中所占的比重。科研人员在职业初始阶段会通过申请更多的资助来应对考核的压力，此时其校友关系的交易成本效应和群体规范效应对个人的限制将加剧，严重损害科研生产力。加大结题质量在考核中所占的比重，将科研人员从基金申请的压力中解放，充分发挥校友关系的资源分享效应，有利于提升科研产出。

(3)鼓励中文发表，均衡研究人员在中文与英文发表上投入的精力。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校友关系对中文产出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这可能与研究机构普遍比较重视英文发表相关。近年来国家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号召科研工作者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因此各个研究机构在制定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中文发表的重要性，这将有利于研究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