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教融合助力滇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
——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视角

史洪波

（1.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广西 桂林 541004；2.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发展规划处，广西 南宁 530026）

做好农业农村工作是党领导我国各时期改革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行动方针[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农业农村的发展是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乡村振兴作为我国农业农村工作中与脱贫攻坚接续的国家战略[2]，其“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对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工作在“质”的层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文历史传统的影响，滇桂民族地区作为欠发达地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发展任务。立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宏观视角，以产教融合实现教育振兴与产业振兴的精准对接，是推进滇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一、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域下产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指出：“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3]由此，将乡村振兴战略的国家政策置于经济地理学的视野之中，而乡村振兴研究的学术话语，即是探讨“乡村作为一类特定的地域综合体，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一）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机理

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对人地关系的研究，所谓“人地关系”，是指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或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亦即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反馈作用[4]。立足系统科学的方法论，将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聚焦特定的地域，“人与地在特定的地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种动态结构”[4]，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视角出发，乡村振兴可以被定义为特定时空情境下“人”“业”“地”三者之间实现协调发展的过程与状态[5]。其中，“人”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性要素，这一主体性体现为人是目的主体与动力主体的合一。一方面，乡村振兴最终表现为作为主体的人在精神层面、收入、消费、财富水平等方面的提升以及发展权利的获得、发展机会的增加；另一方面，人也是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乡村振兴最终能否实现，取决于作为主体的人能否通过符合规律性的生产性活动实现对自然与社会进行目的性的改造。“业”是乡村振兴的中介性因素，“人”与“地”的互动是需要通过“业”来实现。当“业”与主体性要素“人”对接时，“业”表现为与“人”的生计活动相关的各种工作或职业类型。“地”是乡村振兴的情境性要素，这一要素既包括自然环境，又包括社会环境。既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不仅构成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加以改造的对象性存在。“业”与情境性要素“地”对接时，“业”表现为与“地”的经济社会活动相关的产业形式。如图1 所示，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应充分发挥“业”的中介作用，以情境性要素“地”的发展为主体性要素“人”的发展创造可行性空间，以主体性要素“人”的发展为情境性要素“地”的发展提供动力之源，实现“人、业、地”正向耦合。

图1 乡村振兴理论框架

（二）产教融合：“人、业、地”正向耦合的作用机制

教育扶贫和产业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路径[6]。教育扶贫作为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途径、产业扶贫作为提升贫困地区区域发展能力的途径，各自在我国扶贫开发进程的各个阶段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教育扶贫与产业扶贫的独立模式忽略了“业”在“人”与“地”二者之间互动过程中的中介性作用。这就导致教育供给侧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与产业需求侧的岗位要求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失调问题，从而使教育扶贫与产业扶贫的效果未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当前，科学技术的进步、文明形态的发展，首先反映在职业类型或产业形式的变革之中。“业”的中介性要素具有显著的活跃性特征，在人地关系的变迁中起着“破坏性创新”的作用。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于“业”的关注至关重要，而产教融合为激活“业”的中介性作用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工作机制。从最早期的“校中厂、厂中校模式”，到学徒制办学，再到建设职业教育集团、职业教育联盟、产业学院等合作实体，直至构建市域产教融合联合体的提出，产教融合在实践中逐步突破职业教育领域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微观视域，作为协调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理念被提升到了宏观层面的战略性高度。产教融合具有跨界属性，依托产教融合运行实体，将原本分属于社会不同职能部门的人的再生产与物质的再生产统一于同一实体组织中，通过对产业发展要求与职业岗位需求的精准把握，激活“业”的中介性作用，从而实现“人、业、地”的正向耦合。

二、产教融合助力滇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现实挑战

产教融合的跨界属性为其作为“人、业、地”正向耦合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理论层面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方面，乡村的社会经济条件构成产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产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效果的发挥也受制于自身的发展水平。

我国滇桂民族地区多山脉、河流、峡谷，广泛分布着彝族、白族、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滇桂民族地区受限于偏远的地理位置，以及崎岖险峻的地形，不利于发展传统农业，阻碍了对外贸易交流。因此，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当前我国滇桂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稳步增长、发展总量有待提高，产业结构效益不高且优化进程缓慢，人口自然增长率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人口发展质量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滇桂民族地区仍然处于从“人、业、地”负向耦合向正向耦合转变的阶段。聚焦滇桂民族地区这一特定区域，其欠发达的整体情况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要求，而既定产教融合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以能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一）滇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任务的艰巨性

1.减贫目标转向，发展任务两期叠加

2020 年，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然而，着眼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目标，全面决胜脱贫攻坚只是阶段性的胜利。贫困问题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不同的表征，因此国家的扶贫目标也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30 多年来，我国的贫困问题在总体上逐渐从生存性贫困转变为发展性贫困，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然而对我国滇桂民族地区来说，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历史累积惯性，“后脱贫时代”仍然面临着生存性贫困的潜在威胁。因此，“后脱贫时代”滇桂民族地区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量”与“质”两个维度都提出了新的挑战[7]。一是量的巩固。“后脱贫时代”滇桂民族地区首要任务是巩固既有的脱贫成果，防止大规模返贫。在脱贫攻坚时期，主要是推动贫困人口收入的提高以及贫困地区产业的发展，但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与贫困地区的区域发展能力发展缓慢，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问题显著。“后脱贫时代”如何激活乡村“人、业、地”耦合机制，防范脱贫户返贫风险，是滇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二是质的优化。继脱贫攻坚之后，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其目标更高、范围更广[8]。“后脱贫时代”，质的优化体现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体目标的接续。

2.经济结构欠佳，产业发展效益不高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地区经济发展的效益也就越高。近年来，我国滇桂民族地区第一产业产值呈下降趋势，但其在经济总量中仍然占据20%左右的较大比重；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在区域经济总量中占比逐年提高，2018 年首次实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但第二、第三产业变化幅度小，产业结构优化进程较为缓慢，产业发展效益不高[9]。当前，我国滇桂民族地区形成了以边境贸易、文化旅游、农产品特色种养与休闲观光、加工制造业转移承接与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四大产业为主导的地区产业特色化发展格局，这些产业虽然市场潜力大，但目前的发育还不够成熟，这是导致我国滇桂民族地区经济水平低、产业发展效益不高的主要原因。一是边境贸易初级化特征仍然明显，大多数进出口产品科技含量低、经济附加值也较低。同时，边境贸易加工主要依赖进口产品作为原材料，产业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较大，缺乏稳定性。二是文化旅游产业目前大体上还处于前期开发阶段，旅游景点的打造，交通、餐饮、住宿等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还较为滞后，文化旅游产业的经济拉动作用需要进一步释放。三是农业产业的发展在主体上仍然集中在种养阶段，农业产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程度较低，农业产业链的延长需要进一步加强。四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的转移承接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需要依靠资金、技术实现进一步提质增效。如围绕矿产资源的深加工化和技术集约化还未能形成主导性优势，传统粗放型加工制造业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

（二）滇桂民族地区产教融合作用力弱

1.产教融合层次不高、范围不广、程度不深

产业与教育是社会分工中人的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专业化领域，产教融合作为二者相互融合的一种路径为乡村振兴的更好实现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乡村振兴可以说是产教融合的衍生性功能，一个地区产教融合在总体上所达到的既有发展水平，影响着其在这一具体领域的功能发挥。从现实情况来看，滇桂民族地区产教融合还存在着层次不高、范围不广、程度不深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或者这些问题的具体表征主要有以下3 个方面：一是部分院校产教融合发展规划和布局不够完善，相关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未能密切配合，院校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未能统筹考虑。以广西为例，一方面，当前广西“一流”学科建设主要以人文社科类、理工类学科为主体，与新兴产业相关的学科数量较少，对接广西“九张创新名片”打造的紧密度不高。这说明广西高等职业教育通过拉动宏观经济从而惠及滇桂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需要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中职学校普遍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生源外流、规模过小等问题。专业设置的重复率高、设置比较多且招生规模相对较大的专业主要有汽车运用与维修、学前教育等，而与广西民族地区大力发展的边境贸易等需求相匹配的专业却鲜有开设[10]。二是校企双方合作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政、校、企信息共享不足。产教融合的深度推进涉及教育、产业、财政、税收等多个领域的制度供给。当前，我国产教融合相关的制度供给仍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去完善，尤其是具有具体实践指导性、细则性的制度供给。三是产教融合平台建设、运行面临各种制约因素，缺乏系统规划，设施利用效率不高。当前，滇桂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集团（联盟）、产业学院等形式，因缺乏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这些集团（联盟）、学院在合作办学中往往存在“集而不团”的问题。

2.物质基础相对匮乏，条件保障的压力较大

产教融合的开展需要建立在一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对于我国滇桂民族地区来说，产教融合诚然为实现乡村振兴开辟了新的路径，但也要看到推进产教融合的条件存在约束性。滇桂民族地区现实发展水平的滞后使产教融合面临着条件保障的压力，这就进一步制约了产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成效。从大的方面来讲，滇桂民族地区产教融合条件保障的压力主要体现在资金、技术、人才的短缺。一是资金短缺。受地理区位的影响，长期以来滇桂民族地区有些地方基础设施配套不足，公共服务设施较落后。例如，僻远乡镇主要依赖沿边公路、县道及乡道进行对外交通联系，且一些道路路面损坏严重；产业园区以及周边村庄给排水等设施的利用率、处理率比较低；在偏远地区，以中职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校舍、教学设备等办学资源短缺的问题。为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必须加大力度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然而，当前基础设施改善需要地方财政配套解决的资金占比较大，资金保障压力较大。二是技术短缺。企业是技术创新最活跃的主体之一，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近年来，伴随着国家加大沿边地区的开放、开发力度，不少社会企业选择入驻沿边地区。但大多数社会企业选择投资大城市或口岸型城镇，对于沿边非口岸型的一般乡镇投资较少。企业投资过少导致滇桂民族地区很难借助企业的技术优势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也很难激活产教融合的内生需求。三是人才短缺。受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企业投资短缺等现实问题的影响，相较于发达地区，滇桂民族地区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更难以为高层次人才的职业成长提供良好的空间。这导致了滇桂民族地区劳动力外流现象明显，老龄化、“空心化”日益严重，专业型、技术型、知识型人才流动性大。

三、产教融合助力滇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在理论层面论证了产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而滇桂民族地区乡村整体的发展境遇及产教融合发展水平则在现实层面制约着其助力乡村振兴的效果。产教融合作为一项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反映了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应立足现实发展条件，遵循“人、业、地”耦合的客观规律，创造条件，以产教融合助力滇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现。

（一）合理调整优化乡村振兴的产教空间布局

产教融合作为激活“业”这一发展的中介性要素的机制，对于乡村振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国家层面产教融合相关政策文件中涉及“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等的提法，已经表明产教融合具有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的高度。因此，产教融合助力滇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必须结合现实发展的基础，做好滇桂民族地区发展的宏观规划。云南面向“滇中崛起、沿边开放、滇东北开发、滇西一体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广西依据“南向、北联、东融、西合”全方位开放的战略规划，优化各级各类产业与教育资源的功能布局，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等，对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建设、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需求。

具体到产业资源布局方面，滇桂民族地区应立足脱贫攻坚时期构建起的特色扶贫产业格局，聚焦四大龙头产业，以“边贸+”“旅游+”“农业+”“工业+”为思路，延长产业链。“边贸+”要进一步推进进出口产品的精深加工，不断探索易货贸易、互市贸易、旅游购物等多种贸易方式；“旅游+”要以旅游产业为主导，推进餐饮住宿、康养医疗、文化体育等相关产业发展；“农业+”要以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研发为主导，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工业+”要积极培育龙头企业，加大以矿产资源为主的加工研发深度，打造工业产业发展集群。通过产业链的延长，促进产业初级化向精深化转型升级发展。在教育资源布局方面，滇桂民族地区紧扣当地乡村振兴产业布局，精准实施专业布局优化工程，打造一批对接“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需求的专业建设基地，紧扣当地产业集群的“强龙头”主干工程，建设一批重点专业；聚焦“补链条”主导需求，建设一批特需、急需专业群；呼应“聚集群”主攻方向，高标准建设面向滇桂民族地区产业集群的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带动力强的特色学科和专业，服务产业集群发展。

（二）完善产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

伴随着国家层面、省级层面产教融合试点工作的开展，关于产教融合发展的相关政策相继出台。各级政府强化对产教深度融合的政策保障和支持，但有关产教深度融合的关键环节、重要领域等方面的政策推动、法规保障仍有待优化。从产教融合助力滇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来看，制度供给体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是国家和省级层面关于产教融合的普适性制度供给。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产教融合涉及发展改革、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工业和信息化等多个相关行政职能部门。作为一个交叉领域，只有多个相关职能部门形成合力，才能不断完善产教融合的政策供给。从内容维度来看，一是通过建立健全产教融合法律制度，明确界定产教融合多元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为产教融合多元参与主体的行动提供基本的规范。二是进一步细化“金融+ 财政+ 土地+ 信用”的产教融合组合式激励政策。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加快研究制定具有系统性、可操作性的具体激励制度，维护产教融合多元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三是深化“管、办、评”分离，充分利用行业协会等第三方力量，对产教融合的实施开展综合评价，坚持政府监管与市场治理并重。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评估产教融合的实施效果，为产教融合的持续推进提供制度保障。

其次是聚焦乡村振兴功能定向及滇桂民族地区地域定向的特殊性制度供给。一方面，在产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概念逻辑中，乡村振兴是目的性描述，产教融合是手段性描述。产教融合最初并非为乡村振兴“量身打造”的概念，但当乡村振兴时代重任的紧迫性与产教融合实现“人、业、地”正向耦合的有效性相遇，乡村振兴作为最能够体现产教融合社会价值的衍生性功能得以呈现。另一方面，我国滇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情况较为特殊、复杂。资金、技术、人才的短缺，使产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因此，在完善产教融合普适性制度的基础上，应聚焦乡村振兴功能定向及滇桂民族地区地域定向，重点完善激励制度供给，如加大对滇桂民族地区产教资源建设的投入力度，对参与滇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的企业、学校、人才给予更高水平的补贴及其他福利性保障。通过补偿性投入，激活产教融合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项目的积极性。

（三）推进产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资源体系建设

产教空间布局的合理优化及制度供给的完善为产教融合助力滇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而产教融合的落地依托于产教融合项目的实施。其中，资源体系的建设为产教融合项目提供着直接的支撑作用。

推进滇桂民族地区产教融合资源体系建设，一是要完善产教融合的环境资源。强化政府专项引导作用，建设一批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示范城市（县、区）、一批行业企业共建共管的现代产业学院，建立起产教融合的可行框架和参照依据，发挥产教融合先试先行和辐射带动作用，推进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二是完善产教融合的平台资源。紧扣滇桂民族地区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产学合作协同平台功能分散、人才培养机械被动地反馈产业需求的难点，由政府主导建立产教融合综合服务平台，将现有的职教集团、产教联盟、职业教育园区等资源充分整合，形成包括“政校企”合作、实习实训、师资培训、技术研发、“双创”、公共信息服务等多元功能在内的综合性产教融合平台。通过平台的资源聚集效应，吸引和聚集更多的优质企业资源、行业资源和区域资源等创新要素，构建从上至下一以贯之的组织管理系统。三是充实产教融合的教育教学资源。滇桂民族地区应聚焦产教融合乡村振兴任务，着力推进“三教”改革。建立产教融合型教师队伍标准，加强教师轮训制度建设，建立与完善学校教师与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相互兼职兼薪机制，全面提升教师服务乡村振兴的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由教育行政部门推动，校企共同研制反映滇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发展需要的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标准，立项开发一批校企合作编写、符合生产实际和行业最新趋势的教材。推行面向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的任务式教学模式，积极开展项目制、情景式教学活动，深化校企联合培养。推行企业课堂、校内课堂、网上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将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

四、结语

当前，伴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出台[11-13]，产教融合正在从一个发轫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人才培养模式的“小改革”转变为与国民经济社会同步规划发展的“大战略”。立足我国滇桂民族地区特定的区域特征，充分发挥产教融合促进“人、业、地”正向耦合的作用，是滇桂民族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