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集聚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凌小倩 魏晨娜

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0 引言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促进经济繁荣的基石，也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体现。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改变制造业“空心化”的现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生，各国纷纷探索制造业的振兴、发展与升级之路，以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抢占新一轮产业制高点。集聚经济是促进制造业增长和布局调整的核心力量，与农业、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的集聚现象更加普遍。长江三角洲地区拥有中国最大的综合工业基地和发达的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同时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下，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集聚不断深化，推动了经济发展。

1 文献综述

“产业集聚”一词是指同一个产业在某一地理位置的集中，以及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上的不断汇聚。我国学者最早也提出来类似的观点，认为产业集聚是相同的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产业成长现象［1-2］。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观点，对产业集聚的内涵没有统一严谨的定义。产业集聚研究起步于19世纪末，马歇尔是首位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学者。他认为外部经济是产业在空间上形成集聚的主要原因。关于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在马歇尔之后形成许多学派。韦伯的“产业区位理论”，重点在于具体分析运输条件、劳动力和集聚现象在工业区位选择中所起到的作用［3］。我国经济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对制造业集聚进行深入的研究，整理研究成果发现，主要集中在不同区域制造业现状、制造业集聚与生产率、制造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和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上。

由于区域差异，学者们利用不同方法对制造业的集聚水平进行探究。赵智、廖明辉等（2022）运用区位熵指数法测度并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集聚水平，发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的整体集聚状况不够理想，部分行业集聚优势逐渐显现［4］。黄宇金、孙威（2021）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分析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对比分析区域、行业、企业间的差异性［5］。还有学者对珠三角地区和具体省份的制造业集聚状况进行了研究，制造业集聚趋势存在较大差异［5］。

产业集聚的形成、发展方向以及未来的前景等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部分学者对影响产业集聚的经济因素展开实证研究。有学者认为运输成本会显著影响制造业集聚。樊秀峰、康晓琴（2013）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陕西省2006-2011 年制造业28个行业集聚度的影响因素作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运输成本的降低对制造业集聚有促进作用［6］。陈柯、尹良富等（2020）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运输成本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7］。叶云岭、邓洲等（2022）和许修齐、项章特（2019）学者都提出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制造业集聚的重要因素［8,3］。在研究规模经济影响制造业集聚时，学者们的结论存在差异。陈柯、尹良富等（2020）通过实证分析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发现产业的规模效应显著且稳健地促进现代制造业的集聚［7］。刘宏曼、郎郸妮（2016）的研究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规模经济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9］。针对不同要素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由于学者们研究地区的差异而存在差异。许修齐、项章特（2019）研究发现劳动力已不再是影响长三角制造业集聚的主要因素［3］。在考虑自然禀赋下，学者们结论基本一致认为自然禀赋对于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刘艳（2013）和樊秀峰、康晓琴（2013）都认为外资利用对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不够稳健［10,6］。学者们在研究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上，考虑市场需求、国际贸易、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此外，赵儒煜（2015）、赵玉林（2017）、高晨宇（2022）等分别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先进制造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发展对策［11～13］。

综上所述，从现有研究来看，规模经济、运输成本、不同要素以及外资利用是产业集聚驱动因素研究的重点。本文结合长三角三省一市区位特点，将对外开放度、城镇化水平、市场需求、劳动力成本四个因素纳入文章，研究各因素对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当前，中国的制造业集聚正在蓬勃发展，针对发展现状，进一步研究制造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因素，对制造业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对于合理安排制造业结构、优化制造业产业布局，促进制造业集聚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必然要求［14］。

2 长三角制造业集聚水平测度

2.1 测算方法与数据说明

2.1.1 区位熵指数法

本文研究的制造业31个具体行业，去除工业行业中的水生产和供应业及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等行业。测度产业集聚程度的方法主要有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法，E-G 指数法、空间基尼系数法和区位熵的方法［15-16］。出于对收集数据的考量，目前我国大部分学者还是采用区位熵方法对产业集聚度进行测算。

区位熵指标最早由哈盖特提出并加以运用，通过产值来反映某行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是否具有生产优势。通过计算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当地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某区域该部门产值在区域内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之间的比值，来表示专业化程度。该值以“1”作为临界点，若区位熵大于1，该行业属于区域专业化部门，区位熵越高，专业化程度越高；如果区位熵小于或等于1，该行业尚未发展专业化生产，属于自给自足的部门［9］。

首先，对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制造业集聚区位熵进行分析，公式如下：

式（1）中，Lit表示第i个省市在第t年的制造业总产值；GDPit代表第i个省市在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全国所有省市区在第t年的制造业总产值之和表示全国所有省市区在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其次，在计算具体制造业行业的集聚水平时，本文按照《国民经济分类标准》（GB/T 4754-2017）对31 个制造业作出分析［17］。从专业化程度上判断一个地区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2）中，Lit表示某地区某行业的规模，i为地区，j为具体行业。Li表示i地区制造业总规模，Lj表示j制造业全国规模，L表示全国制造业总规模。区位熵LQij即为i地区的j制造业指标规模Lij在i地区制造业总规模Li中所占比重，与j制造业占全国制造业规模的比值。比值越高，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越高。

2.1.2 数据说明

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在计算城市制造业集聚时，制造业生产总值数据的获取较为困难，因而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替代了工业部门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在计算区位熵反映制造业集聚水平时，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数据计算得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集聚状况［18］。根据区位熵的计算公式，本文从《中国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选取2011-2020 年数据，计算出长三角三省一市制造业基于全国水平的区位熵和每个地区制造业具体行业产业集聚程度。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本文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2.2 测度结果与分析

2.2.1 从地区分析来看

由表1 可得，长三角区域整体制造业已经发展专业化生产，制造业集聚水平较高，相比全国的制造业发展具有一定优势。样本期内，变化波动较小，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集聚水平。在长三角区域内部，四个地区的制造业集聚水平差异较为明显。2011-2020 年江苏省、浙江省制造业的区位熵均大于1，说明两地制造业专业化程度较高，具备全国性的相对比较优势，浙江省区位熵数值略低于江苏省。如图1，江苏省、浙江省制造业区位熵变化较小，两地制造业集聚程度较为稳定。江苏省2011年区位熵值最大值为1.39，之后稳定在1.18，均未超过1.20；浙江省稳定在1.13，没有形成理想的超高集聚水平。由于本文采用的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地方民营小企业和家庭小作坊不在计算范围内，浙江省历来又是民营小企业发达的省份，导致浙江省制造业集聚度计算结果比预期低，统计结果所出现的浙江省制造业集聚水平现状与浙江省发达的专业化生产有一定偏差。

图1 2011-2020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制造业集聚度折线图

表1 2011-2020年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区位熵指数

安徽省2011-2018 年区位熵均大于1，集聚水平较高，制造业专业化程度高。在2019-2020 年，安徽省转变为制造业集聚劣势省份，由折线图可知，整体趋势明显下降。上海市是四个地区中制造业集聚程度最低的，除2017 年外，区位熵均低于1，制造业专业化生产能力弱，相比全国具有一定劣势。从图1 看出，上海市总体制造业集聚呈下降趋势走向。从上海市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随着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该地区服务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不断增加，金融、信息和科技服务业增势迅猛，工业发展比较低迷，制造业的集聚程度不可避免地呈下降态势。

2.2.2 从行业分析来看

1）行业整体集聚状况

由表2可知，从制造业行业来看，当下长三角制造业行业整体集聚状况还不够理想，“百花齐放”的发展形势并不突出，许多行业还没有达到专业化生产水平，竞争优势有待提高。一方面，只有一半制造业行业的区位熵超过1，具备全国性的比较优势。其中，化学纤维制造业区位熵最高，为2.28。通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区位熵均高于1.50，排名长三角区域制造业的前三位。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在长三角地区起步早，辐射带动作用强，有深厚的发展基础，集聚优势明显。长三角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涵盖完整的产业链，从纺织化纤生产到织物的织造再到染后整理，最后形成服装生产。纺织化纤行业前6 位龙头企业中5 家位于长三角，纺织业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化学纤维制造业在长三角的专业化生产。同时，有9 个制造业集聚行业的区位熵不超过1.20，在全国的竞争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表2 2011、2020年长三角制造业行业区位熵指数

另一方面，15 个区位熵未超过1 的行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等区位熵值徘徊在0.50 上下，集聚水平非常低，其他区位熵未超过1的行业其值在0.70 左右，行业专业化水平不高，在全国相关行业竞争中处于下风。由表3 可知，根据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分组，长三角制造业集聚水平垫底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具有全国比较优势的行业多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伴随着经济发展，长三角正在从制造向智造的转型，不再依靠廉价劳动力带来的发展优势，技术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

表3 制造业行业按要素密集度分组

2）行业集聚趋势变动

从行业变动的整体趋势分析，2011-2020 年制造业三分之一行业的集聚状况较为稳定，区位熵值变化较小，在0.10 以内，其余三分之二行业的集聚趋势变化明显。如表3，对制造业行业按要素密集度进行分组可知，有10个行业的专业化状况有所改善，制造业集聚的全国优势逐渐加强，包括3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4 个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2 个资源密集型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1个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烟草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的区位熵增幅最大，历年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从1.17上升到1.70。

同时，有9 个制造业行业出现了集聚状况下降的现象，分别是3 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2 个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2 个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和2 个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现最大降幅的是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降幅为0.50。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的区位熵值呈倒“U”形变化，转折点发生在2014 年。

基于以上制造业行业测度分析可以发现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集聚的行业分异十分明显，传统制造业行业亟须改造升级，寻找新的突破口，新兴制造业还面临培育壮大的市场挑战，带来巨大的制造业退潮压力，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和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调整，值得引起关注［19-20］。

3）行业集聚地区差异

就具体省（市）域的制造业行业集聚而言，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省（市）域差异明显。2020年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和上海市制造业行业区位熵大于1.00 的行业分别有14 个、17 个、14 个和13 个，浙江省最多。不同省（市）域具有全国性的专业化优势行业各有差异，江苏省和上海市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主，浙江省和安徽省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江苏省制造业集聚水平前四的行业分别是化学纤维制造业（2.15）、仪器仪表制造业（1.86）、通用设备制造业（1.6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1.58），区位熵均高于1.50，专业化生产优势较强；部分行业如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0.12）集聚水平极低，反映出江苏省内制造业行业发展存在较大不平衡。浙江省的化学纤维制造业（4.59）、纺织业（2.32）、仪器仪表制造业（2.03）具有突出的集聚优势，其化学纤维制造业的区位熵是江苏省的两倍多，已经达到全国最高的专业化生产水平。集聚水平最低的是农副食品加工业（0.26），浙江省工业发展历史悠久，以第三产业为主，城市化水平高，农业生产相对薄弱。安徽省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农业占比相对较高，因此安徽省农副产品加工业区位熵大于1.00，具备全国性的相对比较优势。化学纤维制造业（0.35）在安徽省的产业集聚水平极低，与江苏省和浙江省完全相反，上海市同样具有这种特点。上海市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4.68）、汽车制造业（2.41）、烟草制品业（2.37）与通用设备制造业（2.10）四个行业区位熵均大于2.00，产业集聚水平高，专业化程度较深。集聚水平最低的化学纤维制造业区位熵仅有0.06，制造业行业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由此也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化学纤维制造业的专业化生产主要是由江苏省和浙江省带动的，两省由于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发展，带动化纤产业的发展。

2011-2020 年，三省一市分别有不同的制造业行业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变动。江苏省医药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区位熵值提升到1.00 以上，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区位熵值下降至1.00 以下，纺织服装、服饰业下降幅度最大。浙江省集聚水平明显上升的行业是烟草制品业，汽车制造业和制鞋业等行业出现集聚状况明显下降的现象，皮毛制品和制鞋业的区位熵值下降了0.96，这表明浙江省传统皮革业的发展受到新兴制造业培育壮大的冲击，亟须在变革升级中寻求突破良方。安徽省其他制造业集聚水平提高，汽车制造业集聚水平下降，失去全国性的专业化相对优势，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的区位熵值下降了1.20，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发展中对于生态环境的忽视。上海市制造业明显上升的行业居多，其中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的区位熵值提升了2.41，集聚水平提高十分明显，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其他制造业的集聚水平下降，专业化水平下降。

本文对以上结论作出总结分析如表4。各省（市）在制造业发展上对高耗能、高污染、高资源依赖行业进行了调整，行业改进方面取得很大成效，应该注意对废弃资源的综合利用还需进一步加强，拉动社会效益的同时还需要更加注重生态效益，实现产业绿色升级。同时作为长三角专业化生产优势产业的汽车制造业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外新兴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冲击，传统燃油汽车制造行业面临亟须调整的压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技术革新。因此，传统汽车制造业行业需要突破技术瓶颈，实现技术革新。

表4 2020年长三角各省（市）制造业行业集聚现状总结

3 长三角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3.1 影响因素选取与方法说明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开放水平会对制造业集聚产生重要影响。对外开放水平越高，会带来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和间接的产业转移，制造业的发展有机会得到更多外商资金和国外先进技术支持，使得专业化生产能力提高。伴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扩张，制造业企业为获得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和提高国际竞争优势，会向开放水平更高的区域集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根据城市经济学研究理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可以为经济发展带来正向的外部效应。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文化制度系统和其他资源保障会随着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变得更好。城镇化水平提高，可以吸引周边邻近地区的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聚集，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良好的生产条件包括丰富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保障，促进产业集聚有效提升［21］，对制造业产业集聚会产生正向影响。市场需求极大影响企业的供给，更广阔的市场有利于制造业企业集聚。作为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丰富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会促进制造业集聚。长三角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发展优势，吸引丰富的劳动力。劳动力成本是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成本越低越有利于企业形成竞争优势，劳动力成本高低对制造业集聚会产生重要影响［22］。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借鉴已有成果，基于数据可得性，提出影响制造业集聚的四个因素，分别是对外开放度、城镇化水平、市场需求、劳动力成本，考察其对于长三角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使用区位熵方法度量长三角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水平，并以选取的四个变量为解释变量（见表5），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制造业产业集聚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构建的模型如下：

表5 各变量设置

式（3）中c为常数项，εit为误差项，估计结果经Hausman检验，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3.2 数据说明

本文共选取2011-2020 年共10 年的统计数据作为分析样本，数据均来自研究省市的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中国统计年鉴》。对于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3.3 实证分析与结果输出

根据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6）可知，在整体回归中，所有变量对于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均在1%水平下显著。就长三角区域而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和市场需求水平提高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外开放水平的作用远远大于市场化效应的作用。相反，城镇化水平提高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对制造业集聚产生负向影响。

表6 面板模型随机效应回归结果

具体来看，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系数达到12.154，表明长三角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会促使制造业向着专业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在外向型经济下，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会吸引更多外商投资，使得制造业发展具备良好的资金支持，可以提供各类尖端的生产设备和多样化生产技术，有利于制造业集聚水平提高。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长三角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入，国际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国际竞争力加强，吸引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人才和先进生产技术。这些要素的结合降低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优质条件，极大提升长三角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发展优势，促进制造业企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发展［23］。同时也有利于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形成规模经济。此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不仅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也鼓励高科技人才和资本的汇集，在制造业集聚过程中进一步加速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集聚。这是近年来长三角地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中度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新发展格局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因此未来对外开放水平这一因素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作用会减弱。

市场化水平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影响。长三角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口众多，市场需求大，多样化的需求会推动制造业企业专业化的供给，市场需求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促进该地区的制造业产业集聚。但是市场需求提高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甚小。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人们现在的需求更多是对基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制造业产品大部分为工业品，从需求角度来看，对于制造业企业基于专业化供给形成集聚影响作用小。

根据已有研究表明，在城镇化水平提高过程中，丰富的资本和大量的劳动力、产业向城市集中，要素集聚为制造业企业扩大规模，产生规模效应提供有利条件和广阔市场。城市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将会提升，便利的生产要素能提供组装所需的空间和物质保障，促进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形成制造业企业集聚，有助于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升。但是，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提高对于制造业集聚会产生负向影响，影响系数达-1.825。从研究来看，劳动力数量已经不再是影响长三角制造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城镇化水平提高吸引着丰富的劳动力，对于长三角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减弱。同时，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已居于全国前列，人口过分向城市集聚，地租水平持续上涨，出现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病问题，阻碍制造业在更大范围的集聚，产生负向影响［24］。

在劳动力池的因素中，工资水平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工资水平的提升将会促使制造业集聚水平降低。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随着地方经济水平的发展，地区工资水平也将提高。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企业来说，劳动力工资占生产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工资成本上升将导致这些企业的收益减少。因此，需要大量工人的制造业倾向于选址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根据长三角制造业集聚现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集聚在显著下降。由于高技术、人力资本等高端要素对制造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传统要素驱动企业不断进行产业升级转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集聚水平大幅提升，劳动力成本对长三角制造业集聚会产生较低的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相比较低。

3.4 稳健性检验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因素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序列相关和异方差等问题也可能会干扰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取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原被解释变量制造业集聚水平区位熵通过制造业总产值与GDP 比重计算，现替换成制造业营业收入与GDP 比重计算，结果如表7 所示。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和市场需求水平提高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集聚有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提高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对制造业集聚产生负向影响。可见，基准回归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通过上文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测度的结果与分析，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1）长三角地区整体制造业集聚水平较高，制造业发展相比全国具有一定优势，波动性小，比较稳定。江苏省和浙江省在样本期内制造业集聚水平一直稳定保持在较高水平。安徽省制造业集聚水平次之，整体趋势明显下降。上海市制造业集聚程度最低，制造业并没有达到专业化生产的临界值，波动性大，制造业集聚呈下降趋势。

2）从制造业行业来看，当下长三角地区制造业行业集聚状况不够理想，还有提升空间。一方面，仅有二分之一的制造业行业区位熵大于1，具备专业化生产的比较优势。其中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集聚水平排名长三角区域制造业的前三位。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在长三角地区起步早，辐射带动作用强，有深厚的发展基础，集聚优势明显。另一方面，15 个区位熵未超过1 的行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等行业区位熵值徘徊在0.50 上下，集聚水平非常低，其他区位熵未超过1 的行业其值在0.70 左右，行业专业化水平不高，在全国相关行业竞争中处于下风。

3）按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分组，长三角地区集聚水平垫底的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具有全国比较优势的行业多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反映出伴随着经济发展，长三角正在从制造向智造转型，不再依靠廉价劳动力带来的发展优势，技术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

4）2020 年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和上海市制造业行业区位熵大于1.00 的行业分别有14 个、17个、14 个和13 个，浙江省最多。不同省（市）域具有全国性的专业化优势行业各有差异，江苏省和上海市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主，浙江省和安徽省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

通过对影响长三角制造业集聚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

1）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和市场需求水平提高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外开放水平的作用远远大于市场需求的作用。长三角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会促使制造业向着专业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在外向型经济下，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使得外资有更多机会流入，为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升提供资金支持。

2）城镇化水平提高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对制造业集聚产生负向影响。由于劳动力数量已经不再是影响长三角制造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城镇化水平提高伴随着大量劳动力的涌入，对于长三角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减弱。同时，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已居于全国前列，人口过分向城市集聚，地租水平持续上涨，伴随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病问题，阻碍制造业在更大范围的集聚，产生负向影响。由于高技术、人力资本等高端要素对制造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传统要素驱动企业不断进行产业升级转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集聚水平大幅提升，劳动力成本对长三角制造业集聚会产生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很小。

4.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对策建议：

1）完善区域制造业布局，突出制造业发展的生态、产业和区位特色

各地应发挥各自的资源禀赋、空间位置和产业技术比较优势，有针对性地确定产业发展定位，差异化打造制造业龙头企业，为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聚合实力。如浙江省和江苏省的化学纤维制造业，可以根据产业集群的成长阶段，按照从集聚区到产业网络再发展集群功能的成长路线，合理按步骤培育化学纤维制造业集群。同时，针对现在的绿色发展理念，要注重对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制造业的发展，锻造出内部循环的生态产业链，实现资源利用价值和效率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减少制造业发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壮大实体工业经济的竞争力［25］。

2）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地区的对外开放度越高，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的频率越高，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就越有可能得到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地区要充分利用地理优势，进一步促进对外开放。在招商引资时，要把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根据要素市场化流动，避免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政府积极制定相关政策，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一方面，鼓励企业走出去，充分挖掘外资的贡献，积极争取外资，努力提高本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加快引进关键技术核心制造企业，吸引更多先进制造业企业落地长三角，打造传统制造业竞争优势，补齐先进制造业产业链短板，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外部活力。

3）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为鼓励制造业集聚发展，长三角地区应推动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同步发展，更好地发挥两者的内生交互作用，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带动，促进制造业集聚发展。传统追求速度和规模的城镇化需要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城镇化转变，以适应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一定程度上对制造业集聚产生积极正向影响。杜绝过度城镇化带来的城市病问题导致制造业无法在更大范围的集聚，使制造业发展的成本上升，阻碍制造业发展。要立足城市要素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培育发展特色鲜明的城市制造业产业［26-27］。通过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充分促进科技、人力资本等高质量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推动制造业发展，形成专业化生产优势。